公眾考古

公眾考古學（Public Archaeology），也稱為“公共考古學”，是考古學的一個研究領域。簡單地講就是考古的大眾化，核心思想是為考古相關者進行交流與解釋。它主要研究考古研究與公眾之間的關係與溝通、文化遺產保護、“古為今用”、考古發現對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影響等諸多方面。

公眾考古學是一個較新的學科。公眾考古的理念最早於20世紀60、70年代首先出現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早期的公眾考古就是公眾考古教育，當時主要是解決包括當時亟待解決的文化遺產保護與公眾考古教育在內的文化資源管理問題。近些年，隨著西方公眾考古理念傳入中國，公眾考古日益受到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介紹西方公眾考古研究這方面的論文，可參見《公共考古學的多樣性與非調和性》及《美國公眾考古教育》等學術論文。

公眾考古學出現於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美英等發達國家，與考古學發展所帶來的考古遺存和文化資源管理工作中出現的緊急情況密不可分。考古學學科專業化的增強，使得資料的保護和管理問題日趨顯著。而學術界對於大量具有價值或潛藏價值的考古資源無法給予充分的保護，致使它們面臨被破壞的威脅，甚至已經遭到破壞。於是，學界希望跳出專業人員管理的模式，藉助政府的力量，將考古遺存保護和文化資源管理上升為一種國家行為。其實，無論是從事野外調查研究，還是進行考古田野發掘，都是在國家的土地上進行，這就註定了考古與國家之間不可阻斷的聯繫。以現實的情況來看，幾乎大部分考古工作都是在國家政府職能部門的支持下進行的；而考古的成果，無論是報告的發表，還是文化遺存的保護都依賴政府的支持。在考古學的推廣中，幾乎所有的重要媒介也都與政府有著關聯，博物館、圖書館、傳媒……從某種程度上說，考古學的推廣是一種政府行為。

公眾考古研究的領域已經涉及到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公眾考古教育、文化遺產所有權、文化遺產的闡述與展示權、專業考古界與公眾之間的溝通等諸多領域。所涉及的相關學科有文化人類學、管理學、經濟學、心理學、法學、博物館學等。上個世紀起，美國有些大學已經開設公眾考古本科及碩士研究層面的課程，大多數畢業生從事文化資源保護及管理工作。

嚴格意義上講，公共考古學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學科；然而，公共考古研究的重要意義在於使長期以來一直被少數考古學家、學者壟斷的考古學開始走下“學術的象牙塔”，並開始由傳統的人類“過去”的研究轉向“過去”與“現代”連接，關注為現代社會公眾利益服務的問題。因此，公共考古學不僅是考古學的進步與發展，也可能因而帶動包括考古學在內的其他傳統學術研究的革命。

2013年10月21日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高蒙河教授在河南三門峽舉行的中國公眾考古仰韶論壇上表示，公眾考古在中國由來已久，考古已成為一種公眾參與越來越多的活動乃至一種生活方式。

高蒙河表示：“公眾考古一般都說是來自英語的概念，這不全對。其實在中國，早就被蘇秉琦叫做考古學的大眾化。”與西方相比，中國公眾考古學的出現，至少具有同步性和原發性兩個特徵，公眾考古在中國本土發生，並不完全是西方公眾考古學影響或傳播下的產物。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1950年首次提出考古是人民事業的觀點，還用圖例方式，展示考古、歷史、博物館、文化建設之間的相互關係。蘇秉琦說：“一、考古是人民的事業，不是少數專業工作者的事業。人少了成不了氣候。我們的任務正是要做好這項把少數變為多數的轉化工作。二、考古是科學，真正的科學需要的是‘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是大學問，不是小常識。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參加也不成，科學化與大眾化是這門學科發展的需要。”這也是新中國後來考古學大眾化歷程的出發點。

中國公眾考古大致經歷受眾型、關注型、參與型三個發展階段：受眾型階段以專家自發性為主，單向普及傳播，公眾參觀、接受為輔，如定陵、馬王堆漢墓、秦陵兵馬俑考古；關注型階段以專家話語權為主，開始自覺討論公眾考古必要性，公眾和媒體關注並舉，如老山漢墓、南海一號考古；參與型階段，專家角色轉變，不再是考古資源唯一和當然的權威解釋者，公眾和社會媒體獲得發言權，其對於文化遺產的看法和價值觀大行其道，如曹操高陵考古。

過去的許多重大考古發現，都是專家說了算，但現在有些發掘專家學者已不再是考古信息的唯一解讀者，公眾的參與度越來越大，甚至質疑程度也越來越高。“過去和現在是公眾能為考古幹什麼，現在和將來是考古能為公眾做什麼”。

公眾考古學已是復旦大學2013年春季碩士選修課，未來很可能成為新的學科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