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

現任四川安仁建川文化產業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建川實業集團董事長、建川博物館館長、汶川地震博物館館長。

高中畢業后當了兩年知青。

1976年冬天參軍。1979年9月考入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兩年後畢業，到重慶三醫大任教。

1987年轉業到宜賓地委政策研究室。

1991年任宜賓市常務副市長。

1993年5月辭職到省城成都打工。

1994年創辦“建川房屋開發有限公司”。

2008年5月17日獲得美國布萊恩特大學最高榮譽博士學位。

2013年1月當選為四川省十一屆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

2013年5月受聘為成都市人民政府參事。

2017年8月，當選為新一屆四川省商會副會長。

現任四川安仁建川文化產業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

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四川省行政執法特邀監督員。

《大館奴》，樊建川（口述），李晉西（筆述），廣西師大出版社，2019年

樊建川曾下鄉、當兵、任教、做官。1993年為收藏而辭官經商。從事收藏數十年，其藏品種類繁多，重點為抗戰文物和“文革”文物。此兩項收藏在國內位居前列，如137件文物被評為國家一級文物。2005，他在中國四川安仁鎮創建了建川博物館聚落，建館目的——為和平收藏戰爭，為教訓收藏“文化大革命”。其收藏事迹為媒體廣泛報道：為了和平，收藏戰爭（抗戰）；為了未來，收藏教訓（“文革”）；為了民族，收藏傳統（民俗）。出版有《抗俘：中國抗日戰俘寫真》、《兵火（從日軍影像看中國抗戰）》、《一個人的抗戰》（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文革”瓷器圖鑑》。

2008年5月17日，當選為四川省十一屆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

2013年1月，當選為四川省十一屆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

2013年5月，受聘為成都市人民政府參事。

1978年到2008年，在改革開放的30年時間裡，從一名普通的解放軍戰士到一名軍校老師，再從一名政府官員成為一名房地產開發商，最後又成為了一位博物館館長，每次人生角色的轉換都是和改革開放的時代大背景緊密聯繫的，都是改革開放的時代變遷在我身上的縮影。喜歡收藏文物，也包括自己人生各個重要時期的實物，這30年的人生故事和思想變革都可以濃縮在一件一件的實物之中。

2009年5月11日，在離2008年“512”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際，樊建川任館長的汶川地震博物館開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后至6月12日的一個月中，樊建川開始收集跟地震有關的實物資料，6月12日就開起了臨時的地震博物館展覽。當時展品只有五千件，此後通過陸續搜集，加上社會各方面的捐贈，地震實物達到五萬件。當記者問他為什麼要建設這麼一座地震博物館時，樊建川說，僅在上世紀30年代和70年代，四川就發生過兩次7.8級以上的大地震，但幾乎沒留下什麼實物。災難既是悲劇，也是體現人性光輝的特殊舞台，是值得人類銘記和珍藏的歷史。

對於樊建川來說，收藏已經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李昕回憶，他到成都和樊建川約稿，順手在A4紙上寫了一份談話提綱。李昕回北京時，樊建川送他上汽車，忽然問：“昨晚的談話提綱還在嗎？”李昕從口袋裡掏出來，他接過去，“我收藏了”。

我最初是開發房產的，但是被外界熟悉卻是因為我的抗戰文物收藏特別是建川博物館聚落。從1978年到2008年，在改革開放的30年時間裡，我從一名普通的解放軍戰士到一名軍校老師，再從一名政府官員成為一名房地產開發商，最後又成為了一位博物館館長，我的每次人生角色的轉換都是和改革開放的時代大背景緊密聯繫的，都是改革開放的時代變遷在我身上的縮影。我喜歡收藏文物，也包括自己人生各個重要時期的實物，我這30年的人生故事和思想變革都可以濃縮在一件一件的實物之中。

2013年7月，博物館創辦人樊建川出版個人自傳，取名《大館奴——樊建川的記憶與夢想》。書名最初存在分歧。三聯書店總編李昕提議叫《記憶與夢想》，但樊建川堅持要用《大館奴》。兩人相持不下，最後樊建川“耍了一個招”，“我看當時飯桌上的態勢對我有利，就提議投票表決。李總一票，其他人都支持用《大館奴》”。

對於《大館奴》的名字，著名作家吳思跟樊建川開玩笑，“我覺得這個名字起得很好，館主表明一種權利，館奴表明一種義務。只要你有這麼大的權利，就要承擔相應的義務。於是他就成了館奴。”

對於博物館中藏品的真偽鑒定，樊建川說：責任還是在管理部門。如果他是自己收藏這些贗品，自願上當，政府就沒必要管。本身古玩這個行當就允許騙人，真真假假，要靠你自己鑒別。但是當它作為博物館要面向公眾要掛牌子的時候，是起到一個範例作用的，“人生的第二課堂”嘛。這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要管理好。

斑駁生鏽的刀鞘，閃著寒光的刺刀、指揮刀，猙獰醜陋的防毒面具，冰冷堅硬的鋼盔，上面還有一個個被洞穿的槍眼，殘破襤褸的血衣，成堆成捆的圖片、報紙、書籍、傳單、布告、戰時良民證、選票,質脆且泛黃，還有各種軍用器皿：水壺、碗、飯盒、掛盤、望遠鏡、披簾帽、救護包、徽章、證書、貨幣，甚至煙盒、煙標、信函、郵票、結婚證、收據、扇子、彈殼、皮帶扣、留聲機、花瓶、筆筒、陶罐、床帷子、戒指、日本造彩瓷地球儀、協和牌蠟筆……

在常人看來，這是只有博物館才有的景觀，但這是樊建川2003年時的家。

在樊建川家裡有這樣一個黑乎乎的生鐵做成的東西，它彎曲的樣子很像是農民打水用的轆轤井的搖把。當手放在這個東西的把手上，立刻就會響起一種奇怪的聲音。這聲音從老式的黑白電影上聽見過,早已遙遠得失真了。這是一隻日本軍隊的警報器。它是那場血腥戰爭的序曲，那個聲音之後，中國歷史上演演了最慘痛最驚心動魄的一幕。

每一件收藏品背後都有一串串故事，驚心動魄，刀光劍影，血淚交迸。

編輯語音

樊建川和老布希

樊建川收集的抗戰文物里有許多大件，這是其他收藏家難以做到的：美軍汽油桶，飛機殘骸，老布希用過的辦公桌……前幾年，有線人報告，在雲南洱海打撈出美飛虎隊飛機的翅膀。樊建川立即飛往大理，在大理博物館走廊，看到長約50米、寬約4米的飛機翅膀，他又激動又振奮，可無論樊建川出多少錢，博物館就是不賣。樊建川無功而返，悶悶不樂，放在邊境的飛機殘骸成了他的心病。

2003年的一天，他意外獲得了一塊刻有英文的飛機殘骸。這是四川新津縣在水利建設中挖出的，樊建川立即趕往現場購得。2004年春節前，雲南作家李昆武下鄉採風時，發現了四把特殊的椅子，即刻告訴樊建川，他大年三十便趕到了雲南鄉下。

椅子主人說：“聽爺爺講椅子是從墜毀的飛機里滾出來的。”樊建川辨識了椅子下的英文，大喜，這是飛虎隊的“座駕”。它的價值在樊建川的心中，豈是金錢能衡量的。十幾年間，他已為收集各種文物耗資幾千萬元,經常出入索斯比、嘉德拍賣行。現已收集文物200萬件，抗戰文物幾萬件。

尋找過程

樊建川很早就聽說天津有個叫王襄的先生收藏了一套完備的“鬼子戰地日記”。這部日記是王先生的父親留給他的，68個春秋風雨變故，“鬼子戰地日記”完好無缺，密密麻麻記了8大本，與日記內容互證的還有他自己的影集，共有208張照片，是日軍留在中國的血證。王先生一直想把它賣給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博物館也非常希望有這份珍藏，可惜，價錢談不攏。王先生要的價，博物館付不起，只能象徵性地給點，事情終於未果。伴隨著日記，王先生也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王先生得知樊建川正籌建全國最大的抗戰博物館，便託人主動與樊建川聯繫。樊建川興奮異常，價錢很快談定，當晚飛到天津。坐在飛機上，樊建川還在想：如果真是對方在電話中所說的那種情況，那麼我面對的將是一個十分重大的事件。

第二天一早，樊建川見到這批日記。

樊建川說，我很難描述自己當初第一眼見到這些東西時的心情：多年的收藏經驗告訴我，這些東西是真品，而且曠世難得。

日記一共有7本，加上附帶的一本影集共8本。一定是為了戰爭時期便於攜帶，每一本只有小孩子手掌大小，正好可以放入口袋中。本子是當年的日本出品，而且是戰爭時期專為前線軍人製作的，本子的附頁上還有“軍人守則”、“常用支那語對照”等文字。這些東西的收藏者，按照日記本上附件的記錄，是一位叫做“王襄”的人。

樊建川當即掏錢買下了。

他說，我之所以這麼做，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不想讓這批最真實最直接地反映抗日戰爭的東西再流浪，我不知道它會再漂到什麼地方去。

入伍時，作者曾是個“火葬兵”，專門負責焚化戰死日本兵屍體。僅僅在淞滬會戰一役中，他一人就焚化了1000多具屍體，足見當時戰況的慘烈。之後他當過傳令兵，武器發放兵，在戰爭過程中，他從自己的視角記錄了淞滬會戰等重大戰役。雖不足以構成完整的歷史，但以一名下級軍人的視野記錄下的許多歷史細節，對於研究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歷史有著十分珍貴的價值。日記中有關日軍掃蕩、燒房、殺人、搶劫、強姦的內容比比皆是。如他們的隊長，為試一把新刀，將幾名中國戰俘殺死。還有內容記錄了慰安所的建立和慰安婦的慘痛經歷。作為還有一點人性的日本士兵，在忠實地記錄了他所經歷的侵華戰爭外，間或也表達出一個普通人的良心自責，“良心是於心不忍的……”這樣的話常在文字間出現。其中《日後追憶》真實地展示了戰爭的血腥。

收藏中總有驚喜和奇迹發生。2004年底，樊建川偶然得知重慶有一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戰的支票。他花了兩個多月時間與對方討價還價，2005年3月，那藏家將幾麻袋的支票打了包作價數萬元賣給樊建川。運回成都后，樊建川一頭扎進這數十萬件支票中研究鑒別，一個多月的鑒別選出了20多張“意義非凡的支票”，其中一張有宋子文的親筆簽名，而最大一筆支票的面額是357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樊建川小心翼翼地向記者展示了這次最大的收穫：一張宋美齡簽名的支票，這張支票的金額是999美元。

樊建川說：“我當時太驚喜了，手都在抖，僅這一張支票就值那幾麻袋票據的價！如果拿到國家文物部門鑒定，絕對是國家一級文物。

汶川地震博物館開館

2009 年5月11日，在離2008年“512”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際，樊建川任館長的汶川地震博物館開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后至6月12日的一個月中，樊建川開始收集跟地震有關的實物資料，6月12日就開起了臨時的地震博物館展覽。當時展品只有五千件，此後通過陸續搜集，加上社會各方面的捐贈，地震實物達到五萬件。當記者問他為什麼要建設這麼一座地震博物館時，樊建川說，僅在上世紀30年代和70年代，四川就發生過兩次7.8級以上的大地震，但幾乎沒留下什麼實物。災難既是悲劇，也是體現人性光輝的特殊舞台，是值得人類銘記和珍藏的歷史。

國軍抗戰館審查了二十多遍，知青館審查了幾個月，最後還是通過了。像三寸金蓮館、傢具館、中醫藥博物館，這些就審查得很快，因為有很多先例，今天報明天就批了。有的就非常麻煩，要琢磨半天。還有比“文化大革命”館更麻煩的題材，比如大飢荒館、“大躍進”館、“反右”館……我下一步要做漢奸博物館，房子都修好了，但至少得審一年，能夠批就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