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桑柔

全詩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刺厲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故激起民怨；后八章每章六句，責同僚，然亦道出厲王用人不當，用人不當亦厲王之過失。故毛傳總言為刺厲王。

首章以桑為比，桑本茂密，蔭蔽甚廣，因摘采至盡而剝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剝奪之深，不勝其苦，故詩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訴曰：“倬彼昊天，寧不我矜。”意謂：高明在上的蒼天啊，怎麼不給我百姓以憐憫呢！詩意嚴肅，為全詩之主旨。

次章至第四章，述禍亂之本，乃是緣於徵役不息，民無安居之所。“四牡騤騤，旟旐有翩”，謂下民已苦於徵役，故見王室之車馬旌旗，而痛心疾首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意思是說：亂子不平息國家就要滅亡，現 在民間黑髮的丁壯已少，好比受了火災很多人都成為灰燼了。國以民為本，民瘼深重，而國危矣。詩人對此情況，更大聲疾呼云：“於乎有哀，國步斯頻！”感嘆國運危蹙，必無長久之理，必致蹈危亡之禍。三章感嘆民窮財盡，而天不助我，人民無處可以安身，不知往何處為好，因而引起君子的深思。君子本無欲無求，捫心自問沒有爭權奪利之心，但念及國家前途，不免發出誰實為此禍根，至今仍為民之病害的浩嘆。四章感慨“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我生不辰”，謂生不逢時。詩人之言如此，可見內心殷憂之深。他從人民的角度出發，痛感人民想安居，而從西到東，沒有能安居的處所。人民懷念故土故居，而故土故居都因征役不息不能免於禍亂。人民既受多種災難的侵襲，更擔心外患侵凌，禦侮極為迫切。天怒民怨，而國王不恤民瘼，不思改變國家的政治，因此詩人憂心如搗，為盼國王一悟而不可得深懷憂憤。僅此四章，已可見暴政害民，深重到何等程度。

五章至八章，是詩人申述為國之道，再進忠言。五章首二句“為謀為毖，亂況斯削”，是說謀慮周到，做事慎重，禍亂的情況就可以削減。繼言“告爾憂恤，誨爾序爵”；是以老臣的口氣，誡教國王：必須憂恤國事，慎於授官拜爵，選用賢能。解救國家之急難，有如解救炎熱。解救炎熱，要用涼水，好比解救國家危難，必須任用賢良。詩人用“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等語，諄諄告誡，陳述利害，可謂語重心長，譬喻也很確當。六章七章，從愛護人民的觀點出發，表明百姓都很善良，他們勤於稼穡，以耕種養活“力民代食”的人。因此官府要體恤民情，愛護人民，是為政的首要大事。六章“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是說國王為政，不得人心，人民就如向著逆風，感到窒息喪氣。人民雖有進取之心，但征役過重，剝奪過多，他們必然會產生難於效力之感。七章敘天降災害，禍亂頻仍，執政者只知聚斂，沒有顧念人民認真救災。由於為政昏亂，所以人民倍感痛苦。在詩中，詩人用人民的口氣，警示國王，一則曰：人怨則天怒，天降喪亂，將滅我所立之王；再則曰：降此蟊賊之蟲，莊稼都受到蟲害而失收，天災正是天之懲戒。下曰“哀恫中國，具贅卒荒”，則是感念人民受災痛苦，連綴的土地，都受災荒蕪，而執政者昏亂，沒有領導人民合力救災，因而也不能感念上天減輕災難。

詩的第八章再從用人的角度出發，言人君有順理有不順理，用人有當有不當。賢明的國君明於治道，順情達理能認真考慮選用他的輔相。不順理的君王，則與之相反自以為是，把小人當作善良，因此使得人民迷惑而致發狂。

以上八章是詩的前半，也是詩的主體，總說國家產生禍亂的原因，是由於厲王好貨暴政，不恤民瘼，不能用賢，不知納諫，以致民怨沸騰，而詩人有“誰生厲階，至今為梗”之悲慨。

后八章責同僚之執政者，不以善道規範自己，缺乏遠見，只知逢迎君王，加速了國家的危亡，更引起人民的怨恨。詩人感慨小人當權，也是厲王的過失，因而作成此詩，希望引起鑒戒。

第九章以“瞻彼中林，甡甡其鹿”兩句起興。鹿之為物，性喜群居，相親相善。今同僚朋友，反而相譖，不能以善道相助，是不如中林之鹿。故詩人感慨“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朱熹《詩集傳》）而有“進退維谷”之嘆。

第十章、十一章，用對比手法，指責執政者缺乏遠見，他們阿諛取容，自鳴得意，他們存有畏忌之心，能進言而不進言，反覆瞻顧，於是賢者避退，不肖者進，於是人民慘遭荼毒而造成變亂。詩人指出執政者倘為聖明之人，必能高瞻遠矚，明見百里，倘若執政者是愚人，他們目光短淺，倒行逆施，做了壞事，反而狂妄欣喜。這是禍亂之由。詩人又說：“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表明賢者不求名不爭位，忍心之不肖者，則與之相反，多方鑽營，唯名利是圖；國事如斯而國王不察，親小人，遠賢人，於是百姓難忍荼毒，禍亂生矣。

第十二章、十三章以“大風有隧”起興，先言大風之行，必有其隧；君子與小人之行也是各有其道。大風行於空谷之中，君子所行的是善道，小人不順於理，則行於污垢之中。次言大風之行，既有其隧；貪人之行，亦必敗其類。征之事實，無有或爽。蓋厲王此時，用貪人榮夷公為政，榮公好專利，厲王悅之。芮良夫諫不聽，反遭忌恨。故詩中有“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之語。可知厲王對於阿諛奉承他的話語，就聽得進，進行對答，而聽到忠諫之言就不予理睬。不用善良的人，反以進獻忠言的人為狂悖，國家不能不危亡。

第十四章慨嘆同僚朋友，專利斂財，虐民為政，不思翻然悔改，反而對盡忠的詩人進行威嚇，所以詩人再作告誡。詩人說：“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意思是說：可嘆你們這些同僚，我難道不知你們的所作所為？你們對國家有極大的危害，好比那些飛鳥，有時候也會被人捕獲，國家動亂危亡，你們也不會有好的下場。詩人如此警誡，可渭聲情俱歷。可惜此輩小人，無動於衷，所以詩人在此章的結尾，以“既之陰女，反予來赫”作結，再次警告這些人說：我已熟悉你們的底細，你們對我也無所施其威嚇了。

在第十五章中，詩人繼第九至十四章指責執政臣僚諸種劣跡之後，更縷陳人民之所以激成暴亂的原因，實為執政者之咎，執政者貪利斂財，推行暴政，導致民怨沸騰，民無安居之所，痛苦無處訴說，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怨恨官府，走邪僻之路。此章詩云：“民之罔極，職涼善背。”指出人民之所以失去是非準則，是因為官府執政者推行苛政違背道理。“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指出人民之所以走向邪僻，是由於官府執政者尚力而不尚德。不僅如此，詩中還指出，執政者做對人民不利的事，唯恐不得其勝（意謂極其殘酷）。譴責極為嚴正。詩人憂國之熱忱，同情人民之深切，於此可見。

末章承前，言民之所以未得安定，是由於執政者以盜寇的手段，對他們進行掠奪，所以他們也不得不為盜為寇。上為盜寇之行，民心不能安定。詩人又以“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兩句，表示：我雖忠告你們，卻又不被你們接受，反而在背後詛咒我。最後歸結到作詩的緣由：“雖曰匪予，既作爾歌。”意謂：儘管你們誹謗我，我還是為你們作了這首歌，以促成你們的省悟。

此詩既嘆百姓之困窮，又傷國事之昏亂；既探禍亂之根，又言救亂之道；既嘆生不逢時，又傷救世無力；既指斥國君之昏庸，又斥群僚不敢進言；既斥責小人亂國之行，又指斥王之不能用賢。詩中顯示出一種沉鬱和憂傷的情調。

這是西周卿士芮良夫（芮伯）譴責周厲王暴虐昏庸，任用非人，終於亂政而作的詩。周厲王被流放於彘在其三十七年（前842年），這首詩當作於此年前後。《左傳·文公元年》有秦伯賦周芮良夫之詩的記載，而所賦的詩句就是此詩第十三章

宋代朱熹《詩集傳》：“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諒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言之所以深惡之也。”

在政治方面，《大雅·桑柔》對當時有重大意義，對後世更有深遠的影響。周厲王貪而好利，任用榮夷公等小人，不恤人民疾苦，拒絕忠諫，導致周室危亡，這一史實，後世多引為鑒誡。芮良夫就當時情況，作為詩篇，希冀厲王及其用事諸臣能有所省悟，可謂苦心孤詣，可惜厲王不察，終至激成民變，被流放於彘。所謂民猶水也，國猶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見得民心的世代，必然昌盛；失卻民心，必然滅亡，千古一轍。這就是《大雅·桑柔》這首詩對後世的鑒誡意義。

在文學方面，《大雅·桑柔》對後代詩人的創作也產生很大影響。屈原的《九章·哀郢》《九章·懷沙》諸篇，情調和這首詩極為相近。

芮良夫，為周厲王時卿士，又稱芮伯。芮是國名，伯爵，姬姓，良夫為其名。事迹見《國語·周語》《逸周書·芮良夫解》等。作有《大雅·桑柔》一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