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進化論理論

1982年，理查德·R·納爾遜（Richard.R.Nelson）和悉尼·G·溫特（Sideny.G.Winter）的《經濟變遷的深化理論》問世，標誌著企業進化論的基本理論框架已開始逐步完整。納爾遜和溫特認為，企業的成長是通過類似生物進化的三種核心機制，即多樣性、遺傳性和自然選擇性來完成的。組織、創新和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y）等進化對企業成長的影響至深，市場環境提供企業成長的界限，這一界限與企業存活能力和增長率有密切關係。納爾遜和溫特在企業生物相似性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個模擬生物的企業研究模型，該模型特彆強調“慣例”（知識遺傳和繼承）、 “搜尋”（企業適應和慣例變異）和“市場選擇”在企業演化過程中的作用。在企業進化論中，慣例是企業持久不變的行為特點，其深深植根於企業的一切思維和行為中，是可以遺傳和繼承的。慣例既對短期行為（如企業的某次營銷活動）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特徵產生影響，又對企業長期行為（如基本競爭戰略的選擇或投資風格的確立）產生根本影響。但慣例並非一成不變，企業進化論也考慮到它受環境和隨機因素的影響，否則進化也就無從談起。

“搜尋”指企業旨在改變其現存狀態的行為。搜尋與慣例相關，搜尋的結果可能導致現有慣例的改變，或者新慣例代替舊慣例，或者增加了新慣例。這種搜尋導致慣例改變的特點正體現了進化的本義。透過搜尋，企業可以剔除內部的缺陷或模仿優秀企業的慣例，以實現自我創新或更新，使得企業得以進化。 “市場選擇”類似於進化論中“適者生存“的規律，市場決定著企業盈利與否和強大與否。企業通過慣例和搜尋，做出相應選擇和決策行為；而市場將自動判斷的企業行為，並將行為錯誤的企業淘汰出局。這種慣例、搜尋和市場選擇的相互反饋機制，導致了企業隨時間的演化（即進化）。從這種意義上說，企業進化可以解釋為慣例變遷的過程，而搜尋與市場選擇則是企業進化的機制。

企業進化論同時還運用系統論闡釋了企業進化的內在動力。這種動力行為可以被概括為“需要—問題—能力”的基本模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現實狀態與願景或目標間存在差距，這種差距表現為一種對資源或能力的需要，而需要的具象則是問題，問題激發動力。對問題的解決就是能力得以培育和強化的過程。企業自組織系統的動力，來自企業內部競爭與協同的相互作用。企業內部子系統間的競爭，把企業推向非平衡狀態，這正是系統實現自組織的首要條件。企業內部子系統間的協同，則在非平衡狀態下使得某種行為的影響力量被放大而處於支配狀態，從而使之佔據優勢地位，支配企業進化的整體方向。比如，企業內部人員培訓、營銷活動、RD等各種活動對資金的需求，使得各部門處於非平衡的競爭狀態，通過通盤運用財務管理或戰略管理等手段，企業將形成一種各部門協同后的資金分配方案：最終決定對某種行為（如RD活動）提供主要資金支持。這種決策行為的結果，使企業沿支持行為方向的能力（如RD能力）得到培養，進而企業在整體上沿此方向進化。

“企業DNA”最早由美國密西根大學商學院教授提區(Noel M. Tichy)提出。企業DNA也就是企業基因密碼，企業作為一種活的非自然生物體，有自己的遺傳基因，跟人類DNA相差不遠。如果說人的基因決定了人的身體素質和發展潛質，那麼企業DNA決定了企業的形態、發展乃至變異的種種特徵，決定了企業規模、類型以及企業經營是否健康有序等最基本的方面。企業DNA概念的提出，其價值在於把企業的發展視作是一個生命體的成長。企業存在的目的是為成長而非利潤最大化；企業得以存活的前提是為客戶創造價值，而非生產產品，這使得逐漸異化且漸行漸遠的企業發展問題回歸其本原，因而能更清晰地把握企業發展的本質。

根據加里·尼爾遜（Gary Neilson）、布魯斯·帕斯特納克（Bruce A.Pasternack）、德喬·門德斯（Decio Mendes）和謝祖墀等人撰寫的《四基本要素決定企業DNA》，企業DNA有四個基本要素。之所有將企業 DNA的要素歸結為四個，是因為受到“生物雙螺旋結構的DNA由四種核苷酸分子的不同組合所決定”的啟發。這四個基本要素通過無數種組合方法形成企業的特性，這些特性會影響企業的行為與績效，從而影響企業的進化方向。

企業DNA四個基本要素分別為：

（1）決策權：誰決定什麼？決定的過程中有多少人參與？一個人是如何失去或者得到決策權的？

（2）組織架構：組織的層次是什麼樣的？組織架構圖內的線條和方框是如何連接的？組織由幾個層次組成？每一層次有多少直接下屬？

（3）激勵機制：每個員工都有什麼樣的職業目標、擇業動機和職業選擇？員工取得什麼樣的業績才會被獎勵？如何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獎勵員工？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應當鼓勵和引導員工關心哪些事情？

（4）信息傳導：衡量員工業績好壞的標準是什麼？如何調整行動？如何培訓員工？預期和行動過程是如何相聯的？誰知道什麼？誰又需要知道什麼？信息如何從擁有者傳遞到需要者手中？

企業DNA理論至少有三點值得重視。首先，正如SWOT 分析和“五力分析模型”一樣，企業DNA為企業高管人員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框架和範式。通過這個框架來檢查企業的體系結構、業務流程、資源狀況及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係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可以更容易地看到哪些環節不暢，工作的瓶頸是什麼；可以幫助他們全面客觀地診斷企業，通過診斷了解企業的“健康”狀況：是健康，亞健康，不健康還是病入膏肓。若幸為健康還得進一步求證，目前呈現的健康狀態是否是一種“脆弱”的健康；若不健康其癥結又是什麼？弄清這些問題以適時採取措施，或防患於未然，加強修鍊內功，強身健體，固本培元；或迅速啟動風險管理和危機管理機制，挽狂瀾於既倒，起死回生；或警鐘長鳴，時時提醒要有憂患意識注重培育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一些“不健康”的企業，常常是在上述四個基本要素中出現問題，如機構臃腫，科層繁複；權力過分集中，分權授權不夠；政令不同，下屬陽奉陰違；人心渙散，士氣低落不振等。

其次，企業DNA理論告訴我們，那些基業常青經營有道的企業，並不在於它規模的大小和發展的快慢，甚至也不在於對機會把握能力的優劣，而在於他們找到並培育了自身的優質基因（DNA），從而使企業機體能抵禦“病菌”侵蝕而不斷成長。從創立企業的初期就要選好“種源”，要在甄別和培育“優種”上很下功夫，爭取“先天”優勢，贏在競爭的起跑線上。同時在“後天”的生存發展中，奉行“適者生存”主義，始終注意培養和造就強壯的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尋求和周遭世界的協同發展。較之從前，基於生態學的企業發展更重視與環境的和諧，與自然的共處，與其它企業或組織的共生共榮。企業的發展戰略應為與利益關係者之間的共同進化，而非一味地競爭、鬥爭乃至你死我活消除異己的“戰爭”。

第三，若企業“先天不足”怎麼辦？難道只能聽天由命，自暴自棄，自甘平庸？企業DNA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企業可以進行自己的“生物工程和基因工程”，通過人工的“基因修飾”或“轉基因”，通過“遺傳變異”、基因的“靶向治療”或“雜交”來獲得“變異優勢”，從而獲得長久的發展。實踐中，通過引入新的高質量的戰略投資者，既可以使投資主體多元化，又能達到改造改組董事會的目的，從而優化企業的“基因”和治理結構；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也可以通過資本市場或產權交易，使企業脫胎換骨，煥然一新；若必要或可能，還可以通過引入有操行高水準的職業經理人（團隊）而“換血”，給企業注入新的活力，煥發新的生機，並進一步增強企業自身的“造血”功能，謀求持續發展。

企業的戰略、創新、執行力、文化等問題，無不植根於企業DNA的不同特徵之中。通過對企業DNA進行剖析，加里·尼爾遜等人把企業 DNA分成了七類，即韌力調節型、隨機應變型、軍隊型、消極進取型、時停時進型、過度膨脹型和過度管理型。其中，前三類企業的DNA儘管各有優缺點，但都屬於比較健康的；后四類型企業的DNA屬於亞健康甚至不健康。這七種類型相當於生物進化至今所形成的物種，其基本特徵如表1所示。這些類型既是企業進化至今的現態，也是企業生命周期階段的暫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