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定國是詔

數年以采，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來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一再審定，籌之至熟，妥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狃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

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亳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竟騰其口說，總期化有用為無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就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同妥速誶奏，所以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各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各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習，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意。將此通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