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

箕子名胥余，殷商末期貴族，是商紂王的叔父，文丁的兒子，帝乙的弟弟，官太師，因其封地與箕，故稱箕子，他與微子、比干齊名，史稱“殷末三賢”。

箕子佐政時，見紂王進餐必用象箸，感紂甚奢，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果然後來商紂王暴虐無道，整天酗酒淫樂而不理政，揮霍無度。紂王的叔父箕子，見紂王這般無道，苦心諫阻，但屢諫紂王都不聽。

有人勸箕子離去，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尹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也”。箕子見成湯所創六百年江山即將斷送在紂王手中，心痛如割，索性割發裝癜，披髮佯狂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每日里只管彈唱“箕子操”曲以發泄心中悲憤。紂見此，以為箕子真瘋，遂將他囚禁起來，貶為奴隸。

紂王末年（公元前1124年）周武王興兵伐紂。牧野決戰，紂王兵敗自焚。武王攻入商都朝歌，商朝覆滅。在這商周變易之際，箕子便趁亂逃往箕山（今山西東南部晉城市陵川縣棋子山），在箕山（今棋子山）過起一段短暫的隱居生活。

箕子利用那些天然的黑白兩色石子擺卦占方，藉以觀測天象，參悟星象運行、天地四時、陰陽五行、萬物循變之理。武王滅商建周后，求賢若渴的周武王訪道太行，在陵川找到了箕子，懇切請教治國的道理。

武王向箕子詢問殷商滅亡的原因，箕子不說話，因為他不願意講自己故國的壞話。武王也發覺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詢問怎樣順應天命來治理國家。箕子於是便將夏禹傳下的《洪範九疇》陳述給武王聽，史稱箕子明夷。武王聽后，十分欽佩，就想請箕子出山治理國事，重用箕子。但箕子早對微子說過："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殷商如果滅亡了，我不會作新王朝的臣僕）。"(《尚書·微子》）他不願作周的順民，因此不肯再出山，武王無奈而走。

因怕武王再次來請，箕子乘武王走後，他便迅速率領弟子與一批商的遺老故舊一大批人，匆匆離開箕山向東方而去，從此陵川便留下了箕子履跡的傳說，棋子山也漸漸被人們稱作了謀棋山、謀棋嶺。

箕子一行人從今膠州灣渡海，奔向與商有一定族緣關係的朝鮮，創立了箕氏侯國。同去的有殷商貴族景如松、琴應、南宮修、康侯、魯啟等。

據說，箕子一行到了黃海邊，便乘了木筏向東飄去。幾天後登上了一島，因見山明水秀，芳草連天，一派明麗景象，便將那地方叫做朝鮮。從此，箕子帶領的五千餘人在那裡定居下來。

相傳箕子到朝鮮后便建築房屋、開墾農田、養蠶織布、燒陶編竹，還施用八種簡單的法律，來防止和解決人們的爭執。並把故國的文化傳播開來，把圍棋傳向四面八方。

後來當周武王知道箕子遠避東方時，便派人到朝鮮封箕子做朝鮮的國君，並邀請箕子回鄉探望。武王因而封他為朝鮮侯，不把他當臣下看待。這時箕子已經52歲。後來箕子從朝鮮回到國都前來朝見周天子姬發。在途經商故都殷商都城遺址，只見原來的宮室已經殘破不堪，有些地方種上了莊稼。心甚傷之，欲哭而不可，欲泣則近於婦人，亡國之痛，湧上心頭，只好以詩當哭，乃作《麥秀歌》，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悔恨商朝亡國。這裡“狡童”系指紂王，意為你那時不聽我勸，如今落得這般天地。朝歌殷民聽見，皆動容流涕。

詩歌中的"狡童"比喻不聽忠告的紂王。詩歌採用男女戀歌的形式，反映君臣關係，為後世比興手法的淵源。

《尚書》收錄了箕子的《洪範》，而《周易》卦爻辭唯一提到的可靠的歷史人物，只有箕子。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將箕子、比干、微子並稱為“三仁”。朝鮮王朝的《三國遺事》、《東國通鑒》、《東史綱目》等重要史書，也都比較詳細地記載了箕子的史跡。

中國歷史上所記載的朝鮮最早是西周滅商之後，商朝遺臣箕子到朝鮮半島與當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國”，這個國家在中國的漢朝時代被燕國人衛滿所滅。公元前3世紀末，朝鮮歷史上第一次有所記載。在中國漢代的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商代最後一個國王紂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伐紂后，帶著商代的禮儀和制度到了朝鮮半島北部，被那裡的人民推舉為國君，並得到周朝的承認。史稱“箕子朝鮮”。

公元前1120年，周朝時商的重臣箕子被周武王封於朝鮮。箕子朝鮮的歷史延續千餘年，直到西漢被燕國人衛滿所滅，建立了衛滿朝鮮。箕子朝鮮可以說是朝鮮半島文明開化之始，據說今之朝鮮喜愛白色之民俗即商代尚白之遺風。箕子胥余是殷末著名賢臣，因其品行高尚，被孔子譽為殷之“三仁”之一。因紂王無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鮮。箕子入朝鮮半島不僅傳去了先進的文化，先進的農耕、養蠶、織作技術，還帶入了大量地青銅器，另外還制定了“犯禁八條”這樣的法律條文，大量中國古代典籍和朝鮮史書的記載與在朝鮮出土的青銅器、陶器以及朝鮮的地面古迹三方面相互印證，都證實了箕子朝鮮的存在。自古以來，中朝兩國人民都珍視這一有據可查的史實。在朝鮮有自己的歷史記載以來，或者說直到上世紀60年代前，朝鮮、韓國的史書、教科書都沿襲了這一歷史學說。

箕子朝鮮乃殷商遺裔在朝鮮半島上所建地方政權，臣於周，后又臣於秦，為周、秦海外之屬國。箕子朝鮮為衛氏朝鮮所取代，衛氏朝鮮為漢之“外臣”、屬國。漢武帝伐朝鮮，裂其地為四郡，為漢的邊疆轄區。有了箕子朝鮮，方有衛氏朝鮮，方有漢之四郡，方有高句麗史、渤海史，從而構成了東北古史、東北民族與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鮮是為中國東北史之開端。

朝鮮野史《三國遺事》造謠，檀君的後人在箕子來到朝鮮之後，帶著人民南遷，以免和箕子帶來的人造成衝突。這些人後來成為了三韓的始祖。高麗時期成書的《三國遺事》與之相差數千年，中間並無其他史料記載，一般均認為檀君朝鮮系後世杜撰，不足採信。

箕子帶去了懂詩書、禮樂、醫藥、陰陽、巫術的知識分子，懂得各種技藝的能工巧匠。他們把中原文明帶到朝鮮半島北部，教化臣民，使古朝鮮習行中國禮樂制度，衙門官制、飲食起居逐漸沿習中原習俗。

政治上，箕子頒布八條成文法，禁止殺人、傷人、盜竊；經濟上，推廣殷商的田畝制度和中原先進的耕作、養殊技術。據朝鮮王朝史學家安鼎福編著的《東史綱目》記載，箕子在朝鮮治理不到三年，當地民風大變，夜不閉戶，沒了盜賊，婦人守貞不淫，男婚女嫁不重聘禮，民眾節儉敬睦，社會和諧安定。還有人把平壤郊外的大同江比作黃河，把永明嶺比作嵩山，編成歌典來歌頌和讚美箕子。

中國唐代大詩人柳宗元所說的箕子“化及民”，就是箕子在朝鮮教化百姓，並形成了良好的社會風氣，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對此，《高麗史》也有記載：公元1102，禮部上奏稱，中國教化禮儀，自箕子始，並乞求為其立祠以祭。

不管是中國文獻還是朝鮮史書，箕子對古朝鮮的開發都是功不可沒的，日本江戶時代前期(公元17世紀初)的史學家林鵝峰認為，箕子到朝鮮開創“東方君子國”，“東方君子國”這種稱謂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據史料記載，箕子王朝共歷41代君王，直至漢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箕子的第四十一世孫箕准被門下衛滿發動政變所推翻，箕准南逃，箕子王朝滅亡。箕子朝鮮在朝鮮半島統治了近一千年。根據《太原鮮於氏世譜》，朝鮮的鮮於氏源自箕子朝鮮的後人。而他們從箕子開始，直到公元前1世紀才被滅。

出於民族主義原因，目前有朝鮮韓國學者對此段歷史的存在有一定爭議，不承認箕子朝鮮的存在。

《史記·朝鮮列傳》明確記載說：西漢建立政權后，與古朝鮮以水為界。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盧綰反叛，投降匈奴；燕人衛滿逃跑到朝鮮地區，後來奪取王位，建立了衛氏王朝，建都王儉城（今平壤）。呂后當權時，衛滿曾經與漢朝的遼東太守約定，稱為漢朝的"外臣"。衛滿傳國三代，至孫子右渠王。右渠王與漢朝關係緊張。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朝使者涉何與右渠王反目，涉何殺死朝鮮的裨王長，右渠王派兵殺死涉何。於是，兩國間爆發戰爭。元封三年，在漢朝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尼相參殺了右渠王投降。漢武帝把朝鮮地區劃分為四郡：樂浪、臨屯、玄菟、真番。並封右渠王的兒子長降以及尼相參等人為侯。以上事實，是兩國學術界都承認的。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科學院歷史所主編的《朝鮮通史》（賀劍城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出版），就是這樣記述的："紀元前3世紀，中國周滅亡，分裂為數國，互相混戰。當時古朝鮮的侯也稱為王，擁有相當的官僚機構和相當的武裝部隊。……後來，秦統一中國，築萬里長城時（紀元前214年），古朝鮮的否王曾企圖利用這個機會，擴張自己的勢力。後來，他的兒子准王收留北中國燕、齊、趙等國避亂和遷徙的居民，使住於古朝鮮西部地區，擴大了古朝鮮的領域。""紀元前206年漢統一中國后，修萬里長城外的遼東故塞，以盧綰為燕王，與古朝鮮以浿水為界。紀元前195年盧綰叛漢，亡命匈奴，其部下衛滿聚眾千餘名，渡水入朝鮮。准王賜予博士爵位和百餘里土地，令其統率亡命於古朝鮮西部國境之漢人。衛滿在古朝鮮的西部境界擴張勢力，於紀元前194年襲擊王儉城，驅逐准王，自立為古朝鮮'國王'。""漢四郡的設置對朝鮮各部落的政治、經濟、文化上有巨大的影響。漢通過樂浪郡，與朝鮮各部落之間的交易廣泛開展起來了。考古遺跡發掘工作中（僅遼東地方尚不得知），在大同江流域黃海道，直到韓國慶尚道地方，都發現漢朝時代的文化遺物的事實，就說明了這一點。"

箕子作為儒家前驅，其思想上承大禹，下開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其經歷正如柳宗元《箕子碑》所說：“正蒙難”；“法授聖”；“化及民”。

1、“正蒙難”是說他在隱居時心憂天下，以“箕子操”來寄情書懷；

2、“法授聖”是說周武王滅商後向箕子諮詢治國大道，箕子以洪範九疇傳授之；

3、“化及民”是說箕子在朝鮮建立東方君子國。

正蒙難

思想家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見微知著。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衰象初顯的時候，外表上轟轟烈烈，其實內囊卻上來了，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史記宋微子世家載“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這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夫商之季世，紀綱之廢，道德之墮極矣。”（王國維語）商朝的滅亡決不單單是紂王一個人的過失，而是整個國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墮落習俗裡面去了，如歷代王朝末世一樣。

當有人勸他離開殷商另謀高就。他說，我如果這樣去做，是在“彰君之惡”和“自說於民”。於是，箕子佯狂而獨自一人隱居在箕山，閑暇時候借樂曲《箕子操》抒發自已鬱郁不得志的苦悶心情。當紂王聞知箕子近況，遂囚禁在今天一個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在今河南西華縣。箕子在那個地方構思出洪範九疇的偉大思想。

法授聖

當周武王以“小邦周”打敗“大邑商”后，曾經恭恭敬敬誠惶誠恐地不恥下教於箕子。箕子就把洪範九疇治國大道傳授給周武王。

這個洪範九疇在中國思想史的地位實在不得了。它闡述了行政方式、行政準則及行政決策方式，是一部中國歷代專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對於中國專制社會形成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奠定了陰陽五行說的基礎，提供了中國人傳統思維的框架。

從洪範九疇的內容看，它涵蓋了對自然世界、人身、行為、治國安民、政綱、天文、曆數、根本大則、做人德性、氣候徵象、禍福種類等等人生實踐內容的全部，但它決不是西方認識論意義上的知識，而是完全出於實用目的的一種經驗積累。洪範九疇其實是就社會政治秩序對君王說話行為的經驗總結。陳來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說，“中國上古的天啟文獻竟然全部集中於社會事務，這不能不說華夏族特有的一種文化態度和文化精神。”

社會秩序的得治是“洪範九疇”提出的真正目的，這與亞里斯多德提出範疇理論的本體論目的可謂是天壤之別。就目的的思維特徵言，亞里斯多德範疇理論的提出，是出於一種“純知識”的興趣和好奇。而“洪範九疇”的提出則是出於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實用性需要。

從方法的角度看，亞里斯多德對範疇的獲得方法和途徑進行了自覺的反思，在思維上具有思辯色彩，一種遠離人生感覺經驗的純理性態度。這反映在範疇篇前四章內容。相反，洪範九疇是中國人對人生、社會實關懷而求得的經驗知識。“這些分類的標準是經驗，故可視為經驗的綜合。”（成中英）由此我們可以得知西方思維方式是本體、語言、邏輯三位一體的，而中國的傳統思維方式則是社會、實用、經驗的三位一體的。所謂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其實就是這種思維下的“傑作”。

箕子作為思想家最偉大的地方在於首次提出“社會公正”的政治哲學，並且寄希望於“開明君主制”。“五曰皇極......皇極，皇建其有極......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極之傅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史記宋微子世家）在這裡箕子闡述了“王道正直”的精神史觀。“皇建其有極”就是要國君建立治國的典範，這個典範就是“王道”（即遵王之道、遵王之路、遵王之義）。後人釋“皇”為大，釋“極”為中，又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化及民

在那次兩人高峰會面之後不久，周武王把朝鮮作為箕子的封地賞賜給他。箕子來到自己的封地后除了頒布實施具有憲法性質的“八條之教”外，教民耕作建立“箕田”、教民禮儀。今天朝鮮穿衣喜歡白色，就是“殷人尚白”這一習俗的延續。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漢書地理志）

“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三國志魏書東夷傳）

神道設教

箕子在《洪範》篇中所表達的思想是神權至上主義，反映了殷商時期“率民以事神”的社會現實。他總結了商代神道設教的經驗，他認為統治者必須按照天生萬物的法則辦事，違背了這個法則，就要受到上天的懲罰。

“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我聽說從前鯀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攪亂了五行，上帝於是發怒，不把九類大法傳給他，因而他不懂得治國安民的常道。鯀被誅以後，禹繼承了他，上天就賜給他九類大法，因此得到了治國安民的常道，做了這樣的安排。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居九疇之首，各有其性，必須順其性而用之。這個思想雖然籠罩著神秘主義的外衣，但仍有一定的進步性與合理性。如把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放在“相互關係”中加以考察比較，形象地看出了事物在性質上有“潤”與“燥”的差別，在方位上有“上”與“下”的差別，在形體上有“曲”與“直”的差別，這裡注意觀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試圖從聯繫和差別中去認識事物，包含有差異思想的萌芽，從而為研究事物的矛盾打開了思路。又如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客觀關係，鯀由於不掌握水、土之性，採取以土堙水的辦法而失敗了；禹總結了這個教訓，通過實測來掌握山川形勢，同時按“水曰潤下”的客觀性能，採取疏導法，取得了治水平土的功績。這種對“五行”各種物質性能關係的認識，包含有內在聯繫思想的萌芽，給後人帶來了有益的啟示。禹經過治水平土的鬥爭，在初步認識“五行”各種性能的基礎上，觸類旁通，促進其能動性的發揮。如認識到“水曰潤下”的特性，就令發展水稻生產；認識到“火曰炎上”的特性，就推行刀耕火種；認識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促進各種交通工具的製造；認識到“金曰從革”的特性，就發展冶鍊鑄造，變革自然，為人所用。

箕子認為天子必須立一標準，使人民遵從。“皇建其有極。”做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人民順從教化，不敢違法亂紀。而人民必須絕對服從天子，“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不要有偏私，要遵守先王的正義；不可夾雜私心的偏好，遵守著先王的大道；不要做壞事，遵守著先王的正路。君子有絕對權威，“唯闢作福，唯闢作威，唯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主可以給人恩賜，可以給人懲罰，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給人恩賜，不能給人懲罰，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奪。

箕子認為筮是探測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須重視，“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選擇能夠用龜殼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們根據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問時，要“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慮，然後再和卿士們商量，再和人民大眾商量，最後再問及卜筮。不過卜筮以龜或筮表示，有決定權。卿士、庶人只是陪襯而已。因此“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龜卜同意，筮占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眾不同意，這也吉利。這即是說，對於君主要做的事，縱使卿士、庶民不贊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願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見卜筮在帝王神道設教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箕子認為如君主不從天意，天必警以災異，天人相應。因而有“休徵”、“咎徵”之說。所謂“休徵”，即美好的徵兆，順乎天意，則風調雨順，萬事吉利。所謂“咎徵”，即不好的徵兆，逆乎天意，則降災降禍，萬事不順。

補偏就正

箕子指出各種不同類型的個性特徵和品格，都應採取補偏救弊的辦法，使之合於正道。他說，“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不要反覆，不要偏心，王道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剛偏柔之人，都要加以裁抑。他說：“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他主張對那些公平正直的人，就用正直去對付他；對那些強硬不可親近的人，就採取剛強的方式去制服他；對那些平和可親之人，就用柔緩的方式去教育他。糾正沉靜之人的缺點，要用剛強來補救；糾正高傲之人的缺點，要用柔和來補救。

箕子認為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標準，不要過剛，也不要過柔，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份，才不違背正直之道。違背正道，就會有過失。“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者有了過失，影響一年，卿士影響一月，師尹影響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都沒有變化，百穀就能成長，政治就會光明，優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國家也就安寧了。王道即正道，補偏就正，平康正直，萬事大吉，國家平安。這是箕子設計的治國方案。

重視五事

箕子在總結殷亡的教訓中，還提出對君主及太子要在“貌、言、視、聽、思”這“五事”上進行教育：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晢，聰作謀，睿作聖。”

箕子說所謂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語，三是視察，四是聽受，五是思慮。容貌要恭敬，言語要有條理，視察要清楚，聽受要聰敏，思慮要通達。容貌恭敬，表現就嚴肅；言語有條理，辦事就順利；視察清楚，就能明辨一切；聽受聰敏，謀事就能成功；思慮通達，就能成為聖人。箕子作為太師，提出重視“五事”，顯然是針對君主及太子的。他認為君主與太子不能只作孤家寡人，還要對外界多所接觸，要“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要在“五事”上多加註意，要謙遜待人，要廣見多聞，才能使自己聰明通達、多謀善斷。這樣，才能成為理想的聖君。

惟材所用

箕子對周武王說：“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他的意思是說，凡是百姓中，有謀略、有作為、有操守的，天子要經常想到他們。行為不合法則，又沒有陷入罪惡的人，君王要寬容他們。有猷、有為、有守者是上才，可以重用。就是達不到上才標準的人，也要誘撫之，使之為我所用。這是箕子在人才的任用與選拔方面，突破神權政治局限的例證。

此外，箕子在“八政”中提出國家重要的政府要員八位：“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即一是管理民食，二是管理財物，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住行，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司法，七是接待賓客，八是治理軍務。箕子把管理教育的司徒官，位在第五，可見他對教育的地位是重視的。

八大法律

箕子制定了八大法律：

1，殺人者死

2，傷人者賠償

3，盜竊者為奴

4，男女不能亂搞

5，同姓不得結婚

6，部落人不許越界

7，部落不許仇殺

8，生活中要避諱

《麥秀歌》是箕子朝周途經故都朝歌時而作。故地重遊，作者目睹宮室毀壞荒涼，淇河之濱，朝歌原野，遍地小麥正揚花秀穗，但今夕縱異，觸景生情，心甚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於婦人，憤然吟詩。寥寥十數字將亡國慘狀和原因和盤托出，而且凄涼悲惋。朝歌殷民聽見，皆動容流涕。

麥秀歌

殷·箕子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箕子還總結治國安邦之道的著作《洪範》

是古代高麗國為紀念箕子而建的陵墓，原址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平壤牡丹峰腳下，至今已無存（朝鮮炸毀箕子陵興建檀君陵）。1102年，高麗肅宗接受禮部的建議，訪查箕子埋葬的地點。最終認定箕子埋葬於牡丹峰下，肅宗便為箕子修築了陵墓，又在旁邊建立箕子廟以進行祭祀。不過，中國古代地理著作《水經注》記載：“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若根據記載來推斷，平壤的箕子陵不是真正埋葬箕子的地方，而僅僅是箕子的衣冠冢，真正的箕子墓至今仍然存在中國。朝鮮半島歷代君主都對箕子陵進行定期祭祀，並進行過數次修繕。箕子陵與乙密台、七星門、浮碧樓毗鄰，成為古代平壤著名的景觀之一。1959年春季，為了建設牡丹峰青年公園，金日成下令將箕子陵拆毀。

唐朝時，在朝歌南關建箕子廟，文學家柳宗元為共寫了碑文，今存。明正德年間，在南門內路西建有“三仁祠”，以祀其位，遺址尚存。河南省西華縣有箕子台一座，原址位於縣城東南，為箕子被紂王流放後讀書之所。原址已坍塌，後人在縣城西北新建一台，仍名箕子台。

首先從有關考古發現看。檀君神話說，天神降於太伯妙香山，可以與該國的石器時代相互印證。妙香山在今平安北道、平安南道與慈江道交界處，處於大同江與清川江之間。考古發現，公元前5000年至前1000年初，朝鮮半島正當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典型的文化遺址，多分佈在平安南道、黃海北道等處，大同江正好流經這些地區而進入大海。生息在平原、河谷的初民，把妙香山想象為其祖先（天神）降落之處，是很自然的事。妙香山，正如古希臘的奧林匹斯山、古代中國的泰山一樣。檀君神話又說，檀君在箕子進入朝鮮后便移位隱居，正說明古代朝鮮文化接受中國文化影響，由神話時代轉入了文明時代。《漢書》說箕子制定了八條禁令，標誌古朝鮮社會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已快速地邁進了有成文法的文明時代。考古發現可以證明這個歷史記載。《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說："朝鮮青銅時代的年代大體在公元前10世紀至前5世紀，主要遺址在平安北道和黃海北道。""與周圍地區存在著文化聯繫。"這時代正好與箕氏王朝開發朝鮮的時代相吻合；箕子朝鮮的國都王儉城的故址也正好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岸邊。而且，古朝鮮的青銅器和支石墓跟中國遼寧和山東的青銅器與支石墓，形制一致。今平壤有箕子墓，也決不是空穴來風。

其次從該國古代的族源神話看。該國族源神話基本是卵生神話。高句麗國的始祖朱蒙是卵生；新羅國的始祖朴赫居世是卵生，新羅國的脫解王（姓昔）和金閼智也是卵生，新羅三大王族（朴、昔、金）都是卵生；南方的駕洛國的6個國王也都是卵生。這些神話本身，與中國卵生神話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中國卵生神話很多，人所共知的如：簡狄吞燕卵因孕生契（參見《史記·殷本紀》）；女修吞燕卵而生秦祖先大業，其後代曰孟戲、中衍，仍然鳥身而人言（參見《史記·秦本紀》）；直到明末清初，滿族還有仙女吞鳥卵而生下清始祖努爾哈赤的神話傳說（參見《清史稿·太祖本紀》及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據諸多學者考證，東夷是華夏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夷始居地在今易水、燕山一帶，後來一支沿渤海南下，一支向東北遷徙，並達到朝鮮、日本等地。更有人認為，虞舜、殷商、秦嬴等皆為東夷分支。《孟子·離婁下》便說過："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我們即使不把殷商、秦嬴劃為東夷範圍，但它們與東夷諸族相互影響則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因此，從卵生神話這個角度看，古代朝鮮與箕子所帶去的殷商文化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再次從姓氏及有關考古發現看。中國《宋史·禮志》記載，宋徽宗封箕子為遼東公。宋朝羅泌《路史·國名紀》說：唐高祖武德年間"以遼為箕州"。今遼寧集安西有淇水縣，遼寧新民一帶有祺州。1973年，遼寧喀左北洞村出土西周早期銅鼎，腹內底壁銘文有"箕侯"字樣。而且，箕子東去朝鮮時，在路經河北正定時留下了一支子孫，就是後來"鮮於"複姓的來源。《風俗通·姓氏篇》云："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子食采於朝鮮，因氏焉。"

朝鮮半島的姓氏也一樣可以作為證明材料。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的姓氏中有箕姓，還有其分支韓姓、齊姓，他們都奉箕子為始祖，併到中國河南省淇水縣朝歌鎮的三仁祠尋根問祖。還可以從服飾、古代曆法、風習等看。朝鮮族喜穿白衣，這與殷商傳統有關。《史記·殷本紀》說："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可見殷商尚白。《三國志》等史書記載，古朝鮮地區的扶餘國"衣尚白，白布大袂",這是繼承了殷商的傳統。這個傳統一直保持到現在。

古朝鮮的曆法也跟殷商相似。《三國志·魏志·東夷傳》說，該地區"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殷商有殺人殉葬的風俗，而《東夷傳》等記載扶餘國"殺人殉葬，多者百數"。《東夷傳》還說，該國"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王"。這又使人想起《呂氏春秋·順民》的記載："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予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民乃甚悅"說明百姓認為湯這樣作才對，否則就不對，也就是說把大旱歸咎於湯。而且，《三國志·魏志·東夷傳》還說，半島上的許多居民，都自稱是來源於中國的"古之亡人"。

史籍、考古、姓氏、神話、民俗，各個方面相互吻合，都可以印證箕子與殷商遺民對古朝鮮的開發。

箕子與箕子朝鮮在中國商周古史、中國東北史上佔據重要位置。箕子以一個哲學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代表出現在中國歷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其學問、其人品、其影響長時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評說

箕子開發古朝鮮，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得到論證：

1、古代中國史書的記載；2、古代朝鮮史書的記載；3、考古發現與民俗的證明;4、從後代歷史往前推斷。

古朝鮮地區，包括今中國遼東半島的東部與今朝鮮半島的北部。公元前12世紀，殷商遺民箕子在這個地區建立了箕氏王朝，傳國900多年；王朝的最後一個國王箕准被衛滿篡位以後，又南下立國200年，開發了半島的南部。他們作為移民成了後來韓國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中國與古代朝鮮的歷史記載以及考古、民俗資料，都可以證明箕子與箕氏王朝開發古朝鮮的歷史。

箕子及其相關問題考證

（一）箕子及其東走、來周時間中國正史皆以箕氏朝鮮為古朝鮮的起始王朝。箕子實有其人，並非虛構，“箕，國名，子爵”。“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尚史·箕子》謂“箕子名胥余，紂之親戚，或以為諸父，或以為庶兄”。《史記·宋微子世家》雲“箕子者，紂親戚也”。他是商紂王時的重臣，官至太師，位至三公。孔子曰“商有三仁焉”，箕子即其一。他是對朝鮮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一位歷史人物，受到世代朝鮮人民的尊重和愛戴，高句麗人“事靈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朝鮮和韓國，還有祭祀箕子的祠廟。商紂王荒淫無道，“傲然酒池肉林之間”，拒諫飾非，群臣不附，國勢日下。“三仁”力諫無果，比干被剖心觀竅，微子無奈隱去，箕子佯狂為奴。“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各反之於心而各得其致身之地”。周滅商后，周武王命召公“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商亡之痛，遠走遼東，建立古朝鮮國。箕子是哪年遠走遼東的？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周滅商的時間。我們還是從周武王孟津觀兵談起，因它是周滅商的前奏。《史記·周本紀》：“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皇王大紀·紂王》“西伯薨，葬於畢。”“畢，文王墓地名也。”“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可見，“畢”既指文王墓，又指畢星。“緒業九年”為周武王繼位第九年（紂王三十二祀）。那麼，為什麼要稱“文王緒業九年”呢？周文王受命滅商，但未完成，武王“以大統未集，安有改元稱王之事？”故繼位而不改元。“緒業”可理解為繼承文王的未竟滅商事業。《史記·周本紀》把孟津觀兵的時間說為文王緒業九年。但《集解》謂：“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金縢篇》云：“十一年武王服闋，觀兵孟津，十三年克紂，十五年有疾，周公請命，王有瘳，后四年而崩，則武王年九十三年矣。而太史公雲九年王觀兵，十一年伐紂，則以為武王即位年數與《尚書》違甚疏矣。”為什麼《史記》與《集解》及《金縢篇》所記時間不一致呢？這是有原因的，《皇王大紀·紂王》載：“因文王，九年為十一年。”《尚書全解·周書》也說：“上承文王之年為十一年”。“九年”、“文王之年”都是指文王緒業九年。為什麼要把“九年”改為“十一年”呢？原因有二：文王受命九年即亡，而自己伐紂時，恰好又是文王緒業九年，出於忌諱，把九年改為了十一年；行將滅商，意即文王的“受命”之事和“緒業”任務即將完成，必須要使用自己的年號。孟津觀兵后，周是否立即向商發起了進攻，史書記載是有分歧的。前引《集解》和《金縢篇》都載，孟津觀兵后，並沒有立即發起進攻，而是兩年後才發起滅商戰爭的。《史記·周本紀》也說是“居二年”后，才“遍告諸侯”，滅亡商紂的。但《皇王大紀》載，孟津觀兵后，即向商紂發起進攻，並滅亡了商紂王朝。筆者認為《皇王大紀》的記載是對的。因為，周文王緒業九年，即是商紂王三十二祀，而此年，正也是商紂滅亡的時間，不可能再有兩年後的滅商戰爭了。為了清楚起見，簡單列表如下（表中未注出處者，在正文已出現，並有注）：

周武王滅商后，為了緩和因滅商造成的政局動蕩，採取了一些撫慰措施。“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在周滅商的那年，即武王十一年。當年，箕子東走朝鮮。那麼，他何時來周呢？《漢書·五行志七上》載“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何以稱“祀”，不稱“年”？因為在周稱“年”，在商稱“祀”。《書傳·周書·洪範》卷上謂：“在周而稱祀，亦箕子不事周之意。”《尚書疑義·周書·泰誓》雲“稱祀不稱年者，則武王重箕子之不臣，尊箕子之道，故特以商之舊稱之，此聖人大公無我之心也。”“十有三祀”是何時？《大學衍義》卷二謂為“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尚書疑義·周書·泰誓》“則謂十有三祀者，是箕子受封之十有三祀矣”。這兩種說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后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丑，故問以天道”。“后二年”，是指滅商后的第二個年頭，即武王十三年。“武王十三年”與“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在實質上是有區別的，“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可以理解為武王繼位的第十三個年頭，而第十三個年頭即是武王十五年了（因改九年為十一年之故），是在周滅商后第四年，而不是“后二年”。箕子被封在周武王十一年，武王在完成滅商后六年即死去。也就是說，箕子被封十三年時，武王已經死去六年之久了，怎麼會有武王問道，箕子演述洪範之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