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斐

劉斐年少家貧，其岳父為當地有名中醫，認識時任連長的白崇禧，1920年起劉斐先後入廣西南寧和廣東西江講武堂，畢業后相繼任定桂討賊聯軍總司令部參謀和第3路指揮部參謀長，參加對舊桂系部隊作戰。1926年春劉斐隨廣西綏靖公署參謀長白崇禧赴廣州與國民政府商定兩廣統一和準備出師北伐的具體措施。北伐戰爭開始后，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主任作戰參謀。11月辭職赴日學習軍事，進入日本陸軍大學。

1934年春劉斐返桂，任第4集團軍高級參謀兼廣西民團幹部學校教育長。1936年劉斐奉命策動廣東陳濟棠聯合桂系反蔣（介石）。兩廣事變爆發后，又應程潛之約，積極為蔣、桂和解斡旋。

1937年“七七”盧溝橋抗戰爆發后，劉斐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一部作戰組組長。次年改任軍令部第一廳廳長。掌管作戰計劃。在抗戰中多次識破日軍戰略動向，然皆不為當局接受,1949年李宗仁派出代表團與共產黨和談，劉斐以軍事顧問身份參與。當雙方代表擬定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被國民黨政府拒絕後，6月潛赴廣州，力勸代總統李宗仁、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結束內戰，未果。在此期間，劉斐為促成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貢獻。同年8月，在香港與黃紹竑、龍雲等共44名國民黨知名人士通電宣布與國民黨政府決裂。旋即應邀赴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劉斐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等職。1983年4月8日劉斐在北京逝世。

劉斐1898年10月25日生於湖南醴陵縣姚家壩鄉潭灣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父親劉笛樓和母親張氏生有三子一女，劉斐排行最小，從小聰明活潑，令人喜愛。父母含辛茹苦，勉強把他拉扯到9歲，為了讓他能上學讀書，日後有碗飯吃，忍痛將他過繼給一遠房兄弟為嗣。其後，劉斐入塾，繼而考上醴陵縣朱子祠高等小學。他天資聰穎，能說敢幹，成績優秀，深得老師同學喜愛。1917年夏，劉斐與當地著名中醫鄒益經之女鄒碧坤結婚。

1917年，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洶湧澎湃，波及湖南，劉斐深受到影響，打算外出做番事業，他的想法得到岳父鄒益經的支持。是年秋末，桂系舉起“護法”大旗，廣西督軍譚浩明任湘粵桂聯軍總司令，出兵援湘，抗擊北洋軍閥段祺瑞的進攻。日後成為桂系首要人物的白崇禧當時奉命帶兵退駐株洲，不幸士兵水土不服，多有染病，白本人也病倒不起。鄒益經被請到軍中為患疾官兵醫治。經鄒的精心調治，軍中瘟疫盡除，患者盡數痊癒，桂系官兵感謝不已。鄒益經由此結識白崇禧。日後，鄒益經請白崇禧幫忙引薦女婿劉斐到桂軍中當差，得到首肯。1920年，劉斐告別妻女，到達廣西。從此，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

當時，劉斐年方二十，不但儀錶堂堂，而且寫得一手好字、好文章。經營長馬曉軍同意，他被安排在白崇禧所在連任文書，不久升任排長，並被選派到廣西南寧講武堂學習，1921年6月結業。時值粵桂戰爭爆發，桂系內部新、舊兩派矛盾重重，新派企圖擺脫舊派羈絆建立新政權。1921年，孫中山派粵、贛、滇各軍討伐舊桂系軍閥陸榮廷。其時，陸之舊部馬曉軍宣布歸附孫中山。不久，新派代表人物黃紹竑、白崇禧、夏威等以田南警備司令馬曉軍的名義發起“百色起義”，劉斐隨白參加。是年冬，“百色起義”失敗，劉斐率全排隨夏威出走邏里與隻身逃脫的白崇禧會合，經西隆方向前行到達貴州板壩，白崇禧自封為田南警備軍指揮官，下編3營，劉斐升任參謀。在處境艱難之際，白崇禧向孫中山、陳炯明、馬君武發出電報，表示堅決追隨孫中山，與自治軍作戰到底。為了備戰，劉斐與白崇禧親往南籠籌措經費和冬服，以解部隊燃眉之急。

1922年春，白崇禧部在粵軍支持下，與從黔桂邊界經百色打回來的黃紹竑會師于田東，廣西省長馬君武改委馬曉軍為田南警備軍第五路司令，黃、白分任第一、二統領，劉斐仍任參謀，旋被派往李濟深在肇慶主辦的廣東西江講武堂學習。在西江講武堂，劉斐除學習軍事外，還受南方革命潮流的影響，較多地接觸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

1924年秋，劉斐從西江講武堂畢業。這時正逢新桂系的黃紹竑、李宗仁聯合起來，策劃剪除舊桂系陸榮廷、沈鴻英，統一廣西之際。劉斐返回廣西，在黃紹竑為總指揮的廣西討賊軍中任參謀。是年6月，廣西討賊軍與李宗仁為總指揮的廣西定桂軍合併為廣西定桂討賊聯軍，李、黃分任聯軍總指揮、副總指揮，白崇禧任聯軍總參謀長兼前敵總指揮，劉斐改任該部參謀，后又改任第三路指揮部參謀長，在前線協助白崇禧指揮作戰。聯軍對舊桂系採取“各個擊破”、“先陸后沈，再回師拒唐”的策略，在東征西討的各次大小戰役中，幾乎每戰必勝，於當年9月剪除了陸榮廷殘部。隨後又與沈鴻英激戰於武宣、柳州一帶，大敗沈軍，至1925年7月，終於消滅了舊桂系軍閥的全部勢力，並將唐繼堯東侵之師驅逐出境，統一廣西。在此期間，劉斐出卓越的軍事才能，贏得白崇禧的依重。從這時起，他開始了同李宗仁的交往。

在統一廣西的同時，廣東國民政府成立。是年下半年，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和南征，統一了粵境，為北伐進軍準備了後方基地。孫中山逝世后，劉斐和李任仁力主繼承中山先生遺志，統一兩廣，出師北伐，實現全國統一大業。這一政見當即得到李、黃、白三人首肯，劉斐被指派前往廣東聯繫兩廣統一事宜。

劉斐一到廣州，就找到曾有交往、又有鄉誼的湘系將領譚延闓和程潛。在他們的幫助支持下，劉斐與汪精衛、譚平山、廖仲愷等見了面，雙方很快便把兩廣統一，準備出師北伐的初步方案談妥。之後，劉回桂彙報。白崇禧經與李宗仁、黃紹竑協商，於1926年2月上旬同劉斐一道赴穗，向國民政府正式提出了有關兩廣統一、準備出師北伐的具體方案。復經數度會談，終於實現了兩廣統一。

1926年7月，廣東革命政府興師北伐，國民革命軍8個軍，雄師10萬，兵分三路，在“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戰歌聲中向北進發。由於白崇禧調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總參謀長，代行李濟深的總參謀長職權，劉斐被派任總司令部上校主任作戰參謀，隨總司令部從廣州出發，前往湖南、湖北，協助代總參謀長指揮作戰。當時，他雖年未“而立”，但才智出眾，韜略過人，頗能為白崇禧排憂解難，深受白的賞識和信任。在北伐中，他與第2、3、6軍的黨代表李富春、朱克靖、林伯渠以及蔡暢、郭沫若等經常接觸，深受教益。

1926年11月8日，北伐軍再度攻克南昌，殘敵孫傳芳部向浙江狼狽潰退。因戰情需要，蔣介石任白崇禧兼“東路軍前敵總指揮”，並授以進佔杭州、上海的全權。劉斐為白的助手，本可隨其東下，再立戰功。然而，在二度攻下南昌之後，鑒於蔣介石等違背孫中山“三大政策”，陰謀壓制工農運動、排斥共產黨人，國共矛盾漸趨激化，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即將遭到毀滅，而自己又無能為力的情況，他“急流勇退”，再三辭職，請求出國學習。白崇禧無奈，只得應許他東渡日本學習軍事。

1927年春節，劉斐回到家鄉。當地鄉親為他的業績深感驕傲，舉行歡迎大會，劉斐在會上慷慨陳詞，宣傳孫中山關於國民革命必須依靠工農的主張。春節后劉斐離開家鄉前往上海，入一短期日語班學習，不久由滬乘輪船到達日本。他在日本東京先學習了3個月的日語，后通過根本博少佐介紹至東京附近的千葉縣佐倉町第1師團第57聯隊，見習半年，經過考試錄取入日本陸軍步兵專門學校學習。

在陸軍步校，劉斐除刻苦學習軍事理論和參加訓練外，繼續攻讀日語。不到兩年，便翻譯了日文著作《戰鬥綱要》一書。他根據學習研究所得，寫了一部《戰爭救國論》的小冊子，后帶回國內。1930年，劉斐從陸軍步兵專門學校畢業，因成績優異，被免試擢送陸軍大學繼續學習四年。

在日本留學期間，劉斐十分關注國內局勢。他鮮明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右派“四·一二”政變的反革命行徑，堅決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他積極參加進步的中國留日學生所組織的集會活動：舉行“濟南慘案”的周年紀念、“五四運動”紀念、“雙十”紀念等。在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發生后，他參加了留日中國學生組織的反日愛國活動，與其他同學一起，推派代表回國向南京政府請願，要求停止內戰，對日宣戰。此外，他還接濟一些生活有困難的中國留日學生和愛國志士。

劉斐常與好友陳端本等談論如何富國強兵的問題。他說，要繼續在日本學習軍事，是為將來我國同日本打仗作準備的，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認為：中、日兩國，最後必將一戰。中國只有堅決抗日才能生存；中國社會只有通過抗日戰爭才能洗去污垢；中國的民族精神，也只有通過抗日戰爭才能光大發揚。他的這一預見和判斷，得到了歷史的證明。

劉斐明智地選擇旅日留學七年，避免了參與：蔣介石叛變革命、寧漢分裂又西征討唐，蔣桂、蔣馮、蔣馮閻各次戰爭，及對江西紅軍的五次“圍剿”等清共和內戰。這使他“留得一生清白，頗引以為慰”。

劉斐與白崇禧的關係雖然密切，但在關鍵的問題上，又自持主見，自行其道，從“獨闢蹊徑”至最終與白“分道揚鑣”。程思遠說：“他以一個向來被稱‘不羈之士’轉而‘折節讀書’，具見其人富有韌性，非常人之所能及”。

1934年春，劉斐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此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採取獨裁統治，對李宗仁、白崇禧採取扼殺的方針，廣西當局所處形勢和環境很不利，需要對付的問題日益增多，因此他們一再催促尚留日本的劉斐從速歸國回桂。

劉斐拒絕了去南京為蔣介石充當幕僚，回到廣西。在他提出“一不帶兵；二不擔負具體責任”的情況下，李、白同意任他為國民革命軍第4集團軍高級參謀兼廣西民團幹部學校教育長，協助白崇禧培訓民團骨幹。他利用這一職務，一方面在學校加強孫中山三民主義教育和軍事知識教育，開展軍事訓練，一方面往來各地進行抗日反蔣的政治活動。

此時，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魔爪，已由東北伸入華北，並不斷向華北增兵，妄圖實現并吞全中國的計劃。中華民族處於空前危機之中。但國民黨政府對於日本日益擴大的侵略，卻仍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因此，劉斐贊同李、白高舉抗日旗幟進行反蔣，並積極策動湖南、廣東以及其他方面的勢力一致反蔣。

劉斐首先赴湘，做何鍵的工作。何鍵是受桂系扶植方得以擔任湖南省府主席的，因而對李、白有好感，後來桂系兵敗退回廣西，何迫於蔣介石的壓力才與桂係為敵。劉以湘桂利害關係向何進言，暗示何應“回頭是岸”。經一番交談，何鍵口頭答應與桂系言歸於好，合作反蔣。緊接著，劉斐又去廣州策動陳濟棠反蔣。他利用陳當時身臨困境的有利條件，多次往來於南寧與廣州之間，不斷做策動工作，終於在1936年5月促成陳濟棠與桂系聯合反蔣，6月1日發起“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爆發后，蔣介石調集軍隊進逼廣西，李、白也準備誓死抵抗，一場內戰如箭在弦。起初，劉斐力主交戰，後為保存雙方力量以利抗日，他審時度勢，改變初衷，同意了程潛南京來電的看法：“中國要抗日，就不應再打內戰，而應敦勸蔣、桂雙方和解，以免自毀抗日力量”，力主和平解決，並為此做出很大努力。8月，劉斐應程潛之約，赴粵面見蔣介石。在與蔣介石交談時，他力陳只要蔣出來領導全國抗日，問題就能和解。蔣介石說：“內里不安，叫我怎麼來抗日？國內不統一，不消滅共產黨，能夠抗日嗎？”劉斐反駁說：“安內是自己打自己，消滅抗戰力量，這豈不是替日本侵略者製造機會，而自速其亡！”最後他表示：“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無盡期地準備，而是有限度地來從事抗日準備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設法勸說廣西當局。”蔣見劉似乎很有把握，便接受了他的意見。

次日，劉即趕回南寧，向李、白作了彙報，共同商量了具體和平的辦法。主要是，蔣接受抗戰，收回事變以來調動李、白職務的成命，派大員入桂正式和談，並擬出“中央承認以中、日現有狀態為基礎，積極準備抗戰，如日軍再前進一步，立即實行全面抗戰；抗戰一開始，廣西保證出兵參加作戰”等6項條款。不日得到蔣介石的基本同意。

8月26日，劉斐受李宗仁、白崇禧指派為代表，再度赴粵見蔣，表達和平願望，並正式斡旋和平。他到黃埔會見蔣介石后，經過一番口舌，終使蔣同意了廣西方面提出的和解條款。8月30日，李、白致電蔣介石，歡迎他派代表入桂和談。9月17日，蔣、李在廣州會晤，“兩廣事件”遂告和平解決。和平實現后，隨即開始了和平條款的執行。由於劉斐在“兩廣事件”的和平解決中，擔負了保證廣西履行條款的義務，特別是要保證廣西在國民黨中央決定抗日時如約出兵。因此，由穗回桂后，他為了保持在蔣桂之間的超然地位，便於公正執言，遂決定不受委於任何方面的職務，於10月初由南寧經廣州去湖南南嶽休養。

12月，“西安事件”爆發，劉斐在南嶽見到從上海趕來的救國會的楊東蒓，經交談取得一致意見后，便一道往桂林與李、白共同商議。他奉勸李、白，國難當頭，不能聽從某些人的起事慫恿，輕舉妄動，而讓日本人乘虛而入。議決后他趕到南京，向何應欽傳達了廣西方面對“西安事變”的態度和意見。不過幾天，蔣介石被釋放回到南京，劉斐應約相見。蔣介石對劉表示，他對廣西當局這次沒有趁機出事，甚為滿意，並托劉斐和程潛一道去廣西，代表他向桂方表示慰問。

1937年7月7日，劉斐正準備動身赴歐洲考察之際，“盧溝橋事變”爆發了。蔣介石電召劉斐赴南京，要他往廣西敦促李、白履行出兵諾言，並邀白到南京共商抗戰大計。於是劉帶著蔣介石給李、白的親筆信，立即乘飛機到桂林。他與李、白見面后很快就談妥：馬上準備出兵！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犯淞滬地區。8月13日，日方集結駐滬部分陸軍及海軍陸戰隊萬餘人向閘北進攻，中方軍隊立即應戰，大規模抗戰於是開始。

是日，蔣介石召開最高國防會議，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最高統帥部，任命何應欽為參謀總長，白崇禧為副參謀總長。軍委會設第一至第六部，分掌軍令、軍政、經濟、政略、宣傳、組訓等事宜。劉斐被委任為對日作戰大本營作戰組中將組長，參與大本營對日作戰決策。

其時，日本帝國主義採取的是“速戰速決”之戰略方針，妄圖三個月滅亡中國。劉斐召集作戰組的一些負責人，根據敵我雙方基本情況和敵我戰略方針，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和研究。他們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一貫採取的是蠶食政策和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我國軍備雖處劣勢，但人口眾多，兵源充足，領土廣大，資源豐富，我國的戰略方針應該是：針對敵人企圖使戰爭局部化的陰謀，儘可能使戰爭全面化，利用我國諸多有利條件，實行持久消耗戰略。這些意見，在最高統帥部得到許多高級將領的贊同，成為指導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基本戰略思想。

作為作戰組的負責將領，劉斐直接參與了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的策劃和指導。在淞滬會戰中，日本侵略者先後投入兵力總計達30多萬人，動用飛機500多架，坦克300餘輛，軍艦30餘艘，大炮300餘門。然而，中國軍民奮勇作戰，給日軍以沉重打擊。日軍不甘失敗，大舉增兵，改從側面登陸，迂迴包圍。面對於我極為不利的形勢，劉斐即與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一同向蔣介石建議：上海會戰應適可而止，要立即將部隊向吳福線既設陣地轉移，以便更好地打擊敵人和保護自己的戰鬥力。10月初，蔣介石採納了這個意見，對前線各部隊下達外向吳福線轉移的命令，前線開始執行。然而，蔣介石出爾反爾，幻想利用國際輿論對日譴責，藉助國際力量結束戰爭，故收回成命，命令部隊死守原陣地。劉斐等堅決反對，無奈蔣固執己見，一意孤行。由此，中國軍隊防線潰亂，損失慘重，上海淪陷。

上海失守后，日軍逆江而上，水陸並進，南京防守迫在眉睫。11月中旬，蔣介石在南京他的陵園官邸連續三次召開高級幕僚會議，研究南京防守問題。在第一次會議上檢討淞滬會戰教訓時，劉斐直言不諱地指出：這次會戰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會戰後期沒有貫徹持久消耗戰的戰略方針，不應該在敵海陸空便於協同作戰的長江三角洲膠著太久，同時不應該幻想依靠“九國公約”來制裁敵人，把戰略當成了政略的犧牲品。對於如何防守南京，他直抒己見：現在敵人利用其在上海會戰後的有利形勢，以優勢的陸海空軍和現代化的裝備，沿長江和滬寧、京杭國道等有利的水陸交通線前進，機動性很大，後方的聯絡線也很便利。而南京在長江彎曲部內，地形上背水，敵可由江面用海軍封鎖並炮擊南京，從陸上也可由蕪湖截斷我後方交通線，然後以陸海空軍協同攻擊，南京將處於立體包圍的形勢之下，要守也是守不住的。接著他還指出：我軍在上海會戰損失太大，元氣大損，急需恢復和整訓，根據敵我雙方情況和持久消耗戰的方針，南京是首都，不作任何抵抗就放棄，當然不可。但不應以過多的部隊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只能用象徵性的防守，作適當抵抗之後便主動撤退。在兵力使用上，只用12個團，頂多18個團就夠了，守城部隊太多，將不便於機動。他的這個意見，首先得到白崇禧的支持，總參謀長何應欽和軍令部長徐永昌也表示贊成。

但蔣介石對他的意見不置可否，在第二次會議上，唐生智聽了蔣百里的意見，認為日軍不會進攻南京，在會議上大聲疾呼不守南京何以對總理再天之靈，蔣介石大喜，旋即決定固守南京，並手令特派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為死守南京，蔣介石應唐生智要求大量增加兵力，以致未逾半月達11萬餘人。可南京的防守不過20餘日，激戰只有三四天，城防部隊便全部潰敗，將士除突圍者外，余均壯烈犧牲。回顧淞滬會戰和南京防守戰的整個過程，劉斐和“作戰組”的負責人感到十分痛心。

1938年，國民黨國防最高會議常務委員會第四十三次會議決定，軍事委員會第一部與國民政府參謀本部歸併組成軍令部，該部職掌國防及用兵事宜，擬訂對日作戰計劃和作戰方案大綱，劉斐被委任為該部第一廳廳長，具體負責國防作戰工作。

侵華日軍在攻陷南京后，為了連貫南北戰場，實現迅速滅亡中國的侵略計劃，於1938年初，分別以南京、濟南為基地，從南北兩端沿津浦鐵路夾擊徐州。台兒庄是徐州的門戶，北連津浦路，南接隴海線，扼守大運河的咽喉，是日軍進攻徐州的首爭之地。

劉斐總結抗戰以來正面戰場屢次失敗的原因，提出了打運動戰的作戰思路。他分析當時的敵我雙方態勢認為：首先，國民黨的部隊編製不統一，缺乏訓練，裝備落後，與武器裝備精良的日本精銳師團正面交鋒，必然陷於被動挨打的局面，導致失敗，在固定戰場上打防禦戰是行不通的；其次，“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侵略軍在中國大陸上四處侵略擴張，如入無人之境，特別是在攻陷南京后，更加驕縱輕敵，輕言只要一個步炮混合的大隊，就能攻必克、守必固。他判斷，輕狂的日軍一定會使用冒險輕進的作戰方法，以少量兵力進攻徐州。他認為面對這樣的敵人，我軍應利用兵力的絕對優勢和部隊裝備輕快的有利條件，大膽實行機動靈活的運動戰，將沒有形成合圍之勢的敵軍逐個擊破。即使敵軍謹慎的整軍會戰，我軍也可以機動防禦，抓住敵人的薄弱環節，擊潰敵軍，力保徐州。

之後的敵情演變，證實劉斐的分析是完全正確的。日軍兩個師團各派一部，分別由津浦路和台濰公路對徐州實行分進合擊，妄圖以少數兵力攻下徐州。劉斐立即向蔣介石建議，將湯恩伯軍團調到津浦路正面，抓住這個有利時機，主動出擊，殲滅敵軍，打它一個措手不及。蔣介石採納了劉斐的意見，在軍事上作了全面部署。為使各戰區更好地貫徹統帥部的決策，同時考慮到整個的作戰計劃是劉斐擬定的，蔣介石遂派劉斐趕赴前線協助李宗仁指揮這次會戰。

戰場的形勢瞬息萬變，當劉斐抵達前線時，輕狂的日軍在湯恩伯軍趕到滕縣前，已經趁滕縣守備薄弱之機，攻陷滕縣，隨後南下攻佔嶧縣、棗莊，孤軍深入，向台兒庄突進，企圖一舉攻佔徐州。劉斐向李宗仁建議，抓住日軍的戰略失誤，令湯恩伯率部讓開津浦鐵路正面，誘敵深入，伺機從敵軍側翼攻擊。李宗仁採納了劉的意見，同時在劉的建議下，調作戰經驗豐富、擅於打防禦戰的孫連仲部固守台兒庄運河一線。這一時期，劉斐一直駐於孫連仲指揮部附近的一座小廟裡。

3月23日凌晨，日軍由棗莊南下，在台兒庄北側與守軍的騎兵部隊遭遇，打響了台兒庄會戰的第一戰。24日起，日軍反覆向台兒庄猛攻，並多次攻入庄內。守軍頑強抗擊，與日軍展開激烈的爭奪戰。4月3日，孫連仲部發起全線反攻，激戰四天，殲滅日軍萬餘人。4月7日李宗仁下令追擊撤退日軍殘部。台兒庄會戰歷時半個月，中國軍隊投入了10個師，英勇抗擊，不畏犧牲，殲滅日軍1萬餘人，取得了抗戰開始后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第一次最大的勝利。戰後劉斐陪同李宗仁巡視台兒庄，並電告後方，擴大宣傳，以振士氣。

在台兒庄勝利后，劉斐回憶道：“我估計敵人一定不會甘心失敗，必將增援反攻。我回到武漢后，經常同李宗仁通電話聯繫，提請他注意。我還對他說，如果湯軍團不能乘敵援軍未到以前一舉將敗退嶧棗地區之敵殲滅，就應該及時調整部署，集結強有力的部隊於適當地點，確保主動，準備以機動靈活的部署，再相機打擊敵人。但任憑我怎樣提醒他，李宗仁總認為不要緊，他甚至把增援到來的部隊都投入第一線。 ....

因為我的想法是要有強大的機動兵力打破敵之攻擊，才可免敵人打通津浦路。控制強大的總預備隊於徐州以西，則一方面可對付敵從魯西或皖北的迂迴，另一方面縱使敵打通津浦路，我仍可由側面截擊它，使敵不能安全利用津浦路。上面這個計劃，是4月21日以蔣介石的名義命令戰區執行的。命令下達以後，我就天天追問戰區執行的情況，主要是問李宗仁已將預備隊和機動兵團抽調出來沒有。可是第五戰區不僅沒有抽調出機動部隊來，而且把所有的部隊都投到第一線或緊接第一線與敵作延翼競賽。 ....

4月21日改取機動防禦調整部署的命令，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不僅沒有執行，還把應該控制的四十六軍投入碼頭鎮地區陷於苦戰。湯軍團也不僅沒有集結，一直在邳縣以北地區逐漸陷入陣地戰狀態。據情況變化，統帥部於5月11日給第五戰區下達一個更加機動而不作死戰硬拼的命令。而且由於蔣介石很擔心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在作戰指導上和統帥部之間的分歧，於是派遣白崇禧、劉斐、林蔚前去督導撤軍，蔣此時明確地交待：“你們去同德鄰說，這個是敵人的大包圍，不趕快想辦法的話，幾十萬大軍會丟掉的。你們還要同各級將領講明白，要他們貫徹統帥部的命令。只要大家齊心，首先各個擊破淮北、魯西方面的敵人，再對魯南轉移攻勢，勝利是有把握的，有把握的。”而此時李宗仁根本沒有執行4月21日命令，還輕鬆地對白、劉、林說：“部隊拉上去了，這麼容易能抽下來？”，直到“碭山東面的黃口車站已被敵一部裝甲部隊佔領，這樣，第五戰區後方唯一交通大動脈被截斷了，徐州已處在敵包圍中。李宗仁才著慌起來，立即通知各集團軍總司令和有關的軍長到台兒庄集合，由林蔚和我立即趕赴台兒庄傳達蔣介石關於調整部署的決定....”至此，徐州大撤退才真正開始，但由於事前未作周密布置，撤退過於倉促，各軍所受損失不小，象雲南的第60軍損失近半。連五戰區司令部的撤退都狼狽萬狀，這在李宗仁本人的回憶錄中也未否認。如果是從容撤退的話，當不至於此。不過因為日軍的包圍圈尚未真正形成，大軍總算大部分撤了出來。

日軍未能以徐州會戰達到殲滅國民黨軍主力的目的，其後又未能實現沿隴海線兩側西進的計劃，乃變更戰略，沿長江南北兩岸分兵五路西進，實行所謂“長江躍進戰略”，向武漢方面作陸海空三軍協同進攻，企圖消滅國民黨軍主力，控制武漢，瓦解抗戰局面。在軍事進攻的同時，日本又發起了分化瓦解的政治攻勢，他在日本陸軍大學的教官吉古板元寫信給他，說要和他合作，讓他暗中幫助日軍，他氣憤的把書信交給了最高當局。

保衛大武漢之戰，在軍事部署上，可說是抗戰史上一次突出而周密的行動。其作戰計劃是由蔣介石、白崇禧、錢大鈞、林蔚和劉斐擬定的。在這一會戰的前後，劉斐始終駐於武昌，在軍令部主管作戰，參與武漢會戰的策劃和指導。

武漢會戰是抗戰時期中國軍隊對日作戰規模最大的戰役，參戰部隊達130個師，約100萬人。日軍在此役亦力投入兵力50左右，配以機械化部隊、航空兵團和海軍。會戰從6月至10月持續4個半月，經歷大小戰役數百次，消耗敵大量主力，使敵在推進途中付出慘重代價。10月25日，武漢失守。日軍雖占武漢，但經此一戰，日軍速戰速決，迅速解決“中國事變”的國策乃宣告破產，中國抗日戰爭也由此從戰略防禦階段轉入了戰略相持階段。

從武漢撤離后，蔣介石分別召集長江南北各戰區的軍事會議。出席武功會議的有：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副司令長官衛立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新成立的第十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和第二、第八戰區的代表以及第一、第十戰區的軍長、師長以上的部隊長、高級幕僚長等，還有隨蔣同來的軍令部第一廳廳長劉斐等。記得在這次會議上，對日軍今後行動，有所討論，眾說紛紜，各執理由。但最突出的一個判斷，是軍令部劉斐提出的。他認為對敵情判斷，應從我最感痛苦的方面著眼，寧可估計得高一點。因此，他判斷日軍可能從綏遠侵入陝甘地區，一面遮斷河西走廊，截斷中蘇之間的國際交通線；然後試圖經陝甘邊境進入四川，以威脅我重慶陪都的後方。附和這一說法的人，還舉出了元代由西南作大迂迴而囊括中原的史實為證，引經據典，好像很有可能似的（日軍1942年制定的五號作戰計劃是經西安、漢中、成都，比劉斐估計的迂迴範圍要小一號）。當時蔣介石卻以此作為力借口，就順水推舟以對日作戰為名，要把他的看家本錢胡宗南部布防到陝甘寧地區，說要維護甘肅至新疆的公路和陝甘綏之間的交通，鞏固國際交通線與遙保陪都後方的安全，實則要胡宗南以重兵包圍和封鎖陝甘寧邊區。這樣就給了胡宗南部在抗戰八年中以坐大關中的一切優先權利和機會。

12月初，劉斐由南嶽到達重慶，隨後升任軍令部次長。在重慶，他耳聞目睹國民黨“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心中十分不安。他經常同一些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保持接觸，並保護楊東蒓、胡愈之等人去廣西從事進步文化活動。

劉斐任軍令部次長期間，仍然主管作戰計劃，先後主持或參與制訂了一些重要的作戰計劃和計劃大綱。他經常往返奔走於各大戰區，參與對日作戰的策劃和指導，協調戰區間指揮作戰等問題。他敢於陳述和堅持自己的意見，連軍令部長徐永昌也要讓他三分，甚至他的意見和蔣介石不一樣時，他也敢於冒犯，一時國民黨內無不稱他為霸王次長。在常德會戰期間，他主持了不以常德得失為要，務必集中主力殲滅日軍於常德的做戰計劃，在長衡會戰期間，他是第一個和唯一一個在戰爭開始前就猜對了日本的整個作戰計劃的人，他要求放棄湖南，在廣西和日軍決戰，但蔣介石沒有聽他的，結果導致處處分兵，而處處兵力不足，最終慘敗的結果。至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戰敗投降，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劉斐才由重慶回到南京。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再次對共產黨發動全面進攻。為此，蔣介石於1946年5月宣布改組軍事機構，裁撤原軍事委員會軍令部，而於行政院下設立國防部，任白崇禧為國防部部長，陳誠為參謀總長，劉斐為參謀次長。由於戰事的不利，國民黨內部矛盾集中爆發，在47年秋，陳謝兵團強渡黃河，挺進豫西。連克30餘座城鎮，前鋒直逼潼關，西安震動。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制訂了從陝北抽調整1軍赴豫，留整29軍拖住西野的方案，但如此一來，陝北國軍力量大減。陝北在第二次榆林戰役后，已經打成了勢均力敵。儘管國軍連遭敗績，不過確已將西北野戰軍逼到了安塞周圍很小的範圍內，而這個溝壑縱橫的地區又是陝北最貧瘠的地方，西野大軍已經到了吃了這頓沒下頓的窘況。相反國軍佔據洛川-延安一線，正在積極補充兵員囤積物資，欲在冬季給西野以重擊，可就在此時，國防部要調一師，三十六師和三十八師調往豫西，這無疑是釜底抽薪。

在戰略目標層面看，國軍以佔地為先，共軍以殲滅有生力量為先。因此，從這一層面看，國軍是未打先敗。蔣也想殲滅共軍主力，攻延安就是一招。他以為攻共軍首府，必招致共軍主力決戰。不料，共軍是土八路，不在乎一城一池之得失，竟以極少量部隊留守，主力悉數轉至外線，與蔣氏爭奪天下。到劉案提出前，蔣已認識到策略不當。劉案提出后，立即為蔣採納。胡宗南以為不妥，派參謀長盛文專程去南京請命，兩人為抽調第一軍展開唇槍舌劍，

劉斐罵了:“你來幹什麼”?盛:”我來討論這個作戰計劃”.

劉:”你們一次不肯調，兩次不肯調，三次仍不肯調，這是什麼意思？你們老是違法抗命”!

盛:”劉次長，大家心平氣和來談好不好…”.

劉:”你們西北最難搞，胡宗南是天之驕子，你是湖南騾子，你們兩個怪物搞在一起，硬是你們的頭難剃”.

盛:”我們還是心平氣和來談吧，目前我們陝北正部署第二次清剿，只要再給我們兩三個月的時間，我保證毛澤東可以逮捕。一旦把陝北殘敵肅清了，我們可以全力調兵支持，那時假如陳毅不送上來，我們也可以找他。現在這時候你一定要抽調，那麼陝北剿匪將功虧一簣。而且，部隊是一個月到豫東，也沒有力量作戰了。何況一個月後敵人也不會在那個地方，陳毅會一個月不動等我們去嗎”?……

盛:”劉次長，我覺得你有點紙上談兵。你這是十萬之一的圖是嗎？我劃一下從陝北到豫東只要20秒，我們要走一個月….”.

劉:”你們這種作風，中央三令五申，仍然按兵不動。如果部隊都像你們這樣，連兵都調你們不動，那中央還成其為中央？我們什麼都不必做了”.

盛:”今天我們負這個責任，對你不妥當的地方，我有責任貢獻意見，你說各戰區都像我們部隊一樣，中央就不成其中央，但各戰區沒有我們這種特殊情況呀。你過去調我們的部隊，我們也沒有調不動的。這次只因陝北情況特殊，我們只求緩調，你這種計畫完全在為毛澤東做計畫，在幫他忙，為他解圍”.

劉:”你完全是軍閥作風”.

盛:”你形同匪諜”!

蔣主席親自向盛文解釋了豫東作戰的重要性，叫他一定通知胡宗南馬上調兵。結果盛文電話通知，主席要調但他盛某人繼續主張不調，又到國防部與羅澤闓，侯騰發頓脾氣。所以,2月2日，盛文再度被召見。主席:”你打了電話沒有”?

盛:”沒打”.

主席:”為什麼不打呢”?

盛:”我認為這個計畫不妥當”.於是，蔣主席要他2月3日到官邸開會。在會議上劉斐滔滔而談，完全得到蔣主席信賴。蔣主席向盛文講:”西安丟了我負責，到處顧慮不是軍略家。沒問題，我負責”.盛文無話可說，傻在那裡。散會後蔣主席走到門口，盛文突然一擂桌子:”混蛋”!換成蔣主席傻在門口。接著盛文開始指著劉斐鼻子開罵，混蛋之聲不絕。顧祝同總長忙走過來”不要，不要”.蔣主席看了一陣子走了。盛文罵的開心沒理睬。

終於還是無可奈何地把裴昌會的主力從陜北往東調去。盛文在辯論失敗后也說：”他（劉斐）是桂系出來的，而且看不起旁人，旁若無人。他的任何計畫以及所說的話都牢牢記住，沒有人敢和他抗辯，倨傲到這種程度，其氣燄之盛，實非今日總長的權力可比，那是想像不到的。我們不能否認他有才氣，所以能博得蔣先生的賞識，當然有他的長處”。後來盛文到台灣以後還編造了一段毛澤東說劉斐功勞很大的話，可惜一點根據都找不到。

後來彭德懷發動宜瓦戰役，劉戡亂兵團覆滅，裴昌會兵團又調回西北戰場后，西北戰場的局勢固然是穩定了下來(西府戰役還佔了解放軍一些便宜)，但中原戰場上立刻就丟了洛陽。此時國民黨軍的處境確實可以用捉襟見肘來形容之。豫東戰役時，郭汝槐私下諷刺劉斐看不清形勢，筆下動一動便送掉了一個區壽年兵團。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戰場上節節勝利，解放區在不斷擴大，蔣介石發動的內戰失敗了。此時，劉斐堅信，國民黨政府快要完蛋了，他越發堅定辭意，在3年中先後8次辭職，終於1948年秋獲得批准，被免去參謀次長的職務，只掛一個最高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的空銜。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有人說劉斐是共產黨，證據是新六軍軍長的羅友倫口述回憶文章稱，到台灣后他曾經問鄭介民是否曉得劉斐是共產黨，鄭介民說：“我怎麼不曉得！我在當國防部第二廳副廳長(這是軍統三巨頭之一，專門負責軍事情報的）時，廳長楊宣誠（海軍出身）就告訴我說，‘劉為章是共產黨，在日本念陸軍大學時加入的，與陳毅、鄧小平同一個時期（這個真是天大的笑話了）。老鄭，你是蔣委員長的學生，說話比較方便，你應該向委員長報告’。我想，要報告，也應該由廳長去報告；我又沒有證據，空口報告，豈不是會挨一頓臭罵嘛！所以，我們倆誰也沒有去向蔣委員長報告這件事。”鄭介民又說：“到大陸淪陷，國防部搬到廣州，再遷香港，後來就分手了。在香港時，國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館里，劉斐就住在我樓上。有一天深夜，劉斐跑來叫醒我，說：‘老鄭，你不要到台灣去了，國民黨沒希望了。我老實告訴你，我是共產黨，你跟我回大陸去，包你有前途。’我這才恍然大悟，確切證實他是共產黨。”

中共從未承認劉斐是秘密黨員，直至他的追悼會，鄧率領導人都來告別，主持人烏蘭夫仍稱其為非黨人士。俞大維便是以此為依據不認為劉斐系“共諜”的。國民黨要員不認為劉是打入其內部的“共諜”的還有白崇禧，白的理由是劉斐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還從北京輾轉天津到了香港，若是“共諜”他就沒必要那時還逃港。杜聿明懷疑郭汝瑰是“共諜”的一個依據，是看見郭不但潔身自好，家裡清貧程度還甚於自己。劉斐則不然，不僅娶了三房妻妾，連大煙都抽。白崇禧評價劉：“他言論是左的，享受是右的，他不滿現狀，但自己生活不嚴整，吃、喝、嫖、賭、唱戲無一不來，油得不得了”。

隨後，劉斐從南京回到了長沙。如他回憶所說：“這年秋天，真可謂是多事之秋。白崇禧逼蔣介石下野；蔣介石聲明求和，繼又聲明下野；毛澤東發表了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李宗仁代理總統並聲明接受‘八條’進行談判。”劉斐認為，蔣介石政權失敗已成定局，只有與共產黨真正地講和，才是它的唯一出路，也只有講“和”，國家才能實現和平統一，由此他堅定了主和反蔣的思想。

在湖南，時任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的程潛這時處境維艱。劉斐到湖南后，便與程潛頻繁接觸，經常交談。劉斐知道，程潛對蔣介石歷來不滿，但是。雖想反蔣卻苦於手中沒有“本錢”。程潛與李宗仁、白崇禧有前嫌，又不敢靠攏桂系。於是劉斐為程潛出謀劃策，說：現在國內和平空氣很濃，全國人民都反對內戰，主張和平，李宗仁既然主和，蔣又下野，所以應同李、白一道來主和，爭取熄滅內戰才好。湖南的情況雖然複雜，但只要同李、白關係搞好，就有辦法使湖南內部穩定。並提出替程潛疏通與李、白的關係。在他的提議和幫助下，程潛通過白崇禧，把唐星調回湖南任長沙綏靖公署副主任，成為協助程潛走和平道路的重要人物。

此時，白崇禧接二連三打電話要劉斐去漢口。1月17日，劉斐如約到漢，和白崇禧一起討論如何應付時局尋找出路。白崇禧想把湖北、湖南和廣西聯成一片，但擔心程潛不予合作，便想讓劉斐任湖南省主席，而讓程潛去廣州任考試院長。劉斐堅決推辭，並趁機向白進言，說程潛有意與桂系聯合主和反蔣，只是因為缺乏本錢才消極的，建議白將陳明仁的部隊調到湖南去，歸程指揮。這樣，陳明仁率國民黨軍第1兵團回到湖南，為爾後湖南得以和平解放創造了重要的前提。

李宗仁在代理總統后多次打電話要劉斐速去南京，擔任總統府參軍長，遭到劉的拒絕。3月初，劉斐經白崇禧安排飛抵南京，時值組建國民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李宗仁多次約見劉斐，請他參加和談代表團，並代表其向中共提出一些政治要求。劉斐同意參加代表團，但他當面向李表示不同意依靠美國政府作為和平攻勢的資本。

4月1日，劉斐隨“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和張治中將軍等一道乘“天王”號專機由南京飛抵北平，受到中共代表團有關人員的熱情接待。4月2日起，劉斐參加了為時半個月的談判。其間，他和黃紹竑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詢問了他們到北平后的生活情況，與他們進行了親切的交談。毛澤東問劉斐是否同意《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劉斐對此談了一些看法，並提出自己的意見，為毛澤東所接受。與毛澤東的一席交談，更堅定了劉斐選擇新道路的決心。

經國共雙方代表共同努力，終於達成《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4月16日由黃紹竑和屈武攜協定飛往南京，希望李宗仁履行簽字的諾言。為了爭取和談成功，黃、屈臨行前，劉斐要黃到南京務必做好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三位桂系首領的工作，希望他們面對現實，認清局勢，同意和平協定，以同共產黨合作，共同建設國家。然而，南京政府拒絕在協定上簽字，還電召留北平代表返回南京。劉斐極為憤慨，他和代表們決心不回南京，全體留北平，並全體簽名複信何應欽，表明態度。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結束。為了盡最後的努力爭取李宗仁、白崇禧，劉斐由北平去香港后，不顧個人安危，於6月初秘密飛抵廣州，同李、白長談，苦口婆心規勸他們起義，同共產黨合作，但未能奏效。劉斐最後進言忠告：“你們如果失敗了，千萬不要再到台灣去呀！”李宗仁點頭應允，白崇禧默不作聲，一天一夜的談話就這樣結束。次日，劉斐回到香港，一方面保持與程潛的聯繫，為湖南的和平解放儘力，另一方面繼續與黃紹竑等一些在港的國民黨高級將領、軍政要員策劃起義事宜，他被推為總召集人之一。8月13日，他聯合44位國民黨知名人士，簽名發表了《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宣布起義，同國民黨政府公開決裂。8月下旬，劉斐應邀北上，到北平出席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同各界代表共商國是。從此，開始了他新的生活。

新中國成立后，劉斐歷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水利部部長，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文教委員會副主任；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三、四屆常務委員，第五屆副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副主席等職。

劉斐於1950年春到武漢就任中南水利部部長。供職之前，毛澤東主席幾次與他談話，對他以後工作、學習和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完成周恩來總理所交的重要任務：制定華中區水利工程建設詳細規劃，他還直接參與了荊江分洪工程的領導工作，取得工程的巨大勝利。

1954年夏，中南行政委員會撤銷，中央將他調回北京。回京后，劉斐專心致力於祖國的統一大業。他通過新聞媒體發表談話，撰寫文章，敦促台灣國民黨當局不要忘記孫中山先生的遺訓，應當順乎歷史潮流和人民的意願，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儘早舉行兩黨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共竟統一祖國、振興中華之偉業。並對去台人員談形勢、講政策，號召他們認清前途，促使他們為祖國的和平統一貢獻力量。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他心情振奮，在接受新華社記者訪問時說：“1949年，由於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上簽字，致使祖國今日仍未實現統一。回首往事，令人痛心！今天，國際、國內的形勢都很好。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面前。我想，在台灣的故舊、友好也不無感慨吧！30年來，我對共產黨、毛主席關於愛國一家，不念舊惡，一切向前看的政策體會頗深。每一個有愛國之心的中國人，誰不願意看到祖國的統一呢？祖國的統一是歷史的必然，這是誰也阻擋不了的。當年，我是代表國民黨到北京來和談的，而今，如果身體允許、台北歡迎，我這八十老人真想再飛往台北，會會故舊，共商祖國統一的大業哩！”寥寥數語，其盼望祖國早日和平統一的殷殷之情和相信祖國必定能夠統一的堅定信念表露無遺。他還撰寫《學習孫中山為祖國統一奮鬥到底的精神》一文，一再奉勸台灣當局“早下決心”，通過“對等談判”，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

1983年4月8日，劉斐因病在北京逝世，他在彌留之際還語重心長地奉勸中國台灣當局，“應當以民族大義為重，儘早實現和談，完成全國統一，爭取在我們這代人還健在的時候，大家歡聚一堂，共慶祖國的完全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