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學

日本史學是日本進入封建社會後，在鞏固古代天皇制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日本現存最早的史書是《古事記》,公元712年太安萬侶受元明天皇之命撰錄而成。該書是以神話傳說為主的歷史故事書,"序"用漢文寫成，以中國的奏章為範本；正文採用古漢語行文]和漢字作日語標音混用的特殊漢文體。稍後的官修史書是 720年舍人親王主編的《日本書紀》。該書以說明天皇統治神聖性為目的。其體裁按體裁仿照中國正史本紀，天皇立卷，編年紀事，採用漢文體，用儒家思想進行潤飾。其後，學習中國正史，以之為範本，成為日本古代史學的傳統之一。797～901年的100多年間，日本政府陸續編撰5部正史:《續日本紀》、《日本后紀》、《續日本后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加上《日本書紀》,合稱"六國史"。“六國史”內容自遠古迄9世紀，以天皇為中心，記載制度政令、禮節儀式、外交往還、祥瑞災異、名教道德等事實，“彰善癉惡，傳萬葉以作鑒”（《續日本紀》上表文），為帝王提供鑒戒。政府在大學寮先後設置紀傳博士、文章博士，以《文選》、《爾雅》、“三史”（《史記》、《漢書》、《後漢書》）為教材，傳播和普及文史知識。隨著歷史素養的提高，出現個人編寫的歷史書，如淡海三船的鑒真傳記《唐大和上東征傳》和菅原道真的《類聚國史》。後者分類輯錄“六國史”。10世紀末古代天皇制衰落，進入藤原氏專權的攝關政治時代。“六國史”式的漢文編年體歷史枯燥無味，不能適應時代要求；新的歷史敘述形式，即稱為“鏡物”的故事歷史，遂代替官撰史書應運而生。代表著作有記述廷臣藤原道長榮華富貴的《榮華物語》和《大鏡》。故事歷史採取小說手法，通過虛構人物的對話，用日本假名描寫生活細節和內心世界，引人入勝。所謂“鏡物”的“鏡”，取自白居易的百鍊鏡詩，既反映儒家的鑒戒史觀，又受佛教思想影響。代替官撰史書，但繼承“六國史”傳統的《日本紀略》（撰者不詳）、《本朝世紀》（藤原通憲撰）和《扶桑略記》（皇圓撰），也是記載平安時代後期歷史的重要史書。

12世紀末鎌倉幕府成立后，武家政權取代公家（朝廷公卿）政權。這時出現了在公家立場上用佛教或神道思想解釋歷史演變的宗教史論。慈圓的《愚管抄》認為歷史演變的根源在於“道理”，“道理”是“歸向衰落的途徑”,即從王法向末法的轉變，其必然性由冥界佛神事先安排。與慈圓的佛教末法史觀不同，北畠親房的《神皇正統記》則倡導神道史觀。他論證日本皇統的正統性取決於“正理”即君主的有德，但歸根結底“乃神明誓約之靈驗”。慈圓和北畠親房是從維護沒落階級利益出發的，由於階級局限性，史論陷入神秘主義，但把歷史作為整體而探索其發展規律，在日本史學史上卻是一大飛躍。從公家立場寫的《百鍊抄》、《六代勝事記》、《五代帝王物語》和《增鏡》，雖是編年體歷史或故事歷史，記事以天皇為中心，但側重於總結與公家命運休戚相關的“承久之亂”(1221)、“建武中興”(1333)等歷史教訓，因此超出單純的編年史體裁，常有論贊式評論，而貫穿其中的也是佛教末法觀和無常觀。新興武家與沒落公家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識上迥然不同，必然產生反映武家歷史的新形式。如鎌倉幕府的正史《吾妻鏡》,採取日記體裁，不加修飾地記錄武家政權初創期的面貌；而戰記文學即所謂軍記物語，則用日漢混合文體描寫戰爭和英雄事迹，成為反映武家歷史的主要形式。軍記物語代表作有從佛教無常觀描寫平氏興亡，但又肯定武士優秀品德和力量的《平家物語》；以及主要從儒家觀念出發記述南北朝戰亂，說明武家政權必然性的《太平記》等。室町時代軍記物語發展為紀實歷史，如《應仁記》寫應仁之亂,《富麗記》寫一向宗暴動等。隱名作者記述各階級包括下層階級的狀況，大膽揭露和批判社會現實，軍記物語和紀實歷史雖不全可信，但提供了武家時代的大量歷史信息。此外，在專史方面有虎關師煉的佛教史《元亨釋書》和瑞溪周鳳的外交史《善鄰國寶記》。

江戶時代是古代日本史學最發達的時期。德川幕府為提高自身的權威，進行大規模歷史編纂事業，歷經二百年而不衰。重要成果有日本通史《本朝通鑒》、足利將軍史《后鑒》、德川氏創業史《朝野舊聞裒藁》、德川將軍史《德川實紀》、大名史《寬永諸家系圖傳》和《寬政重修諸家譜》等。這時儒家的大義名分、勸善懲惡史觀已取代神秘主義的宗教史觀，佔據統治地位。林羅山父子編的《本朝通鑒》和水戶藩主德川光帩主持編纂的《大日本史》（ 397卷），就是以儒家史觀為指導的兩部代表性通史。前者以《資治通鑒》為範例，採取編年體，主張“據事直書則勸懲自見”;後者以《史記》為楷模，採取紀傳體，設論、贊，宣揚名分論和尊王思想。江戶時代中期幕藩體制開始動搖，儒家史觀脫離現實，出現發展、改造儒學，或以國學代替儒學的潮流。新井白石從武家立場出發，發展儒學的理性一面，重視合理性和實證性，反對宗教神秘主義。其代表作《讀史餘論》根據時代大勢和變化意義，提出“天下大勢九變”和“武家時代五變”的比較客觀的歷史分期論。與此同時，出現了儒學古學派，如山鹿素行著《中朝事實》，無批判地肯定《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鼓吹日本皇統連綿，優於中國；荻生徂徠主張解古辭以把握其時代精神，解古法以了解其社會，但未形成系統的歷史著述。本居宣長則集國學之大成，著《古事記傳》，用實證方法研究古典，排除儒佛附會解釋，但其結論卻是“神的御心”推動歷史，倒退到宗教神秘主義。廣采史料，縝密考證，標誌著史學的發達和進步，如第 8代將軍德川吉宗熱心於古文書的採訪和摹制，老中松平定信輯《集古十種》和《古文書部類》，幕府資助幒保己一編纂《史料》等。此外，谷川士清著《日本書紀通證》、河村秀根父子著《日本書紀集解》、伴信友著《長等山風》、狩谷棭齋著《日本靈異記考證》等，則把古典註釋考證推進到新階段。幕府末期，賴山陽著《日本外史》提出政權隨時勢而變、君臣名分不變、卑賤者取代尊貴者的史論，為尊王思想提供了歷史依據；伊達千廣著《大勢三轉考》，按社會形態三分日本歷史，即血緣關係的骨代，制度完備的職代和大小名分割的名代，因而別具一格。

日本近代史學是吸取歐美史學思想、改造傳統史學的產物。明治維新時期，在引進歐美資本主義文明的同時，也大力引進歐美資產階級史學。日本近代第一個史學派別文明史學，就是在英法文明史學派的影響下產生的，其代表著作有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1875)和田口卯吉的《日本開化小史》(1877～1882)。文明史學批判封建主義，主張開發民智，鼓吹物質文明，力圖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帶有啟蒙性質。它源於民間，流行於19世紀70～80年代，與自由民權運動相呼應。與此同時，一些學者試圖把文明史學和社會學相結合，以提高為實證的科學，三宅米吉的《日本史學提要》(1886)為其代表作。太政官修史局修史館也於1882年開始編纂《大日本編年史》。該書是繼《大日本史》之後的官撰正史，採用漢文體，標榜客觀主義，排斥儒家的大義名分史觀。明治政府於1887年聘請德國歷史學家L.利斯到東京大學(當時稱帝國大學)任教，引進德國史學派的實證主義。同時派留學生到歐洲學習西方史學，並使之與傳統史學相結合，以大學為中心，建立了半官方的學院派實證史學。於是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為中心，廣泛搜集史料，考訂真偽，編輯出版《大日本史料》(1901～1979年已出版288冊)和《大日本古文書》（1901～1979年已出版162冊）等巨著，成為日本資產階級史學的主流。實證史學以史料考證為治史的唯一目的和全部內容，在它形成時的19世紀90年代，有民間史學與之相對抗。民間史學繼承和發展文明史學的傳統，認為考證史料、弄清史實還不能說是歷史學，歷史學的根本目的在於通過事實探求原理。其代表人物竹越與三郎的《新日本史》(1891)，是第一部從經濟原因論述明治維新的著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確立，社會矛盾激化，民主運動高漲。在此背景下，從歐美留學回國的新進學者不滿足於埋頭考證纖芥小事的實證史學，爭相開闢新的研究領域，創立新的史學派別。主要派別有：①文化史學。把視野擴大到社會、文化領域，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人類精神、思想發展的結果，應從精神、思想的發展中探求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文化史學有各種分派：津田左右吉嚴密批判把日本建國神話當作歷史事實的傳統觀念，其《神代史新研究》(1913)、《神代史的研究》(1924)和《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的研究》(1924)等著作為日本古代史研究奠定科學基礎；西田直二郎以文化價值作為歷史評價的標準，強調文化特殊性，著有《日本文化史序說》(1932)；西村真次的《日本文化史概說》(1933)，首創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研究歷史。②社會經濟史學。以經濟現象為研究對象，試圖運用經濟學的觀點，以經濟為中心和基礎，闡明歷史的發展，並且承認階級的存在和階級之間的鬥爭。代表著作有內田銀藏的《經濟史總論》(1912)、本庄榮治郎的《日本社會經濟史》(1928)。③柳田國男創立民俗學，致力於傳說、諺語、民謠、和歌、禁忌等民俗現象的研究，嘗試從民眾日常生活現象中發現歷史的本質。此外，原勝郎、中田薰、三浦周行、西岡虎之助等開拓了法制史、莊園史等新領域；坪井久馬三，大類伸、今井登誌喜等在史學理論的探討上有所建樹。

20世紀20年代後半期，適應日本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需要，出現了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日本資本主義的著作。接著“講座派”和“勞農派”展開了關於日本資本主義的論戰。“講座派”以野呂榮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總、山田盛太郎等為代表，1932～1933年出版《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因而得名。“勞農派”以《勞農》雜誌為陣地，主要成員有山川均、豬俁津南雄、土屋喬雄、向坂逸郎等。這次論戰把過去以統治者為中心、摻雜著各種唯心史觀的歷史學置於唯物史觀的科學基礎上，初步形成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后，馬克思主義史學被法西斯軍國主義勢力所扼殺，稍具進步傾向的史學派別悉遭鎮壓，只有以平泉澄為代表的天皇史觀與法西斯軍國主義勢力沆瀣一氣，獨霸史壇，狂熱鼓吹“萬世一系”的國體觀念和“日本至上”的種族優越論。為天皇製法西斯專政和侵略戰爭製造輿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戰後初期，宣揚皇國史觀、鼓吹侵略的反動史學銷聲匿跡；學院派實證史學也退居書齋潛心研究，消極對抗馬克思主義史學；而戰前受壓制的以“講座派”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和以大冢久雄、丸山真男為代表的近代主義史學，與民主運動緊密配合，成為主導史學界的兩大潮流。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羽仁五郎、井上清、石母田正等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批判天皇制和皇國史觀，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並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日本歷史，恢復被歪曲的日本歷史的本來面目，為肅清舊史學，建立科學的歷史學，作出了貢獻。研究歐洲經濟史的大冢久雄和研究日本思想史的丸山真男，受M.韋伯的社會學影響，以西歐為模式，剖析日本社會，揭露其病態，對史學界也產生很大影響。

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起，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生活現代化，引起意識形態的巨大變化，歷史學也受到深刻影響。1955年圍繞遠山茂樹的《昭和史》展開的爭論，暴露“講座派”馬克思主義史學有以西歐為模式、機械的經濟決定論和階級鬥爭概念化等缺陷。60年代后，新的一代研究者衝破“講座派”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既成框框，提出新理論新方法：亞細亞生產方式論根據馬克思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斷重新研究日本歷史；東亞史學把日本歷史放在整個東亞歷史中去考察，研究外因轉化為內因從而影響日本歷史的發展；人民鬥爭史學研究包括各階級、各階層在內的人民鬥爭；以代替階級鬥爭史的研究；民眾思想史學擺脫只研究代表思想家的傳統方法，強調民眾及其思想意識中所包含的近代化因素。馬克思主義史學失去統一的指導思想，在史學界的主導地位業已喪失。另一方面，適應日本壟斷資本的恢復和發展，形形色色資產階級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觀點和學說應運而生。50年代有宣稱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的大眾社會論和用生態學的理論模式解釋人類歷史的生態史觀，60年代有鼓吹仿效歐美的近代化論，70年代有在歷史研究中運用統計分析的數量經濟史和主張研究靜態的日常生活與群眾心理的社會史，這些新觀點新學說或者是受歐美史學思想的影響，或者就是歐美新思潮的直接移植。此外，由於群眾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提高，普通人也關心和研究歷史，並且形成自己的歷史觀，從而打破專家、學者對歷史學的壟斷。總之，日本歷史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史學和非馬克思主義史學，正處在一個新舊交替的大轉折時期，其基本趨勢是由研究普遍性轉到研究特殊性，由以西歐為模式類比日本歷史轉到打破西歐中心論，進而探索日本民族自己的歷史傳統和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