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鎮

公元1368年，朱元璋攻取大都(今北京)，把統治中原近百年的蒙古人驅出長城。元順帝退出長城仍滯留於近塞地區，屯上都(今正蘭旗附近)，仍稱元帝，史稱北元。此時其統治機構還完整存在，殘餘兵力號稱百萬，企圖依靠這些力量整復故都。而剛剛建立的明政權對北元的存在深感為患，於是從洪武二年至二十九年，朱元璋先後八次派大將率重兵征伐漠北。燕王朱棣當了皇帝以後，從永樂八年到二十二年，先後五次親率大軍北征，並死在返回的路上。在明軍強大的武裝攻擊下，北元內部發生分裂，長期互相拼殺，幾代元主及擁立的太子都被部下殺死，部眾離散，連帝號紀年都被遺忘了。

經過長期的部落爭戰之後，蒙古形成瓦刺、韃靼兩大部落，瓦刺居西，稱西蒙古，韃靼居東，稱東蒙古．由於他們被驅回漠北之後仍然過著游牧生活，許多生活必須品仰給於塞內，有的部落和明政府保持著互市貿易，朝貢隸屬關係，有的則不滿足於這種關係，常常利用他們擅長騎射的優勢對內地侵擾。明政府對蒙古人也採取又打又拉的所謂“以夷制夷”的政策，利用他們政治上的弱點促其內部分裂，支弱抑強。忽而抑制韃靼，安撫瓦刺，忽而又抑制瓦刺，安撫韃靼。蒙古人則以明政府反覆無常為借口興師動武，因此，北方的邊患一直未除，明政府的防戍重點一直在北邊。

朱元璋在世時，便命大將軍徐達于山西、北平練兵，以北平為中心設防。按淮安候華雲龍的建議“自永平、薊州、密雲迤西二千餘里，關隘一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並於北平、遼東、大同設都司，繼在大寧(今內蒙寧城)設北平行都司及營州五屯衛(今遼寧西部內蒙東南部)，領東北地區二十五衛，在今內蒙南部、河北東北部長城以外設二十一衛，在今內蒙托克託附近築受降城及沿邊城堡，同時分封九子於邊塞直接控制沿邊衛所。

燕王朱棣在“靖難之役”中奪取皇位以後，更加重視北方的邊防建設，修復了若干地段低矮簡陋的邊牆。在東起鴨綠江西到嘉峪關的萬里防線上設立九座軍鎮，分地守御。首先設立了遼東(初駐遼陽，后移北鎮)、宣府(駐宣化)、大同、延綏(駐綏德)四鎮，原太原總兵駐在偏關，三邊制府總兵駐在固原，也稱二鎮；相繼又設寧夏(駐銀川)、甘肅(駐張掖)、薊州(后駐三屯營)，合稱九鎮，又稱九邊。東北以遼東為中心，領外圍衛所扼守關東，中部以北京為中心，外設金寧、大寧、開平、萬全、宣府、保安、東勝等衛，以保護北京，西自山西、陝北、寧夏達甘肅，控制西北三大地段。九座重鎮，衛所棋布，城堡羅列，形成一條面向北方的防禦線。

薊州鎮(又稱薊鎮)治所初在桃林口，后移獅子峪，再遷三屯營。其最大防戍範圍，東起山海關，向西經永平(盧龍)、遷安、遵化、薊州、平谷、順義、昌平等州縣境內的關口，到達居庸關南的鎮邊城．綿延二千華里。重要關隘有：今秦皇島境內的山海關，撫寧縣境內的九門口、界嶺口，盧龍縣境內的桃林口、劉家口，遷安縣境內的冷口，遷西境內的青山口、董家口、喜峰口、潘家口、龍井關，遵化市境內的馬蘭關，薊縣境內的黃崖關，平谷縣境內的將軍關，密雲境內的牆子路、古北口，昌平縣境內的黃花鎮，延庚縣境內的八達嶺、居庸關等。

關於薊鎮西部邊界及所轄關隘，史志及有關書刊說法不盡一致，主要有西至四海冶、石塘嶺、鎮邊城、居庸關等幾種說法，其原因有二，一是，表述角度不同。如石塘嶺和四海冶之說，石塘嶺是薊鎮西部的重要關隘，再西行便是宣府鎮的東邊關口四海冶，長城到四海冶向內外分成兩股，外走向的稱外長城，又稱外邊，經獨石口、張家口、大同到達內蒙的清水河向寧夏、甘肅走去，內長城從四海冶向西南經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入山西，經平型關、雁門關、寧武關到清水河與外邊相接。處在長城內外岔路口上的四海冶雖僅是個配備馬營哨了的小關口，但它是宣府的東南部咽喉，又是薊、宣兩鎮邊防銜接的地方，從防邊相接來說，薊鎮西邊至四海冶是對的。以薊鎮防區西端關口為界點來說，西至石塘嶺也是有道理的。其二，昌平鎮拘增設，初設九鎮，沒有昌平鎮，後來為加強京師防禦，增設了昌平鎮和真保鎮。昌平鎮管轄慕田峪以西向南至紫荊關這一段的內邊防禦，設參將三人分守黃花鎮、居庸關、橫嶺城。真保鎮管轄紫荊關、沿河口至娘子關這一段的內邊防禦。嘉靖四十二年，議准薊鎮東起山海關，西至鎮邊城(居庸關南)，二千一百四十里，分為十路，前七路為薊鎮舊屬，第八至第十路為黃花鎮、居庸關、鎮邊城。這樣，昌平鎮的防禦區段俱併入薊鎮。隆慶二年，戚繼光以左都督總理薊遼昌保練兵事務，節制四鎮兼薊鎮總兵官，又把十路分為十二路，這樣薊鎮西部邊界至鎮邊城的說法也有一定道理。至於戚繼光自己說“左山海，右居庸"是說明薊鎮的重要，左控山海雄關，西扼居庸要塞，並非具體表述鎮防邊界，即使是表述鎮防邊界也可以，因為鎮邊城屬於居庸關的防禦體系。

薊鎮在沿邊九鎮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有一次嘉靖皇帝向兵部尚書楊博流露憂邊之情，楊博說：“今九邊薊鎮為重，請敕邊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薊”。

薊鎮之重，首先在於它的地理位置從東、西、北三個方面包圍著京城。號稱京師西大門的居庸關距京城只有五十餘公里，有京城鐵門之稱的古北口也只有百餘公里，薊鎮有險，則京城震悚，薊鎮穩固則京城無虞。特別是永樂初撤銷塞外的大寧衛以後，更增加了薊鎮的防衛負擔。本來大寧地區是十分重要的，其範圍包括今遼寧西部、內蒙東南部、河北東北部。明初設大寧衛，大寧附近有兀良哈三衛，是明初在東北所設的泰寧、朵顏、福餘三個蒙古衛的總稱，因該地居住蒙古兀良哈人而得名。“三衛”處在韃靼與瓦刺之間，與明政府關係向背無常。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時，從兀良哈三衛選精騎三千南下參戰，甚有功勞。朱棣當了皇帝以後，封三衛的封建主以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職，把大寧及三衛地區送給了兀良哈。北方的軍防重地大寧丟掉了，開平衛(今多倫)孤存塞外，無法拒守，宣德年間不得不移衛於獨石口，與開平策應的興和(今張北)也舍其防戍，原在大寧地區築的城堡全部廢棄。這樣一來，在遼東鎮和宣府之間形成聲援隔絕之勢，京東、京北失去了大片緩衝地帶，蒙古各部逼到近邊，薊鎮所有關口都成了前沿，正象戚繼光在《重修三屯營城記》中寫的那樣，“國初，捐大寧藩封界，兀良哈為夷屬，賴鎮輔郡奠重薊鎮”。

薊鎮地區由塞外越邊而入的河流甚多，形成關隘密集。在兩千華里的防線上，大小隘口一百九十餘處，重要的關隘也有四十餘處，歷來兵家必爭的險關要塞，至少有東部的山海關，中部的喜峰口、潘家口，西部的古北口、居庸關。整個明朝二百多年，北邊烽警年年皆有，尤其是北撤大寧棄開平，西棄哈密丟河套之後，幾無安枕之日。危及明政權命運的重大事變和戰爭，有如下幾次：一是英宗正統十四年發生在宣府境內的“土木之變”，明軍五十萬大軍覆沒，英宗皇帝當了俘虜，緊接著瓦刺部落挾持英宗進攻北京，發生了“京城保衛戰”，明政權幾乎傾覆，二是發生在古北口的“庚戍之變”，嘉靖二十九年，韃靼部酋俺答率大軍進攻大同，大同總兵仇鸞賄賂俺答，求他勿攻大同而轉攻他鎮，俺答便轉攻古北口，一面佯攻，牽制守軍兵力，一面從西側的黃榆溝毀邊牆偷襲而入，古北口失，俺答乘勢破薊州，克懷柔，取昌平，下通州，縱兵四掠，直逼京師城下，明廷震驚，戒嚴守城，急令各鎮入京救援，俺答飽掠八日，才由古北口退出；三是嘉靖三十八年的潘家口之戰，韃靼部的首領錫林阿，用聲東擊西的辦法先攻薊鎮東部的義院口和冷口，薊遼總督王抒調兵東進，韃靼兵趁中部守軍勢弱之機，集中兵力攻破潘家口，渡過灤河抵三屯營，繼而西掠遵化、豐潤、玉田、薊州等地，待東援部隊西顧時，韃靼軍又向東攻下遷安等地，飽掠以後由潘家口退出長城，此次入侵極大地震動了明朝，四是洪山口之戰，天啟七年，后金皇太極攻寧遠，錦州兵敗后，於崇禎二年轉攻薊鎮的龍井關、大安口、洪山口，陷遵化，繼續西進下三河、通州，直逼京師城下，攻打德勝門、廣渠門、蘆溝橋、永定門，京師危機，后金諸將紛紛要求攻下北京，皇太極認為明軍還有實力，時機尚未成熟，遂揮師東進陷香河，遷安、灤州、永平四城，從冷口退出長城，五是昌平之戰，崇禎九年四月，皇太極十萬大軍破獨石口，入居庸關，直奔昌平，遍蹂京畿，掠良鄉、順義、清河、懷柔、寶坻、房山、涿州、永清等城，九月從冷口退回；六是引清軍入關之變，守將吳三桂大開山海關城門，引清兵入關，明朝滅亡。上述幾次重大事變和重要戰爭，除土木之變外，全發生在薊鎮，可見薊鎮之戍牽動全局。

薊鎮之重，上下共識。官兵員額，馬匹數量皆居九鎮之首。薊鎮舊設總兵官一人，協守副總兵三人，參將十二人，游擊將軍六人，游擊十人，守備、坐營官各八人，中軍官一人，提調二十六人，此外，山東、河南二鎮還配備領薊鎮都司四人，定期率本地士卒到薊鎮戍邊。

薊鎮官兵員額，永樂時期初定為85006人(包括薊州、永平、昌平、密雲)，到萬曆初實有數增加到124206人(其中薊州31658人，永平39940人，昌平19039人，密雲33569A)，比初定增加了4 5%。而其他八鎮(遼、宣、大、太、延、固、寧、甘)初定777588人，到萬曆初實有數減到521705人，減少了23．9%。馬匹薊鎮初定21830匹，萬曆初增至40222匹，增加84．2%。其他八鎮除山西外，全部有所減少。

三屯，薊鎮之樞

薊鎮治所初在桃林口。桃林口位於永平之北，東接遼東鎮，也是長城一處重要關口，伍畢竟距京城較遠，冷口、喜峰口、潘家口、古北口等險地俱在其西，作為全鎮的指揮中心，顯然位失於偏。於是，永樂末，陳敬任總兵時，移鎮於獅子峪，解決了坐落失偏的問題，避開了地處前沿的弊病，但是獅子峪地域狹窄，且無衛所和屯地，不能屯重兵以禦敵，所以天順二年，胡鏞任總兵時，選擇了三屯營，闢建城池，興建營署，把鎮治由獅子峪遷到三屯營。從此，凡鎮守總兵官，協守副將，分守參將、守備、游擊等官員皆駐三屯營。萬曆初，忠義衛也從遵化移此。從天順二年到明亡，歷時186年，歷總兵75任。

三屯營所以成為“三選而定”的鎮治，有其地理、歷史、經濟的多種原因。戚繼光在《重修三屯營城記》中寫道：三屯營“去喜峰二舍矣，忠義衛三百戶屯地也，左山海，右居庸而綰轂其中，以要貢路示重”。從戚繼光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三屯營沒有桃林口、獅子峪那些弊病而有自己的優勢。

其一，距喜峰二舍，一舍三十里，只有六十里，可以說是地近邊關而不臨前沿，作為指揮中心，近邊則無鞭長莫及之弊，不臨前沿則有戰略迴旋的餘地，在長城諸要塞中，喜峰口、潘家口離三屯營最近，陸路、水路皆可直達，而喜、潘兩關是薊鎮最重要的地方，天順年間順天巡撫鄧漢遍察薊鎮之後，向英宗皇帝奏言：“薊鎮十二路，各關雖無處不險，而平原大川可容數十萬大舉入犯，又當責使出入之路，則喜峰潘家日為最”。

其二，三屯有三百屯田軍戶，屬忠義衛管理(明代民屯由戶部及地方州縣管理，軍屯由五軍都督及地方衛所管理)。屯田兵是衛所駐軍的組成部分。按當時的規定，邊防地區的衛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有敵貝U戰，敵去則耕，每個屯兵給土地二十至二百畝，就是說，三屯至少有屯地六千畝至三萬畝，這樣廣闊的屯地，為數三百的軍戶是獅子峪所不具備的。

其三，從地理位置上看，三屯地處壘鎮的中心，左右所控關隘大體相等，其東挈持山海雄關，其西節制居庸要塞，其北控扼沿邊關隘，其南背倚大海洶濤，鎮府綰轂其中，便於統馭全鎮，是桃林口所不能相比的。

其四，扼控貢路。納貢和賞賜，‘是明代中央政權和邊疆少數民族上層統治者的一種政治交往手段，又是一種特殊的經濟交流。各少數民族的統治人物通過納貢向中央改權靠攏，進貢又可以得到與貢物相應或超過貢物價值的賞賜。在正常情況下，各民族常常派出龐大的貢使團隊，同時也是一個龐大的商業貿易隊伍。關係緊張時，有的部落常以進貢索賜為借口破關侵擾。喜峰口就是口外兀良哈三衛入貢的通道，三屯營有直達貢路的大道。

交通方便是三屯一個重要優勢，由京城向東經通州、薊州、遵化、遷安、永平、臨撫至山海關的大路由三屯穿過，三屯城西有灤陽馭站，南北方向，陸路經遵化可至豐潤儲倉及沿海，水路沿灤河可至遷安、灤州、昌樂諸縣達海邊，北通長城除陸路外，沿灤河可上溯潘家口，沿灑河、黑河可溯龍井關、柞子庵關及漢兒庄車營，。東部沿匯入灤河的東西清河可溯城子嶺關、大嶺口，溯長河可達董家口，溯冷口河可達冷口，沿青龍河可達永平府、桃林營，桃林口關。西部薊州及昌平州範圍內的河流，如遵化鯰魚關的湯河，黃崖關的溝河，黑峪關的塔河，古北口的潮河等都與三屯西通的大路相交。

古代山區交通多是沿河道而通，著名的古塞道盧龍塞、蘭徑、青徑皆與蘭屯相通。

海運是既經濟又有效的運輸手段，沿邊物資僅靠屯田還不能保證，特別是後期，屯田制度受到嚴重破壞，不得不依賴手南方及內地，灤河口、九河入海口皆為薊地泊口。為與內地漕運銜接，天順年間，大開直沽河，成化年間又浚薊州沽河，同年又發薊東之民疏浚鴉洪橋河道，建造豐潤海運糧儲大倉。嘉靖年閬疏浚還鄉河道；南來糧食可直達今遷西境內。永樂八年，撫寧縣張甫通、遷安縣何彬二位老人，因督運糧船到清水源有功，政府授給他們本縣縣丞的官職，可見當時水運對沿邊供給的重要性。

三屯地區經濟繁榮，明建國后，多次向京東大量移民、移軍、遷徙罪犯，開墾屯田。屯田大大促進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墾種需要農具，戍邊需要武器，刺激了冶鐵工業的發展。明初，便派冶鐵大使到遵化，冶鐵廠初建沙坡峪，后移松棚谷，正統年間遷至白冶庄(今鐵廠)。此地有燒炭匠人71戶，產木炭14萬斤，淘沙匠人68戶，產鐵沙447石，鑄鐵匠人60戶，另有附近州縣民夫883名，軍夫462名，顧天、永平二府輪班匠夫630名，這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官辦手工業冶鐵廠。

1644年明亡，清政權建立，對蒙古採取了比中原政權更聰明的政策。

清朝入關前，皇太極對蒙古“征撫並用”，對已歸附的科爾沁等部落“厚加恩賞”，對未歸附的部落大加征伐，使之對清稱臣，這樣蒙古就成了清朝的聯盟。入關后，順治帝福臨，繼續把爭取蒙古各部上層人物，建立牢固的滿蒙聯盟作為鞏固北方屏藩的基本國策之一。康熙繼位后，採取了更多的厚待蒙古貴族的措施，更增強了蒙古對清朝的向心力，起到了“長城有險不重設，至治從來守四鄰"的作用。

清朝對蒙古的聯盟政策，使長城防禦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自然沒有必要大批陳兵，守關把塞，長城沿線的軍鎮逐步縮減。清兵入關之初，三屯營還駐有總兵官。順治四年，裁撤薊鎮：總兵官及中軍，游擊、旗鼓守備，原鎮所轄的防地分別划給山海關、密雲兩鎮，移漢兒庄的副將到三屯營，協理喜峰口、太平寨二路，這樣三屯營就成了協鎮，隸屬於山海關管轄。順治六年，裁薊鎮中營參將，只設左右二營，均屬天津鎮管轄。喜峰路參將都司改為游擊、守備，太平路參將、都司、千總皆裁，建昌路參將改為都司，桃林口、青山口、李家峪、擦崖子關、白羊峪、榆木嶺、潘家口、龍井關等地原設守備均改為操守，康熙年間把薊協三屯營把總移至開平，雍正年間三屯營所轄各路、各關口逐漸裁員，道光年間三屯協鎮副將移到大沽口，喜峰口游擊移駐三屯營。自此直至清亡，三屯營只有游擊駐守了。

明代統領薊鎮軍務的總兵官先後82任，駐桃林口2任，駐獅子峪5任，駐三屯營7 5任。這些將領多為武林精英、有功勛彪炳、戎馬畢生的老帥，驍勇善戰、叱吒風雲的將軍，盡忠報效、殉國捐軀的烈士，當然也有附人發跡，碌碌無能的庸才。至於朝為明將，夕為清臣者也不乏其人。最後一任總兵孔希貴，降了清軍，當上了河北總鎮。英勇陣亡的正副總兵先後六人，分別是孫臏、蔣承勛、張承蔭、湯克寬、劉渠、孫祖壽。嘉靖8 4年，朵顏數萬騎，同時進攻劉家口、冷口，副總兵蔣承勛帶千人禦敵，有人建議躲避一下，蔣說：“此正當以身報國之時，何以避”！遂激戰二晝夜，關破，率軍士截擊，身中數箭，仍奮力衝殺，戰死。湯克寬原在浙閩與戚繼光等並肩抗倭，立功很多，后調薊州任昌平總兵。萬曆四年，綽哈入北口，湯克寬率軍擊退，在出塞追擊時，遇伏兵戰死。張承蔭、劉渠，皆是萬曆年間支援遼東鎮抗擊后金入侵時戰死。孫祖壽昌平人，萬曆時薊鎮總兵，支援遼東作戰有失，被劾回家，此時金攻陷昌平包圍北京，孫祖壽盡散家資，招集舊部與昌平戍將滿桂赴關抗敵，英勇戰死。朱國彥崇禎二年任三屯總兵，1 1月清兵攻破喜峰口、冷口，直抵三屯城下，副總兵挈家小潛逃，朱國彥憤將他們的姓名榜佈於眾，然後把自己的俸祿，衣物散發給士卒，穿好官服向西叩拜投環縊死。

祝雄、趙勝、孫繼先、宗勝、馬永、李鳳鳴、蕭如勛都是德高望重的將領。董一元、張臣、杜松和遼東鎮的達雲、大同鎮的麻貴，都驕健精悍，勇猛絕倫，多次立功，號稱“邊將五選”。董一元原任薊鎮游擊將軍時，在一片石以少數兵力抗擊數萬朵顏騎兵，立大功升三級。張臣，原在延綏與千總劉朋共守黃甫川，遇敵，劉喪馬被圍，臣單騎沖入敵陣，奪馬載朋以歸。隆慶元年，朵顏數十萬人大犯永平五縣，張臣領精兵來援薊鎮，遼東鎮也派兵來援，但擁兵不前，張臣到永平以後便勒兵欲戰，遼帥王治道說： “敵眾我寡，往必無利”，張說： “我等食朝廷奉祿200年，隨有應報效，大敵當前，怎能畏縮不前?”遂率自己帶的一千精兵勒馬上陣，朵顏先以數騎包圍了他，全被他斬於馬下，千名勇士，沖向敵陣，喊聲震天，斬敵首百餘級，朵顏人爭相逃跑，跑到棒槌崖前面是懸崖，張臣在後邊追殺不懈，朵顏兵墜崖者無數。戰後，薊遼諸將獲罪，張臣以大功晉陞二吸。

在200多年8 2任鎮帥中，最傑出的應是戚繼光，他馳騁南北，戰功卓著，晚年雖遭到派系鬥爭的排擠和誣陷，罷歸。然而歷史給了他公允的評價，他是一個赤膽忠心的民族英雄，文武俱精的軍事天才，清正廉明的官吏，才華橫溢的詩人。他在中國軍事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是我國古代兵書寶庫中的燦珠，他的《止止堂集》，在我國古代思想史和文學史上都有一定的影響。他任薊鎮總兵時間最久，對邊牆建設貢獻最大，和薊鎮人民感情最深。有關他的許多感人的故事，至今還在京東民間流傳著。

戚繼光祖籍山東東牟(今蓬萊)，在三屯營留下的許多碑碣中，常見“定遠戚繼光”的字樣，定遠在安徽，那是因為戚繼光的六世祖戚詳，曾一度遷居到安徽濠州定遠縣昌義鄉。元朝末年在定遠參加了郭子興領導的起義，後來戚詳陣亡了，明政府封成斌(繼光五世祖)為明威將軍，世襲登州衛(山東蓬萊縣)揖揮趼僉事，從此戚家又遷回故居。

戚繼光十七歲襲任山東登州衛指揮僉事，當時沿海各省倭寇猖獗。戚繼光先在山東備倭，他為了整飭海防，一面調整衛所，充實兵員，一面訓練士卒，嚴肅紀律。他認為，兵眾而不知律，必為倭寇所乘。有一個下級軍官，違反號令，按輩分還是他的舅父，傳統的序齒觀念和軍隊的紀律要求發生了矛盾，戚繼光以長官身份，當眾處分了這個軍官，然後又以外甥的身份背後向他賠禮道歉。二年的時間，山東防備加強了，浙江倭患日益嚴重。戚繼光奉調到浙江御倭前線，與抗倭名將譚綸、俞大猷並肩戰鬥；戚繼光目睹防軍素質低下，便自己招募訓練新兵，號稱戚家軍。戚家軍每攻必克，威名遠震。嘉靖四十一年福建倭寇逞囟，他又率戚家軍援閩，晉陞為總兵官。三年的時間，倭患蕩平，又與俞大猷消滅了廣東的倭寇，至此東南沿海基本安定。鑒於北方邊防告急，隆慶元年，明政府又把他調到北方，先在京城神機營，后總理練兵事務節制四鎮兼薊鎮總兵官。到鎮不久便兩次上疏議戍邊策，提出車步騎三軍因形戰守的計劃，重新調整了．防禦部署，把全鎮分為三區十二路，每區由一名副將協守，每路由一名參將分守。東區協守駐建昌營，管理燕河營、石門寨、台頭營、山海關四路。中區協守駐三屯營，管理太平寨、喜峰口、松棚谷、馬蘭關四路，西區協守駐石匣營，管理牆子路、古北口、黃花鎮、居庸關四路，又建輜重營三處，車營七處，分駐建昌營、漢兒庄、三屯、遵化、石匣、密雲、昌平等地，構成步、騎、車三兵種協防的陣勢。

薊鎮長城原多系土石結構，而且低矮單薄，戚繼光向明政府建議改修長城，並很快得到批准。新修的邊牆，由土石結構改成磚石結構，加高加厚，內外兩側均加垛口，衝要地段修重牆建敵台，台分三層，中間空虛，可駐兵五十人及儲備糧食器械，台下駐軍與台上駐軍配備作戰。經過三年時間，邊牆面貌一新。在長達2000里的防線上，矗立起1017座敵台和大大小小的關隘防城。

北方守軍鬥志鬆懈，紀律鬆弛，戚繼光便派部下從浙江招募兵士三千，浙兵到鎮那天，天下大雨，長途跋涉的浙兵精神抖擻，從上午到下午，直在外待命，個個直立如松，隊伍嚴整如林，北方官兵見此情景大為驚駭，方知戚繼光治軍之嚴。

戚繼光到鎮后，住在內蒙東南遼寧凌源一帶的朵顏部落，多次犯邊，皆被戚繼光擊敗，其中有一次是朵顏部酋董狐狸、長禿率眾攻董家口關城，戚繼光分兩路由董家口和榆木嶺出擊，活捉長禿。經過幾次較量，朵顏部落才知道新來的將領的厲害，於是董狐狸和長昂率領親族三百多人到喜峰口關城請降，保證以後不再犯邊，表示歸還以前擄去的哨兵、邊民、馬匹和財物，要求釋放長禿，恢復貢市關係。戚繼光和薊遼總督劉應節計議，允許了他們的請求。從此，朵顏部落和明朝恢復通貢互市關係，薊鎮邊境出現了十多年的平靜。三屯營城自天順二年建成到萬曆初已經運行了100多年。南牆坍塌，只留下一片荒蕪，加之城牆低矮，規模狹小，除總鎮直屬和協守的防軍以外，沒有衛所軍，軍防力量薄弱，民防也徒有其名， “三衛一所"設在遵化，距鎮6 0里，鎮府辦理公文，調運糧餉還要到遵化辦理手續。這種局面，與“軍事重鎮”的地位是極不相稱的。於是戚繼光請示上司批准重修三屯營城。萬曆年間規劃，二年動工。城池比原來擴大一倍，把原在城外的兵營全包括進來，城牆加高加厚，設東、南、西三門，東日賓日門，西日鞏京門，南日景忠門。按漢唐在北方建受降城的規制不留北門。城門上建譙樓，城角建角樓，周圍建敵台九處，各有箭孔。鎮府建在中央，成為城中之城。建兵營800餘間，為駐鎮的保河、河南、南兵，輜重各營的營房，車營營房400餘問。三屯守備司、督府衙署、忠義衛指揮使司等機關一併建在城內，忠義衛由遵化遷到三屯。城牆外並有七尺寬的護城河。因地勢高低不同，河深七尺至三丈。東門外地勢低洼，利用這個條件開挖了一座長350丈，寬1 0丈的湖，聚由城北流來的水蓬成。按八卦方位東方為震，命名日震湖，水滌七尺。掘湖所出的土築成長堤，因戚繼光別號孟諸，堤名孟堤。沿堤植桃柳，湖內種蓮，上下游建橋兩座橫跨大堤的亭子一座：名日同春亭，湖中留出成小島，島上建亭一座，以《詩經·蒹葭》中“溯水求之，宛在水中央”的詩句命名。震湖之側，建長寬各5 0丈的草料場，草料易燃，臨水而安。東西兩路來鎮的軍官皆有議事亭房，入貢的“北人"來鎮也有宿地。城西門外有演武場，中有點將台，台後建旗纛廟，內祀旗神，外豎牙旗。每當晴空麗日，演武場上軍旗飄揚，兵刃耀目，軍令如山，喊聲震雲。

戚繼光在改修長城、重修鎮城的同時，著力整飭營伍，訓練軍隊，淘汰了一批無能的官員，招募了一批年青的兵卒，整頓了軍紀，採取了步、騎、車各兵種協同作戰的戰術，配備了適應新戰術的武器裝備，大大振作了士氣。

隆慶六年，明政府派兵部尚書汪道昆等一大批官員視察薊鎮，戚繼光借這個機會組織了一次盛大的演習，集結了十萬大軍於遵化湯泉，演習進行了二十天。演習一開始，扮作敵人的騎兵突然由長城口攻入，頓時警號齊鳴，烽火大舉，全身戎裝的士兵迅速登台防守，各支防軍按計劃，有的迎擊於前，有的夾擊於側，有的包抄於後，有的埋伏隱蔽，有的扼守陣地，在敵騎兵面前，突然戰車變成一道城，在火器和戰車的掩護下，步兵神速出擊，入犯的邸敵人”潰不成軍，有的倉惶逃命，有的下馬投降，守軍大勝。這次演習是我國古代練兵史上的一次壯舉。

駐鎮的後幾年，戚繼光有暇在鎮府的書齋里撰寫兵書，整理文稿，《練兵實紀》就是這個時期完成的。他把歷年來所寫的詩文集成五卷，《橫槊稿》三卷，《愚愚稿》二卷，合稱《止止堂集》，是以鎮府內戚繼光的書齋命名的。

戚繼光在薊鎮1 6年，同這裡的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感情。萬曆l 1年，明政府決定調他去廣東，薊鎮父老派代表京城請願，要求把他留下，結果令人失望，戚繼光不得不整裝上路。臨行那天，人們夾道相送，不少人追出境外，依依難捨，揮淚送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