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委員會

三灣改編除了將人數不多的部隊由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和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以外，針對當時部隊中存在的軍閥主義作風嚴重的問題，另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在軍隊內實行民主主義。實行民主主義的具體表現是設立了士兵委員會。三灣改編后，紅軍連以上都設立了士兵委員會，紅四軍的軍級士兵委員會主任是陳毅。士兵委員會的任務主要有五項：一是參加軍隊管理；二是維持紅軍紀律；三是監督軍隊經濟；四是作群眾運動；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工作。

在軍隊中建立士兵委員會，讓士兵群眾參加軍隊的民主管理，以確立新型的官兵關係，這是對建軍原則的一個重要創造。關於士兵委員會的組織和任務，陳毅在1929年9月1日所寫的《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作了詳細而具體的敘述：

“在軍、團、營、連均設士兵委員會，官長同時為士兵委員會。全連士兵大會選舉5至7人或9人為連士委執委，推主席一人。以全營人數按每5人舉一代表組成全營士兵委員會，推舉11人至13人組織營士執委，推舉1人為主席。按全團人數每10人舉代表一人組織全團代表會，推舉17人至19人組織團士執委，推舉1人任主席。全軍按30人至50人舉一代表組織全軍代表會，選舉19人至21人或23人組織軍士執委，選一人為主席，軍士執委選5人至7人為常委。連無常委機關，軍團常委均設機關於政治部內日常辦公，營常委不設機關。”

“此外士委會與軍事機關的關係，士委只能對於某個問題建議或質問，而不能直接去干涉和處理，士委開會必須由黨代表參加，等於一個政治顧問的性質。在非常時期黨代表可以解放士委，或不準其開會，另訴諸士委代表會。”這又有效地防止了極端民主化在部隊蔓延。

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主義這一新興事物給當時的士兵群眾留下了深刻印象，幾十年後他們回憶起這段歷史仍然記憶猶新。曾經擔任過士兵委員會主任的宋任窮說：“我在營里擔任士兵委員會主席，士兵委員會是選舉產生的。按選舉名額，由連里選出一些委員來，三個連的委員組成營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沒有設立什麼機關，沒有專職辦公，只是遇事開會研究。士兵委員會是黨代表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士兵委員會的工作，主要放在連裡面，一個是政治民主，一個是經濟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經濟。那時來自舊軍隊的軍官很多，打人罵人的軍閥習氣嚴重，士兵委員會就同他們那種舊習氣作鬥爭。”

王紫峰回憶說：“士兵委員會開士兵會時，每個士兵都有發言權。例如：班長派班公平不公平，哪位軍官說話態度不好，士兵都可以在大會上進行指名批評。對經濟上的意見，士兵同樣可以在大會上講。對排長、連長、黨代表的缺點都有批評的權力。士兵委員會設有經濟委員會或小組，管理連隊的伙食，每個禮拜或每半個月，經濟委員會要清算和理員的賬目，做到經濟公開。”

自從實行了民主主義制度，士兵群眾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士兵群眾的革命熱情大大地激發起來，士兵有了當家作主的感覺，對部隊建設的責任感也明顯加強了。部隊中出現了一種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關係。

由於士兵委員會參與軍隊管理，代表士兵利益，在軍中享有一定的權力，深受士兵的擁戴。在當時不少軍隊幹部來自舊軍隊，打人罵人的軍閥作風還有一定市場的情況下，“士委會”挺身而出與之鬥爭，維護士兵們的權益，起了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對於投誠的國民黨部隊和俘虜兵，影響更大。

有一件“徐彥剛受罰”的事情，在部隊中影響很大。徐彥剛是1926年入黨的黃埔軍校畢業生，秋收起義時隨毛澤東上井岡山，擔任過袁文才部的軍事教官，袁文才的部隊升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三十二團后，徐彥剛擔任三十二團特務連連長。有一天，徐彥剛和幾個人在一起玩牌九賭錢，被連士兵委員會主任吳照明發現，上報到軍士兵委員會主任陳毅那裡。陳毅當即差人把徐彥剛批評了一通，表揚了特務連士兵委員會。徐彥剛在陳毅的開導下承認了錯誤，並請求處分。結果，徐彥剛在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受罰站崗三天。這件事傳開后，“士委會”在部隊中威信大震。

老紅軍楊至成曾親身經歷過井岡山鬥爭時期一個俘虜兵的故事，很能說明當時民主主義對白軍士兵的影響。有個叫曹福海的戰士，原來是國民黨楊池生部的士兵，在永新戰鬥中被紅軍俘虜。時任二十八團一營四連連長的楊至成動員他參加紅軍。他因受國民黨“紅軍抓到俘虜要剝皮抽筋”的欺騙宣傳影響，說什麼也不肯加入紅軍。結果，按紅軍部隊的規定，領了幾塊銀元的路費放回去了。沒過多久，曹福海在七溪嶺戰鬥中再次被紅軍俘虜，他還是表示不肯當紅軍，於是又領了路費回去。後來，在一次戰鬥中，曹福海竟拉了十四、五個白軍士兵拖槍投奔了紅軍，並對楊至成說：“你們紅軍里官兵平等，不打不罵，誰願在那邊挨打受罵？”曹福海參加紅軍后，戰鬥勇敢，工作積極，很快當了排長，後來在隨紅四軍主力轉戰贛南途中，在大余戰鬥中英勇犧牲。

還有畢占雲和張威。畢占雲是國民黨閻仲儒部的一個營長，張威是國民黨朱培德部的營長。受紅軍的影響，他們在1928年冬天先後率部投奔井岡山紅軍，後來在紅軍隊伍中鍛煉成長為紅軍指揮員。張威於1929年1月在大余戰鬥中壯烈捐軀，畢占雲則在解放后授予中將軍銜，擔任過武漢軍區副司令員等職。

紅軍中的這一系列正確的政策，不但把紅軍士兵緊密地團結在一起，而且有力地分化瓦解了敵軍。敵人對此驚恐萬狀，連楊池生部辦的《九師旬刊》對於紅軍的這種辦法也有“毒矣哉”的驚嘆，所以不少敵軍俘虜會在精神上醒悟出一個真理：紅軍是真正為窮人打天下的隊伍。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紅軍是兩個世界，雖然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上得到了極大的自由和解放。

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人，譚冠三回憶說：“士兵委員會對於克服軍閥主義殘餘，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對俘虜兵，起的作用更大。他們來到紅軍部隊后，感覺與白軍中不一樣，覺得很舒暢，心情愉快。同時士兵委員會也教育士兵由不自覺到自覺遵守各種紀律，克服各種錯誤思想。士兵委員會有一定的權力，在平時可以和政治部一起出布告，有些問題解決不了也由士兵委員會來解決。”

井岡山鬥爭時期，紅軍內部以組織士兵委員會的形式實行民主主義制度是一大創舉，也是紅軍區別於白軍的重要標誌之一，它對於健全軍隊民主，反對軍閥殘餘，克服官僚主義，破除雇傭思想，密切黨與士兵群眾的聯繫，團結廣大的士兵群眾，起到了積極作用。紅軍的民主主義像一座紅色的大熔爐，熔煉著每一個紅軍戰士。毛澤東在向中央彙報說：“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這是毛澤東總結井岡山鬥爭歷史經驗的一個重要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