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兆佳

劉兆佳教授，JP（Lau Siu-kai，1947年－），1947年6月7日生於香港，祖籍東莞厚街新塘，港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為曾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暨講座教授，並同時兼任該校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研究範圍涵蓋社會及政治發展、政治制度等領域。2002年至今被委任為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2003年起當選為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香港區委員，2009年至今擔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理事。

劉兆佳畢業於聖保羅書院，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暨系主任，並同時兼任該校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他致力研究工作，範圍涵蓋社會及政治發展、政治制度等領域，2002年7月起被委任為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劉兆佳教授的祖上劉松筠，於1945年日軍投降后，全家遷至香港，經營泰益棧，1955年在港設長江公司，專營傳統草席。劉松筠之子劉銘波，1967年積極支持工人參加抗英防爆遊行示威運動，1984年捐資60萬港元，在家鄉興建松筠中學。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屆政府主要官員:

特區政府三司十二局15位問責官員: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保安局局長李少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岳、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環境局局長邱騰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

中央人民政府同時任命五位主要官員，領導第三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紀律部隊、廉政公署和審計署。他們是警務處處長鄧竟成、廉政專員湯顯明、審計署署長鄧國斌、入境事務處處長黎棟國及海關關長袁銘輝。

陳德霖為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劉兆佳繼續擔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劉教授現年六十歲，於二○○二年七月起擔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劉教授加入政府前，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暨系主任，並同時兼任該校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他致力研究工作，範圍涵蓋社會及政治發展、政治制度等領域。

1971年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

1975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哲學博士

1990年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1993年　特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

1993年　港事顧問

1994年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

1996年　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

1999年　非官守太平紳士

2001年　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成員

2002年　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2003年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每年都會在立法會發表一份 《施政報告》，回顧過去一年港府施政的成績，展示來年的發展藍圖。或者你有所不知，這份濃縮香港施政綱領的文字，正是由港府官方智囊團———中央政策組一手草擬。日前，中央政策組首席專家劉兆佳接受了南都記者的專訪。

中央政策組成立於1989年，現時主要職能是向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中央政策組的工作包括：從事政策研究、編寫每年的施政報告、了解分析社情民意、參與粵港發展策略研究小組工作以及為策略發展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支持。

行政長官每年發表的施政報告，其起草工作由中央政策組負責統籌。中央政策組的研究工作，包括三位首長所指定的課題，遍及社會、政治和經濟等領域，尤其是涉及多個決策範疇的課題。

劉兆佳，2002年至今擔任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成為港府官方智囊的首腦。進入政府任職之前，他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暨系主任，並同時兼任該校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在深圳建立經濟特區30周年前夕，劉兆佳接受南方都市報專訪。“深圳的30年是創新的30年，衝破僵化思想的束縛、‘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是深圳過往成功的關鍵所在。”劉兆佳總結深圳30年發展經驗時說。而展望未來，他認為當年特區的優惠政策已成為全國城市皆享有的普惠政策，突破自我、勇於創新亦將是深圳繼續為國家做出貢獻並保持特區地位的根本途徑。

“港深合作發展到如今，容易走的路已經走了，未來進一步的合作需雙方在體制、機制、甚至思維模式上創新。”就深港合作的未來藍圖，劉兆佳認為深港合作的未來將著眼前海和河套兩地。“我認為適當控制城市開發的節奏對城市的長遠發展有利，一味求速度的發展模式已經不能適應下一個30年的發展需求。深圳經歷30年大開發，前海是深圳僅存的一塊區位優越的土地，在前海的發展方面多一點時間討論和研究，未必不是好事。”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今年恰逢深圳建立經濟特區30周年，深港之間一衣帶水，你如何評價深圳這30年的變化？

劉兆佳(以下簡稱劉)：30年間，深圳從一個只有3萬人的邊境小漁村到今天千萬人口的大都市，創造了舉世驚嘆的“深圳速度”。作為國家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和先行者，深圳造就了國家改革開放歷程中的無數個“第一”，為中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開拓了道路、積累了經驗，起到了帶動和示範作用，可以說無愧於“特區”的地位。

南都：深圳30年來的發展有目共睹，你覺得深圳特區發展有哪些成功的經驗？

劉：深圳的30年是創新的30年，衝破僵化思想的束縛、“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是深圳過往成功的關鍵所在。如今，當年特區的優惠政策已成為全國城市普惠的政策時，突破自我、勇於創新亦將是深圳繼續為國家做出特殊貢獻並保持特區地位的根本途徑，也是香港應該借鑒的經驗。

南都：深圳30年的發展，香港因素(資本、人才、經驗等)舉足輕重，你如何評價香港因素對深圳特區30年發展的影響？

劉：深圳是香港與內地唯一陸地接壤的城市，享有地緣優勢。客觀來看，香港因素在深圳過往的發展中功不可沒。港資的進入和港深經貿合作，啟動了深圳工業化的進程，帶動了深圳基礎設施的建設、市場觀念、企業管理和社會管理理念的建立、直接或間接地為深圳培養了一大批具競爭力的民營企業家、技術和管理人才，並催生了深圳的服務體系，推動了深圳今天產業基礎的形成。可以說，香港因素對深圳發展的推動作用不可替代。

而同時，香港藉助深圳這一基地，得以將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和市場網路帶入內地，為國家的改革發展作出貢獻；香港自身亦通過產業轉移和分工，實現了后工業化，得以發展成為國際金融、貿易、物流及商貿服務中心。因此，廣東特別是深圳的高速發展與香港經濟的轉型是相輔相成、互利共贏的。

在體制和制度創新、加工貿易轉型提升、現代服務業發展等方面為國家探索新的發展道路。

南都：深圳政府曾提出“向香港學習，為香港服務”的口號，你如何評價這30年來深港關係的發展？

劉：30年來，港深兩地的合作已從民間自發的往來和互動走到了制度層面。當中自然也經歷了一些曲折，但自2004年港深兩地簽訂《加強深港合作的備忘錄》及2007年簽訂《深港創新圈合作協議》后，兩地合作進入了新的階段。在多個領域，包括重要基礎設施合作、口岸安排、城市規劃、經貿、創新科技、旅遊、環境保護及教育等方面，均取得實質進展及成果。目前，港深合作除了粵港聯席會議及該框架下與港深有關的各個專責小組之外，我們有一年一度的“港深合作會議”、一年一度的“港深論壇”以及頻密的政府、學術界、商界及其他社會界別的溝通和往來，兩地的關係越來越緊密。

南都：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還提出港深共建國際大都會。

劉：攜手共建國際大都會，配合國家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並增強共同的競爭力，是港深兩地的共同戰略利益所在。之前，深圳提出“向香港學習、為香港服務”的口號。事實上，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即是服務廣東和服務全國，將香港具國際水平的服務業延伸到內地，積極推動內地的產業結構轉型，建立現代服務業和發展先進位造業，實現科學發展。我們的經濟已經高度國際化，未來向內地走的過程中可以藉助深圳的力量。

南都：三十而立，深圳從低端加工製造業起家，到現在提出經濟升級轉型，發展高端產業，作為港府智庫首腦，你認為深圳未來發展的動力和方向在哪裡？香港有哪些經驗可供借鑒？

劉：去年，深圳公布了《深圳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提出以港深緊密合作為重點，全面創新對外開放和區域合作的體制和機制，並指出深圳將與香港功能互補，錯位發展，推動建設全球性的物流中心、貿易中心、創新中心和國際文化創意中心。

我非常同意深圳為未來發展所制訂的這一戰略。過往，深圳作為特區，通過港深合作，發揮了引領國家改革開放的作用。未來，港深兩地發展方嚮應該是探索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道路，引領國家新一輪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在體制和制度創新、加工貿易產業的轉型提升、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等方面，港深可以互相學習和配合，為國家探索新的發展道路。

競爭是好事，鞭策城市不斷進步；競爭無法避免，也不應該完全避免。

南都：深圳目前的四大支柱產業(高新技術、金融、物流、文化產業)，占深圳G D P總量的60%，其中金融、物流同樣是香港的支柱產業，你認為今後深港產業上的合作如何避免競爭，取得優勢互補，達到雙贏？

劉：其實，競爭是好事，鞭策城市不斷進步；競爭無法避免，也不應該完全避免。香港不可能要求深圳不涉足自己的優勢產業，事實上香港也樂於看到深圳在金融、物流等領域快速發展，因為雖然是同樣的產業，但兩地的定位不同，反而有助於實現整體最優化，增強港深的整體競爭力。

再如物流範疇，深圳的港口服務素質迅速提升，通關效率也有改善，且有成本和接近貨源的優勢，因此在港口貨櫃業務成為香港的強勁對手在所難免。但香港的航運業並非沒有發展的空間和機遇。事實上，有了深圳幫助香港承擔港口貨櫃業務，香港可大力向航運服務業發展，將香港在貿易、物流、航運、金融、法律仲裁及其他服務領域的優勢結合起來，向“國際航運綜合服務中心”和“國際供應鏈管理中心”轉型。兩地通過這種配合，可成為南中國一個完備的綜合性物流服務基地，攜手開拓內地的強大市場。

南都：河套和前海是深港合作的兩個重大項目，目前河套定位為發展教育，而前海定位為高端服務業，主攻金融，你如何評價這兩個項目的發展前景，對深港融合的意義？

劉：河套和前海有非常獨特的區位條件，可以綜合港深兩地的需要和優勢，用於推動港深合作迫切需要突破的領域。河套定位為教育，而前海定位為現代服務業是比較恰當的，一方面可以促進深圳的教育和服務業的改革、開放，推動深圳的體制和機制的創新，帶動廣東乃至全國的服務業發展和產業升級，配合國家未來發展的大局，體現特區對國家的新貢獻，另一方面可以擴大香港現代服務業的市場，有利於香港服務業的進一步提升。

南都：早前深圳市市長許勤訪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曾表示“金融業是深港合作重中之重”，金融業作為兩地的支柱產業，如何合作，存在哪些障礙，前海開發會否成為一個契機？

劉：港深兩地對於繼續推進金融合作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逐步打通兩地的金融市場，加強兩地的金融機構、金融工具、資金和人才等各方面的互流互通。

前海的發展應強化作為國家金融發展、改革和創新的試驗基地角色。如果中央給予前海更多在金融方面與香港合作的先行先試條件，可以在有效控制風險的情況下為國家的金融開放累積經驗；而容許香港的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和人才等先進入前海，亦有助於兩地金融業的發展和金融創新。

我認為適當控制城市開發的節奏對城市的長遠發展有利

南都：深港融合共建國際都會，目前的成績往往集中在通關效率上，新口岸落成、深圳戶籍居民一簽多行等，但包括河套、前海等深港合作項目卻遲遲不見動作，你如何評價深港融合的這種微妙狀態？

劉：港深合作發展到如今，容易走的路已經走了，未來進一步的合作需雙方在體制、機制、甚至思維模式上創新。河套和前海的發展，不能再沿用以往製造業合作的思維模式。河套和前海無疑應集中發展現代服務業，但港深服務業的合作尚在探索的過程中。製造業的發展具有地域可控性，可以劃定一個區域做實驗；而且由於“兩頭在外”，對本地制度環境的要求不高，只要提供適當的要素條件，就可以發展。

但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非常依賴於制度環境的配合。而且很多服務業並不具有地域可控性，面對的市場也並非國外市場，而是直接面對國內市場。例如，金融服務很難實現地域可控，因為無法阻斷前海與內地其他地區的資金流通，也不可能只為前海服務，必然影響到前海以外的地區，因此，港深合作在前海發展現代服務業有一個跟國家服務業開放大局配合的問題。目前來看，如何在國家服務業發展的大環境下，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先行先試，尚有一個探索的過程。另外，我認為適當控制城市開發的節奏對城市的長遠發展有利，一味求速度的發展模式已經不能適應下一個30年的發展需求。深圳經歷30年大開發，前海是深圳僅存的一塊區位優越的土地，在前海的發展方面多一點時間討論和研究，未必不是好事。

南都：香港早前一直計劃建設深港機場聯絡線，以軌道交通連接深港兩大機場，建設深港超級空港，但由於廣深港高鐵引發爭議，目前該項目處於停滯狀態，你認為該項目是否可行，深港機場的合作有多大空間？

劉：港深機場聯絡線預計耗資巨大，必將在香港社會引發較大爭議，有必要審慎處理。目前，由港深兩地政府成立的港深機場合作聯合專責小組，已委託專家進行聯絡線的前期研究，基本上確定了聯絡線在技術上是可行的；另外，港深兩地已就軌道的功能定位方面達成原則性共識。

然而，該聯絡線的建設需結合兩地城市長遠的規劃和發展，綜合考慮土地運用等多項重要的因素。如何讓耗資如此巨大的基建設施服務更多的功能和更多的人，並對兩地機場及整體社會未來的發展產生策略性作用，有關的研究尚在開展當中，不宜操之過急。港深兩地政府會詳細分析有關研究結果，探討如何處理這些具體問題，以便推進聯絡線下一階段的工作。

香港實施校董會制度和“教授治校”，而內地高校管理體制的行政色彩較濃。

南都：從2007年起，深港共建國際都會的口號，被兩地政府和智庫組織不斷提起，但“一國兩制”下，深港兩地基於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共建深港都會是否可行，會面臨哪些障礙，如何解決？

劉：港深兩地除了地緣上的關係和經貿上的往來，經歷30年的發展，早已在人緣、文化、傳統等各個方面建立了緊密的互動關係。共建港深都會某種程度上已不是可不可行的問題，兩地合作已為港深都會奠定了相當的基礎，而且在很多範疇港深都會已經成為現實。

不過，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作為國家體制外和邊境外的特別行政區，與深圳之間的生產和生活要素的流動尚面對兩種制度的阻隔，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亦無法實現暢通無阻。另外，港深合作不僅僅是兩地之間的問題，還涉及與中央政府、廣東省政府、以及珠三角內其他城市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推動港深深層次合作需雙方及中央和廣東省政府共同研究磋商，創新港深合作機制。

南都：你曾表示，香港高校應該加快在內地合作辦學，尤其在廣東建設分校。但目前除浸會大學在珠海與北師大合辦一個學院外，港中大也計劃在深圳建設分校，有聲音認為香港高校進入內地的步伐緩慢，你如何分析？

劉：我同意香港高校進入內地的步伐緩慢這種看法。總體來看，香港與內地在教育方面的合作明顯落後於經貿方面的合作。有人把教育比喻成國家改革開放的“最後一個堡壘”，國家在這方面的開放比較謹慎。目前，港深之間的合作要按照《中外合作辦學條例》來處理，香港高校不能在內地獨立辦學，只能合作辦學。

其實，目前港深在合作辦學方面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並非沒有進展。不過，兩地高校在辦學體制、辦學理念方面存在差異。例如，香港高校在專業設置方面有較大自主權，而深圳院校的專業設置須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審批；在院校管理方面，香港實施校董會制度和“教授治校”，而內地高校管理體制的行政色彩較濃；在辦學理念方面，香港學者強調“價值中立”及“學術性”，而內地高校注重意識形態對教育的指導作用，強調學術研究的應用性，強調為現實服務，包括為政治服務。這些差異使兩地合作辦學面臨一定的障礙。

但我認為，兩地在教育和培訓範疇還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間。特別是在職業培訓方面，香港有這方面的優勢，而深圳有強大的產業基礎及巨大的需求。兩地未來可以加強職業培訓方面的合作，這對廣東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及香港高端服務業的深化及新興產業的形成均具有推動作用。

綜援長者自願回廣東養老計劃已實施逾十年，香港公益、慈善機構亦開始將服務延至內地。

南都：香港禁區是深港之間一塊寶貴的處女地，上月香港規劃署通過禁區發展規劃，在保育的前提下釋放禁區土地發展，你如何評價未來禁區土地的發展方向與作用？

劉：如你所言，香港禁區是一塊寶貴的土地資源，一方面有較高的生態價值，一方面又連接港深兩地。我認為，禁區的發展應分利用其特殊的區位優勢，結合雙方的優勢和需要，其用途應該有利於推動港深合作和粵港合作。

南都：深港融合除了經濟合作外，社會民生更顯重要。現在大量香港居民在深圳長期定居，但目前港府的政策是“福利不過關”，今後大量在深港人的福利醫療保障如何實施，你有何建議？

劉：將香港目前的政策描述為“福利不過關”並不確切。香港社會福利署從1997年開始實施“綜援長者自願回廣東省養老計劃”，為符合申請資格、並選擇到廣東養老的綜援受助長者繼續提供現金援助，至今已實施十幾年。2005年，香港社會福利署將“綜援長者自願回廣東省養老計劃”的適用範圍擴展至福建省。

另外，自2005年10月，香港政府把“公共福利金計劃”下領取高齡津貼的每年離港寬限，由180天放寬至240天。此外，香港的公益、慈善機構亦開始將服務延伸到內地。如2001年，香港“伸手助人協會”在肇慶籌建的護老院開始為香港長者提供服務。2004年，香港賽馬會和“康復會”在深圳鹽田梧桐山興建集安老、養老、康復治療一體的“康頤雅苑”，為香港長者提供服務。2007年，香港利民會與廣州市殘疾人聯合會合作成立廣州利康家屬資源中心，為廣州殘疾市民服務。以上都是香港的社會福利跨過深圳河的實際案例。

南都：在長者津貼申領方面，居住在內地的港人還有不少障礙，前段時間，有個居住在深圳的港人告到法院，對條件過嚴提出上訴，結果官司打贏了。

劉：目前，“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和“公共福利金計劃”對長者在內地領取綜援和高齡津貼有一定的條件，這是因為這兩項計劃均為社會保障計劃，經費全部來自政府的一般收入，對公共財政的影響很大。如果取消離港限制等領取條件，是否可以只惠及在深圳或廣東省的港人，還是應惠及在全球港人，以及會對香港公共財政帶來怎樣的影響，我們尚在考察和研究當中。

事實上，有調查顯示，目前已經回內地居住的港人大部分並不屬於弱勢階層；真正的弱勢群體更為依賴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屋、醫療、綜援等福利而留在香港。特區政府一方面需關注在粵港人的福利問題，另一方面，在有限的資源下改善本港弱勢群體的生活亦是迫切的問題。南都：依賴港府福利的都是什麼樣的人群？內地去的新移民多不多？

劉：香港依賴社會福利的弱勢群體有相當一部分為新移民人士，大部分來自廣東省。2009年，共有48600人持單程證進入香港，與香港2009年整體人口增長的比率為130%。過去5年(2005年至2009年)，持單程證來港人數超過23.3萬人。單程證人士進入香港后，不少再回到廣東生活。如何為這些來自廣東、又再回到廣東生活的新移民人士提供社會福利，恐怕需粵港兩地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