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南星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二年(1574)進士，授職汝寧推官。行為廉潔，治理太平，逐漸提升為戶部主事。張居正卧病，朝廷大臣都為他祈禱，趙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不去。張居正死，調任吏部考功郎中，稱病回家。

趙南星被起用擔任文選員外郎。上疏陳述天下四大害，說：“楊巍乞求退休，左都御史吳時來圖謀取代他，忌恨戶部尚書宋糹熏的聲望，接連上疏排擠他。副都御史詹仰庇極力謀取吏部和兵部的侍郎。大臣尚且如此，拿什麼來責備小臣，這是不正當的求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相繼自行離職，只有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位，詞臣黃洪憲一幫人每每背後講他的壞話，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又公開地詆毀誣衊他。不能容忍正直的人而使小人得志，這叫作傾軋排擠之害。州縣官員的選拔任用過於隨便，部、寺的官員不超過一月便可當上省級官長，不考察他的才幹品行。而巡撫、按察使品評人物全看是否對自己有利，不是說還差得遠，就是說資歷太淺，一概不加升遷或降職。本意以為是愛惜人才，卻不知這實在是愛惜庸才。吏治一天天地污穢，民生一天天衰竭，這叫做地方州縣之害。退休大官的權力比郡守縣令還大，橫行鄉里，無所顧忌，誰也奈何不得。像渭南知縣張棟，治理品行之好，找不出第二個來，約束抑制退休居鄉官員，結果被人讒言中傷沒有獲得升遷，這叫作鄉官橫行之害。這四害不除，國家就不可能得到治理。”

奏疏出來后，朝中議論稱是。而疏中所抨擊的全都是當朝庇護的，於是給事中李春開站出來反駁他。李春開的奏疏先交給廷議，趙南星幾乎被貶。給事中王繼光、史孟麟、萬自約，部下姜士昌、吳正志一起幫趙南星攻擊李春開，並且揭發吳時來、詹仰庇、黃洪憲誣陷忠良、阿諛奉承的情形。李春開為之喪氣，而趙南星最終因病回家。再次起用，擔任考功郎中。

萬曆二十一年(1593)，考核在京官員，跟尚書孫鑨一起秉公執法，淘汰選擇，澄清吏治。首先貶黜他親近的都給事中王三餘和孫鑨的外甥文選員外郎呂胤昌，其他依附政府的人連大學士趙志皋的弟弟都不能倖免。政府難以承受。給事中劉道隆於是彈劾吏部建議留任被糾察的庶僚不合法。皇帝下旨，認為趙南星等人擅權培植自己的黨羽，將他降官三級。不久由於李世達等上疏挽救，貶斥趙南星為平民。後來議論挽救他的人都受到譴責，孫鑨也離開了他的職位，一時間好人幾乎全走光了。

趙南星定居鄉里，名聲更大，與鄒元標、顧憲成號稱為海內三君子。朝廷內外上疏議論推薦他的不下百十起，終於沒被起用。

光宗即位，起用為太常寺卿。不久改任右通政，提拔為太常寺卿。到任后又提升為工部右侍郎。數月之後，授官左都御史，慷慨激昂地把治理國家當作自己職責。天啟三年(1623)考核在京官員，因原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在萬曆朝時結黨營私、擾亂朝政，建議貶黜他們。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極力不同意。趙南星著《四凶論》，終於同考功郎程正已認定四人不合做官體統，其他考核汰除情形，完全跟他做考功郎中時相同。浙江巡按張素養舉薦部內的人才，包括了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趙南星揭發他的錯誤，張素養被定罪剝奪俸祿。在此之前，巡撫地方的人有提拔舉薦人才的先例，趙南星已上疏制止了。而陝西高弘圖、山西徐揚先，宣府、大同李思啟，河東劉大受，還按舊例繼續實行。趙南星一併上疏彈劾他們，巡撫地方的人這才知道畏懼法令。

不久替代張問達為吏部尚書，這個時候，人人千方百計奔走於升遷之道，賄賂公行，言官尤為橫行，每逢文選郎外出，就在半道上將他攔住，替別人求官，得不到滿足就說他的壞話，，或者把他趕走。選官即使公正行使權力，也無法奈何他們，尚書也只有嘆息而已。趙南星一向憎恨這弊端，銳意改革，一意推行自己的想法，政府官員和太監權貴也不能對他有什麼請求，各人害怕他的剛毅嚴肅也不敢有什麼冒犯。有一位給事貲郎請求鹽運司的官職，趙南星就將貲郎注籍在王府里，而將給事派往外地。知縣石三畏一向貪財，巴結權貴將要調任京職，趙南星也把他安置在王府里。當時進士沒有在王府做官的，趙南星卻不顧惜。

魏忠賢向來推重他，曾在皇帝面前稱讚他的才幹。有一天，派遣內親傅應星介紹一位中書拿著禮物來拜見他，趙南星把他趕走了。曾與魏忠賢一起坐在弘政門下，選拔通政司的參議，態度嚴肅地對魏忠賢說：“皇上年幼，我們這些朝廷內外的臣子應該各自努力做好事。”魏忠賢一聲不吭，憤怒之情溢於言表。大學士魏廣微，是趙南星的朋友魏允貞的兒子，向來以世交子弟撫養他，魏廣微進入內閣，曾三次到趙南星家，都被拒之門外，又曾經感嘆說：“見泉沒有兒子。”見泉是魏允貞的別號。魏廣微恨之入骨，與魏忠賢相勾結來陷害趙南星。

東林黨勢力昌盛，大批正直的人充盈朝廷。趙南星加倍尋找舉薦被遺漏的東林黨人，把他們安排在各個部門。高攀龍、楊漣、左光斗執掌法令；李騰芳、陳於廷輔助選舉；魏大中、袁化中主管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肕等人全部放在部里執政。而這四司的下屬官員鄒維璉、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也都受到民眾的稱頌。朝廷內外欣喜地期望能有所作為，而小人側目，更想趕走趙南星。給事中傅魁以鄒維璉改任吏部自己不知道為由，首先憑藉汪文言發難，彈劾趙南星改變舊制，培植私黨。鄒維璉引咎辭職，趙南星上疏挽留他，小人更加不滿。正好楊璉上疏彈劾魏忠賢，宮中太監與政府官員更加對立，勢同水火。趙南星於是閉門乞求退休，皇帝不同意。

高攀龍彈劾崔呈秀，趙南星疏論讓他充邊。崔呈秀處境窘迫，連夜跑到魏忠賢的住處，叩頭哀求，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人不走，我們二人將不知死在哪裡啊。”魏忠賢認為的確是這樣的，於是和他一起制定陰謀。恰巧山西巡撫空缺，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想得到它。趙南星認為太常寺卿謝應祥有好名聲，將他列在第一位請求皇帝批准。已經獲得聖旨恩准，御史陳九疇受魏廣微的指使，說謝應祥曾出知嘉善，魏大中是他的門生，魏大中以師徒關係的緣故，同文選郎夏嘉遇商量啟用他，徇私舞弊理當斥責。魏大中、夏嘉遇上疏爭辯，語言涉及陳九疇。陳九疇再次上疏極力詆毀，二疏一起交給部里討論。趙南星、高攀龍確切指出謝應祥是因為在群眾有聲望而被推薦的，魏大中、夏嘉遇沒有私情，陳九疇的胡說不能相信。魏忠賢大怒，假傳聖旨廢黜魏大中、夏嘉遇，連同陳九疇一同被廢黜，而斥責趙南星等人相互勾結、結黨營私。趙南星立即引咎辭職，魏忠賢再次假傳聖旨痛切責備他，放趙南星回家。第二天，高攀龍也引咎辭職。給事中沈惟炳上疏挽救，也被流放在外。不久因為會同推舉官員違背魏忠賢的意思，同時排斥陳於廷、楊漣、左光斗、袁化中，把趙南星擯棄了的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等人安排在政府要害部門，小人競相升遷，國家大權都被魏忠賢奪去了。

魏忠賢及其黨徒非常憎恨趙南星。每當假傳皇帝下詔、告示時，總是把他看作罪魁禍首。於是御史張訥彈劾趙南星十大罪狀，並且彈劾鄒維漣、程國祥、夏嘉遇以及王允成。得皇帝旨，將他們全部削籍為平民。叫人再次上奏趙南星的同夥，張訥又列上李邦華及孫鼎相十四人的名字，統統將他貶職廢黜了。自此被趙南星擯棄的人，沒有不被提拔任用的。他向來所推重獎賞的人，全都遭到了意想不到的災禍。那些希望迅速謀求進身為官的人，一旦攻擊趙南星，便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石三畏也被起用任命為御史，上疏攻擊趙南星以及李三才、顧憲成、孫丕揚、王圖等十五人。已經死亡的都剝奪官職，有官職的禍害更加慘烈。不久因為汪文言的供詞涉及到趙南星，交給撫按審訊。正好郭尚友巡撫保定，而巡撫馬逢皋也懷恨趙南星，於是相邀在朝廷上侮辱他，用竹板打他的兒子趙清衡和外孫王鍾龐，將他們下獄，讓趙南星賠償贓款一萬五千兩銀子。趙南星家一向貧窮，靠親友捐助才將官司了結。最後將趙南星發配代州，趙清衡流放庄浪，王鍾龐謫戍永昌。嫡母馮氏，生母李氏，都由於哀痛過度而死。七歲的兒子也由於受驚嚇死去了。趙南星到達發配地，安然自處。

庄烈皇帝登基，下詔赦免讓他返京。巡撫牟志夔，是魏忠賢的死黨，故意推遲派送，趙南星最終死在發配的地方。崇禎初年，贈太子太保，謚號“忠毅”。傅槐、崔呈秀、魏廣微、陳九疇、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張訥、石三畏、郭尚友、牟志夔，都與“逆案”相牽連，為世人所憎惡。

趙南星散曲涉及拜佛求仙、賞花觀景、風情調笑等閑居之作較多，但更值得重視的有兩點：一是趙南星一生嫉惡如仇，扶正抑邪，以致宦海浮沉，艱辛備嘗，對於晚明吏治敗壞、官場黑暗，他瞭若指掌。《芳茹園樂府》中大部分作品又都寫於罷官居家的30年間，所以多磊落不平之氣，如套曲〔點絳唇〕《慰張鞏昌罷官》、〔點絳唇〕《壽家君六十五》等，表達了他對“傷了時務，損了人民”的現實的憂慮；二是以俗曲形式寫的男女戀歌，爽朗熱烈，樸直清新，如《鎖南枝》、《折桂令》、《喜連聲 》、《玉抱肚》等，都表現了他豪辣頑艷的藝術風格。正如尤侗所說：“高邑趙儕鶴冢宰，一代正人也。予於梁宗伯處見其所填歌，乃雜取村謠里諺，耍弄打諢，以泄其骯髒不平之氣。”(《百末詞餘跋》)

曲作《芳茹園樂府》 1卷，有明刊本、飲虹刻本。所著尚有《趙忠毅公集》、《味檗齋文集》、《史韻》、《學庸正說》等。

趙南星的詩詞作品保存下來共七百三十四首，按類別劃分，其中四言古詩九首，古樂府十二首，五言古風一百三十七首，七言古風六十首，五言律詩一百七十五首，七言律詩二百二十五首，絕句一百一十三首，詞三首。其數量之多，品種之全，在晚明詩人中，可說是為數不多的一個。

從現有的作品看，尚未發現趙南星早期的詩詞，也就是說，這些都是萬曆二年他中進士以後的作品。再嚴格一點，是經過兩年的待任期，於萬曆四年初授河南汝寧府推官以後的作品。置身七品推官的位置，趙南星春風得意，躊躇滿志，盡職盡責地做著自己分署的公務，並廣泛交結汝南各界人士，贏得了很好的聲譽。由於其才德出眾，許多府、縣生員均拜他為師，研習文章。趙南星不遺餘力，課子授徒，培養了一大批有用人才。據有關資料記載，他的汝南弟子在今後幾年脫穎而出，僅考中進士者即有馬猶龍、劉文卿、楊位等六人之多。在汝寧五年，趙南星詩情洋溢，佳作頻出，共寫下了近百首作品，形成他創作中的第一個高峰期。這些詩有反映其公務活動的《雪夜大梁道中》、《尉氏期郭明府不值》、《信陽道中》等，有記述與汝南眾多名士相交的《贈王師竹太史歸省》、《過陳道易隱居》、《送助甫自徽寧再鎮甘州》、《贈王同野》、《黃復齋夜集，時以赴征北上》等，但更多的，是公務之餘的遊樂與宴飲，這些作品有《浉水大漲，與何王二公泛舟》、《雪中飲黃使君》、《登郡城》、《夜抵少林寺》、《大梁中秋與客玩月》等。汝寧是趙南星繼隆慶元年隨祖父上任武功知縣后的第二次人生之旅，並作為其初登政壇的首次歷練，其心情的欣喜與歡樂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其詩中所噴發的大多是對於祖國俊美山川的長歌短唱：“岩桂敷華榮，籬菊吐芬芳”（《贈王師竹太史歸省》）；“繁條結翠幄，虛竅奏鳴琴。雲霞時來往，鳧雁遞浮沉”（《釣魚台》）；“吹笛千家楊柳月，放船十里水花香”（《秋懷八首》之四）；“朗陵遠送丹楓下，汝海清汲白雁征”（《九日酒集》）。間或，作者也以詩宣洩自己心中的苦悶與憂愁：“逢客高卧湘江畔，病客年來已倦遊”（《黃副使園池泛舟》）；“江山蕭颯皆愁思，歷亂無勞寫素琴”（《秋夜》）；“修名苦不立，死亦何足傷”（《雜詩三首》之一）。畢竟，此時的趙南星年方三十左右，僅僅是一名七品官，尚不足以當歷史冠以他政治家的稱號，除了傳統文化賦予他忠君愛民的樸素理念，他的思想還不夠成熟，還缺乏政壇必要的嚴格砥礪。加之長久的離家孤居，任內的繁亂挫折，疾病的困頓，功名的渺茫，頹生出些許憂愁也在所難免。

萬曆九年，趙南星升為京官，至癸巳京察被罷，在萬曆一朝的京官生涯，他只有十二年。除去萬曆十四、十五兩年因母喪丁憂，和因上“四害疏”被劾稱病回鄉的兩年，趙南星實際在朝僅有短短的八年時間。然而就是這八年的官場生涯，使他的人生真正地成熟了起來。置身大明中央權力機關，他領略了官場的嚴酷。一場場朝政風波，一次次權力角逐，使他對政治有了全新的理解，同時也奠定了他做為一個政治家的思想基礎。趙南星目睹了官場的醜陋與險惡，感受了天災與人禍帶給人民的無邊痛苦，透過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專橫跋扈，獨權天下，以及繼任權貴的姦邪與卑庸，使他窺視了“萬曆新政”掩飾下的矛盾與弊端。他曾經大聲疾呼，也曾經奮力抗爭，然一個小小的六品主事或五品郎官卻難以阻止日漸頹落的朝政，反而被劾問和削籍。在這段時間，或許是思想的不適和精神的苦悶，他的作品不是太多，能夠辨識明晰的，也不過二三十首，其分量卻遠遠超過了以前的歌舞昇平及輕吟曼唱，如七言古風《長蛇歌，飲鄒南皋作》、四言古詩《日居篇》、七言律詩《乙酉元日京邸》等，特別是五言排律《壬午六月紀事》，將三十一韻一氣呵成，起伏跌蕩，洋洋洒洒，可以說涵蓋了張居正一生的經歷，以辛辣的詩句揭示了這位權傾天下的新故內閣首輔人生晚年致命的缺陷。這是一篇詩的檄文，批剝了其攀升權力頂峰之後把持朝政，內外勾連，蔽塞言路，恣肆橫行的不法之舉；這是一座噴吐的火山，宣洩了朝野之間數十年鬱結於胸中的不平之氣。以這首詩為標誌，昭示了一個思想凝重、情感深厚的政治家詩人的誕生，也形成了趙南星詩歌創作的第二個階段。

無可諱言，這一時期趙南星詩中存在於過多的激憤與偏執，這是青春和性格帶給他難以磨滅的烙印。那麼，在他長達近三十年的隱居生涯中，歷經了長久的思想沉澱，他顯得日臻成熟。也許是閱歷充盈，山川風物都在他胸中衍化為一弘碧澄的泉水，縱使狂風勁吹也只能泛起一圈圈漣漪；也許是飽經磨難，人情世象均在他眼中迭印成一張張平淡的畫片，無論春夏秋冬，依次彈奏出一個個美妙的音符。如一個得道高僧，趙南星隱居芳茹園中，雖足不出戶，天下萬物卻囊括胸中。高邑近在京畿，緊傍南北通衢大道，得地利之優勢，朝野人士及社會名流頻頻相訪，在這一時期，他寫下了大量的詩篇，形成他一生最盛的創作高峰，他的七百多首作品，有一多半即產生於這一階段。

萬曆末年，因神宗怠於朝政的加劇，大明江山進一步衰敗，趙南星憂心忡忡，在接踵而至的迎訪宴飲中，寫下了為數不少的憂國之詩，如《仲文以江西參藩入賀聖壽，既而上章言事，貶官蒼梧，過我山中，賦此贈別》、《送許聿懋》、《李本寧棄官南歸，過予為別》等，抒發了對於時局危難、民生敝困的深深憂慮，如“天下漸危誰可賴？愁時西望一長吟”（《得蕭馥亭將軍書卻寄》）；“閭閻困敝自可見，宮殿燒殘哪不愁”（《送元靖起家戶部北上》）；“丘壑情堪適，乾坤事可哀”（《乙卯夏日史際明姜抱宏丈來，坐思黨亭》）。此類作品在他的詩詞中佔有相當的比重，充分顯示了趙南星傾心社稷，關注民生的無限胸懷，印證了他作為東林首領“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精神風範。除了嘆息與無奈，趙南星以一顆永不泯滅的赤誠之心，決不放棄拯世救民的追求。雖則已經退居林泉，卻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有用人才，把他們源源不斷地推向中國的政壇，讓這些新生力量融入匡扶明室的後續梯隊，如《送魏乾仲進士宰陽武》、《送王鍾嵩守常州》、《送李芳園試宰鎮原》、《送趙淡含進士宰通許》等，薪火相傳，接力助推，把振興的希望寄於後人。囿於一方小小的芳茹園，趙南星長吟短唱，以自己的作品映照出一位歷史巨人的光輝形象。

趙南星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作品不僅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傾向，而且充盈著憂國愛民，心懷天下的崇高精神。由於連續不斷地變幻著朝野的雙重身份，使他的觀察視角更加具有特殊性與穿透力，他以詩的形式忠實記錄了萬曆一朝由盛到衰的時代變遷，無疑使他的詩具有了詩史的價值。

自朱元璋投身紅巾軍起義，經十多年的殺伐征戰，終於建立了大明王朝。歷二百餘年的風雨飄搖，歷史的小舟行駛到萬曆年間，他的不肖子孫卻親手敲響了大明的喪鐘，好端端的江山社稷因神宗皇帝荒怠朝政而變得內憂外患，千瘡百孔，民不聊生，舉步維艱。趙南星作為時代的親歷者，朝政的每一次重大事件，在他的詩中都有著真實的記述，如反映張居正奪情的《艾先生以言適戍》、《長蛇歌，飲鄒南皋作》、《寄艾純卿先生二首》，反映癸巳京察的《懷於景素先生》、《懷史長靈》、《太宰孫公屢疏求歸不得，叩闕而行，追送之柏鄉，賦此奉贈》，反映爭國本的《趙虛白僉憲進建儲表，事竣得請歸養》，反映礦稅徵收、橫行中原的《章元禮先生以四詩寄，如數奉酬》，反映妖書事件的《柏鄉送歸德沈相公四首》等。尤其是萬曆二十八年影響深遠的征討播州楊應龍反叛事件，趙南星在詩中反映更多。因平播主帥為趙南星同年進士、一生好友李化龍，監軍為其好友崔景榮，時任四川巡撫為其同年、同鄉喬璧星，且將軍幕府中有他薦舉的一些好友、弟子充任幕僚。可以說，整個平播的核心人物多與趙南星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其率師出征及凱旋歸來都曾在芳茹園稍作逗留，趙南星為此共寫下了《送叔廣之楚藩幕》、《送喬聚所開府四川》、《于田入典戎政過我，作詩送之四首》、《姚百雉過餘一年，所將南歸而不果，頃定婚於欒城，喬中丞聘之，隨入蜀中》等許多作品，於詩中傾入了深深的關切：“三巴騷動羽書馳，六月徂征鼓角悲。殺氣頓消楊母閣，封疆直辟竹王祠”；“龍虎禁林隨指顧，鷺鵷朝列仰儀刑”。可以說，他的詩從多個層面真實地記述了這一恢宏的事件，將歷史定格在了詩行之間。

萬曆中期以後，由於朝政腐敗，邊備鬆弛，河套地區部落飛騎頻頻犯邊，劫財掠地。加之內庫虛空，戍邊守卒軍餉嚴重拖欠，不斷發生軍伍嘩亂，西北邊塞戰雲密布。而遼東一帶隨建州的強盛，努爾哈赤逐漸統一了女真部落，並於萬曆四十四年正式建國“大金”，全面對明朝發起征戰，搞得朝廷焦頭爛額。在國家面臨危亡之際，趙南星的眾多親故都曾親歷西北與遼東的戰事，在芳茹園，他頻頻為他們出征送行。為此，他寫下了三十多首邊事詩，如《送呂宗望督餉蘭州》、《送助甫自徽寧再鎮甘州》、《寄題劉恩征太乙樓》、《送舍弟文沖之遼東》、《項山人之遼東訪張鍾岳將軍，因寄》等，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的情況。由於特殊的境遇，他對邊事時刻縈繞於心，將對祖國的安危與親故的憂念凝為一體，傾注了極大的關心：“秋來感物更憂時，長夜漫漫攪夢思”（《秋夜聞砧二首》之一）；“旌旗獵獵指燕然，雪恥行看奏凱還”（《聞五將軍入遼》）；“天下漸危誰可賴？愁時西望一長吟”（《得蕭馥亭將軍書卻寄》）。透過這些或焦灼憂慮或高亢悲壯的詩句，便可感知一位熱血老人的牽念情懷。

除了軍國大事，由於隱於山林，融入民間，趙南星詩詞中對於地方發生的一些典型事例則多有反映，如《嗟嗟行，癸卯九月作柏鄉事》，記述了萬曆三十一年柏鄉縣發生的一件驚天大案，縣衙官吏在捕捉因無力交納稅賦的貧困鄉民時，喪失天良，欲淫其女，被鄉民憤而反抗，鍘斷頭頸；《臨城二廣文歌》辛辣地諷刺了儒學教官盤剝生員，設法斂財的不法之舉；《復嗟嗟行》描寫了鄰邑無賴子寵幸青樓，將嬌妻推入酒缸溺死的殘暴事件；《郭侍御席上戲作樊姬行》追憶了一貧家少女被人誘騙，始亂終棄而墜入青樓的悲慘遭際；《城西行》描摹了荒旱年間一家三口外出逃生縊死他鄉的流民悲圖；而《苦雪行》、《淫霖歌》、《旱霾》、《苦雨十韻》等篇則描述了各類災異帶給黎民百姓的凋殘與困頓。這些詩以凸顯的客觀現實，折射了萬曆中後期尖銳複雜的社會矛盾，具有很強的史詩性質，與唐代詩人杜甫反映“安史之亂”的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故明末復社才子吳應箕稱趙南星“詩與杜工部殆欲近之”（《熹朝忠節死臣列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忠毅趙公傳》），當為公允之說。

詩是抒情的藝術，它畢竟不是歷史學家手中的如椽之筆，可以詳盡地記錄下歷史進程中所發生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但它能以獨特的視角去窺視歷史和審視歷史，並藉以抒發詩人的情感。詩是歷史的見證，是時代的遺跡，是留給後人尋覓往事不可或缺的路標。同時，它所折透的信息符號，又是對於史書的彌補與修正。歷史是後人對於往事的記錄和綜述，由於年代的久遠、史料的偏頗或史家的疏漏，難免會造成個別細微的失誤。而時人所留下的一些文字，哪怕是一首長於抒情的詩歌，卻能於無意間賴以考訂出史書的謬誤，彌補歷史的缺憾，趙南星的詩詞同樣具有這樣的功能。

在晚明的歷史中，趙南星是一個十分奇特的人物，他一心為政卻仕途坎坷，無心為文但文名甚高，特殊的境遇造就了他政治家和文學家的雙重身份，因而他的詩也便具有了異於同時代其他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

直面現實，有感而發。詩歌是現實的反映，它視整個社會為創作的源泉。趙南星一生坎坷，他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因而，他以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來反映自己的人生經歷，創作了一大批具有震撼力的作品，如《早春寄沈伯英》、《懷於景素先生》、《李本寧棄官南歸，過予為別》、《夏日飲華伯敘懷》、《蒼天歌》、《苦雪行》等。這些詩或感嘆朝政頹敗、權臣當道、君子賢達難居其位，或反映天怒人怨，災異頻發，蒼生黎庶無以活命，作者直面現實，有感而發，深刻揭示了尖銳複雜的社會矛盾，迸發出“撫膺長嘆息，何以活蒸黎”的衝天吶喊。面對千瘡百孔的社會現實，作者無暇顧及自身所受的累累傷痕，冷峻地審視社會，真實地記錄下歷史進程中的所有事件。在他的詩中，不僅充盈著朝政腐敗、權力傾軋所形成的內憂外患和國運凋衰，以及這種無序現狀逼使眾多正直官員的被貶去位，而且透過這種憂憤疾俗，引發了更深層面的思索與拷問：“聖主深居卿相閑”，“天下漸危誰可賴”？類似的句子在他的詩中隨處可見。趙南星的詩是一面鏡子，它真實地反映了晚明時期愈步愈衰的客觀現實，凝結成一首首時代悲歌，如果我們細細品評，不難從中尋覓到大明王朝走向滅亡的真正原因。

大處著眼，渾然天成。趙南星作為著名的“東林三君”，以深遠的影響光耀青史，並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但他首先是一位憂時憫國、匡扶天下的政治家，其次才是著述頗豐、傳唱千古的文學家。文學家視文學為畢生的事業，而文學只不過是政治家戰鬥的武器和表述思想的載體，這就是政治家和文學家本質的區別。縱觀趙南星的詩詞，大多即為大處著眼，“當關之呼”，而不見過分的雕琢與塗抹。他倡導“詩必從悟人”，反對“過於塗飾”，“以巧蓋其丑”（《李于田詩集序》），這一詩觀在他的序文中比比皆是，隨處可見。如“故詩之道，至大矣，至妙矣，非夫洞徹無疑之識，其孰能識之？非夫員神不滯之才，其孰能為之？而世之人往往托於雕蟲之說，以掩其陋。夫善雕蟲者，未有過於天地者也，而不以貶天地之大。要之出於自然，歸於大雅，乃足觀也。”（《李于田詩集序》）趙南星以一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去審視社會，關注民生，因此所作之詩亦多從興衰苦樂的大處著眼，去抒發自己的思想與情感，往往給人以大氣磅礴，匠心獨運之感，其詩一氣呵成，如江河奔涌，雖不事雕琢但渾然天成，自然流暢。如《送同年子郎生見李于田司馬》、《金思玄主薄見訪》、《古意有贈》、《寄贈仲一詩》等，均將個人命運與社稷安危興衰繫於一體，表現了一種天地間至大至妙的思想境界。就連眾多的贈答與送別之作，也凸透出一股剛毅持重，有別於流俗的浩然之氣。甚至在寫給子孫的詩中，也絕少兒女情長，悱惻纏綿之意：“鴻鵠養六翮，奮飛覽九州。安能共鸒斯，競為蒿下游？丈夫懷遠志，聖賢以為儔。文藻絢山川，中情信姱修。所希在天表，於世亦何尤？”（《示清衡》）“人當為豪傑，碌碌安足論？”（《示清恆》）其勢如長風驟起，林披川動；其語如奔流直瀉，歡快流暢；其意如胸臆頓開，清新自然。

諧於性情，臻以妙境。詩是性情的凝聚，“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鍾嶸《詩品·總論》）好的詩總是思想與情感的完美結合，二者相諧成趣，缺一不可。《古詩為橫山婦作》是趙南星就任汝寧的重要之作，此詩敘述了一對患難夫妻的忠貞之愛。儘管凶荒之年眾多鄉民被逼為盜，其夫仍恪守本分，卻被官府無辜捕殺，橫山婦憤而殉情。雖詩題下標註此為“嘉靖中事”，但仍能引發出作者無限的憤慨：“所遇即為盜，何必真假為？真盜如流星，疾步不可追。田夫餓無力，擒之如擒雞。並彼橫山夫，一一反接之。”此詩洋洋洒洒，在一百零八言的長篇敘述中，處處閃耀著思想的火花，表現出情感的迸濺，這就是對於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勞苦大眾的深深同情和對製造這一冤案的兇殘官吏的血淚控訴：“冤氣凝不散，夜雨雙悲鳴。……天地終枯槁，此恨不可平！”在詩完結之後，詩人意猶未盡，氣憤難消，又寫下一大段跋文，對於濫殺無辜的劊子手發出了氣吞山河的聲討：“彼己長吏，虎噬善良，又禁貞婦之名不彰，痛哉！……故知古人之制，失刑則刑，失死則死，不可易也！”詩與跋相輔相成，猶如性與情相得益彰，使這一主題升華到至佳的妙境。類似的性情相諧還突出反映在他的邊事詩中：“寒節砧聲天地滿，邊亭戍客古今悲”（《秋聲聞砧二首》之一）；“沙飛古戍炊煙斷，霜滿胡天畫角哀”（《送呂宗望督餉蘭州》）；“疆場舊鬼兼新鬼，道路南兵與北兵。酪酒琵琶應盡興，雪霜刁斗豈聊生”（《聞徵兵郡中入遼，今冬寒甚，愴然有作》）。這些詩將思想與情感有機地融為一體，將對國家的安危與守邊將士的悲憫有機地融為一體，感人至深。趙南星沒有將思想的鋒芒停留在悲歌苦情的表面描寫，而是從更深的層面去探求與思索，終於發出“縱起當年謝安石，養成禍亂亦難圖”（《遼事》）的悲天長嘆，使詩的構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妙境。

師古鎔今，出神入化。趙南星具有深厚的學養，他治學嚴謹，詩從先哲，自《詩經》、《楚辭》、漢代《樂府》，而唐詩宋詞，無不諳熟於心，運用自如，因而他作詩必徇古道，以成大雅。“詩者，聖人之雅言也。握管命意，必覽先民而作，則赴理義以為歸，合於作者，乃成德音。”（《范長公詩集序》）其四言古詩《定志詩》，起句“鶴鳴九皋，聲聞於天”，從《詩經·小雅·鶴鳴》化出，融匯了皋陶、許由、子州、唐高、鮑叔、管仲、孔子等眾多先哲不同的境遇，來詮解作者“孤居味道，永保利貞”的立言之說，師古而鎔今，出神而入化，借古達意，盡顯功力。鄗南千秋台乃光武帝劉秀中興漢業登基之處，趙南星曾數次登臨憑弔，悠悠情思，湧入筆端：“勸進先知業會傾，春花秋蒂旋枯榮。異代蕭條生感慨，轉見前賢禾黍情。”（《千秋台歌》）猶如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指點江山，折透出思想家的智言睿語。趙南星的詩詞長於用典，隨手拈來，自然嵌入。“詩用典故如不用者，使觀者雖不記出處，亦覺痛快方妙。”（《閑居擇言》）如“阮氏竹林尋匹侶，陶家松徑有輝光”（《再作此奉眾甫慎可》），既讚譽了眾甫慎可叔侄才華如大小二阮，又暗喻了自己如陶潛一樣的隱居生涯，遣詞貼切，不著痕迹。“袖中新著三都賦，筆底輕揮五嶽圖”（《羅生行》），以古之文圖名作自然襯託了羅伯符的出眾才華，典型凝練，以少勝多。作者長於借代，隨手拈來，天衣無縫。如“冰泮得雙鯉，深衷托細素”（《早春寄沈伯英》，以“冰泮”隱喻早春，以“雙鯉”和“細素”借指書信，自然而富含詩意。“縱有百毛遂，朱門萬里隔”（《平原君詠》），以“毛遂自薦”反而用之，深刻闡述了招賢興邦的社會環境，即千里馬和伯樂的辯證關係。一典千鈞，出神入化，一語入詩，力透紙背，綻放出絢麗的思想之花。

趙南星對當時的形勢和弊政有較為清醒的認識。為了挽救明王朝的統治危機，他呼籲進行政治改革。他認為，政治改革的關鍵是最高統治者──皇帝改變作風，帶頭遵守封建紀綱。他指出，“國是”是“皇上之國是”，“惟皇上能定之”，“皇上一身，天下之大紀綱也”，因此振紀綱必“自皇上始”。他認為，只要皇帝能改變作風，回到封建傳統秩序的軌道上來，紀綱廢弛的現象可以得到扭轉，天下大治則不難達到。否則，即使有志大臣百計補救，也不會收到什麼好的效果。在一份奏疏中，他說：“臣等雖焦心苦思，不如皇上之一念足以孚格蒼穹；臣等雖敝吻燥舌，不如皇上之一言足以鼓舞四海；臣等雖鞠躬殫力，不如皇上之一舉動足以維新宇宙”。在一封信中，趙南星流露出同樣的思想：“天下 事不意如此，視我輩薄游時便如隔世。雖有曲逆梁公，縛手無策。惟在至尊一念轉移，太平可立見。不者，十周公何能為也？”

認識到了明代後期政治黑暗腐朽的根源，趙南星遂力圖改革，對皇帝進行勸諫，希望其"一念猛省"，頓改前非。他先後上《覆新建張相公定國是振紀綱疏》、《覆陳侍御整頹綱疏》等奏疏，要求當朝皇帝"時御朝講，數見大臣，勤理萬機，務求至當"。

確實，在封建社會中，政治改革必須從最高領導層──皇帝開始。綱舉目張，只有皇帝首先改變作風，帶頭實行改革，才能真正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改革也才能取得成功。因此，趙南星的振紀綱自皇帝始的主張是極有遠見的，不失為醫治當時弊政的一劑良方。倘若明神宗、明熹宗能聽從趙南星等人的規諫（當時有此主張者還有很多），改變作風，親勤理政，明王朝日益"潰敗決裂、不可振救"的趨勢是可以暫時遏制的，歷史發展也會是另外一個樣子，萬曆初年張居正改革可以為證。但是，在一個專制皇權高度發達的社會中，除非特殊情況，作為一國之主的皇帝是至尊無上的，大臣對皇帝的胡作非為僅有諷諫之權，諷諫不成則無如之何。明代後期的社會狀況正是如此。趙南星等人的建議被皇帝當成耳邊風，根本聽不進去，依然我行我素。這，就使趙南星的振紀綱自皇帝始的主張無法實施，也難以見到成效。

封建官吏是皇帝藉以統治百姓的工具，國家法令的推行、錢糧賦稅等的徵收等無不要通過大量的封建官吏來執行和實施。因此，封建官吏是皇權構成中的重要因素，其邪正、賢否直接關係著封建國家的治亂。歷代封建王朝，為了所謂的長治久安，多採取各種措施，慎選官吏，罷黜邪佞，引用正人。

明代後期，由於皇帝怠政庸懦，“賢奸雜用”，朝中“君子”與“小人”並立。萬曆年間，廷臣以在“國本”之爭等事件中抗諫直言和依唯皇帝明顯地分為了兩派，前者主張儘早冊立太子，並與明神宗的胡作非為展開鬥爭，以顧憲成、趙南星等為代表，逐漸形成東林黨。後者依唯皇帝，人數雖少，但因有皇帝和部分首輔作後台，氣焰囂張，勢力很盛，先後結為齊、楚、浙等黨，“聲勢相倚，並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天啟初年，明熹宗在東林黨人的輔佐下改革弊政，大量引用正人，一時“東林勢盛，眾正盈朝”。但不久，宦官魏忠賢擅權，搜羅、起用遭排擊的東林反對派，“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打擊、殘害正直的東林黨人，“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

趙南星自小接受了封建正統教育，力主為政須“親賢臣”、“遠小人”，提倡用正去邪。趙南星認為，“君子”（賢臣）在位則國家安定，天下的治、亂與君子的進用與否，即“君子之氣”的“伸”“郁”有直接關係，所謂“天下之所以治安者，君子之氣恆伸也。而天下之所以危亂者，君子之氣恆郁也”。生活於明代後期，他對邪佞猖獗有更深刻的體會。他分析這種情況形成原因和危害說：“天下之亂，亂於容惡。容惡者，寬身保富貴之術也。人皆自容其惡，慮人之不容也，而亦容人之惡。自容而惡愈甚，人人互相容而惡日多。惡人多而善人少，善人必不見容，此孟子所謂率獸食人者也，天下安得不亂”。這是對明代後期邪佞當權的揭露和控訴。趙南星認為，要使天下大治，就必須不容“惡”，去“惡人”，與邪佞展開堅決鬥爭。

趙南星曾為官吏部、都察院，主管官吏的考察、任免等，因此他得以把用正去邪的思想主張用於實踐中。

官吏的考核是辨別邪、正的重要依據，是決定去取的基礎，趙南星對之特別重視。他抨擊了當時的考核不實，指出考核者與被考核者往往彼此勾結，互相包庇，使考核徒為虛文，因此導致“賢奸雜用”，朝政隳壞。為了保證考核得實，他提出，當撫按考察后，“即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在吏部考功司、都察院河南道及吏科“各立薦舉簿一扇”，每遇撫按舉、劾疏至，即記錄在案，以備對照，“濫舉必罰”；內、外官員“互相覺察”，“若有不公不法，通同故縱，以致屬下舉首、百姓告發，俱當連坐”。

在考核得實的基礎上，趙南星主張秉公澄汰。他在主持澄汰時，公開宣布：“事有益於國家，即所當為。人有合於道義，即所當與。本無可避之嫌”。對邪佞之臣，他堅決懲處，毫不手軟。早在任文選員外郎時，他就上《剖露良心疏》，所抨擊者，如左都御史吳時來、左副都御史詹仰庇、少詹事黃洪憲、給事中唐堯欽、御史蔡系周、孫愈賢等，“皆眾論不予者”。萬曆二十一年（1583年），他與 吏部尚書孫鑨主持大計，“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三餘及（孫）鑨甥、文選員外郎呂胤昌，他附麗政府及大學士趙志皋弟皆不免”。天啟三年（1623年），他以左都御史佐主京察，以故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四人“先朝結黨亂政”，置於“不謹”而黜之，“他所澄汰，一如為考功時”。對於正直之臣，趙南星極力推用。為吏部尚書時，他“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於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袁可立、孫居相、饒伸、王之寀輩悉置卿貳。而四司之屬，鄒維璉、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祚、劉廷諫亦皆民譽”。

趙南星的去邪用正思想和實踐，說到底就是打擊以齊（亓詩教、趙興邦）、楚（官應震、吳亮嗣）、浙等黨為代表的邪佞之臣，引用以東林黨為代表的正直之臣，因而沒有擺脫當時廷臣的門戶之爭。但是，由於東林黨人代表了維護傳統封建秩序的勢力，一定程度上又能反映廣大人民的利益和呼聲，因此得到當時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持和擁護。邪黨人士則多屬貪贓無恥之徒，為百姓所恨，為公論所鄙。趙南星作為東林黨的首領之一，其去邪用正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後期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心愿，故而一時頗得好評。如，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后，“國論大快，謂二百年計典絕調”。天啟年間，他舉用名德舊臣，中外“忻忻望治”。

不過，由於趙南星去邪用正實踐得不到皇帝的支持，而且直接觸犯了當權者的利益，因此難以持久，並取得實效，趙南星本人也受到打擊迫害。前述上《剖露良心疏》后，給事中李春開“媚眾糾（趙）南星”，趙南星被迫“引疾歸”。前述京察后，“政府大不堪”，不久趙南星即坐莫須有之罪而斥為民。天啟年間，他廣引正人，“而小人側目”，滋欲去之。給事中傅櫆遂以鄒維璉改吏部而“己不與聞”，“首假汪文言發難”，劾趙南星“紊舊制，植私人”，趙南星又被迫乞休。

明代後期，吏治敗壞是政治黑暗腐朽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時，官吏們多置國計民生於不顧，任上胡作非為，官場中歪風盛行。其一，是貪污之風盛行。大小官吏為了滿足自己窮奢極侈的腐朽生活的需要，任上多恣意盤剝，大肆貪污，趙南星稱“今有司所在貪殘，上下雷同”。其次，是“干進”之風盛行。為了謀求仕途升遷和得意，一些無恥之徒又用剝削來的錢財大行賄賂，籠絡上官，甚至公開求官乞爵。趙南星揭露說：“今之士人，以官爵為性命，以鑽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託為當然，以徇情為盛 德，以請教為謙厚”。其三，重交際、忽政事之風盛行。在法度廢弛的大背景下，官吏們多置政務於腦後，把大量時間花在交際上，政府行政效率極低。趙南星描述這股歪風說：每天上午，盥櫛未畢，“客已到門”，“彼往此來，踵相隨屬”；到了午時，交際完畢，然後入衙門，“以昏倦之餘”料理公事，日日如此。

對於這些歪風，趙南星主張堅決予以扭轉。

趙南星主張嚴懲貪官污吏。他指出，官吏的貪污盤剝導致了社會矛盾的激化，“今士人一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問其所以，率由條鞭法行，錢糧經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羨餘，是加派無已也。有司之貪如此，民安得不為盜？小盜起，而大盜隨之，皆有司為之竿也”。因此，他提出要堅決剎住貪污之風。在一份奏疏中，他建議：“以後穢跡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實，而後具奏追贓”，“如有聽囑受賄、曲為庇護者，容臣等參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天啟四年（1624年），有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揚還，“贓私巨萬，穢聲流傳”。左都御史高攀龍“盡發其貪污狀”，趙南星“議戌之”，“詔革職候勘”。

趙南星主張對干進之風加以遏止。首先，他提出禁止官吏間的行賄受賄，尤其是當時盛行的饋送“書帕”之風。明初，地方官入京，見長官送禮，具一書一帕，稱“書帕”。萬曆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統治階級的腐化，地方官的進獻已改為金銀珠寶，但仍沿稱“書帕”。官吏們以書帕形式公行賄賂，數額很大，“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趙南星一針見血地指出，官員行賄的目的，無非是營求升遷，為自己謀取私利，所謂“人人皆為吏部，財能賈爵；處處俱是傍門，麵皮世界，書帕長安”。他認為，“簠簋濫則彈壓輕”，因此請“戒上官毋得受守令貢獻”。其次，他主張對乞官者加以嚴懲。其時，每當吏部主管官員退朝，乞官者即三、五成群，“如牆而遮留之”，“講升，講調，講地方，講起用。既唯阿矣，則又有遮留者，恆至嗌干舌敝而後脫”，“比至署中，則以私書至”，“不從則又為書切責之，以為違公論，必如所求而後已”。趙南星入主吏部后，“素疾其弊，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亦不得有所干請，諸人憚其剛嚴，不敢犯”。即使這樣，當時還是有個別人要以身一試：有一給 事為貲郎求鹽運司，趙南星即注貲郎王府，而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貪，夤緣將行取，趙南星亦置之王府，史稱“時進士無為王官者，（趙）南星不恤也”。

趙南星提倡官吏“以全力盡職業”，改變重交際、忽政事的行政作風。他指出，以精力充沛的午前交際，而以神氣昏倦的交際后理政，恰恰顛倒了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係，是錯誤的。他首先在吏部進行改革。他與吏部四司官（文選、驗封、稽勛、考功）約定，“每日蚤起，即入衙門，至午後公事既畢，退食私寓，乃與知交往來”，“至於會推之事，亦欲蚤起入朝，及辰而散，以各營其職”。

此外，趙南星還抨擊了官場中上官輕待下屬、地方官淫刑作威等不良作風，限於篇幅，不一一詳述。

趙南星改革官場作風的實踐取得明顯成效，一批貪污、干進之徒受到了懲處，一定程度地澄清了吏治，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趙南星也更為邪佞嫉恨。當他與高攀龍議處大貪污犯崔呈秀時，崔呈秀投靠權閹魏忠賢，陰謀翻案，伺機反撲。不久，魏忠賢即矯旨責趙南星等“朋謀結黨”，斥為民，尋戌代州。明思宗即位，有詔赦還，巡撫牟志夔為魏忠賢黨羽，“故留滯不聽歸”，趙南星“終殞戌所”。趙南星既罷，昔日為其摒棄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一擊（趙）南星，輒遂所欲”。趙南星的政治改革徹底失敗，他也為改革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明代後期，尤其是萬曆年間，由於神宗怠政，對官吏不及時任免，政府機構殘缺不全，出現了“人滯於官”、“曹署多空”的現象。如，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有人稱“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數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政府機構的殘缺癱瘓，使封建國家機器不能正常運轉。如，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閏八月，吏部尚書孫丕揚離職，神宗“久不除代”，“部事盡弛”，“其年十二月，竟廢大選”。趙南星指出，政府機構的殘缺不全，使封建國家機器難以正常運轉，導致危亡。他以家庭為例說：“千金之家，必有綱紀之仆，令之召選群仆”，“群仆不備，則必有所缺”，“其家鮮有不敗者”。家庭缺仆則敗，國家缺官也難免衰亡，因此趙南星主張及時地選補缺官，健全官制。

吏部掌管全國官吏的任免、考核等事宜，在六部中職責最重。其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但天啟初僅有八人，“事多廢弛”。趙南星主吏部，“不得已而就近推補，命下，即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調補”。四司官補齊后，趙南星仍覺不敷行政，遂上疏請增司屬，“起在籍之近者，不拘資序”，部司郎中等官有賢能者，“間一調之，或一處二人，以為目前蛩蟨之助”。這個建議，也得到明熹宗的同意。對於詔書起用而不願就職者，趙南星則催其赴任，力爭早日把封建國家機器納入正常運轉軌道。

趙南星催補缺官的努力在當時起了積極作用。天啟初年，“眾正盈朝”、封建國家機器恢復正常運轉局面的迅速形成，不能不說與趙南星的健全官制實踐緊密相關。

趙南星在朝時間很短，且職僅至吏部尚書，所以他的政治改革基本上局限於整頓吏治，而對皇帝怠政庸懦、宦官專權等無能為力。他認識不到所有這些黑暗腐朽現象是封建專制制度的痼疾，徹底消除這些現象的唯一途徑是打碎封建制度，這反映出他的時代和階級局限，也是他改革失敗並為之付出生命代價的根本原因。趙南星的政治改革思想和實踐，在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現在高邑縣城還保留這趙南星的祠堂，高邑有條路被命名為“南星路”，以紀念這位高邑名人。趙南星祠堂，又稱趙忠毅公祠堂，屬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始建於明代洪武年間，清嘉靖年重修。祠堂原稱趙氏宗祠，1981年，高邑縣人民政府將祠堂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為紀念明代政治家、文學家趙南星改稱趙南星祠堂。

現存的趙南星祠堂是清代建築，坐南朝北，前殿為正門過庭一間向後抱廈連左右耳房各一間後殿為正殿三間，前後殿由東西兩側高砌磚牆成院，屬磚木結構的硬山瓦房頂建築。前殿左右山牆垛上鑲砌的神獸祥瑞圖磚雕刀法流暢，形態生動是整個古建築精華部分。

民國年間，北洋直系軍閥首領吳佩孚帶兵經高邑，知道這裡是東林三君之一趙南星的故里，便訪見趙氏族人趙雲章，贈撥銀兩，重印了南星著述，修整了祠堂。

1947年春，陳毅元帥去阜平參加中央會議過高邑，將祠堂存藏的鐵如意帶去交給董必武，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

上世紀九十年代，原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曾任河北省代省長劉秉彥、原河北副省長顧二熊先後來到高邑參觀南星祠堂，均作了保護好，利用好文化遺產的指示。

各級有關部門都很關心趙南星祠堂的保護管理工作，且從實抓起。1982年，石家莊地區文化局撥專款維修，破堪久年的祠堂又呈原貌。

1993年，高邑縣人民政府提出擴建趙南星紀念館的意見，縣委書記、縣長王三堂作了此舉甚好，應力促的指示，責成副縣長尚增偉總指揮。向省文物局申請專款十萬元，同時捐款四萬餘元，向南向西拆遷十八戶，征地九畝余，打好了擴建趙南星紀念館的基礎。所說的擴建趙南星紀念館，其實是高邑的縣博物館，因為趙南星文化具有本縣的地域性文化的特點，所以就用了趙南星的名字做紀念館的名字。

中共高邑縣委、縣政府十分重視傳統歷史文化的保護弘揚工作。2007年，由縣委書記崔欣元、縣長王雁南、縣人大主任李連平、縣政協主席陳金鎖親自主持召開了有特約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省文物局副局長張立芳、市文物局局長劉正軍和副局長張獻中等出席的趙南星祠堂維修工程研討會，肯定了趙南星祠堂的文物價值，確定了科學管理保護的方案，即由省、市撥來修繕專款三十萬元，遂於2008年5月將其修葺如故。

自2009年以來，為更好的發掘利用歷史文化讓文物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前任局長李二剛和現任文廣新局局長鬍志喬皆看準文物所具有特殊的社會教育功能，拿主意，定方案，豐富充實趙南星的展示內容，從圖文到實物均做了科學的整理和編製，還將全國著名學者，原全國書協主席啟功先生給題字的匾額懸掛正門，使之形成了有益傳統教育的文化景點。

高邑縣以《趙南星詩詞》中描述的景象為設計藍本，把縣域歷史文化研究成果和遊園建設結合，投資3700萬元擬建成包括春華秋實園、府北公園等5個仿古園林。為增加古典元素，我縣還分別在縣城重要入口處建成了典雅逼真的仿古城門。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將按照明清風格，生動再現趙南星這一歷史人物剛直清廉光輝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