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隧道慘案

在1937年7月七七事變之後，日軍開始全面侵華。1937年11月，國民政府對日在淞滬抗戰中失利，南京開始陷入危機，國民政府在1937年11月20日起遷往重慶作為陪都。

1937年11月，日本陸軍發動全面戰爭不久即把無區別攻擊列入軍事操典。日軍1939 年至1941 年對重慶市的無區別轟炸，就是在此“政略攻擊”下實施的。從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遵照日本天皇和最高本部指令，聯合對重慶展開航空進攻作戰，為期5年半，史稱重慶大轟炸。

在重慶大轟炸中，日機空襲重慶共達218次，出動飛機9513架次，投彈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傷14100人，炸毀房屋17608幢，30所學校被炸。

1938年初至1938年底，日本對重慶主要為試探性的轟炸，出動的轟炸機架次較少，多數為日本陸軍航空隊。1938年10月日軍攻陷武漢后，日軍在日本天皇的命令下開始對重慶實施戰略轟炸。1938年12月底，由日本陸軍對重慶開始實施戰略轟炸。1939年5月，改以日本海軍實行轟炸。5月3日及5月4日，日本轟炸機從武漢W基地起飛，對重慶市中心區進行連續轟炸，並且大量使用燃燒彈，此次轟炸稱五三、五四大轟炸。

1940年5月，日本大本營發動《101號作戰》，由陸、海軍同時對中國後方進行轟炸，轟炸重慶的日機超過2000架次。

1941年6月5日下午6時左右，雨後初晴，當重慶的市民們正準備吃飯乘涼時，突然空襲警報長鳴。得知日軍的飛機要來空襲，人們攜帶行包，紛紛湧向防空隧道的入口。由於襲擊突然，疏散來不及，因此，防空隧道內聚集的人特別多，顯得十分擁擠。除了兩旁的板凳上坐滿了人以外，連過道上也站滿了人群。洞內空氣異常濁悶。

晚上9點鐘左右，日軍飛機進入市區上空，開始狂轟濫炸，霎時間爆炸聲此起彼伏，繁華市區頓成廢墟。由於人多空間小，再加上洞口緊閉，洞內氧氣缺少，人們開始覺得呼吸不暢，渾身發軟。地面上日機的轟炸仍在繼續，而洞內的氧氣越來越少，連隧道牆壁上的油燈也逐漸微弱下來，這時嬰兒和孩童們終於忍受不住了，大聲啼哭起來，氣氛頓時緊張，有些人開始煩躁不安，舉止反常。生還者朱更桃回憶當時情景說：“在洞內，起初只覺得頭腦發悶，大汗淋漓，漸漸身體疲軟，呼吸困難，似乎淹在熱水當中，腳下溫度異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褲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生還者何順征對當時的感覺也記憶猶新，說：“開始感覺熱得慌，心臟似欲下墜，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著，不能舉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亂咬，手和背到處受傷，衣服也被撕破了。”更有甚者，有些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如有一老婦人，將自己的頭和臉碰爛，披頭散髮，大哭大叫，很是嚇人。

隨著二氧化碳增多，洞內部分油燈已經由於缺氧而熄滅，人群騷動得更加厲害了。面臨死亡，沉默的人們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了，開始拚命往洞口擁擠。由於洞門是向外關閉的，因此，人群越往洞口擠，門越是打不開。守在洞外面的防護團員只知道日機空襲時，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而對洞內所發生的危險情況一無所知。洞內的人發瘋似的往外擠，人們喊著哭著往外沖，可是門依然緊閉著，無法打開。洞內的氧氣在不斷減少，洞內人群的情緒更加急躁，他們擁擠在一起，互相踐踏，前面的人紛紛倒下，有的窒息死亡，而後面的人渾然不知，繼續踩著屍體堆往外擠，慘案就這樣發生了。後來洞門被打開，霎時間，洞內的人群如同破堤的河流一樣衝出洞門，一部人因此而得以生還。

郭偉波老人是衝出洞外的少數人之一，回憶當時的情景和感受，他說：“後來，木柵不知怎樣打開的，守在外面階梯上的防護團也跑掉了。人流穿過閘門，猶如江河破堤，拼著全力往隧道口上沖。我和兩位同學因年輕力壯，用儘力氣隨著人流擠出木柵，昏頭昏腦地上了階梯，終於來到地面上。當時我到底是凌空？是滾爬？還是被人流夾住推出來的？實在是鬧不清楚。只覺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鮮空氣，渾身都感到涼爽、舒暢，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我那時沒有手錶，昏睡了大約半個小時又蘇醒過來，只聽見隧道里傳來震耳的呼喊和慘叫聲。我從地上爬起來一看，自己躺的位置離隧道口約30米，周圍有100來人，有的正在蘇醒，有的獃獃地站著，然而，再也不見有人從隧道口裡走出來。我低頭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經被扯破，鈕扣大部失落，帽子丟掉了，肩上挎包所裝的信件、相片、日記本也全部不見了。東西是損壞、丟掉了，但我總算掙脫了死神，回到了人間。”

日軍的空襲還在繼續，飛機呼嘯著從空中衝過，扔下無數的炸彈和燃燒彈，地面頓時一片火海。此時此刻，洞內的人群也顧不上那麼多了，還在奮力掙扎著往外擠。他們面色紅脹，雙手揮舞著，拚命狂叫，但是一切都無濟於事，身體依然原地不動，一個個生命就這樣被耗盡了。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折磨、掙扎，將近午夜時分，洞內凄厲的慘叫聲逐漸減弱，“很多人躺在地上，氣息奄奄，面色由紅色變成紫藍色，口角的唾沫由白變紅滲著血絲，不少人已無聲地撲伏到別人身上。”空襲持續了將近5個小時，當日軍的飛機離開陪都重慶時，防空大隧道已是死一般的沉寂，聽不見活人的聲音。到處都是死難者的屍體。其凄慘情狀正如當時重慶市市長吳國楨所說：“洞內之（難民）手持足壓，團擠在一堆。前排腳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動，其後層層排壓，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號而不能動者，傷心慘目，令人不可卒睹。”很多死者都是掙扎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才含恨離開人世的。他們有的面部扭曲，手指抓地，有的仰面朝天，雙手垂地，有的皮膚抓破，遍體鱗傷，十分悲慘。

6日凌晨，防空警報解除后，國民政府當局開始組織人處理善後事宜。從隧道內拖出的遇難者屍體成垛成垛地放在洞口……

大隧道慘案發生后，重慶衛戍總司令兼重慶防空司令劉峙在幕僚的建議下，急忙派出衛戍司令部的卡車，把所有窒息而死的人，運至朝天門河壩，用意是這些人因缺氧而死，運至河邊空氣新鮮處，或可復活。但是，參加搶救的士兵、特務人員、防護團員、服務隊員視人民生命如兒戲，他們把屍體拖出洞門，有些還未死的，被他們拖死；有些被拖斷手腳；有些尚有一絲氣息，但因上有屍體堆積，被活活壓死。更有甚者，一些參加搶救的人員非但不全力救人，反而趁火打劫，從屍體上搜取首飾、錢物，剝取衣褲，引起群眾極大憤慨。運至朝天門河壩的死屍中，確有少數因吸到新鮮空氣而復活者。但他們醒來后．發現隨身所攜帶的財物已被洗劫一空，感到今後無以為生，便絕望地放聲大哭。河壩一帶，死屍累累，哭聲雷動，其狀甚慘。

大隧道慘案的發生使重慶輿論為之震驚，重慶市民強烈要求懲辦責任者。不久，蔣介石下令免去劉峙的重慶防空司令職，該職由重慶憲兵司令賀國光兼任；重慶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撤職留任，隧道工程處處長吳國柄撤職，副處長謝元模記大過兩次；重慶市長吳國幀撤職留任。震驚中外的大隧道窒息慘案，至此草草了結。

有關“大隧道慘案”死亡人數在史學界頗有爭議，說法很多，可將這些說法粗略地劃分為三檔，即“百人說”、“千人說”和“萬人說”。

說法介紹

百人說的下限為461人，上限為999人。百人說主要是國民政府官方的統計和說法。大隧道窒息慘案發生后的第二天，重慶防空總司令部對外宣稱：“慘案死亡461人，重傷291人”。在社會輿論的強烈要求下，蔣介石命令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國民參政會主席張伯芩、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康心如組成“大隧道窒息慘案審查委員會”，對慘案進行調查。此後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稱死亡人數的登記編號始終沒有超過650人。1941年6月10日。除救出未受傷者一千餘人不計外，共死亡827人，重傷165人，稱大隧道慘案“死亡992人，重傷151人”。

分析

百人說的數字明顯有些當局人為控制和操縱的痕迹。 “大隧道窒息慘案”雖說是由於日機的狂轟濫炸直接造成的，但有關政府部門在事前的隧道工程設計與設備安裝、平時的管理維護工作上的缺陷和臨時的處置失措等方面也難辭其咎。

慘案發生后，民怨沸騰，輿論嘩然，重慶市臨時參議會更是連續召開會議，要求政府加快徹查。為平息民眾的憤恨情緒，在象徵性的懲辦了相關責任人後，國民政府又加強了對消息和報道的管制，特別掩蓋了傷亡人數的真相，據慘案發生后不久到實地採訪的《新民報》記者陳理源說:“就我親到屍骸累累的出事地區和向附近居民了解的情況來說，也深感該部難免有‘以多報少’的行為。”而且在官方的統計和報告中，有一個明顯自相矛盾的地方，即吳國楨曾在報告中稱警察局唐局長即報告只有750餘名，以後續報，亦不過800餘。而在事後的一次紅十字會舉行的宴會上，當有人問及慘案到底死了多少人時，警察局長唐毅的說法卻讓人納悶：“正如報上所載，大概是600人左右。”唐毅前後兩種不同的說法約有200人的出入，這不是一個小數目。假設吳國楨的話是真的，那麼唐毅的說法顯然前後矛盾；假設唐毅在事後的說法是真的，那麼吳國楨在1941年6月12日致審委會的報告中稱唐局長“以後續報，也不過800餘”一說更是難以自圓。

說法介紹

關於“大隧道窒息慘案”的死亡人數，最有發言權的還是當時在現場從事醫療、救護工作的負責人。從檔案上看，重慶衛戌總司令部作為自始至終負責慘案救護工作的機構，它所報告的數字準確性更高。當然前提是這個數字沒有受到政府和當局的影響和操縱。6月6日重慶衛戌總司令部在致行政院關於大隧道窒息慘案原因及搶救情況的函中稱：“截止本（六）日午後四時二十分止，三處洞口共計運出男女屍944具，童屍74具。至於洞內餘存死亡數目，因隧道太深，一時無從清查。”6月8日，重慶衛戌總司令部再次呈文行政院：“稱三洞屍體已全部運出洞外，計有1115人。其中三處洞口分別運出人數如下：十八梯運出：童屍61具，男屍525具，女24具。石灰市運出：童屍26具，男屍66具，女屍70具。演武廳運出：童屍11具，男屍59具，女屍26具。”從以上引文中可以知道，慘案發生的第二天，重慶防空總司令部公布的死亡人數是461人，政府部門公布的數字也僅為500~600人，而重慶衛戌總司令部內部報告初為1018人，後為1115人，早已超過了當局公布的數目；而這時市長吳國楨和市警察局長唐毅卻仍然在自欺欺人地向上級報告稱“不過800餘”。應該說當局對此是有所了解的，但卻對重慶衛戌總司令部上報的數字不置可否，其企圖掩蓋事實之心可見一斑。雖然重慶衛戌總司令部迫於壓力，試圖傷亡人數增加來減輕輿論的譴責。但7月3日的審委會報告還是沒有採用這一數字，更加引起的重慶各界的不滿。

分析

10月，在重慶市政府所作的6月份全市工作報告中談到慘案死亡人數問題時稱：“事後會同空襲救護委員會、防空司令部、憲兵及保甲等清驗窒息死難同胞，計有戶口可稽者共644人，遺族648人。”“有戶口可稽者”和“遺族”二者相加，死亡人數總共達到了1292人。值得注意地是這一數字是市政府會同空襲救護委員會、防空司令部、憲兵及保甲人員等共同勘察后得出的，在政府刻意淡化事件的前提下，可信度是值得商榷的。6月12日，吳國楨在給審委會的報告中稱：“（死屍）已開始用卡車運往朝天門，以便轉運至黑石子、大佛寺等處掩埋。由此可見，慘案死屍的掩埋地點有兩個，一是江北黑石子，一是南岸大佛寺。另據重慶衛戌總司令部在6月8日呈行政院報告中稱：“清理出來的死屍除有38具當場由其親屬認領自行裝殮外，其餘用六輛卡車輪番運至朝天門。隨即僱用木船多搬運至江北黑石子，並用輪船輸送防護人員200名於7月5日趕赴黑石子開始掩埋。”這明顯與現場倖存者回憶說有數十輛卡車來回運輸不相符合，明顯也是為了掩蓋事實真相的謊言。大轟炸時期，重慶的情況比較複雜，統計工作的精確度較低。在此特殊條件下，要對死亡人數作一精確統計，很顯然是不現實的，即使作出了也是難以令人認同的。

說法介紹

“萬人說”的數據約為9000人，在所有倖存者有關慘案死亡人數的回憶當中,“萬人說”占絕大多數。據廣東籍的倖存者劉偉波回憶:“一夜之間因窒息擠壓而慘死市民近萬人……”而曾入十八梯洞內避難生還的歐陽祝澤說:“十八梯洞內死的人很多，搬了一個晝夜才勉強搬完，大約死的五六千人。”

分析

該防空洞共有三個洞口，一個洞口尚且如此，三個洞口死傷人數當在萬人左右。曾入演武廳避難生還的李建國說：“三個洞子都死了不少人。其中以十八梯大洞死的最多，石灰市大洞第二，演武廳洞子第三，但演武廳洞子也死了不少人，大約有二三千人，總計三洞死了萬把人。”近30多年，不少史家和史書採用萬人說。據《重慶市志》第1卷稱：“1941年6月5日，日機於夜間轟炸重慶，導致校場口和平大隧道大慘案，窒息9000餘人。”1955年重慶文史館編《重慶市略志》稱：“總計這個大隧道內的人數（死亡人數），至少總在萬人以上。”1985年出版的《重慶抗戰紀事》稱：“六月五日發生了‘重慶大隧道慘案’，近萬人在洞中窒息。據當時在實地採訪的《新民報》記者陳理源說：“至於將罹難者屍體拋入長江和窖於朝天門下沙嘴，僅為事後多年的傳聞，缺乏事實根據。慘案發生時，我曾到集結待運屍體的朝天門港口探視，那凄涼悲慘之狀，固不禁催人淚下，激起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國內官僚的切齒痛恨。前田哲男在《重慶大轟炸》一書中也稱：“洞內炎熱，在一萬多名人群中，有陳榮安等人，還有草藥街的其他居民。”

1941 年6 月5 日當天防空部檔案記載:“是日敵機廿四架分三批(每批八架) 襲渝, 自17: 33 起於湖北宜都松滋處發現西飛。”第一批於“19: 28 侵入重慶市空投彈, 至19: 54 始經豐都東逸。”第二批於“20: 47 侵入重慶市郊投彈后至21: 20 經豐都東逸。”第三批“22: 17 侵入重慶市郊投彈后至23: 13 經豐都東逸。”警報情況是:“本部於18: 08 懸紅球一個, 18: 18 發布空襲警報, 18: 57 發布緊急警報; 21: 18 懸紅球兩個, 21: 40 卸下兩個紅球; 23: 01 又懸兩個紅球, 23: 27 發布解除警報。”警報信號的意義是: 懸掛紅球1個, 預告空襲, 懸掛兩個紅球, 是空襲警報, 卸下兩個紅球是緊急警報, 又懸兩個紅球是通告市民出洞休息, 又卸兩個紅球是再次緊急警報, 又懸兩個紅球又是通告出洞休息。發布解除警報是懸掛綠色長條燈籠。警報種類是: 空襲警報: 敵機距離200—300 公里, 緊急警報: 敵機距離50 公里, 解除警報: 敵機離去200—300 公里。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5個半小時的警報避難過程中，在防空洞中躲避空襲的人們在空襲間隙中並未及時得到休息。這是大隧道窒息慘案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出事地點的較場口這一段大隧道分十八梯、演武廳、石灰市3 個出口, 長度438. 4 米, 乘以寬度2. 5米, 面積是1096 平方米。乘以高度2 米, 等於2392 立方米。防空部規定洞的容量標準是4 人每平方米, 根據審委會的解釋是:“鎮靜之避難者, 在換氣設備之防空洞滯留1 小時, 每人所需之空氣應為1立方公尺, 通常以滯留2 小時為準, 每人應有3 立方公尺之空氣量。”據此計算該洞常規容量是4384 人。80 年代重慶市人防辦勘測計算, 有木凳958 條, 每條坐3 人, 共計2874 人, 按每平方米4人計算, 佔地575 平方米, 剩餘面積521 平方米, 人防辦按站著的人6 人ö平方米計算, 這只是一種隨意的估計, 為3126 人, 又加上梯道面積134. 75 平方米, 按坐5 人ö平方米, 站6 人ö平方米計算，這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根據, 共計555 人。算式2874 人+ 3126 人+ 555 人= 6555 人。這麼計算, 全洞最大超常容量為6555 人。關於慘案當天入洞人數, 尚未發現史料可以確證。但從現存檔案中可知, 入洞者當超過萬人，此為慘案發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據十八梯洞的生還者徐元新上具防空司令部呈文, 他在空襲警報後進洞, 被人潮推壓擁擠, 洞內發生打架情形。不久出現窒息徵兆, 隨之嚴重窒息開始發生。另據演武廳洞生還者郭偉波回憶, 容量超常, 致使缺氧窒息, 發生騷亂, 人群擁擠, 無法進退。

防空管理的混亂，也是導致慘案的一個原因。管理重慶空襲救護防護的機關，主要有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防空司令部和防護團，但前兩者不相統屬，防護團為義務組織，成員缺少訓練，素質很差。這些都導致了防空管理工作的混亂。如防空期間通告休息，按照警報規定，卸下兩個紅球表示緊急警報，又懸紅球兩個是通告出洞休息。然而當天球台的警報燈球壞了，用馬燈蒙上紅布代替。但是當年3月航空委員會頒布《防空警報信號大綱》第11 條規定：“被毒地區日間用紅旗夜間用紅燈加以標識。”於是，這個信號的含義有兩種，使得人們無所適從。在重慶市檔案館防空部案卷67卷中有這樣的記載中，“事後據報十八梯有防護團員百餘人擁塞洞口及搶救不力，暨有人持槍威逼民眾出外”說明了疏導指揮工作的混亂。

關於通風設備，在較場口大隧道內4月中旬安裝好了電動通風機，1941年6月3日試驗開車，約定6月5日下14：00—17：00驗收，但廠方直等到警報發出前半小時，防空部謝元模也沒有出現。謝元模解釋：“因本人非電器專家，原約定電燈廠工程師同往驗收，因該人未到，故未往驗收。”

防空部第三處正、副處長丁榮燦和潘聯說，真正原因是防空部沒有給軍政部賄賂，軍政部拒絕驗收，機器竟不敢啟用任其閑置。造成防空洞質量缺陷的另一個原因是經費不足和挪用。據謝元模報告，通風照明設備工程，1940年7月到11月為第一期，軍政部每月撥款12萬元，應合計70萬元。1941年2月到5月為第二期工程，行政院直到1941年5月26日，才核准防空部工程處1941年度防空設施經費一共140 萬元，其中大隧道工程佔40 萬元。這些經費大部被挪作他用。1940年12月，防空部申請大隧道內安裝通風機30具需款39萬元，因為付不起錢，只買了20具，其餘的退還給廠方了。

防空洞設計與質量的缺陷，也是導致慘案發生的一個原因。如日本從1940 年“101 作戰計劃”開始，運用長時間轟炸戰術已經是常規。1941年超過3小時的轟炸有32次，佔全年轟炸比例的44%。我方計算防空洞的呼吸空氣量，卻僅僅以2 小時為限度，顯然不能滿足實際需要。

設計者謝元模、陳公矩不是專攻地下空間工程的人員，所以，工程設計有先天性的技術缺陷。比如規定各段隧道兩端出口必須一頭高一頭低，根據熱脹冷縮的形成原理使空氣對流，來達到自然通風的效果，但隧道都很長，中間卻沒有設計通風井工程，使設施原理失效。另外，又沒有排水溝設施，洞內積水無法解決，天氣炎熱，人口一多，潮濕蒸發上來，氣悶難當。洞身高度不足，頂石風化，進出口也太少，也造成進出不便。

2021年6月5日，重慶大轟炸“六五”大隧道慘案80周年，重慶在全市範圍內進行防空警報試鳴放。此外，經過保護性修繕，慘案發生時的防空隧道將於7月首次對市民和遊客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