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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元號
聚元號
作為運動項目,人們通常見到的是比賽用的弓箭,但中國的傳統弓箭,能見識的機會就極少了,更別說傳統弓箭的製作了,如今在國內,依然嚴格按照傳統工藝製作中國弓箭的,據我所知恐怕就只有1個人了。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王海霞老師的幫助下,我找到了位於水務局宿舍內的“聚元號弓箭鋪”,見到了“聚元號”今天的掌門人楊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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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不大的工作室兼卧室里,滿滿當當都是弓箭的天地。架子上擺著弓和箭,牆上掛著弩、這邊堆滿工具的工作台、那邊是烤弓用的煤氣灶,有些材料實在放不下,就只能塞在後面那一個人勉強能睡覺的“卧室”里。
關於弓箭的歷史,在常秉義編著的《中國古代發明》中這樣論述:“根據考古發掘的實物證明,我國早在2萬年前就出現了弓箭。在山西的原平峙峪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中,發現有加工精緻的石箭鏃,是用很薄的長石片製成,尖端鋒利,器身的兩端也十分鋒利。”
今天的東四十字路口西南角,歷史上是一座弓箭大院。弓箭大院至少在明朝就已建立,而明朝時這裡已有40多家製作、經營弓箭的店鋪,生意也十分興隆。隨著火藥的發明、槍炮的使用,弓箭等冷兵器的地位逐漸縮小。到了清朝,弓箭大院的弓箭鋪還剩17家。當年這裡是皇家御地,禁止任何閑雜人員入內。大院設有兩個大門,一個在東四南大街清真寺邊上,稱南大門。一個在豬市大街上,稱北大門,兩個大門各有更房及護衛。弓箭大院內部由橫3條、豎3條衚衕構成,形成棋盤式建築格局。這“張”大“棋盤”將“聚元”、“天元”、“廣生”、“隆生”、“全順齋”、“天順成”、“德紀興”等弓箭鋪分成17家。這17家弓箭鋪又是皇家御用兵工廠,隸屬朝廷造幣處管理,做出的弓箭均上繳兵部、禮部、戶部等,不得外賣。生活上由宮中定時按人數發放錢糧,所以從業者地位雖不很高,但其待遇卻極豐厚,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
楊福喜的祖父楊瑞林是鑲藍旗人,祖輩生活在弓箭大院。由於從事弓箭手藝的父親去世太早,他18歲時就在堂兄的“全順齋弓箭鋪”里學手藝。由於生活的需要,再加上聰明好學,很快成了堂兄的得力助手。後來離開了堂兄的鋪子,一直喜愛弓箭手藝的楊瑞林,產生了建立自己弓箭鋪的想法,他相信,憑自己的手藝,再能有個鋪子,不出幾年,肯定能把買賣做得像模像樣的。
就在楊瑞林在東安市場擺水果攤子時,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來臨了,弓箭大院“聚元號”的一個老夥計來到楊瑞林面前。這個多年的老朋友,帶來了一個喜訊:由於“聚元號”經營不善,現已無法維持,店掌柜決定將鋪面變賣。
聚元號弓箭
馮瑞祥從小就給肅親王當書童,不但學到了很多東西,還熟讀了兵書戰冊。離開王府,憑著本事在軍隊里提升很快。收到求助信,馮瑞祥對這件事特重視,不僅從東北派副官親自把錢送了過來,而且還幫助楊瑞林夫妻,把交接鋪面的一系列事情全部處理完畢。
接過了“聚元號”,多年的夢想實現了,這回終於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幹一番了。另外,楊瑞林盤下鋪面后,他接到的是朝廷發下的最後一次銀子,今後的生活,就全憑自己的本事闖練了。憑著多年在弓箭行的經驗,又經過反覆思考,楊瑞林決定增加經營品種,在原來只賣弓箭的基礎上,再增加弩弓、旦弩、袖箭、匣箭、箭槍等品種,使經營面擴大、將買賣做活。楊瑞林還找來原“聚元號”留下來的兩個老夥計。兩個夥計中,一個是前清的老秀才,名叫沈六,手底下白活(做弓)是出類拔萃。另一個老夥計名叫周紀攀,他的畫活(為弓做裝飾)在弓箭大院里也是數一數二。仨人齊心合力,“聚元號”的名聲也從此越叫越響。
渡過了創業初期的難關,“聚元號”開始了平穩的發展。可就在他們準備把買賣做得更大的時候,日本軍隊佔領了北京。國家被侵略、人民受摧殘,在日軍的鐵蹄下,老百姓的生活根本沒有保證,這時期,“聚元號”也是入不敷出,幾乎到了不能維持的地步。就在楊瑞林為生活一籌莫展的時候,他又得到了一個好心人的幫助。在北京,他有一個朋友,在貴族女子學校當老師。可巧,這位老師在學校組織了一支射箭隊,射箭隊使用的弓箭,全部由老師介紹到“聚元號”購買。這一筆不小的買賣,當時可給楊瑞林解了燃眉之急。之後,每當楊瑞林生活出現困難,這位老師都會伸出援助之手,這回送來2袋面、下回送來3袋米。在好心人的幫助下,“聚元號”渡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楊瑞林夫婦生有2子1女,女兒英年早逝,長子很早就成了父親的得力助手,家中的大事小情都參與;次子楊文通一直跟隨在父母身邊,小時候因沒錢上學,就一直在父親身邊學習弓箭手藝,心靈手巧的他,干出活兒來特別漂亮。
解放后,“聚元號”經營達到了鼎盛。
1951年,一個英國客戶在“聚元號”訂購一批弓箭。做好后按行內規矩,將未上弦的弓和弦,一同寄到了英國。誰也沒想到,就在弓箭寄出一段時間后,天津海關給“聚元號”發來傳票。原來,英國客戶訴“聚元號”寄去的弓沒有上弦,無法使用。接到傳票,大家對對方的無知感到可笑。年輕氣盛的楊文通自告奮勇要前去理論一番。他當即帶上傢伙,坐車直奔天津。為了民族的利益和自尊,楊文通在法庭上毫無畏懼、據理力爭。他當著各方人員,用了一個漂亮的“回頭望月”,眨眼之間,弦便被上到了弓上,經過試射,性能非常好。而他變魔術一般的動作,得到在場人員的一陣掌聲。那幾個英國人,也急忙站起身來,向楊文通鞠躬表示歉意。
1958年北京搞起了“除四害、講衛生”運動。為了打麻雀,不少人擁到“聚元號”買弩弓。現成的弩弓賣完了,沒買著的都著急地等在門口不願走,這邊剛下料,那邊就交錢,刷漆和裝飾一概來不急了。為了把活兒趕出去,全家老少齊上陣,連喝水、吃飯都顧不上了。
國家實行公私合營,“聚元號”併入了一個幾十人的“體育用品合作聯社”,不久楊瑞林便退了休。此後,楊文通帶領著家人,將“聚元號”關於弓箭的技術、材料、銷路,一同帶入合作聯社。
有一天,已是廠里頂樑柱的楊文通正在車間里忙,廠長急匆匆交給他一項重要任務———為“上級領導”製作一張弓。楊先生從家裡拿來上好的材料,精心做出弓胎,然後選出彈力最大的牛角片,勒在弓上,鋪筋、烤彎兒時,熱得汗流浹背,也全然不顧,還是一遍遍加工、一遍遍測量,直到自己感覺挺“地道”時,才停下來歇一歇。白活做完了,又在弓的正反兩面畫上了蝙蝠、粘上了花朵,並用傳統畫法畫上了祝福的文字。歷時40天,飽含心血的弓做完了。後來廠長告訴他:“你做的弓已經交到毛主席手裡了,毛主席非常喜歡。”聽到廠長的話,楊先生激動地望著廠長半天說不出一句話。過後,毛主席送來的錢楊先生沒要,而是買了糖讓全廠工人一同分享這幸福與光榮。
“文革”開始弓箭不能做了,廠子里楊家的8口都改了行,做起了乒乓球拍子、象棋、羽毛球。看到這種情況,楊先生非常失望,毅然離開了體育用品廠,另找個單位做起了木工。輾轉了幾處后,進了市水利局,多年後從這裡退了休。
在楊文通夫婦幾十年坎坷生活中,引以自豪與欣慰的是3個兒子已在磨練中長大成人,並已各自成家、生活安穩。更讓他們滿足的,是那小兒子楊福喜從小到大,就好那弓箭。
楊福喜
上中學后,楊福喜射箭玩兒的少了,幫家裡幹活多了。幾年下來,就提前“出師”啦。沒過幾年,全家搬到南池子大街。在一次大掃除的時候,父親從床下拽出一個工具箱,從裡面找出鵰翎、牛角等材料,並指著2個錛子對楊福喜說:“這2個錛子做弓時很好用。一個是你大爺的、一個是我的,這可是咱們的傳家寶啊!”父親的話楊福喜深深記在心裡,並且有了自己的打算:錛子和弓箭都是傳家寶,長大以後我也要學會做弓箭,把這些寶貝留下來。長大后楊福喜進了化工二廠。
進入90年代末,父親就快退休了,出於懷念精心修復了2張弓,並把楊福喜叫到面前,一步不落地向楊福喜講述了制弓工藝。此時,楊福喜不僅更加熱愛傳統弓箭,而且想得更多更遠。因為除“聚元號”外,16家弓箭鋪的手藝均已失傳,而“聚元號”第9代傳人,也只有父親一位了。
楊福喜在工廠的第13個年頭,廠內實行改革、人員進行調整。此時,楊福喜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工廠。對他來說,實在不願離開工作崗位,但現在,傳統弓箭手藝的繼承已經比任何事都重要了,他下了決心,一定要把家族的手藝繼承下來,將“聚元號”重新振興。
1998年初,《北京晚報》刊登一條消息,說的是西山有一射箭場在活動。看到這條消息,楊福喜便和父親及兩個堂兄趕到八大處。幾人來到射箭場,與這裡的體委幹部見了面。這位幹部聽說他們是傳統弓箭世家,格外重視,使楊家一行備受鼓舞,下定了恢復“聚元號”的決心。於是楊福喜借來了房子、補充了材料,經過一番準備,6月6日這天與父親一起,把摘下來40年的“聚元號”牌匾,重新掛了起來。
幾經周折,楊福喜開始了新一輪的艱苦創業。做弓箭需要材料,其中鵰翎、牛角等已經很難找到了。就拿竹子來說,聽說劉家窯有賣的,楊福喜就騎上自行車跑了過去,可轉了3圈又轉到了馬駒橋。從馬駒橋又騎上車,先到舊宮、再到廊坊,又往通州扎了下去。最後甭說竹子,就連竹劈兒都沒找著。在家歇了兩天,他出了永定門直接奔了南苑,路過南苑機場時,路邊的大爺告訴他,賣竹子的地方在西紅門。當他緊蹬慢蹬來到西紅門路口時,跳下車來還問哪兒賣竹子呢,人家笑著說,你對面不就是賣竹子的嗎。
父親手中的弓箭接過來了,家族的手藝繼承下來了,隨著時間的推進,做出的弓箭越來越多。可就是因為信息不暢、無人知曉,一件件工藝品躺在屋裡睡大覺。就在楊福喜苦惱時,他認識了中國射箭隊總教練徐開才,而徐老師又把香港的謝肅方帶到了“聚元號”。兩位研究弓箭的專家,不僅與楊福喜探討了傳統弓箭的各方面問題,而且還購買了弓箭,為楊福喜解決了大問題,並成了最好的朋友。另外,一位高校研究生將楊福喜及家族的事發在網上,也為他帶來了很多朋友。這樣,不僅讓更多人了解中國弓箭的初衷達到了,那些睡覺的弓箭也都被愛好者們一搶而空了。大家對楊先生精湛的手藝佩服不已,同時盼望他做出更多的弓箭。
由於原材料的減少和國家的相關法律,雖然聚元號弓箭鋪現在有三個學徒,每年最多也只能製作40~60張弓,其中不錯的弓約30~40張,拉力一般在30~35磅之間。一張好弓的完成時間確實需要10~12個月左右。而且,每年聚元號弓的價格也在不斷上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