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永泰

楊永泰，1880年出生於廣東茂名高州地區一個殷實之家。他早年受過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17歲時，考中廣東茂名高州地區秀才。21歲，楊永泰考入廣州高等學堂，開始接受系統的西方近代教育。一年後，他又從廣東轉入北京政法專門學校學習法律。畢業后，他回到廣州出任《廣東報》記者、編輯。

很快，楊永泰便以文筆流暢、思維敏捷、立論深刻、思想活躍聞名於珠江兩岸。

隨著資歷和才華的日漸長進，楊永泰開始涉足政壇。在孫中山積極掀起反清革命的同時，各省也發起了立憲運動，紛紛成立省諮議局，要求實行君主立憲。楊永泰在這場風潮中，積極支持君主立憲，並利用手中的輿論陣地，撰寫了許多文章，竭盡全力為立憲運動搖旗吶喊。功夫不負有心人。1908年，風華正茂的楊永泰以自己的能力、才華和鮮明的政治態度，當選為廣東省諮議局議員。

1912年，楊永泰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國會議員，前往北京就職。1914年春，袁世凱廢掉國會，楊永泰被迫離京南下，來到上海，與國會議員谷鍾秀等創辦《正誼》雜誌。這年夏天，他與黃興等人又組織了歐事研究會。

1915年12月，蔡鍔等人在雲南發動護國戰爭，從雲南、廣西起兵，分別攻入四川和廣東。1916年春，宣布獨立的雲南、貴州、廣西、廣東四省在廣東肇慶組成了以唐繼堯、岑春煊為正副撫軍長的肇慶軍務院。正在上海主持報務的楊永泰投筆從戎，回廣東參加護國運動。楊永泰回到廣州后，入滇軍將領李烈鈞幕中，旋出任李烈鈞兩廣護國軍（第二軍）司令部下屬財政局局長。因楊永泰是廣東人，門生故舊很多，籌備糧草很有門路，再加上他善於交際，頗有活動能量，故滇軍將領很倚重他。肇慶軍務院成立后，李烈鈞又推薦他出任軍務院財政廳廳長。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軍務院取消，民初國會重新恢復。以張耀曾、李根源、谷鍾秀等人為代表的舊國民黨人組織政學會，楊永泰也參與了會章的起草，成為政學會的一名重要成員。

1917年7月，張勳復辟失敗后，段祺瑞重新上台執政。段為實現獨裁統治，拒不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孫中山舉起了護法運動的旗幟，從上海南下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北京的國會議員紛紛南下廣州，組織非常國會。

護法軍政府成立后，孫中山對楊永泰很是信任和重用的。他內定楊永泰出任護法軍政府財政廳廳長。楊永泰當時也滿口答應，並十分感激孫中山的信任。政學會的張耀曾、李根源等人聽說后，立即勸楊永泰說：“孫中山沒有實力，是個空架子。你投靠這個孫大炮，也不會有什麼好處。以你的才華，如投靠西南實力派，定會前途無量。”

楊永泰雖足智多謀，但缺乏政治眼光。看到政學會都投靠了西南軍閥，孫中山在廣東的勢力遠遠沒有滇桂軍閥勢力強大，心裡便動搖了。所以孫中山幾次催他就職財政廳廳長時，他支支吾吾，遲遲不就。

楊永泰的這種投機態度，令孫中山周圍的國民黨人十分反感。

1917年秋，護法軍與段祺瑞的北洋軍閥激戰於湖南、陝西、河南、山東等十餘省。正當護法戰爭勝利進行時，控制了湘、川兩省后的陸榮廷、唐繼堯在政學會骨幹的支持下，突然一反孫中山的護法號召，通電同意與北洋軍閥進行議和。緊接著，西南實力派聯合改組軍政府，排擠孫中山，把護法軍政府原來實行的大元帥首領制改為七總裁合議制，孫中山為七總裁之一。孫中山憤而辭職，離開廣州前往上海。

1926年夏開始的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震撼了中國，也震顫了楊永泰的心扉。面對外面世界的劇烈變化，楊永泰萌動了結束蟄居生涯、重新尋覓進身之階的念頭。

1927年蔣介石下野之後，楊永泰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上了一份萬言書，陳述他對中國時局的看法和對現時政治的主張，表達了要躋身政壇的強烈願望。李、白讀完了這份萬言書後，對楊永泰的才華十分敬佩，但又十分鄙視楊永泰的為人。他們認為：一個投靠過北洋軍閥，投靠孫中山，也投靠過西南軍閥的政客，在政治上靠不住！

這樣李宗仁、白崇禧對楊永泰不予理睬。剛要出山便遭到了冷遇，楊永泰對新桂系自然十分惱怒。

執意要東山再起的楊永泰並沒有灰心。他略施小計，便在南京政府交通部部長王伯群手下，謀了個顧問的職位。

楊永泰是一位非常聰明的政客，早在廣州護法軍政府時期，力圖保持與各方面關係融洽。他一方面與政學會成員保持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與滇軍中級將領熊式輝等人又十分要好。與政學會成員的要好，使他日後成為新政學系首領之一；與熊式輝等人的要好，使他日後投靠蔣介石有了台階。

熊式輝，江西安義人，比楊永泰小三歲，在護國戰爭中結識了楊永泰。他傾慕楊永泰的才華，兩人結為摯友，為後來形成國民黨內部的新政學系奠定了基礎。在北伐戰爭中，熊式輝與他的好友賴世璜率國民革命軍第十四軍轉戰江西，投靠了蔣介石。

1928年春，蔣介石捲土重來時，任命熊式輝任淞滬警備司令。自此，熊式輝成為蔣介石的心腹之一。

正是通過政學系熊式輝的直接引薦，才華橫溢的楊永泰才結識了蔣介石，並深受蔣的重用，得以施展其蓋世才華。

1928年的春天，剛剛復出的蔣介石躊躇滿志，準備第二次北伐。一天，他與時任外交部部長的盟兄黃郛閑談。蔣介石痛感自己幕中人才匱乏，尤其缺乏足智多謀、運籌帷幄的“謀士”。所以他懇請黃郛結束政客生涯，跟自己共建“黨國”。

對蔣介石的秉性十分了解的黃郛，對蔣介石說：“海內有奇才楊暢卿先生，胸羅經綸，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暢卿無不能，暢卿所能者，有時吾還不及，國家大計，望公商之。”

在蔣介石的印象中，黃郛是最有才華的佐政之才，如果沒有這位盟兄制定的“離俄清共”之計，哪會有今天的南京政權呢？而這位才華橫溢的盟兄卻說當今海內還有比他更傑出的幕中高手，怎不令他重視呢？

楊永泰真有這麼大的本領，居然令黃郛如此鄭重地向蔣介石引薦？蔣介石半信半疑。在北洋政府時代，楊永泰可不是一般的“名士”，他是政學系的首領之一，是民初政壇上曾活躍一時的風雲人物。對於這樣一位風雲人物，長期在南方活動的蔣介石也有所聞，卻並不是非常了解；但長期在北方軍政界活動並一度擔任北洋政府總理高職的黃郛，卻是一清二楚。

1932年，當蔣介石親赴武漢指揮對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圍剿”時，楊上萬言書，闡述“攘外必先安內”的理論，提出“安內”（即“剿匪”）必須“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主張，得蔣賞識，立即擢用為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秘書長，隨蔣來漢赴任。楊在所轄區建立行政督察專員制度，在各縣實行“保甲法”，並提出“整飭吏治，綜核名實，信賞必罰”，以提高行政效率，加緊鎮壓人民。在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政治廳廳長時，加緊訓練人員、整頓保甲、修築公路、實行新生活運動等具體政治“剿匪”措施，由此備受蔣介石青睞，遂與熊式輝、張群等成為政學系的核心人物。

1935年3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秘書長，11月為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候補執行委員，12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次年1月兼任湖北省保安司令。楊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整頓湖北保甲制度，編整團隊，“剿匪”、“清鄉”。督促開展武昌市政建設，把省政府門前從平湖門到閱馬場的平閱路翻修為水泥路面，改名為“彭劉楊路”；擴寬東廠口至大東門的馬路，命名為“熊廷弼路”；開闢文昌門越紫陽湖往通湘門的沙石馬路，命名為“張之洞路”；興建武昌長街大馬路（即今民主路）；在蛇山抱冰堂南面興建湖北省圖書館大樓。

同年10月25日，赴漢口日本領事館宴會返回時，在江漢關輪渡碼頭被人開槍狙擊身亡。 譯有《外交政策》、《現代民主政治》等。

中原大戰後，蔣介石躊躇滿志，舉兵南進，開始向中共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然而三次“剿共”連連敗北。

楊永泰認真分析了前三次“剿共”失敗的原因，發現蔣的失策在於把紅軍看成與北洋軍閥一樣的軍隊。實際上，紅軍絕非烏合之眾，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撫、不感恩、不懼威的真正“黨軍”。

紅軍的最大不同是實行政治建軍，兵民一體，上下同心，因此必須採取新的策略才能“剿”滅。紅軍既然是靠政治起家的，那就來個“政治剿匪”——“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楊永泰派人向蔣呈遞了一份“萬言書”，陳述了自己對於“剿共”的意見：“吾隨先生出師，細觀江西諸地，漸覺共黨不足為慮。所難之點為共黨與‘匪區’民眾結為一家，兩者合手，實為一嚴重問題。民眾與共黨合為一家，在於吾地方官吏風氣日下，致使民眾為共黨所利用。”

楊永泰的下面幾句話更是一下子說到了蔣介石的心坎上：

我之所言新的謀略，意即剿共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所謂七分政治，在吾，則加強對匪區民眾管理，加強對匪區民眾宣傳，澄清吏治，務使土豪惡霸橫行鄉里者滅絕。對貧窮困苦弱孤者，給予救濟，對匪區民眾日常生活給予指導和幫助。這樣，漸使匪區民眾日益脫離共黨，不為共黨所左右。達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

所謂三分軍事，在下大力於上述諸務中，然後派重兵對匪區共黨實行嚴厲的圍剿，務使除惡務盡，不留後患。

同時對投誠者，要給予寬大和出路，實行先生之剿撫兼施。吾認為，如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變軍事剿共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會初見成效。 

蔣介石對“萬言書”大為讚賞。1932年4月，蔣到漢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軍事，決定破格提升楊永泰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書長，令其隨行前往武漢。這樣，楊永泰正式成為蔣介石的帳前軍師。

楊永泰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針可謂老謀深算。蔣介石照此實施，立即在“圍剿”鄂豫皖蘇區中顯示了威力。由於張國燾的指揮錯誤和政治上未能適應蔣介石的新策略，沒有採取應變措施，致使紅軍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據地，向西退去。

蔣介石大喜過望，對楊永泰更加言聽計從。他立即移營江西，全力“圍剿”中央蘇區。

1933年5月7日，蔣介石改“行轅”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會長行營，任命楊永泰為南昌行營秘書長，全權總攬政治事務。楊永泰負責的第二廳專營“政治剿共”，所以南昌行營上下又稱楊永泰為“七分廳長”。

第四次“圍剿”準備不充分，蔣介石並未得手。儘管如此，他對楊永泰的方針並沒有動搖，而是馬上組織第五次“圍剿”，調集50萬重兵對付江西中央蘇區。

楊永泰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在第五次“圍剿”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和運用：他組織求是通訊社，專辦行營新聞發稿工作；組織努力劇團和奮鬥文藝社，作為“剿匪”前線的“文化標兵”；實行軍人獨裁，強化保甲組織，嚴厲實行連坐制，對蘇區民眾實行所謂“軟化、分化、感化”政策。更狠的是，楊永泰建議蔣介石對蘇區實行嚴格的經濟封鎖。國民黨利用軍隊、行政官員、各省黨部以至基層黨部、各地鄉紳等，組成嚴密的網路系統，要與紅軍打一場“政治戰”、“經濟戰”和“立體戰”。

僅一年多時間，這些措施便收到奇效，逼迫中央紅軍擠出蘇區，進行長征。楊永泰因謀划“剿共”有功，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1934年底，中央紅軍主力長征進入西南，蔣介石派大軍尾隨於后。

蔣介石因追剿紅軍入川，發現這一帶山川險要，川西平原富饒，不愧為“天府之國”，如果將來中日開戰，這裡無疑是最好的戰略大後方。於是他產生了借追剿紅軍之機派中央軍入川的想法。

楊永泰看出蔣的意圖，趁機建議：“應撤銷南昌行營，改設重慶行營，一來可以繼續追剿‘共匪’，二來中央軍隊可以入川，達到統一四川的目的。”蔣介石聽從其言，很快撤銷南昌行營，任命楊永泰為武昌行營秘書長，伺機圖川。

號稱“巴壁虎”的四川實力派劉湘對蔣早有防備。他積極組織力量圍剿紅軍，並以此阻止蔣軍入川，但遭到紅軍反擊，損兵折將。劉湘無奈，只好跑到南京，請求蔣介石給予經濟和武器方面的援助，並聲明不要蔣的軍隊。

蔣介石本打算就此派中央軍10個師入川，不料劉湘有拒絕軍隊入川的前提條件——楊永泰審時度勢地獻上良策：“目前要先抓到劉湘，答應給錢給軍械，不派兵，只要求派遣一個沒有武裝的參謀團駐重慶，協助川軍計劃作戰。”

賀國光率參謀團隨楊永泰一到四川，便如同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里一般，施展“掏心計”。第一招，便是幫劉湘把四川省政府組建起來，然後擬出一道通電，告示四川大小首腦立即交出防區，擁護四川統一。

大小軍事首腦怎敢違抗，紛紛複電表示擁護，樂得“巴壁虎”合不上嘴。

楊永泰趁機建議：打破防區劃分，重新劃定18個行政專署，由省政府派人擔任專員；原來的地方官立即調動，由省府重新任命，對原來官員進行專門培訓。這個建議立即被劉湘採納，通令照辦。但劉湘哪裡知道，楊永泰對督察專員的任命，儘力安排親蔣人士擔任；省政府與委員長行營合辦的各種縣政訓練班，也成了楊永泰控制地方的一大法寶。

趁著“巴壁虎”一打盹的光景，楊永泰把四川省地方官員的後備隊伍抓到了手中。

隨後，楊永泰借川北駐軍田頌堯與紅軍作戰失敗之際，“殺雞儆猴”，將他撤職查辦，樹立了蔣委員長的權威。

1935年夏，駐川參謀團改為重慶行營，蔣介石任行營主任，楊永泰為秘書長兼第二廳廳長，管理政治、法規大事。面對這樣一招“換湯換藥”之計，劉湘急得團團轉卻毫無辦法。

楊永泰向蔣介石建議，仿照辦廬山軍官訓練團的辦法，整訓川軍軍官，以便控制川軍。1935年7月，蔣介石在四川峨眉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自任團長，並調心腹幹將陳誠任副團長，分批訓練川軍營以上軍官。楊永泰經常到訓練團講話，對川軍進行拉攏分化。訓練團剛結束，一些川軍將領便倒向蔣介石一邊。楊永泰眼見蔣介石的勢力已經在四川扎了根，便建議蔣介石派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到重慶召開“川康整編會議”，逼迫川軍撤防裁兵，實現川軍國家化，川政中央化。

至此，劉湘追悔莫及。抗戰爆發后，蔣介石調劉湘率川軍東下作戰，劉湘則與韓復榘合謀倒蔣。事情敗露，蔣介石一通訓斥，“巴壁虎”口吐鮮血，命喪黃泉。

蔣介石在楊永泰的謀劃下，最終將四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國民黨內，楊永泰以政學系首腦著稱。當時，人們將張群、黃郛、楊永泰、吳鐵城、熊式輝、王世傑、吳鼎昌、張嘉璈、翁文灝等人稱為新政學系。與國民黨的CC系、黃埔系等不同，這些人並沒有一定的組織，也沒有政綱，只是鬆散的聯盟。他們對蔣介石忠心耿耿，且大多學有所長，精於政務，才華出眾，足智多謀，深為蔣介石器重。

作為蔣介石最寵信的幕僚，楊永泰有著很大的權力。所有國民黨重要軍政文電，都須經楊永泰先行過目，然後才能呈蔣；許多軍政要人來見蔣介石，也須經楊永泰安排。

楊永泰這種權傾一時的地位，自然引起國民黨內其他派系和權貴的嫉恨，尤其是陳果夫和陳立夫為首的CC系。

1933年1月，陳立夫、陳果夫等人談起政學系的“暴發戶”：“蔣委員長怎麼看上這位首鼠兩端的楊永泰。楊永泰有何能力，還不就是會投機嗎？”

1934年6月，南昌機場發生大火，蔣介石剛從義大利購買的霞飛式轟炸機被燒毀10多架。蔣大為震怒，命令行營調查科科長鄧文儀負責調查。鄧文儀接受了CC派的10萬美金賄賂，於調查后宣布大火為意外事故。

楊永泰對這個結論十分懷疑，當即請示蔣介石，與戴笠聯合再度進行秘密偵破。結果真相大白，這乃是一場重大縱火案，主犯為航空署長徐培根。徐盜用公款套購黃金，虧空無法彌補，遂放火燒毀庫房以銷毀帳目。不料天氣炎熱，大火失控，致使飛機被燒。蔣介石聽了楊永泰的報告，下令將徐培根槍斃，免去鄧文儀的職務。

楊永泰的這一做法極大地觸動了CC系的利益。CC繫於是糾集所有不滿楊永泰的勢力，群起而攻之。

從1928年起，國民黨黨務大權便集中在二陳為首的CC系手中，形成了“蔣家天下陳家黨”的格局。隨著國民黨內各反蔣勢力的蕩平，蔣介石越來越無法容忍二陳把持黨務的現狀，力謀削弱CC系的權力。

在第五次“圍剿”中，楊永泰向蔣介石提出了集中黨、政、軍力量於“剿匪總部”的建議，蔣認為這是削弱CC系的好機會，便接受了楊永泰的建議，把豫、皖、鄂、贛四省國民黨組織變更，省市黨部設主任委員，由當地軍政大員兼任。

楊永泰的這一招，把原來的省黨部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一起打入了冷宮。各縣設書記長，又把原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一起“送客”。不論省或縣都由書記長負全責，工作報告直接上呈“剿共總部”黨政處。這樣一來，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國民黨省、市組織由CC系手中轉到政學系手中，CC系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為當地軍政首腦的附庸。

CC派遭此打擊，當時卻敢怒不敢言。因為楊永泰這一辣招是以蔣介石名義去辦的，並已由國民黨中常會追認為合法。

陳果夫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時，民政廳廳長一職陳決定派自己的心腹余井塘擔任，可沒想到名單報到蔣介石手上后，楊永泰在蔣介石身邊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這不成了CC的王國？” 蔣本來就不滿江蘇省政府CC色彩太濃，聽了楊的話后更加生氣，決定“留中不發”。

這可急壞了陳果夫。他素知蔣的習性，只要“留中不發”，一定是表明他持有不同的意見。他趕忙電呈蔣介石：“如有更適當勝任者，請鈞座直接指定。”

本來這是陳果夫作的一個姿態，可沒想到正中楊永泰的圈套。楊永泰向蔣推薦自己的心腹辜仁發替換余井塘。蔣遂即電告陳，一切照準，唯民政廳廳長改由辜仁發擔任。

陳果夫收到電報，頓時傻了眼：一省中除省主席和秘書長外最重要的民政廳廳長一職，轉眼落入了楊永泰手中！陳果夫大失顏面，恨得咬牙切齒。他提出要“清君側”，下決心整垮楊永泰。

1935年10月，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遇刺，楊永泰頗想乘機爬上這一高位，進一步施展自己的才華，但遭到以二陳為首的CC系的堅決反對。

組閣的願望落空了，楊永泰決定辭去秘書長職，準備出國考察。正是用人之際，蔣介石豈能放他出國？蔣沒有理會楊的辭呈。

1936年10月25日，楊永泰應邀赴日本駐漢口領事館宴會，宴會結束后，在漢口經漢關乘專用輪渡碼頭準備回武昌時，突然衝出一個刺客，向其連開數槍，楊應聲而倒。

1935年冬，日本軍閥侵華日亟，蔣介石在輿論壓力下，不敢公開滿足其得寸進尺的無理要求，但又憚於公開決裂，深感外交問題十分棘手。經過鄭重考慮，乃將善於周旋應付的湖北省政府主席張群調任外交部長，遺缺調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接充。因楊在行營時專橫跋扈，與國民黨各派系積怨甚深，只好將其外調，緩衝一下。於是走馬換將，張去楊來。其實都是“政學系”當權，換湯不換藥。

楊到湖北接任省主席，武漢學生強烈反對。雖然軍警當局儘力保護，但愛國青年積憤難消。翌年，楊永泰被刺，全國震驚，蔣介石令軍警當局限期破案。但關於幕後主使者及發案時間，言人人殊，極不一致，至今仍有疑問。現雖時隔半個多世紀，事過境遷，不過，雪泥鴻爪，留其一星半點，仍為必要。

關於楊永泰被刺原因，有的說是胡漢民親信國民黨中宣部長劉蘆隱所指使；有的說是“復興社”鄧文儀因報復而派人所為；還有的說是，C．C因權力之爭，下令“特一科”（特務處第一科）乾的。甚至“湖北王”何成浚也因支持過湖北省黨部發動學生反對楊永泰就任湖北省主席而涉嫌。互相猜疑的結果，使得國民黨內部有關領導層彼此懷疑，造成了混亂。最後還是軍統局查明此案是愛國青年自發組織“中華青年抗日鋤奸團”所為。他們純真赤誠，熱血滿腔，不滿於政治腐敗，特別是對親日派喪權辱國之行徑更為痛恨。大家自籌經費，購買槍支，準備刺殺親日派頭目黃郛、張群、楊永泰等人。那天在刺楊現場捕獲譚戒軒（化名陳燮起），後來又捕獲了掩護譚戒軒行刺的龔柏舟。國民黨為免擴散影響，令司法機關以普通刑事罪處理。到1938年尚未判決，時值武漢戰局緊張，乃將譚等二人押解後方。途中龔柏舟跳水脫逃。譚戎軒被押到恩施監禁。抗戰勝利前清理積案，譚被高等法院判處死刑而絞決了。

說楊永泰是蔣介石的“諸葛亮”，一點都不過分——他初出茅廬，便獻策蔣介石“三分天下”；一道“出師表”，就逼迫工農紅軍移師西去。蔣介石對他言聽計從。不曾想，權重一時的他最後居然血染揚子江畔，做了國民黨派系爭鬥的冤鬼。

楊永泰早年追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后離開孫中山加入政學會，先後出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廣東省省長。但隨著政學會的風消雲散，他只好蟄居上海，常常為有奇才而無處施展暗自嘆息，為未逢“明主”而黯然神傷。

1928年初，通過政學系黃郛和熊式輝的引薦，楊永泰結識了蔣介石。楊自幼接受嚴格的舊式教育，又曾留學日本，接受過系統的西式教育，故“既擅文事，又長武備；既懂立法，又精行政”，加之對於“天下大事”觀察已久，故與蔣介石見面之初便發表了宏韜大略：

當今天下，廣西第七軍橫行兩湖，李濟深負隅兩廣，白崇禧收編了唐生智殘部三個軍，稱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結馮、閻，則南京無法立足。好在桂系的政敵俞作柏能拆李宗仁的台，唐生智也可以收回舊部為辭進逼白崇禧，再用重金收買馮玉祥的大將韓復榘、石友三等，則李宗仁、白崇禧的勢力就不難瓦解。

楊永泰將其“削藩”策略概括為：以經濟方法瓦解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以政治方法解決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以軍事方法解決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以外交方法對付張學良的東北軍。

蔣最頭疼的軍閥問題，被楊永泰數語道破。蔣介石頓時心明眼亮，對楊永泰肅然起敬，任命楊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議。由一個草居在野的政客，一躍而入蔣總司令的“卧榻之側”，楊永泰成了蔣介石的“首席智囊”。

完成北伐之後，蔣介石即著手實施楊永泰的“削藩”謀略。

1928年7月中旬，蔣在北平召開軍事善後會議。國民黨各路“諸侯”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參加會議。蔣介石提出了《整理軍事方案》和《軍事意見書》，冠冕堂皇地提出整編軍隊，裁減兵員，其意圖是削弱其他三個集團軍的兵力，壯大自身勢力，等待時機，各個擊破。馮玉祥、閻錫山諸人開始均沉默不語，後來極力抵制。

蔣介石僅想利用這次機會試探一下各路“諸侯”的態度，當然是無果而終。

楊永泰向蔣介石建議：利用北伐結束之機，採取“調虎離山”之計，將這些人明升暗降，調到南京，以便解除兵權。蔣介石接受了楊的建議。

1928年8月8日至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任命馮玉祥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部長、閻錫山為蒙藏委員會委員會長兼內政部部長、李宗仁為軍事參議院院長，並希望三人長住南京，共商國是。

接著，楊永泰建議蔣儘快召開編遣會議，“杯酒釋兵權”，用政治方式削去“諸侯”兵權。1929年初春，編遣會議召開，但出乎蔣的意料，各路“諸侯”在裁兵問題上互不相讓，爭論不休。尤其是馮玉祥，稱病請假，消極對抗，致使蔣抱極大希望的會議草草收場。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蔣介石先把同桂系站在一起的李濟深誘到南京加以軟禁，任命陳銘樞、陳濟棠統治廣東，然後委派唐生智攜巨款去天津活動老部下李品仙倒戈反桂，不用一兵一卒便使白崇禧倉皇出走。接著，蔣介石統率大軍直搗武漢。

為了實施武力進攻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策略，楊永泰秘密來到香港，與受桂系排擠的俞作柏洽商。他憑著三寸巧舌說服了俞作柏，並許諾：“如果俞將軍活動李明瑞、楊騰輝倒桂成功，中央委你為廣西省主席，省府委員由你決定。”

楊永泰陪俞作柏來到南京后，蔣介石立即委任俞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將參議”，由楊永泰協助到漢口，與桂系第四集團軍第七師師長李明瑞秘密接觸。當蔣介石的中央軍與桂軍一交火，桂軍前敵總指揮李明瑞便陣前自動脫離戰鬥，致使桂軍一敗塗地。李宗仁、白崇禧退守廣西。蔣介石率各路大軍齊向廣西合圍，桂軍大敗。李、白二人被迫逃到香港。

就這樣，楊永泰協助蔣介石首先平定了桂系。

蔣桂戰爭接近尾聲時，馮玉祥統率西北軍單獨反蔣。蔣介石再次採用楊永泰的計策，用經濟手段瓦解馮玉祥的軍隊。1929年5月22日，馮玉祥部下韓復榘由洛陽發出“養”電，力主維護和平，擁護中央。蔣介石大喜過望，立即複電韓復榘，令其指揮所有駐陝甘寧部隊，委任石友三為討逆軍第十三路總指揮，並送現款500萬元作為犒賞。“銀彈”的威力迅速見效，5天後馮玉祥被迫宣布下野。

1930年3月，鹿鍾麟、商震、白崇禧、張發奎等第二、三、四集團軍57個將領通電全國，一面曆數蔣介石十大罪狀，一面推舉閻錫山為陸海空軍總司令，聯合反蔣。

1915年任上海《中華新報》主筆，反對袁世凱稱帝。

1917年至1920年先後任護法軍政府財政部長、廣東省財政廳長、廣東省長。

1922年任北京國會參議院議員、善後會議財政善後委員會副委員長，為政學系首領之一。

1927年任南京國民政府軍委會參議。

1931年任軍委會秘書長。

1933年接任軍委會委員長屬下的南昌行營秘書長。

1934年任國民黨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秘書長。嗣任軍委會武昌行營秘書長、四川行營秘書長、國民黨候補中央執委。

1936年10月25日在漢口碼頭被CC派暗殺。譯著有《外交政策》、《現代民主政治》等，被蔣稱為“當代卧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