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建省

晚清之世，那是積弱積貧、民生凋敝的年代，面對中法戰爭“中國不敗而敗”的局面，海南難以建省。孫中山是歷史上倡議和推動海南建省的重要人物，他富有遠見地指出：“今為邊防起見，宜將瓊州另立一省。”但這不被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所看重，加以軍閥割據，戰爭不斷，海南不能建省。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海南改制（建省或改特別行政區）如“兒戲”般輪番上演，終是建不成省。1929年9月，廣東省政府擬具“瓊崖特別區行政委員會條例，呈請中央核准施行”，並獲蔣介石指示審查，但未獲通過。1931年12月，國務會議決議划廣東瓊崖全屬為特別行政區，直隸國民政府，並任命伍朝樞為行政長官。伍氏於次年3月在廣州宣誓就職，但煮熟的鴨子居然“飛”了——伍朝樞於8月辭去行政長官職，瓊崖特區也隨之裁撤。1937年，國民黨要員提出瓊崖關係兩廣及國防甚巨，有設特區必要，但因內政、軍政、財政等部門意見不一致，第三次“瓊崖改特”又遭擱置。抗戰勝利后，1945年10月，國民政府中央設計局擬就“海南建省”方案（分為甲、乙兩案），而由蔣介石裁定：“查海南島可照所擬先設一特別行政區，希即籌辦。”但隨後未見“籌辦”。1947年3月，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請迅將瓊崖改設海南省”案，但隨後又改為計劃設立海南特別行政區，到當年10月則傳出消息：“瓊崖暫不改省，擬設綏靖區。”1949年初，“千呼萬喚”20年的海南特別行政區終於成立，並同時成立海南建省籌備委員會。但這個在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之際產生的“海南特區”，在解放海南島的轟轟炮聲中，迅速走入了歷史。

簡略回顧這些過往，人們不禁要問：海南建省在國民黨手中為什麼屢次“流產”？答案無他：派系爭鬥、各為私利。1932年瓊崖特區的設立與裁撤，就緣於孫科、胡漢民、陳濟棠等人的派系、私利之爭。1947年“暫不改省”的原因，也是類此。此中屢次被“耍”的張發奎，曾經無不痛恨地說：“他真是把中華民國當作他的私有財產”，“國家大事不可以這樣當兒戲的”！即使好不容易成立了“海南特區”，但“行政長官”的產生也經過幾番勾心鬥角的利益掂量，經張發奎、李漢魂、鄧龍光而後才坐實到陳濟棠。當時已是“政治殭屍”的陳濟棠，當上“長官”后對人這樣說：“我去瓊崖未必有辦法挽回瓊崖的頹勢，未必就能夠弄得好，而我的漁業公司卻獲得了發展的空間了。”都說國民黨敗在私心太重，這無疑是最好的註腳。

在海南建省問題上，從清廷、北洋政府、國民黨的為什麼“不能”，正好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的為什麼“能”。

海南建省問題是1986年進入中央決策視野的。當年5月，習仲勛在寫給中央領導同志《關於海南島行政體制的意見》的信中，提出“從長遠考慮，海南島遲早要從廣東省分出來獨立建省”的重要觀點，廣東省委收到中央領導的批示后，當即進行了認真的討論，絕大多數同志同意海南建省，認為遲建不如早建，宜早不宜遲。因為從地理位置看，海南島自成一體，便於統一管理；海南設省，可以解決自治州有“兩個婆婆”的問題和現行體制存在的一些矛盾，便於實行全島的一體化領導；海南設省后，國家可以調動全國的財力、人力、物力給予支持；中央還可以對海南實行更特殊、靈活的政策。對比國民黨30多年中在海南改制問題上出爾反爾、朝令夕改，屢屢失信於民，這更加凸顯了中國共產黨的“能”，能在具有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優勢。

為海南建省，黨中央深入、廣泛地聽取廣東省和海南地區各族人民的意見。他們聽到一致的呼聲是：海南要加速開發，就應當解決體制上的問題，把海南從廣東省劃出來。這說明了黨中央關於海南建省的決策是順應民心和歷史潮流的，這更加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能”，能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987年8月，出席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的委員一致認為，建立海南省對於加速海南的開發建設，改善海南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加強民族團結，鞏固國防，促進祖國統一，都具有重大意義；因而一致同意設立海南省，表示可以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決定，並同意授權國務院成立海南建省籌備組。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建立海南省及其籌建工作的通知》印發。到次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關於設立海南省的提案》，海南省正式誕生。在海南建省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只用8個月的時間，做成了國民黨20年都做不成的事，這更加反襯出中國共產黨的“能”，能在具有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