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才子徐志摩

《風流才子徐志摩》是一本劉介民編製，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在2003-01-01出版的書籍。

簡介

*代表木加上*下面是四點底

以後，徐志摩又在康奈爾大學專修，滿足了克拉克大學的要求，1919年6月以優異成績從克拉克大學畢業，獲一等榮譽獎。初出國門的徐志摩充滿了愛國熱情，在美國讀書期間更是激情滿懷。在克拉克大學他加入學生陸軍訓練團接受軍事訓練，他的目的不是當美國兵，而是增強自己的體能和軍事素質，激發愛國熱情。他和同寢室的幾個同學，為了激發愛國心，制定作息時間，早晨舉行朝會，晚上合唱國歌。他和李濟元等還與其他學校的中國學生聯誼，去哈佛參加在那邊中國學生組織的“國防會”。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方是時也，天地為之開朗，風云為之薺色，以與此誠潔摯勇之愛國精神，相騰嬉而私慰。嗟呼！霸業永詘，民主無疆，戰士之血流不誣矣!

霸業永詘，民主無疆，戰士之血流不誣矣!②

徐志摩人克拉克大學不久便寫信給梁啟超說：“人克拉克大學學習，生計國人於此不及百，學者十人而已，此間人士，切心戰事．上下同愾，愛國熱忱，可為敬畏，其市則供給日匱，物價日昂，生活艱難，良未艾已。”他關注世界的風雲變幻，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的消息傳到美國時，他興奮不已。他在美國親眼看到美國人民歡天喜地、若狂若醉的激動場面和遊行隊伍浩浩蕩蕩長達一公里的壯觀。在給梁啟超的信中還談到：“遂有今日，一掃雲霧，披露光明，消息(11月11日上午2時50分)到美，美國昌狂。”①這封信，徐志摩還對此次大戰的大勢作了詳細論述。徐志摩雖身在美國，卻時刻關心中國的政治形勢，為五四運動而激動。為求解救中國之方略，他不斷汲取西方之新知識，無論是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個人主義等各種政治思想學派，也無論是尼采、馬克思，還是克魯泡特金，都是他研究的對象。

後來徐志摩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從他所選修的課程看，側重在政治方面。他所關注的問題，大多是政治、勞工、民主、文明、社會主義等，對經濟學理論並沒有很大的興趣。這些課程使徐志摩進入了一個熟悉而陌生的世界：熟悉，是因為感覺到、知覺到、認識到這些社會現象；陌生。是自己不知道這些現象是如何發生的，它們之間有什麼關聯。徐志摩的碩士論文是《論中國婦女的地位》，論文水平雖不高，但他以一顆赤誠愛國之心，為中國婦女在西方人面前爭自尊。文章論述了中國婦女自古以來的文化修養，中國的婦女解放。1920年9月，徐志摩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儘管他在美國克拉克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結識了一些中國留學生，如李濟元、吳宓等，但對他真正產生重大影響的，是在他去了英國以後。

徐志摩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碩士的一年，學習和交遊使他的思想發生很大變化。父親送他出國留學，是要他將來進金融界，做一個中國的漢·密爾頓！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大顯身手。受父親的影響，徐志摩原本對實業救國抱有很大希望，但他到美國后，想法和心境都開始轉化。特別是當他聽了歷史教師講19世紀初年的工業狀況，以及工廠工人的悲慘遭遇后，他由喜歡煙囪變為憎恨煙囪。他研究羅斯金、歐文、馬克思等人的著作，對現代工業產生反感。他說：

現在一切都為物質所支配，眼裡所見的是飛艇，汽車，電影，無線電，密密的電線和成排的煙囪，令人頭暈目眩，不能得一些時間的休止，實是改變了我們的經驗的對象。人的精神生活差不多被這樣繁忙的生活逐走了。每日我在紐約只見些高的廣告牌，望不見清澈的月亮。每天我只聽見滿處汽車火車和電車的聲音．聽不見蕭瑟的風聲和嘹亮的歌聲。凡在西洋住過的人，差不多沒有不因厭惡而生反抗的：他對美國的所謂現代文明非常反感，不喜歡美國人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他雖不像聞一多那樣寫文章強烈抨擊美國人的種族歧視，卻寫文章抗議資本主義的剝削、工業主義競爭和物質主義，提出了反對資本私有和保護勞工的意見：“就治本說，發展實業是否只能聽其自然的委給有資產階級，抑或國家和地方有集中經營的餘地；就治標說，保護勞工法的種種條例有關切施行的必要，否則勞資間的衝突逃不了一天亂似一天的。”否定了以競爭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的工業主義，他說：“工業主義的一個目標是‘成功’……本質是競爭，競爭所要求的是‘捷徑’、成功。競爭、捷徑所組成的心理或人生觀，便是造成工業主義日趨自殺的現象，使人道日趨機械化的原因。”他還認為：“競爭主義又是阻礙真純同情心發展的原因……工業主義只孕育醜惡、庸俗、齷齪、罪惡、囂虺、高煙囪與大腹賈。”

可見，徐志摩已經拋棄了實業救國的信仰。

徐志摩最初同情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以前羅伯特·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那是集人道主義、慈善主義以及烏托邦主義混在一起的“社會主義”，正合他的脾胃。所以，在紐約的一年，在他的書架上經常放著一些研究俄蘇的書籍，他一心想要研究社會主義，因此，一些留學生戲稱他是布爾什維克。

在美國留學期間，從資產階級個性解放出發，徐志摩同時迷上了尼采，而且“開口就是那一套沾血腥的字句”。徐志摩從尼采那裡獲得了靈感，認為超人哲學能激發人奮發向上，可以使個人或國家擺脫弱者或弱國地位。他希望通過尼採的“超人”，給個人和國家帶來求取新生的手段。他說：“我彷彿跟著查拉圖斯脫登上了哲理的山峰，高空的清氣在我的肺里，雜色的人生橫亘在我的眼下”。徐志摩從尼採的這些思想中吸取了自強不息、頑強搏鬥的進取精神。即使後來返回中國以後，他也常常嚼讀尼採的著作，激勵自己向前。例如他的那篇散文《迎上前去》，就引用尼採的一句話：

力量，正如天上星斗的縱橫與山川的經緯，在無聲中暗示你人生的奧義，去除你的迷惘，照亮你的思路，他說：“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我那時感受到一種異樣的驚l心、一種異樣的徹悟……

由此可見，尼採的這種充滿人文關懷的思想，成為徐志摩後來對於現實和傳統反叛的思想因素之一。徐志摩說自己“正迷上尼采”，但對他產生終生影響的是羅素(1872—1970)。徐志摩在美國期間，已經讀了很多羅素的著作，羅素勇於面對逆境、堅持追求真理、不向豪門權貴低頭的精神令他十分敬重。作為極敏感而又喜歡尋求新知識的徐志摩，深深地被羅素的淵博學識和見解所吸引。羅素在政治方面的言論給徐志摩深刻印象，如果說徐志摩決定離開美國，到英國留學是對美國的不滿，那麼因一時衝動，橫渡大西洋到英國是要“從羅素”不能不說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他既沒有向劍橋大學提出入學申請，也沒有事前與羅素聯絡，更不了解羅素的情況，可以說是衝動加盲目。徐志摩沒有想到，他告別美洲大陸，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重大轉折。他放棄了做漢·密爾頓的理想，丟掉了實業救國的抱負，中國少了一個政治家、經濟學家，多了一個詩人、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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