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鎮

薊鎮

薊鎮,又名薊州鎮,今名薊州區,為明九邊重鎮之一。薊鎮設置的目的主要是牽制九邊其他邊鎮及京營,起到防備叛亂的作用。同時,明統治者考慮到其餘邊鎮一字拉長,戍守防線長達數千公里,兵員分散,因此設置薊鎮以為抵禦蒙古入侵的預備防線,與京營起到相互照應的作用。

薊鎮官兵員額,永樂時期初定為85006人(包括薊州、永平、昌平、密雲),萬曆年間增長至十萬人以上,九邊中僅宣府、大同可與之相比。薊鎮較為著名的統帥為戚繼光,戚繼光是與俞大猷齊名的著名將領,其訓練的薊鎮兵馬練水平較高,有很強的戰鬥力,世人稱之為戚家軍。

來源介紹


薊鎮
薊鎮
公元1368年,朱元璋攻取大都(今北京),把統治中原近百年的蒙古人驅出長城。元順帝退出長城仍滯留於近塞地區,屯上都(今正蘭旗附近),仍稱元帝,史稱北元。此時其統治機構還完整存在,殘餘兵力號稱百萬,企圖依靠這些力量整復故都。而剛剛建立的明政權對北元的存在深感為患,於是從洪武二年至二十九年,朱元璋先後八次派大將率重兵征伐漠北。燕王朱棣當了皇帝以後,從永樂八年到二十二年,先後五次親率大軍北征,並死在返回的路上。在明軍強大的武裝攻擊下,北元內部發生分裂,長期互相拼殺,幾代元主及擁立的太子都被部下殺死,部眾離散,連帝號紀年都被遺忘了。
經過長期的部落爭戰之後,蒙古形成瓦刺、韃靼兩大部落,瓦刺居西,稱西蒙古,韃靼居東,稱東蒙古.由於他們被驅回漠北之後仍然過著游牧生活,許多生活必須品仰給於塞內,有的部落和明政府保持著互市貿易,朝貢隸屬關係,有的則不滿足於這種關係,常常利用他們擅長騎射的優勢對內地侵擾。明政府對蒙古人也採取又打又拉的所謂“以夷制夷”的政策,利用他們政治上的弱點促其內部分裂,支弱抑強。忽而抑制韃靼,安撫瓦刺,忽而又抑制瓦刺,安撫韃靼。蒙古人則以明政府反覆無常為借口興師動武,因此,北方的邊患一直未除,明政府的防戍重點一直在北邊。
朱元璋在世時,便命大將軍徐達于山西、北平練兵,以北平為中心設防。按淮安候華雲龍的建議“自永平、薊州、密雲迤西二千餘里,關隘一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並於北平、遼東、大同設都司,繼在大寧(今內蒙寧城)設北平行都司及營州五屯衛(今遼寧西部內蒙東南部),領東北地區二十五衛,在今內蒙南部、河北東北部長城以外設二十一衛,在今內蒙托克託附近築受降城及沿邊城堡,同時分封九子於邊塞直接控制沿邊衛所。
燕王朱棣在“靖難之役”中奪取皇位以後,更加重視北方的邊防建設,修復了若干地段低矮簡陋的邊牆。在東起鴨綠江西到嘉峪關的萬里防線上設立九座軍鎮,分地守御。首先設立了遼東(初駐遼陽,后移北鎮)、宣府(駐宣化)、大同、延綏(駐綏德)四鎮,原太原總兵駐在偏關,三邊制府總兵駐在固原,也稱二鎮;相繼又設寧夏(駐銀川)、甘肅(駐張掖)、薊州(后駐三屯營),合稱九鎮,又稱九邊。東北以遼東為中心,領外圍衛所扼守關東,中部以北京為中心,外設金寧、大寧、開平、萬全、宣府、保安、東勝等衛,以保護北京,西自山西、陝北、寧夏達甘肅,控制西北三大地段。九座重鎮,衛所棋布,城堡羅列,形成一條面向北方的防禦線。

設置介紹


薊州鎮(又稱薊鎮)治所初在桃林口,后移獅子峪,再遷三屯營。其最大防戍範圍,東起山海關,向西經永平(盧龍)、遷安、遵化、薊州、平谷、順義、昌平等州縣境內的關口,到達居庸關南的鎮邊城.綿延二千華里。重要關隘有:今秦皇島境內的山海關,撫寧縣境內的九門口、界嶺口,盧龍縣境內的桃林口、劉家口,遷安縣境內的冷口,遷西境內的青山口、董家口、喜峰口、潘家口、龍井關,遵化市境內的馬蘭關,薊縣境內的黃崖關,平谷縣境內的將軍關,密雲境內的牆子路、古北口,昌平縣境內的黃花鎮,延庚縣境內的八達嶺、居庸關等。
關於薊鎮西部邊界及所轄關隘,史志及有關書刊說法不盡一致,主要有西至四海冶、石塘嶺、鎮邊城、居庸關等幾種說法,其原因有二,一是,表述角度不同。如石塘嶺和四海冶之說,石塘嶺是薊鎮西部的重要關隘,再西行便是宣府鎮的東邊關口四海冶,長城到四海冶向內外分成兩股,外走向的稱外長城,又稱外邊,經獨石口、張家口、大同到達內蒙的清水河向寧夏、甘肅走去,內長城從四海冶向西南經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入山西,經平型關、雁門關、寧武關到清水河與外邊相接。處在長城內外岔路口上的四海冶雖僅是個配備馬營哨了的小關口,但它是宣府的東南部咽喉,又是薊、宣兩鎮邊防銜接的地方,從防邊相接來說,薊鎮西邊至四海冶是對的。以薊鎮防區西端關口為界點來說,西至石塘嶺也是有道理的。其二,昌平鎮拘增設,初設九鎮,沒有昌平鎮,後來為加強京師防禦,增設了昌平鎮和真保鎮。昌平鎮管轄慕田峪以西向南至紫荊關這一段的內邊防禦,設參將三人分守黃花鎮、居庸關、橫嶺城。真保鎮管轄紫荊關、沿河口至娘子關這一段的內邊防禦。嘉靖四十二年,議准薊鎮東起山海關,西至鎮邊城(居庸關南),二千一百四十里,分為十路,前七路為薊鎮舊屬,第八至第十路為黃花鎮、居庸關、鎮邊城。這樣,昌平鎮的防禦區段俱併入薊鎮。隆慶二年,戚繼光以左都督總理薊遼昌保練兵事務,節制四鎮兼薊鎮總兵官,又把十路分為十二路,這樣薊鎮西部邊界至鎮邊城的說法也有一定道理。至於戚繼光自己說“左山海,右居庸"是說明薊鎮的重要,左控山海雄關,西扼居庸要塞,並非具體表述鎮防邊界,即使是表述鎮防邊界也可以,因為鎮邊城屬於居庸關的防禦體系。

九邊軍事地位


薊鎮在沿邊九鎮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有一次嘉靖皇帝向兵部尚書楊博流露憂邊之情,楊博說:“今九邊薊鎮為重,請敕邊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薊”。
薊鎮之重,首先在於它的地理位置從東、西、北三個方面包圍著京城。號稱京師西大門的居庸關距京城只有五十餘公里,有京城鐵門之稱的古北口也只有百餘公里,薊鎮有險,則京城震悚,薊鎮穩固則京城無虞。特別是永樂初撤銷塞外的大寧衛以後,更增加了薊鎮的防衛負擔。本來大寧地區是十分重要的,其範圍包括今遼寧西部、內蒙東南部、河北東北部。明初設大寧衛,大寧附近有兀良哈三衛,是明初在東北所設的泰寧、朵顏、福餘三個蒙古衛的總稱,因該地居住蒙古兀良哈人而得名。“三衛”處在韃靼與瓦刺之間,與明政府關係向背無常。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時,從兀良哈三衛選精騎三千南下參戰,甚有功勞。朱棣當了皇帝以後,封三衛的封建主以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職,把大寧及三衛地區送給了兀良哈。北方的軍防重地大寧丟掉了,開平衛(今多倫)孤存塞外,無法拒守,宣德年間不得不移衛於獨石口,與開平策應的興和(今張北)也舍其防戍,原在大寧地區築的城堡全部廢棄。這樣一來,在遼東鎮和宣府之間形成聲援隔絕之勢,京東、京北失去了大片緩衝地帶,蒙古各部逼到近邊,薊鎮所有關口都成了前沿,正象戚繼光在《重修三屯營城記》中寫的那樣,“國初,捐大寧藩封界,兀良哈為夷屬,賴鎮輔郡奠重薊鎮”。
薊鎮地區由塞外越邊而入的河流甚多,形成關隘密集。在兩千華里的防線上,大小隘口一百九十餘處,重要的關隘也有四十餘處,歷來兵家必爭的險關要塞,至少有東部的山海關,中部的喜峰口、潘家口,西部的古北口、居庸關。整個明朝二百多年,北邊烽警年年皆有,尤其是北撤大寧棄開平,西棄哈密丟河套之後,幾無安枕之日。危及明政權命運的重大事變和戰爭,有如下幾次:一是英宗正統十四年發生在宣府境內的“土木之變”,明軍五十萬大軍覆沒,英宗皇帝當了俘虜,緊接著瓦刺部落挾持英宗進攻北京,發生了“京城保衛戰”,明政權幾乎傾覆,二是發生在古北口的“庚戍之變”,嘉靖二十九年,韃靼部酋俺答率大軍進攻大同,大同總兵仇鸞賄賂俺答,求他勿攻大同而轉攻他鎮,俺答便轉攻古北口,一面佯攻,牽制守軍兵力,一面從西側的黃榆溝毀邊牆偷襲而入,古北口失,俺答乘勢破薊州,克懷柔,取昌平,下通州,縱兵四掠,直逼京師城下,明廷震驚,戒嚴守城,急令各鎮入京救援,俺答飽掠八日,才由古北口退出;三是嘉靖三十八年的潘家口之戰,韃靼部的首領錫林阿,用聲東擊西的辦法先攻薊鎮東部的義院口和冷口,薊遼總督王抒調兵東進,韃靼兵趁中部守軍勢弱之機,集中兵力攻破潘家口,渡過灤河抵三屯營,繼而西掠遵化、豐潤、玉田、薊州等地,待東援部隊西顧時,韃靼軍又向東攻下遷安等地,飽掠以後由潘家口退出長城,此次入侵極大地震動了明朝,四是洪山口之戰,天啟七年,后金皇太極攻寧遠,錦州兵敗后,於崇禎二年轉攻薊鎮的龍井關、大安口、洪山口,陷遵化,繼續西進下三河、通州,直逼京師城下,攻打德勝門、廣渠門、蘆溝橋、永定門,京師危機,后金諸將紛紛要求攻下北京,皇太極認為明軍還有實力,時機尚未成熟,遂揮師東進陷香河,遷安、灤州、永平四城,從冷口退出長城,五是昌平之戰,崇禎九年四月,皇太極十萬大軍破獨石口,入居庸關,直奔昌平,遍蹂京畿,掠良鄉、順義、清河、懷柔、寶坻、房山、涿州、永清等城,九月從冷口退回;六是引清軍入關之變,守將吳三桂大開山海關城門,引清兵入關,明朝滅亡。上述幾次重大事變和重要戰爭,除土木之變外,全發生在薊鎮,可見薊鎮之戍牽動全局。
薊鎮之重,上下共識。官兵員額,馬匹數量皆居九鎮之首。薊鎮舊設總兵官一人,協守副總兵三人,參將十二人,游擊將軍六人,游擊十人,守備、坐營官各八人,中軍官一人,提調二十六人,此外,山東、河南二鎮還配備領薊鎮都司四人,定期率本地士卒到薊鎮戍邊。
薊鎮官兵員額,永樂時期初定為85006人(包括薊州、永平、昌平、密雲),到萬曆初實有數增加到124206人(其中薊州31658人,永平39940人,昌平19039人,密雲33569A),比初定增加了4 5%。而其他八鎮(遼、宣、大、太、延、固、寧、甘)初定777588人,到萬曆初實有數減到521705人,減少了23.9%。馬匹薊鎮初定21830匹,萬曆初增至40222匹,增加84.2%。其他八鎮除山西外,全部有所減少。

三屯


三屯,薊鎮之樞
薊鎮治所初在桃林口。桃林口位於永平之北,東接遼東鎮,也是長城一處重要關口,伍畢竟距京城較遠,冷口、喜峰口、潘家口、古北口等險地俱在其西,作為全鎮的指揮中心,顯然位失於偏。於是,永樂末,陳敬任總兵時,移鎮於獅子峪,解決了坐落失偏的問題,避開了地處前沿的弊病,但是獅子峪地域狹窄,且無衛所和屯地,不能屯重兵以禦敵,所以天順二年,胡鏞任總兵時,選擇了三屯營,闢建城池,興建營署,把鎮治由獅子峪遷到三屯營。從此,凡鎮守總兵官,協守副將,分守參將、守備、游擊等官員皆駐三屯營。萬曆初,忠義衛也從遵化移此。從天順二年到明亡,歷時186年,歷總兵75任。
三屯營所以成為“三選而定”的鎮治,有其地理、歷史、經濟的多種原因。戚繼光在《重修三屯營城記》中寫道:三屯營“去喜峰二舍矣,忠義衛三百戶屯地也,左山海,右居庸而綰轂其中,以要貢路示重”。從戚繼光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三屯營沒有桃林口、獅子峪那些弊病而有自己的優勢。
其一,距喜峰二舍,一舍三十里,只有六十里,可以說是地近邊關而不臨前沿,作為指揮中心,近邊則無鞭長莫及之弊,不臨前沿則有戰略迴旋的餘地,在長城諸要塞中,喜峰口、潘家口離三屯營最近,陸路、水路皆可直達,而喜、潘兩關是薊鎮最重要的地方,天順年間順天巡撫鄧漢遍察薊鎮之後,向英宗皇帝奏言:“薊鎮十二路,各關雖無處不險,而平原大川可容數十萬大舉入犯,又當責使出入之路,則喜峰潘家日為最”。
其二,三屯有三百屯田軍戶,屬忠義衛管理(明代民屯由戶部及地方州縣管理,軍屯由五軍都督及地方衛所管理)。屯田兵是衛所駐軍的組成部分。按當時的規定,邊防地區的衛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有敵貝U戰,敵去則耕,每個屯兵給土地二十至二百畝,就是說,三屯至少有屯地六千畝至三萬畝,這樣廣闊的屯地,為數三百的軍戶是獅子峪所不具備的。
其三,從地理位置上看,三屯地處壘鎮的中心,左右所控關隘大體相等,其東挈持山海雄關,其西節制居庸要塞,其北控扼沿邊關隘,其南背倚大海洶濤,鎮府綰轂其中,便於統馭全鎮,是桃林口所不能相比的。
其四,扼控貢路。納貢和賞賜,‘是明代中央政權和邊疆少數民族上層統治者的一種政治交往手段,又是一種特殊的經濟交流。各少數民族的統治人物通過納貢向中央改權靠攏,進貢又可以得到與貢物相應或超過貢物價值的賞賜。在正常情況下,各民族常常派出龐大的貢使團隊,同時也是一個龐大的商業貿易隊伍。關係緊張時,有的部落常以進貢索賜為借口破關侵擾。喜峰口就是口外兀良哈三衛入貢的通道,三屯營有直達貢路的大道。
交通方便是三屯一個重要優勢,由京城向東經通州、薊州、遵化、遷安、永平、臨撫至山海關的大路由三屯穿過,三屯城西有灤陽馭站,南北方向,陸路經遵化可至豐潤儲倉及沿海,水路沿灤河可至遷安、灤州、昌樂諸縣達海邊,北通長城除陸路外,沿灤河可上溯潘家口,沿灑河、黑河可溯龍井關、柞子庵關及漢兒庄車營,。東部沿匯入灤河的東西清河可溯城子嶺關、大嶺口,溯長河可達董家口,溯冷口河可達冷口,沿青龍河可達永平府、桃林營,桃林口關。西部薊州及昌平州範圍內的河流,如遵化鯰魚關的湯河,黃崖關的溝河,黑峪關的塔河,古北口的潮河等都與三屯西通的大路相交。
古代山區交通多是沿河道而通,著名的古塞道盧龍塞、蘭徑、青徑皆與蘭屯相通。
海運是既經濟又有效的運輸手段,沿邊物資僅靠屯田還不能保證,特別是後期,屯田制度受到嚴重破壞,不得不依賴手南方及內地,灤河口、九河入海口皆為薊地泊口。為與內地漕運銜接,天順年間,大開直沽河,成化年間又浚薊州沽河,同年又發薊東之民疏浚鴉洪橋河道,建造豐潤海運糧儲大倉。嘉靖年閬疏浚還鄉河道;南來糧食可直達今遷西境內。永樂八年,撫寧縣張甫通、遷安縣何彬二位老人,因督運糧船到清水源有功,政府授給他們本縣縣丞的官職,可見當時水運對沿邊供給的重要性。
三屯地區經濟繁榮,明建國后,多次向京東大量移民、移軍、遷徙罪犯,開墾屯田。屯田大大促進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墾種需要農具,戍邊需要武器,刺激了冶鐵工業的發展。明初,便派冶鐵大使到遵化,冶鐵廠初建沙坡峪,后移松棚谷,正統年間遷至白冶庄(今鐵廠)。此地有燒炭匠人71戶,產木炭14萬斤,淘沙匠人68戶,產鐵沙447石,鑄鐵匠人60戶,另有附近州縣民夫883名,軍夫462名,顧天、永平二府輪班匠夫630名,這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官辦手工業冶鐵廠。
1644年明亡,清政權建立,對蒙古採取了比中原政權更聰明的政策。
清朝入關前,皇太極對蒙古“征撫並用”,對已歸附的科爾沁等部落“厚加恩賞”,對未歸附的部落大加征伐,使之對清稱臣,這樣蒙古就成了清朝的聯盟。入關后,順治帝福臨,繼續把爭取蒙古各部上層人物,建立牢固的滿蒙聯盟作為鞏固北方屏藩的基本國策之一。康熙繼位后,採取了更多的厚待蒙古貴族的措施,更增強了蒙古對清朝的向心力,起到了“長城有險不重設,至治從來守四鄰"的作用。
清朝對蒙古的聯盟政策,使長城防禦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自然沒有必要大批陳兵,守關把塞,長城沿線的軍鎮逐步縮減。清兵入關之初,三屯營還駐有總兵官。順治四年,裁撤薊鎮:總兵官及中軍,游擊、旗鼓守備,原鎮所轄的防地分別划給山海關、密雲兩鎮,移漢兒庄的副將到三屯營,協理喜峰口、太平寨二路,這樣三屯營就成了協鎮,隸屬於山海關管轄。順治六年,裁薊鎮中營參將,只設左右二營,均屬天津鎮管轄。喜峰路參將都司改為游擊、守備,太平路參將、都司、千總皆裁,建昌路參將改為都司,桃林口、青山口、李家峪、擦崖子關、白羊峪、榆木嶺、潘家口、龍井關等地原設守備均改為操守,康熙年間把薊協三屯營把總移至開平,雍正年間三屯營所轄各路、各關口逐漸裁員,道光年間三屯協鎮副將移到大沽口,喜峰口游擊移駐三屯營。自此直至清亡,三屯營只有游擊駐守了。

歷任將帥


明代統領薊鎮軍務的總兵官先後82任,駐桃林口2任,駐獅子峪5任,駐三屯營7 5任。這些將領多為武林精英、有功勛彪炳、戎馬畢生的老帥,驍勇善戰、叱吒風雲的將軍,盡忠報效、殉國捐軀的烈士,當然也有附人發跡,碌碌無能的庸才。至於朝為明將,夕為清臣者也不乏其人。最後一任總兵孔希貴,降了清軍,當上了河北總鎮。英勇陣亡的正副總兵先後六人,分別是孫臏、蔣承勛、張承蔭、湯克寬、劉渠、孫祖壽。嘉靖8 4年,朵顏數萬騎,同時進攻劉家口、冷口,副總兵蔣承勛帶千人禦敵,有人建議躲避一下,蔣說:“此正當以身報國之時,何以避”!遂激戰二晝夜,關破,率軍士截擊,身中數箭,仍奮力衝殺,戰死。湯克寬原在浙閩與戚繼光等並肩抗倭,立功很多,后調薊州任昌平總兵。萬曆四年,綽哈入北口,湯克寬率軍擊退,在出塞追擊時,遇伏兵戰死。張承蔭、劉渠,皆是萬曆年間支援遼東鎮抗擊后金入侵時戰死。孫祖壽昌平人,萬曆時薊鎮總兵,支援遼東作戰有失,被劾回家,此時金攻陷昌平包圍北京,孫祖壽盡散家資,招集舊部與昌平戍將滿桂赴關抗敵,英勇戰死。朱國彥崇禎二年任三屯總兵,1 1月清兵攻破喜峰口、冷口,直抵三屯城下,副總兵挈家小潛逃,朱國彥憤將他們的姓名榜佈於眾,然後把自己的俸祿,衣物散發給士卒,穿好官服向西叩拜投環縊死。
祝雄、趙勝、孫繼先、宗勝、馬永、李鳳鳴、蕭如勛都是德高望重的將領。董一元、張臣、杜松和遼東鎮的達雲、大同鎮的麻貴,都驕健精悍,勇猛絕倫,多次立功,號稱“邊將五選”。董一元原任薊鎮游擊將軍時,在一片石以少數兵力抗擊數萬朵顏騎兵,立大功升三級。張臣,原在延綏與千總劉朋共守黃甫川,遇敵,劉喪馬被圍,臣單騎沖入敵陣,奪馬載朋以歸。隆慶元年,朵顏數十萬人大犯永平五縣,張臣領精兵來援薊鎮,遼東鎮也派兵來援,但擁兵不前,張臣到永平以後便勒兵欲戰,遼帥王治道說: “敵眾我寡,往必無利”,張說: “我等食朝廷奉祿200年,隨有應報效,大敵當前,怎能畏縮不前?”遂率自己帶的一千精兵勒馬上陣,朵顏先以數騎包圍了他,全被他斬於馬下,千名勇士,沖向敵陣,喊聲震天,斬敵首百餘級,朵顏人爭相逃跑,跑到棒槌崖前面是懸崖,張臣在後邊追殺不懈,朵顏兵墜崖者無數。戰後,薊遼諸將獲罪,張臣以大功晉陞二吸。
在200多年8 2任鎮帥中,最傑出的應是戚繼光,他馳騁南北,戰功卓著,晚年雖遭到派系鬥爭的排擠和誣陷,罷歸。然而歷史給了他公允的評價,他是一個赤膽忠心的民族英雄,文武俱精的軍事天才,清正廉明的官吏,才華橫溢的詩人。他在中國軍事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是我國古代兵書寶庫中的燦珠,他的《止止堂集》,在我國古代思想史和文學史上都有一定的影響。他任薊鎮總兵時間最久,對邊牆建設貢獻最大,和薊鎮人民感情最深。有關他的許多感人的故事,至今還在京東民間流傳著。
戚繼光祖籍山東東牟(今蓬萊),在三屯營留下的許多碑碣中,常見“定遠戚繼光”的字樣,定遠在安徽,那是因為戚繼光的六世祖戚詳,曾一度遷居到安徽濠州定遠縣昌義鄉。元朝末年在定遠參加了郭子興領導的起義,後來戚詳陣亡了,明政府封成斌(繼光五世祖)為明威將軍,世襲登州衛(山東蓬萊縣)揖揮趼僉事,從此戚家又遷回故居。
戚繼光十七歲襲任山東登州衛指揮僉事,當時沿海各省倭寇猖獗。戚繼光先在山東備倭,他為了整飭海防,一面調整衛所,充實兵員,一面訓練士卒,嚴肅紀律。他認為,兵眾而不知律,必為倭寇所乘。有一個下級軍官,違反號令,按輩分還是他的舅父,傳統的序齒觀念和軍隊的紀律要求發生了矛盾,戚繼光以長官身份,當眾處分了這個軍官,然後又以外甥的身份背後向他賠禮道歉。二年的時間,山東防備加強了,浙江倭患日益嚴重。戚繼光奉調到浙江御倭前線,與抗倭名將譚綸、俞大猷並肩戰鬥;戚繼光目睹防軍素質低下,便自己招募訓練新兵,號稱戚家軍。戚家軍每攻必克,威名遠震。嘉靖四十一年福建倭寇逞囟,他又率戚家軍援閩,晉陞為總兵官。三年的時間,倭患蕩平,又與俞大猷消滅了廣東的倭寇,至此東南沿海基本安定。鑒於北方邊防告急,隆慶元年,明政府又把他調到北方,先在京城神機營,后總理練兵事務節制四鎮兼薊鎮總兵官。到鎮不久便兩次上疏議戍邊策,提出車步騎三軍因形戰守的計劃,重新調整了.防禦部署,把全鎮分為三區十二路,每區由一名副將協守,每路由一名參將分守。東區協守駐建昌營,管理燕河營、石門寨、台頭營、山海關四路。中區協守駐三屯營,管理太平寨、喜峰口、松棚谷、馬蘭關四路,西區協守駐石匣營,管理牆子路、古北口、黃花鎮、居庸關四路,又建輜重營三處,車營七處,分駐建昌營、漢兒庄、三屯、遵化、石匣、密雲、昌平等地,構成步、騎、車三兵種協防的陣勢。
薊鎮長城原多系土石結構,而且低矮單薄,戚繼光向明政府建議改修長城,並很快得到批准。新修的邊牆,由土石結構改成磚石結構,加高加厚,內外兩側均加垛口,衝要地段修重牆建敵台,台分三層,中間空虛,可駐兵五十人及儲備糧食器械,台下駐軍與台上駐軍配備作戰。經過三年時間,邊牆面貌一新。在長達2000里的防線上,矗立起1017座敵台和大大小小的關隘防城。
北方守軍鬥志鬆懈,紀律鬆弛,戚繼光便派部下從浙江招募兵士三千,浙兵到鎮那天,天下大雨,長途跋涉的浙兵精神抖擻,從上午到下午,直在外待命,個個直立如松,隊伍嚴整如林,北方官兵見此情景大為驚駭,方知戚繼光治軍之嚴。
戚繼光到鎮后,住在內蒙東南遼寧凌源一帶的朵顏部落,多次犯邊,皆被戚繼光擊敗,其中有一次是朵顏部酋董狐狸、長禿率眾攻董家口關城,戚繼光分兩路由董家口和榆木嶺出擊,活捉長禿。經過幾次較量,朵顏部落才知道新來的將領的厲害,於是董狐狸和長昂率領親族三百多人到喜峰口關城請降,保證以後不再犯邊,表示歸還以前擄去的哨兵、邊民、馬匹和財物,要求釋放長禿,恢復貢市關係。戚繼光和薊遼總督劉應節計議,允許了他們的請求。從此,朵顏部落和明朝恢復通貢互市關係,薊鎮邊境出現了十多年的平靜。三屯營城自天順二年建成到萬曆初已經運行了100多年。南牆坍塌,只留下一片荒蕪,加之城牆低矮,規模狹小,除總鎮直屬和協守的防軍以外,沒有衛所軍,軍防力量薄弱,民防也徒有其名, “三衛一所"設在遵化,距鎮6 0里,鎮府辦理公文,調運糧餉還要到遵化辦理手續。這種局面,與“軍事重鎮”的地位是極不相稱的。於是戚繼光請示上司批准重修三屯營城。萬曆年間規劃,二年動工。城池比原來擴大一倍,把原在城外的兵營全包括進來,城牆加高加厚,設東、南、西三門,東日賓日門,西日鞏京門,南日景忠門。按漢唐在北方建受降城的規制不留北門。城門上建譙樓,城角建角樓,周圍建敵台九處,各有箭孔。鎮府建在中央,成為城中之城。建兵營800餘間,為駐鎮的保河、河南、南兵,輜重各營的營房,車營營房400餘問。三屯守備司、督府衙署、忠義衛指揮使司等機關一併建在城內,忠義衛由遵化遷到三屯。城牆外並有七尺寬的護城河。因地勢高低不同,河深七尺至三丈。東門外地勢低洼,利用這個條件開挖了一座長350丈,寬1 0丈的湖,聚由城北流來的水蓬成。按八卦方位東方為震,命名日震湖,水滌七尺。掘湖所出的土築成長堤,因戚繼光別號孟諸,堤名孟堤。沿堤植桃柳,湖內種蓮,上下游建橋兩座橫跨大堤的亭子一座:名日同春亭,湖中留出成小島,島上建亭一座,以《詩經·蒹葭》中“溯水求之,宛在水中央”的詩句命名。震湖之側,建長寬各5 0丈的草料場,草料易燃,臨水而安。東西兩路來鎮的軍官皆有議事亭房,入貢的“北人"來鎮也有宿地。城西門外有演武場,中有點將台,台後建旗纛廟,內祀旗神,外豎牙旗。每當晴空麗日,演武場上軍旗飄揚,兵刃耀目,軍令如山,喊聲震雲。
戚繼光在改修長城、重修鎮城的同時,著力整飭營伍,訓練軍隊,淘汰了一批無能的官員,招募了一批年青的兵卒,整頓了軍紀,採取了步、騎、車各兵種協同作戰的戰術,配備了適應新戰術的武器裝備,大大振作了士氣。
隆慶六年,明政府派兵部尚書汪道昆等一大批官員視察薊鎮,戚繼光借這個機會組織了一次盛大的演習,集結了十萬大軍於遵化湯泉,演習進行了二十天。演習一開始,扮作敵人的騎兵突然由長城口攻入,頓時警號齊鳴,烽火大舉,全身戎裝的士兵迅速登台防守,各支防軍按計劃,有的迎擊於前,有的夾擊於側,有的包抄於後,有的埋伏隱蔽,有的扼守陣地,在敵騎兵面前,突然戰車變成一道城,在火器和戰車的掩護下,步兵神速出擊,入犯的邸敵人”潰不成軍,有的倉惶逃命,有的下馬投降,守軍大勝。這次演習是我國古代練兵史上的一次壯舉。
駐鎮的後幾年,戚繼光有暇在鎮府的書齋里撰寫兵書,整理文稿,《練兵實紀》就是這個時期完成的。他把歷年來所寫的詩文集成五卷,《橫槊稿》三卷,《愚愚稿》二卷,合稱《止止堂集》,是以鎮府內戚繼光的書齋命名的。
戚繼光在薊鎮1 6年,同這裡的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感情。萬曆l 1年,明政府決定調他去廣東,薊鎮父老派代表京城請願,要求把他留下,結果令人失望,戚繼光不得不整裝上路。臨行那天,人們夾道相送,不少人追出境外,依依難捨,揮淚送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