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

1935年，隨著民族危機的日益深重，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國民黨內部產生分化趨勢，更有不少國民黨將領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與中共建立了秘密聯繫。恰在此時，親日派頭子汪精衛遭到愛國人士的刺殺。蔣介石為國內外形勢所迫，不得不設法開通與中共直接對話的渠道，並把這一秘密使命託付給妻舅宋子文，命他多方尋找共產黨，以便早日進行國共談判。

宋子文向來與中共無涉，接受這一重大使命后，他就找到二姐宋慶齡。她認真考慮了一下，笑著對宋子文說：“你的同學可擔此任。”“哪個同學？”“董健吾牧師。”宋子文好似茅塞頓開，立即表示贊成，認為這是最好的人選。

對宋慶齡委以此等重任，董健吾感到非常榮幸，一口答應了下來。當下商定，為了安全計，去陝北走一條最便捷的路線：坐由上海到西安的隴海路火車，再設法從西安赴陝北。一則可以節省時間，二則駐守西安的張學良的東北軍抗日呼聲甚高，估計不會難為董健吾。又商定西行期間暫用“周繼吾”的化名。為確保董健吾的人身安全，宋慶齡決定為他搞一張“護身符”——財政部的委任狀，並對他說：“這是我向子文要來的，上有國民黨南京政府財政部部長孔祥熙親筆簽寫的‘財政部西北經濟特派員周繼吾’的字樣。這份委任狀可以做你的護身符。到西安后，如果實在有困難，可以找張學良幫助，他憤恨日本侵略，或許能助你一臂之力。”

有了這張委任狀，董健吾就可以以調查西北經濟的理由進入陝北蘇區。

張學良親派私人座機將董健吾送到延安。董健吾將密信縫在貼身的棉背心裡，攜帶著簡單的行裝，匆匆上路。

因有財政部的委任狀護身，董健吾1936年1月中旬順利到達西安。因要件在身，董健吾不敢投宿旅館，就找到了他聖約翰大學的同學、時任西安禁煙督辦的鐘可托，在鍾家住下，設法尋機北上。

當時，陝北蘇區還處在國民黨軍隊嚴密封鎖之中，即使是山間小道，也都設了哨卡。董健吾準備冒險偷越封鎖線，不料時值三九嚴冬，一應交通，皆為阻絕，因而無法成行。他被滯留在西安40多天。

董健吾重任在身，雖有老同學熱情款待，仍覺如坐針氈。40多天來，老天依舊雪飄冰封，不見任何轉機。焦急萬分的董健吾再也不能坐等天晴了。他知道鍾可托與張學良有交往，張學良曾數次在鍾可托面前流露：若有機會與共產黨商討一致抗日的主張，願移樽就教，與中共負責人面議國事。從這一信息中，董健吾確認張學良有聯共的誠意，遂下決心請鍾可托引見，以財政部特派員的身份謁見張學良。

見面后，他懷著滿腔的愛國熱忱和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兼以佈道牧師的全副辯才，鎮定而從容地將天下大勢從國內講到國外，從國民政府的抗戰義務講到共產黨、紅軍的抗戰誠意，一席發之於情、歸之於理的談話不能不打動本來就苦於代蔣介石背著“不抵抗將軍”罵名的張學良。而今得知蔣介石竟也萌生聯共抗日之念，張學良不能不喜出望外，當即表示：“我張學良愛國之心未泯，只要為了抗日，有求必應。”

雖說董健吾帶著宋慶齡的密信，又有財政部特派員的委任狀，他的身份和使命不容懷疑，但張學良仍非常謹慎地用密電向南京方面詢問此事。結果，南京方面證實這位牧師確是政府派出的特使，負有前往中共中央進行聯繫的使命。

張學良又用電台與瓦窯堡聯繫，那裡的回電也表明，中共中央知道此人，並請張學良提供方便，幫助此人前往瓦窯堡。這位牧師居然在南京和瓦窯堡兩方面都得到認可，張學良不能不對他另眼相看。於是，張學良一面將董健吾與張子華奉為上賓，隆重款待，一面故意張揚：這兩位貴賓是南京來的。這一招果然起到了障眼法的作用，蔣系特務一直被蒙在鼓裡。

2月21日，張學良派出私人座機將董健吾和張子華送至當時還是東北軍轄下的膚施(今延安)。在機場，他托請董健吾帶一封信給毛澤東，向中共表達友好的感情和共同抗日的意願。膚施距瓦窯堡還有200里路程。在張學良騎兵連的護送下，董健吾一行在雨雪交加的泥濘中艱難跋涉了6天，終於到達瓦窯堡。

密使勝利從延安歸去復命

在瓦窯堡，他們受到李維漢、袁國平、吳亮平等人的歡迎。

當時，毛澤東與彭德懷等正率紅軍渡過黃河東征，駐紮在山西石樓。董健吾將宋慶齡的密信和張學良的信親手交給秦邦憲，要求轉呈毛澤東，並詳細彙報了張學良的情況，轉達了張學良聯共抗日的意願。他和張子華一起彙報說：他們此行的主要策劃者是宋子文、孔祥熙、孫科等人，實際負責的是CC系的曾養甫及其背後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他們還介紹了南京國民黨內部分化的情況。

秦邦憲等對董健吾的彙報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不時地向他提出各種有關問題。彙報結束后，秦邦憲陪同董健吾前往由關帝廟改造而成的招待所下榻。

當天，秦邦憲即致電張聞天、毛澤東等，報告了董健吾之行，並介紹董健吾的黨內身份云：董系“上海特科隊員”，“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約十餘人。”

3月2日，張聞天、毛澤東電邀周恩來、秦邦憲與董健吾、張子華等人，同去山西石樓，共同討論與國民黨談判問題。張子華應邀去了山西，但董健吾考慮到離滬已有數十天之久，怕宋子文等心焦疑慮，希望儘快回滬復命。3月4日，毛澤東與張聞天、彭德懷聯名來電。電文云：

“博古同志轉周繼吾兄：(甲)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乙)我兄復命回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國民黨提出聯合抗日的具體談判條件，為日後的談判奠定了基礎。

秦邦憲將電報交給董健吾，要他確保安全，迅速送達，並請向宋慶齡代致敬意。行前，林伯渠拿出3塊江西鑄造的刻有斧頭鐮刀的銀幣和一套蘇區的布幣，請董健吾轉交宋慶齡。送給董健吾的，則是80餘冊《奮鬥》月刊。

3月5日，秦邦憲等將董健吾送至城外，握手作別。董健吾仍按原路，由騎兵護送至膚施，再搭原機飛回西安。

次日，張學良設家宴為董健吾洗塵。董健吾向他轉達了秦邦憲、林伯渠等中共領導人的問候，又向他深致座機接送的謝意。第三天，董健吾就乘火車東返，回滬復命。

3月中旬，董健吾回滬當天就前往宋慶齡府邸。此時，宋子文、孔祥熙等都已在宋府等候消息。宋慶齡非常高興地接受了毛澤東的複信。

就在同一天，毛澤東給上海地下黨負責人馮雪峰寫了一封信，信中道：“宋孔歐美派、馮玉祥派、覃振派，特別是黃埔系中之陳誠、胡宗南，須多方設法直接間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緒，即行告我”，“董牧師要他專管接洽歐美派並與我處直接聯繫”，對通過董健吾這條線達成與宋孔歐美派的聯絡寄予厚望。

在國民黨看來，張子華等都是共產黨的聯絡員，只有董健吾是代表國民黨的。所以國民黨提出的各種文件，仍交由董健吾轉給中共中央。中共的文件也通過他轉給國民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成功實現，董健吾是功不可沒的。

董健吾智送岸英岸青去蘇聯

1936年三四月間，董健吾去西安會見斯諾。在逗留期間，張學良多次邀他去府上做客。每次去，張學良和趙四小姐都十分熱情，設家宴款待，還一同打麻將。

張學良夫婦十分喜愛收藏古玩，有一次，董健吾見趙四小姐不慎失手摔壞了幾件明代的瓷器，痛心得連飯也吃不下。董健吾心中暗想，若有機會搞到好的古代瓷器作為禮物送給他們，可以略表心意，以答謝張學良將軍借用專機和盛情款待。不久，董健吾便在西安城裡找到一位過去與“松柏齋”有過生意往來的朋友，看到他珍藏一套24件小型鍍釉彩瓷，色質細膩、人物各異、栩栩如生、十分精緻，確屬明代珍品。董健吾與這位朋友促膝長談，終於感動了他，將這套瓷器低價買下送給了趙四小姐。張學良夫婦見后愛不釋手，一定要贈以重金，但他堅持分文不收。

後來，董健吾要回上海，張學良設家宴為他餞行。席間，張學良問董健吾對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說：“你能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上作出貢獻，我願足矣！”張點頭稱是，但張還是不肯罷休，一定要董健吾說出他私人有啥要求。這下董健吾才弄清真意，原來仍是為答謝贈送那套瓷器之事，便再三推辭，張學良還是執意不允。正在這時，董健吾突然想起寄養在自己家裡的岸英、岸青生活那麼苦，又不能上學，長此下去總不好。便說：“我有三個孩子，兩個是歸我撫養的革命子弟，一個是我的兒子，如果張將軍能送他們出國赴蘇聯讀書，那麼將來學成回國也可為國家出力。”張學良略一思索，面露笑容，表示應允。

當時，董健吾對此並不存奢望。不料回上海不到兩個月，張學良也到了上海。張給董健吾打電話說：他這次來上海除有公事外，還要了卻一件私事，履行他在西安的諾言，約董健吾第二天上午去哥倫比亞路(現番禺路)的一家法國酒吧見面。董健吾聽罷甚感突然，此事非同小可，不敢擅自決定，便馬上向上海黨組織作了彙報，組織上隨即同意岸英、岸青、壽琪三個孩子赴蘇。見面后，張學良說：“現在有我的部下李杜將軍等人要經過法國進入蘇聯，而後繞道至中蘇邊界，準備組織在那裡的東北抗日義勇軍回國抗日。乘這個機會，我決定履行在西安時對你的諾言，讓他們帶你的三個孩子出國到蘇聯。”張學良又隨手交給董健吾一張10萬法郎的支票，並要他立即與李杜聯繫，作好孩子出國的準備。隨後，董健吾和同去的地下黨負責人老李就登上張將軍的汽車，由張駕車把他倆送到法國公園門口下車。時間大約在1936年5月間。

沒過幾天，董健吾同李杜接上了關係。岸英、岸青、壽琪很快就被轉移到法租界寶建路 (今寶慶路)李杜將軍的住所。1936年7月，李杜化名王元華，以商人身份通過多種渠道辦理了出國護照，帶著三個孩子登上一艘豪華的法國郵船前往法國馬賽，在那裡乘火車到達巴黎。在巴黎等了半年，當時蘇聯對入境控制極嚴，除同意岸英、岸青入境外，其餘均不準入境。於是其餘人返回上海。

岸青給董健吾的次子寫過一封信：

壽琪兄：知道你這個分別16年(應是14年)的老友的下落，心裡真有說不出的高興。又知道你已經參加了新中國的建設事業，那就更好了。可惜岸英不在，他知道了同樣會高興的。回想起我們在上海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蒙董伯伯和你們全家對我們的照顧，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懷，並且十分感激的。與你在巴黎一別，我和岸英去蘇聯后，就進入國際教養院讀書，後來岸英進大學，我中學末畢業。在蘇聯10多年生活過得還是好的，回國以後連中國字都不大會寫，現在慢慢在學。岸英回國后就進入勞動大學。在黨的培養教育下，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要解放全中國，還要解放全人類，只有把自己畢生的精力貢獻給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才會有個人的前途。我學馬列著作學得不好，你在上海學習和工作的條件比較好，希望努辦學點馬列著作，提高階級覺悟，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寫下這點與你共勉之。希望你常給來信。此祝近好! 弟岸青草上 195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