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炎培

蔡炎培五十年代在香港《人人文學》、《詩朵》、《香港時報》、《文藝新潮》等刊物發表詩作，六十年代中曾主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七十年代在《星島日報》撰寫專欄「碎影集」。1965年畢業於台灣中興大學農學院，1966-1969年間任職《明報》副刊編輯，歷任多屆青年文學獎及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組評判。2003年曾被提名諾貝爾獎文學獎。

蔡炎培自五十年代至今創作不輟，著有詩集《小詩三卷》（1978）、《變種的紅豆》（1984）、《藍田日暖》（1992）、《中國時間》（1996）等。最新作品有《水調歌頭》。

詩人蔡炎培在大陸幾乎是不為人所知，但是在香港是個非常重要的詩人。

在蔡炎培質言的傳統以外，還可見另一種文化的結合。什麼文化的結合呢？就香港市民文學，文言白話和粵語，這種語言我們在香港叫做三及第。三及第是什麼呢？就是白話文加上了我們粵語的方言，加上了文言文，夾雜起來的文體我們叫做“三及第”。而這詩裡面的廣東語言並不是為了娛樂，而是有政治指向。這也是一種香港文化人對政治參與的方式，不是採取一種既成的限定意識形態。在那個年代，當然也有很多愛國的左派。但除了愛國左派之外，還有這麼一些人，既不完全能夠同意共XX走的路線，也更討厭英XXX當局，他要用一種本土的自己的方式來解構這些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比如說蔡炎培有這麼一首詩，讓你覺得很難看得出他的立場。他寫1997年，香港的立法局解散的時候，他說：“他們陸續散去，聲言再來，他們一定會來的。他們是某一天的股票價位，某一天的杜瓊斯指數。”這裡暗含一種看破政治遊戲的戲謔，但又好像帶著期許。這種戲謔到了虛無的態度，也是一種很香港的態度，但這個虛無跟我們今天講的犬儒式的虛無不一樣，這個虛無是什麼呢？這個虛無是有破壞力的，有顛覆力的，因此是革命的。因此他不相信任何既存的、人家告訴他的教條，他總是懷疑這一切。但懷疑完這一切的時候，他並不是冷漠的那種犬儒，而是那種積極的，帶著飽滿熱情去質疑一切建制裡面現存的價值觀。

“詩人不能老的，詩人一老就完蛋啦。陳敬容有句詩：老去的是時間。我太喜歡。”蔡炎培，這位七十有二的香港詩人，半個世紀以來創作了500多首詩，至今依然在寫，“《扶靈小札》大概是我最後的一本詩集”。

除了談詩，也許更多人願意談《蔡炎培情史》。在那本書中，他記載了生命中曾經的八個女子。其中最知名的是亦舒，他傾慕她，還將一首詩用紫色絲帶結著送去，可惜亦舒喜歡他最好的朋友——畫家蔡浩泉，“沒關係，我相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影響他最深的該算林燕妮的同學了，“當年我要到台灣讀書，她送了一把頭髮給我，這立即要了我的命”。而他自認與太太的那段情最精彩：“我看到她寫了一篇文章《廢船》：‘這條船廢了，但是你置身其上，仍可聽到流水的聲音……只要有一滴水，就可以流到中國了。’我讀到這篇文章，很感動。那時候我無名無利，只有一個輝煌的傳統，支持我繼續走詩人的路。”所以，他立即給她寫信：“我深愛著你的作品的同時，也深愛著你。”從此成就了一段姻緣。

這樣多情的詩人啊，究竟哪一位是他的摯愛？“我是沒有摯愛的，我可以告訴你，因為愛情只有美麗，當你投入，那位便是你的摯愛。”徐先生曾說，一切靈的頂峰歸於欲，欲的頂峰復歸於靈。蔡炎培認為說得很對。不過他覺得戀愛是該把生命的層次提高，所以他比較傾向“靈”。“老實說，這些女性之中，除了第一位和我孩子的母親，其他根本連手也沒碰過。”“我的大半生都只為一個思念而活著。”他說，“你從我的詩可以看出來。Blue Coat（我生命中第二個女子）的一把發，一直貫穿我詩的意象”。

多情自古多寂寞，但是蔡炎培說：我不怕寂寞，是寂寞怕了我。“半個世紀下來，我已在詩里獲得釋放。”蔡炎培成長於上世紀50年代。那時候香港文風很盛，《星島日報》曾有一版“學生園地”，“雖說是學生寫的，其實已經十分厲害。當中有岑昆南、王無邪、盧因等，我們志同道合，很快匯成一股風氣。我是家中的獨子，在文學那裡找到消除孤獨感的法門”。但寫詩依然是件寂寞的事，“你做些實務的事，二三十年大抵有成績，但寫詩寫了二十年，仍會無人認識。說寫詩寂寞，甚至可怕，便在這裡”。

做了三十年《明報》副刊編輯，蔡炎培認為詩人是沒有特權的。“你有寫詩的興趣，但也有另外的職業，兩樣事分開。詩是你的事業，但你也要找一個生活的基點，然後慢慢來。”“先學做人，再學做詩人”是蔡炎培的名句。他常說自己是一個平常人，寫的詩又多來自生活，那些生活形象，那些生活記憶，妙手偶得，便放進詩作。“一生人，如果出到一本詩集已是不簡單，詩集中如果有一首可以流傳下去，已算挺不錯……做不成大詩人，做一個可愛的小詩人，也蠻不錯。”

波希米亞香港

□文/廖偉棠

就像說“先生”我們一般都是指魯迅先生一樣，在香港說“蔡詩人”則肯定是指蔡炎培，他以他張狂的詩人形象和不拘一格的長短章詩篇，恰好符合了安分守己的香港人對“詩人”的想象。但內地不多知道他，不少人聽我提到，都會問：是蔡元培的弟弟嗎？

我從不掩飾我對蔡詩人的喜愛，因為他是香港這彬彬之地罕見的真性情之人，我始終認為寫詩絕對需要真性和熱情。蔡詩人雖然年長我近四十歲，激情卻不讓二十少年，常常給我們提示生之欲、文字之欲為何。我曾戲稱，與蔡炎培一席談，勝吃十鍋羊腩煲，所以初冬風緊，我便生一訪蔡詩人的念頭，詩人互相取暖，夜話不必圍爐。

其實如果說什麼波希米亞香港，蔡炎培與其同代的詩人昆南、戴天，畫家蔡浩泉、王無邪等哥們應該算是第一代波希米亞香港人。走進蔡詩人獨居的寓所，欣見凌亂如昔———我當然沒有親眼見過昔日的蔡詩人，我想見的是那一個遙遠時代的縱酒長歌之夕，凌亂的是生活的面孔，因為凌亂而充滿生機與神秘。在堆滿各種詩集和小說的飯桌上，空出了一個A 4紙大小的位置，那裡放著一摞白紙和一支鋼筆———蔡炎培無論寫詩寫文還是抄稿，都親自手寫，別說電腦了，複印機傳真機他都不用。在這個網路時代，我郵箱里唯一能收到的實體書信，就來自蔡炎培，抬頭必寫某某某詩人收，讀之就如互通天地會信息一般的光榮。

蔡炎培和我天南地北聊天，常常離題遠奔，談名師、名士，談情傷、情傲———當年多少人被他詩歌中兼有的溫柔與孟浪之姿所傾迷！但他就像他所私淑的詩人吳文星，獨來獨往，自持一身才華與傲氣，不惜碰釘與寂寞。寧可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他又有這樣一種痴情，是與所謂英雄不同的一種甘入地獄的大悲憫所在。

他這一代生於民國，多少沾了些民初士人的仙氣。但在現今這個時代，士人又焉能有彼時指點江山之酣暢，所以我曾寫過一篇論文名為《佯狂的醉者———論蔡炎培》，佩服他們如今尚能以佯狂來抵抗。蔡詩人送我離家時又提起這篇文章，笑稱我用姜夔“以硬筆寫柔情”一說來形容他，至今仍覺得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