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電台案

1939年的3、4月左右，董益三“突然收到以張蔚林為首的約五、六個人聯名從皖南一個潛伏電台發來的電話，說每月三十元的薪金敷日用，要求增加月薪。此事如發生在別的單位，不足為怪，但出現在軍統內部，則為嚴重的違紀事件。他們是分派在抗日第一線的潛伏電台，為了保密，平時絕對禁止互相串聯，現在竟然能聯名發電，足以證明他們已相互往來，顯然不能再繼續留在該地工作。因此立即調他們返回重慶，並另派了其它人員接替了他們的任務”。

等張蔚林等人返回重慶后，董益三並未給予他們處分，只是重新分配了工作，把張蔚林分配在主管通訊業務的第四處第一科華東股工作，趙力耕、楊洸、安文遠等人分配到了電訊總台工作。董益三在回憶之所以沒有處分這幾個人原因，是因為這幾個人都是由他一手培養出來的報務員，但他沒說為何單獨把張蔚林分到第一科。我想，之所以把張蔚林與其他人區別對待，安排到第一科工作，是因為他是在1936年就考入到上海三極無線電學校的軍統電台工作老資格，所以他能在潛伏敵後期間聯繫趙力耕等人（均為1938年軍統武漢電訊班第十二期學生）向第四處提出增加薪酬的要求，注意到後來加入張蔚林秘密組織的也就是這幾個報務員，可以看出，正因為他取得了這幾個人的信任，所以後來才能在短時期間就把這幾個人都吸收進了組織。

調回第四處工作的張蔚林顯然是不安於位的，其上司發現他私自訂了一份共產黨辦的《新華日報》，這和他特務的身份是很不相符的，因此董益三又找張蔚林談話，張蔚林向董保證沒有參加別的政治組織，並向董提出調動工作的申請，於是董益三把張蔚林安排到了重慶衛戍司令部稽查處電訊監察科工作。電訊監管的工作與一般電台工作不一樣，一般電台只是收報、發報，而電訊監察則是偵聽別人的無線電聯絡，從中發現非法活動，1947年，保密局破獲的趙耀斌情報系統就是由北平電訊監察科捕捉到了秘密電台的通訊聯絡而起的，所以，此時張蔚林的工作已不是特務機關中普通的無線電技術人員了，而是真正成為監管無線電通訊的特務了。

此時的張蔚林已經與軍統徹底的離心離德，於是在8月下旬他冒險闖入了設在曾家岩的八路軍辦事處。據當時接待張蔚林的雷英夫回憶，張蔚林當時提出要面見周恩來，雷英夫告訴他周恩來已出國。我查閱一下了《周恩來年譜》，周恩來是1939年8月20日由中央決定去蘇聯治傷的，8月27日乘飛機離開延安，直到1940年的2月底從蘇聯回國，5月31日才返回重慶，所以張蔚林案由始至終，周恩來都沒有參與，我在想，如果當時恰巧周恩來在重慶，張蔚林等人是不是就可能長期潛伏下去了呢？從後來案情發展看，在經營這個情報小組的過程中，出現了幾次失誤，以致最後全軍覆沒，以周恩來的情報工作經驗，這些失誤應該都能避免，而沒有失誤，繼續潛伏下去當然不會有問題。

既然周恩來不在，張蔚林就又提出要見葉劍英。葉劍英雖然就在曾家岩，但此時中共方面對來自軍統的張蔚林是一無所知，不能貿然讓葉劍英來接見這樣一個“特務”，於是決定由曾希聖與張蔚林談話。巧合的是，曾希聖就是中共無線電技術偵察工作的開創者，長征期間曾任主管電訊情報的軍委二局局長，是當時黨內重要的情報專家，對於張蔚林這個軍統電台出身的人，他當然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但同樣是對張蔚林的軍統特務身份有所顧忌，曾希聖也沒有輕易答應張蔚林去延安的請求，而是安慰張蔚林說在重慶在延安都是抗日，留在軍統也一樣可以為國效力。到此，張蔚林與曾家岩的第一次接觸就結束了。

沒幾天，張蔚林就拉著軍統電訊總台報務主任馮傳慶一同來到曾家岩。

這次接待張、馮二人的還是曾希聖，有了第一次接觸的基礎，曾希聖就試探著詢問了一些軍統電訊總台的情況，軍統電訊總台的情況，當然是瞞不住馮傳慶的，張、馮二人均如實以告，曾希聖等很滿意，於是試探性的向張、馮二人布置了搜集情報的任務。這第二次的接觸，也是很順利，張蔚林帶馮傳慶來，本身就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而二人能非常配合的提供一些情況，更是宣示了自己的誠意，曾希聖的處置也很正確，他仍舊不答應對方任何實際的東西（如入黨、去延安等），繼續以搜集情報來作考驗，如果張、馮二人給以有價值的情報，當然能說明兩人是真正的投誠者，如果二人只是虛與委蛇的提供一些浮皮潦草的東西，那顯然是敵人設計的圈套。

張、馮二人向曾家岩提供了一批非常有人價值的情報，在曾希聖這個電訊情報專家面前，張、馮二人所提供的軍統的電訊情報的價值如何，是很快就能做出估量的。於是張蔚林、馮傳慶被認定為真正的投誠者，由葉劍英和曾希聖一同介紹二人入黨，並向他們布置了繼續潛伏的任務，張、馮也愉快的接受了任務。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從曾家岩的角度來看，能有軍統電訊總台這樣掌握核心機密的特務的情報來源，當然是一定要繼續經營下去的，而張、馮二人都是軍統人員，經常出入受到嚴密監視的曾家岩，極易暴露，必須為他們選定合適的聯絡員來傳遞情報。

恰在此時，年輕的女共產黨員黎琳由延安返回四川工作。黎琳，本名余家英，又名余碩卿，生於四川，於1937年底奔赴延安參加革命，改名黎琳。1939年10月，受命返回四川開展統戰工作。黎琳的到來，給正在急於為張蔚林尋找聯絡員的曾家岩中共南方局軍事組帶來了希望，於是立刻決定由黎琳化名張露萍，以張蔚林妹妹的身份與張蔚林、馮傳慶一同組成中共軍統電台特別支部。抗戰期間，軍統不允許其成員結婚，所以這樣的“兄妹組合”貌似合理，張蔚林可以其妹妹也流亡到了重慶為借口，搬出軍統的集體宿舍，對於情報工作更為方便。但派張露萍作這個特支的負責人兼聯絡員，實在是不適合。

張蔚林是江蘇人，張露萍是四川人，這樣的兄妹組合，難以讓人信服。但即使是這樣明顯的漏洞，有半年之久軍統也沒有發現，這也說明軍統貌似強大，實則也並非鐵板一塊。但到了案發之後，這樣的漏洞就沒法解釋得清楚了。但在特支的情報傳遞工作方面，做得非常細緻、紮實，基本的程序是這樣的，由張蔚林去聯絡在軍統電訊總台工作的其他六人，搜集到的情報，由張露萍送到設在中二路的聯絡站，再由聯絡站報南方局軍事組，事實證明，這套程序非常可靠。

軍統這個紙老虎也真是千瘡百孔。很快，張蔚林就把自己的兄弟伙趙力耕、楊洸、陳國柱、王錫珍，還有安文遠都發展為秘密黨員，給軍統的要害部門掏出了一個大洞。至於他們提供了哪些情報，今天說法不一，但眾口一辭都提到了軍統向延安派遣潛伏電台的情報。關於他們提供了哪些情報和能提供哪些情報，我也時常在想。雖然軍統有種種漏洞，但形式上的保密制度還是有的，以無線電通訊工作來說，譯電與報務是絕對分開的，也就是說報務員是不應該接觸密碼的，在電台工作，只是拍發已編好密碼的電文和接收對方加密的電文，至於電文的內容，報務員不應該知道。

所以，如果說是張露萍小組提供了軍統派遣到延安潛伏電台的情報，更有可能是馮傳慶從報務主任的角度知道某名報務員被派去潛伏。而延安方面，對這樣一個重要情報的使用上，則犯了重大的錯誤。有老同志在評價這一案件時寫到，獲悉這一情報后，“我中央主管反特鬥爭的社會部，就應十分保密而絕對慎重地處理，為張蔚林、馮傳慶諸同志保密，不應驚惶失措，也不應歡喜若狂而草率處理”，而“中央社會部康生之流的壞蛋，極幼稚地立即派武裝將延安潛伏的軍統電台破獲，全部抓人”，其結果就必然造成敵人對內部情報外泄的懷疑。

1940年3月，張蔚林在工作中因失誤燒毀了偵測電台上使用的真空管，這當然是無心之失，但按照軍統的紀律他仍舊被關了禁閉。他沉不住氣了，趁看守不備，逃到了曾家岩，曾希聖對他說電台上燒壞了真空管是常有的事情，只能說是工作上的失誤，敵人是不會懷疑別的的，所以可以安心回去接受處分。但張蔚林逃跑一事引起了敵特機關的懷疑，於是對他的住所進行了搜查，發現了其他幾人寫的入黨申請和一些情報資料，這樣案件的性質就變了。

張蔚林一回到軍統，就被逮捕投入到了重慶衛戍司令部稽查處看守所，除馮傳慶外的其他幾人也被捕。馮傳慶之所以脫險，是因為他發現軍統電訊總台突然嚴加警戒，於是也跑到了曾家岩。馮傳慶的突然到來，曾家岩方面也不明就裡，於是派了從未接觸過馮傳慶的陳家康來接待他，馮傳慶就彙報了已暴露的情況，並希望取得組織的幫助。事已至此，葉劍英就出面了，表示願意幫助馮傳慶到根據地去，並送給他一件皮袍和兩百元錢，讓他到成都，然後派人接應到延安。就這樣馮傳慶離開了曾家岩，馮傳慶因十歲時出過天花，面部特徵極為明顯，所以不久就被特務捕獲。此時張露萍回成都家裡過年還沒回來，特務們根據張蔚林住所內留有的地址，假冒張蔚林的名義給張露萍發了電報，待張露萍回到重慶后立即逮捕。總結起來，失誤之處如下：

其一，張蔚林心理素質不好，這固然有個人的原因，也有組織上缺乏教育幫助的原因，試想，一個燒毀真空管這樣的工作失誤都能造成他驚慌失措，又哪裡像是深入虎穴的我黨情報戰士的樣子呢？

其二，張露萍不應在家中私存秘密工作材料，尤其是關係到同志身份的材料，從張蔚林後來還回軍統第四處的情形看，張蔚林是不知道他中存在這些材料的，因為以特務機關的行事作風看，他從禁閉中逃脫，敵特機關必然是要到家中搜查的，所以只能證明這些材料是張露萍私存的；

其三，就是張蔚林由禁閉中逃出，他理應知道敵特會到家中搜查，在答應返回第四處時，應該秘密回家看看是否被搜查；

其四，對馮傳慶這個面部特徵明顯的已暴露的同志，是不應該讓他獨自離開的，如有可能，應該給他就地加以隱蔽，待風頭過後再行轉移；第五，張露萍既然能在住所內留有自己的成都通訊處，更應該留給組織自己的通訊地址，在張蔚林、馮傳慶都到了曾家岩后，組織上才有可能及時通知她轉移。

種種失誤，導致了軍統電台特支的全軍覆沒。在特支中出了一個叛徒安文遠，此人與其他七人不同之處在於，他全部交待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情況，但最關鍵的是，他從未與曾家岩的人員有過直接接觸，他的交待只能間接證明張蔚林等人是曾家岩的人，而張蔚林等人又都矢口否認。從安文遠的叛變情況來看，當時派出一個特定的聯絡員來與張蔚林等人保持聯繫是十分必要的，倘若張蔚林以下諸人都直接與曾家岩發生關係，此時的損失將會更大。

張蔚林通過毛烈把一封告急的信件交給了設在中二路的聯絡站。毛烈是衛戍司令部稽查處看守所的所長，與同在稽查處電訊監察科工作的張蔚林算是同僚，而且毛烈對羈押在他所里的張蔚林等人的案情並不知曉，根據以往的經驗，軍統自戴笠以下，任何人都有可能隨時因長官的好惡而被關押，毛烈也以為張蔚林是一般的內部違紀人員，所以他才敢於接受張蔚林傳遞信件的囑託，當然，他也接受了張蔚林送給他的五十元錢。結果，中二路的聯絡站人員安然轉移，而毛烈則為了五十元錢和同志的“情誼”被戴笠槍決。

張露萍是一名忠誠的戰士，她原名余家英，1937年，16歲的她經中共川西特委負責人車耀先保送到延安軍政大學受訓，1939年結業后在延安文聯擔任秘書。

敵特機關假意釋放張露萍，又派人尾隨跟蹤，試圖在張露萍與中共人員接觸時一併逮捕，但張露萍路過曾家岩時，徑直昂然而過，於是又打破了敵人的最後夢想。從張露萍的表現上看，敵特機關推翻了原來認定的張露萍等人是曾家岩派出的判斷，而是誤以為是四川地方黨組織的所為。恰在此時，成都暴發搶米風潮，於是，特務機關的注意力都轉移到中共地方組織上了。

1945年7月14日，張露萍、張蔚林、馮傳慶、趙力耕、楊洸、陳國柱、王錫珍被軍統殺害在息烽快活嶺。但叛徒也是沒有好下場的，張露萍等七位烈士犧牲四年後，1949年11月，重慶解放前夕，已被轉押渣滓洞集中營的安文元在特務們的大屠殺中被槍殺。

“軍統電台案”也使蔣介石受到極大的驚嚇。他大罵戴笠無能，並責問戴笠：“你說軍統打入共產黨如何厲害，實際上共產黨插入我們的心臟，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嚇得心驚膽戰，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戴笠認為，一個19歲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卻不想經過多次嚴刑拷打，張露萍始終沒有招供。最後，戴笠只得以“和重慶地下黨有聯絡”為由，判張露萍等7人死刑。

1948年7月，隨著人民解放軍進軍江南和西南，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發動起義，趁機逮捕了參與殺害張露萍等人的國民黨軍統特務徐遠舉、周養浩等人，隨即將其押往已解放的重慶，交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公安部關押審理，受到了人民的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