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品知縣賣紅薯

《七品知縣賣紅薯》

戲曲藝術片在中國電影的發展史上曾經有過輝煌的篇章，一九○五年中國電影的開山之作便是戲曲藝術片《定軍山》。而後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紅樓夢》、《天仙配》、《追魚》、《楊門女將》等，都是萬人爭睹、眾口交贊的佳作。八十年代前後，尚有《七品芝麻官》、《五女拜壽》、《春草闖堂》等等獨步一時。

然而近十餘年，戲曲藝術片卻似乎日趨式微。影片既少，驚世的佳作更難得見。在我的心頭，總懷疑此事可能與我們對民族傳統的誤解有關；另一原因則在我們多少輕忽了農民觀眾，而戲曲電影的市場主要在農村。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看到長春電影製片廠與河南省鶴壁市文化局聯合攝製的喜劇戲曲藝術片《七品知縣賣紅薯》不能不格外高興。而它又拍得如此之好，則更是讓人喜出望外。

表面上，這是一部喜劇。喜劇故事，，喜劇人物，喜劇風格，都讓人忍俊不禁。誰能想到清苑縣令唐成押解犯有命案的誥命嚴雪姣進京複審，途中卻接到了“護送誥命”的聖旨。頃刻之間，上下移位，主客顛倒，嚴雪姣飛揚跋扈。一氣之下，唐成貼出“回家賣紅薯”的告示，與書童、老班頭一起同往京城。

這還只是開場，隨後的演出更令人意外，令人發笑。“護送”誥命到了嚴府以後，唐成被嚴家兄妹拒之門外。被拒之門外的唐成還不能隨意行動，必須隨時等待嚴嵩的傳喚。日復一日，形似乞丐、囚徒，唐成凍餓交加，悲憤交織。

但他不是一個悲劇人物，不是一個隨便可以打倒的人。他的喜劇性格促使他拿起了智慧的武器去繼續戰鬥。他當街賣起了紅薯，並一路賣到了國公府。在國公徐延昭猶豫動搖之際，唐成又以激將法把他“激”上了與強大的惡勢力決鬥的戰場。

我們之所以更願意稱其為“正劇”，是因為一般的喜劇常常為追求喜劇效果而故意設置一些引人發笑的噱頭，矛盾虛假，笑料低俗，品位低下；而《七品知縣賣紅薯》則不然。它讓你笑，但並不以“笑”為目的。它的矛盾衝突真實而典型，它的人物生動而逼真，它的意蘊普遍而深刻。以上種種，使你不能以一般的“喜劇”而視之。

這一切，主要地體現在了唐成這一藝術形象的刻畫上了。他的性格，可以說既鮮明，又豐富，既可親，又可敬。他是一個“清官”，秉公執法，為民請命；但他又是一個“平民”，抽煙袋，賣紅薯，向權貴抗爭，向民女下跪。他與誥命、奸相的鬥爭，並不僅僅出於對上的忠誠，更多的是出於那顆嫉惡如仇、同情弱小的正義之心。他所以能戰勝權貴，伸張正義，主要依靠的，不是自己手中的權力，而是長在自己肩膀上的頭腦里的智慧。他的勝利，不是“清官”忠君的勝利，而是鬥士正義與智慧的勝利。

傳統戲曲難以在現代社會振興發展，不利的一點即是意識、觀念往往落後於時代。《七品知縣賣紅薯》的可貴之處正在於它與時俱進，在作品中體現了現代意識。

以“平民知縣”、正義鬥士、聰穎智者的品格、身份，改造傳統戲中的“清官”形象，是作品時代感的鮮明體現；而林秀英的中途放棄，又把我們的思考引向了深入。以往的“清官戲”中，受害的群眾往往只是清官施恩、施惠、同情、幫助的對象；但在這部作品中，林秀英成了鬥爭的主體。如果她退出鬥爭，唐成將一事無成。也正是林秀英與唐成的聯手拼搏，最後才使嚴嵩這座大山轟然倒塌。

影片的結尾也饒有興味。扳倒了奸相、誥命的唐成沒有忘乎所以，他選擇了“功成身退”的明智之路。藝術家讓唐成回到鄉間，做一個傳承文化的教書先生。他教給後代的是“做官為民”、“做人清正”。這是簡樸的真理，但也是永恆的真理。

正氣充盈，正義滿身，該片突破了“喜劇”，超越了“喜劇”；因而我們更願意稱之為“正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