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四大書院

石鼓書院，金山書院，嶽麓書院，徂徠書院。

此說法沒有爭議。范成大《驂鸞錄》和清代全祖望均贊同，朱熹《石鼓書院記》：“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天下四大書院的來源最早是宋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卷47，並指出嵩陽後來無聞，後來的歷史學家皆以《文獻通考》為據。

石鼓書院，應天府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茅山書院。

中華民國時期盛朗西、陳登原《中國書院制度》

石鼓書院，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茅山書院，龍門書院，徂徠書院

南宋詩人范成大推舉，民國陳登原《國史舊聞》

石鼓書院為 北宋四大書院之首，位於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 衡陽市石鼓區，海拔69米，面積4000平方米。

石鼓書院始建於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200年歷史。書院主要建築有武候祠、李忠節公祠、大觀樓、七賢祠、合江亭、禹碑亭、敬業堂、欞星門、朱陵洞等。蒸水出環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橫其前，三水匯合，浩浩蕩蕩直下洞庭。而石鼓正當其中，橫截江流，秦然若素。“衡州八景”有“石鼓江山錦繡華”、“朱陵洞內詩千首”、“青草橋關酒百家”三景集聚於此。

石鼓書院立有高約兩米石鼓。晉時庚仲初《觀石鼓書》云：“鳴石含潛響，雷駭震九天。”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則載：“具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經，鼓鳴則有兵革之事。”石鼓山峻峭挺拔，風景奇異，歷有 湖南第一名勝之稱。

名城衡陽人文薈萃，石鼓文脈綿延千年。石鼓書院是一座歷經唐、宋、元、明、清、民國六朝的千年學府，書院屢經擴建修葺，蘇軾、周敦頤、朱熹、張栻、程洵、鄭向、湛若水、葉釗、鄒守益、茅坤、曠敏本、趙大洲、林學易、王敬所、蔡汝南、胡東山、李同野、羅近隱、王闓運、曾熙等人在此執教，在衡陽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鄒統魯、朱炳如、伍定相、曾朝節、陳宗契、王夫之、曾國藩、彭玉麟、彭述、楊度、齊白石等一大批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名人。諸葛亮、羅含、酈道元、齊映、宇文炫、杜甫、呂溫、韓愈、柳宗元、劉禹錫、范成大、辛棄疾、文天祥、徐霞客等接踵至此，或講學授徒，或賦詩作記，或題壁刻碑，或尋幽攬勝，其狀蔚為壯觀。

作為 宋代四大書院之首，湖湘文化的重要發祥地，石鼓書院曾鼎盛千年，名噪朝野，在中國書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極高的地位。正所謂“石出蒸湘攻錯玉，鼓響衡陽岳震南天”！但不幸的是，1944年7月，石鼓書院在衡陽保衛戰中毀於日寇炮火。2006年6月，衡陽市政府重修石鼓書院。

石鼓之名一說，石鼓四面憑虛，其形如鼓，因而得名。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所載：“山勢青圓，正類其鼓，山體純石無土，故以狀得名。”另一說，是因它三面環水，水浪花擊石，其聲如鼓。晉時諛仲初《觀石鼓詩》云：“鳴石含潛響，雷駭震九天”。從《水經注》來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載於史冊。山北面有一石洞，名為“朱陵后洞”，《水經注》上說“有石鼓六尺，湘水所經，鼓鳴，則有兵革之事”，意思是說如果在“朱陵后洞”內聽到湘江水的鳴叫，就會發生戰爭；《瀟湘聽雨錄》記載：此洞為“靈洞”、“真仙遺跡”，在此祈禱能求子、除病。

三國時期，建安20年（215年）武侯諸葛亮居住在石鼓山，督零陵、長沙、桂陽三郡軍賦。因此，後人在石鼓山的南面建“武侯廟”（據《徐霞客遊記》記載），后被遷移至石鼓山上李忠節祠旁，改名為“武侯祠”【祠內有張南軒書《武侯祠記》（楷書體書），此碑在抗日戰爭時期流失】。

唐貞觀時期（公元627-650年）衡州刺史宇文炫辟石鼓東岸西溪間為遊覽勝地，題“東崖”、“西溪”四字，刻於東西岸壁上；天寶年（742～755）間，著名道士董奉先在“朱陵后洞”棲息，修鍊九華丹，杜甫《憶苦行》詩中有“更憶衡陽董鍊師”之句；懶殘和尚常來洞棲息，又名朱陵仙洞；“詩聖”杜甫大曆4年（769)3月中旬和大曆5年（770）夏兩度到達衡州城，每次都在石鼓山下停泊上岸和離開，曾在此留詩數首。當杜甫第二次離開衡州城，便病故於耒水旁的方田驛（今耒陽市高爐鄉龍王廟），時年59歲。德宗貞元3年（787)，宰相齊映貶到衡州任刺史，在山之東面建一涼亭，取名為“合江亭”。順宗永貞元年（805）大文豪韓愈由廣東至湖北，途徑衡州，齊映請韓愈為此亭寫下著名的《 合江亭序》“紅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瞰臨眇空闊，綠凈不可唾。……”，後人建“綠凈閣”以此為紀念韓愈。地以人傳，石鼓名聲大振，成為後世文人騷客“朝聖”之地。憲宗元和年間（806-820），有“唐代八大詩人之一”美譽的衡州刺史呂溫，任期間又對合江亭進行擴建裝修；衡陽秀才（唐朝，秀才為最高榮譽，相當於現在“院士”）李寬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為“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在此悉心讀書，為 石鼓書院之雛型。刺史呂溫曾訪之，並作《同恭夏日題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日記其事。

宋代太平興國2年（978），宋太宗趙匡義為賜“石鼓書院”匾額和學田（朱熹的《石鼓書院記》：“始唐元和年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嘗賜 敕額”。《國朝石鼓志》卷一事迹篇：“案文獻通考賜額在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與朱子記國初者合”）；宋至道3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書院內開堂講學、廣招弟子，使石鼓書院成為 正式的書院。宋仁宗景祐2年（1035），曾擔任集賢殿校理之職的劉沆，在衡州任知府。這時，他將石鼓書院的故事上報給皇帝，宋仁宗閱后，便 賜額“石鼓書院”。由於石鼓書院“獨享”兩度被宋朝皇帝“賜額”的殊榮，而步入石鼓書院的“鼎盛”時期，成為當時與睢陽（又名應天府書院）、嶽麓、白鹿洞齊名的全國著名的 四大書院之首。當時全國許多名流都至此講學；如文學家蘇軾、理學鼻祖周敦頤等……。孝宗淳熙14年（1187）理學大師 朱熹、張栻在此講學，朱熹作《 石鼓書院記》；張栻在亭中立碑，親書韓愈《合江亭》詩和《石鼓書院記》，後人將此鐫製成石碑，置於石鼓書院內，名曰“三絕碑”。仁宗慶曆4年（1044）石鼓書院成為衡州路的官辦學府，有正式教授1人，主要“以經術教導”學生。度宗咸淳10年（1274年）正月，湖南提刑、南宋民族英雄 文天祥駐衡州時，作詩《合江亭》：“天上名鶉尾，人間說虎頭。春風千萬曲，合水兩三洲。……”；諄照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田青（一作疇）就原址建屋數間，榜以鼓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提刑宋若水繼成，奉先聖先師之像，集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藏其中。請朱嘉作記，誡諸生勿為科舉功名所亂，而要辨明義利，有志“為己之學”。時戴溪為山長，與諸生講《論語》，有《石鼓論語問答》3卷。七年林田井學教授兼山長凡三年，“補葺經創”，鼎新書院，並刊大字本《尚書全解》40卷。南宋開慶元年（1259），書院毀於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一作俞炎）命山長李訪“掃地更新”，“盡復舊觀”，增闢園圃，仰高樓，取明德新民文章，為諸生丕揚其義，絕響再聞，士風作振”。提刑黃斡又置田35畝，“以贍生徒”。宋末著名音樂家 郭沔曾寄居住石鼓山上，他泛舟於湘江上，創作出“瀟湘水雲（霧）”這首著名的琴曲。

元朝，繼續辦學。然其田於至元十九年（1292）為靈岩寺僧強佔，經鄧大白、王復、康莊、程敬直等歷任山長長達62年爭訟，才得歸還。元末又毀於兵火。

明清時石鼓書院不斷擴大，明永樂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修書院以待旅遊學者，設禮殿祭祀孔子，乾張祠祭祀韓愈、張拭。天順、弘治年間均有修葺。正德四年（1509）葉釗為山長，講聖賢身心之學、道德之首，剖晰疑義、闡發幽微“時學者翕然雲從”。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湛若水至書院講論“體認”之學，理學家、教育家王守仁的傳人鄒守益亦來大倡“良知”之說。二十八年，知府蔡汝楠以書院為朱熹、張栻、湛若水、鄒守益“過氏之地”，乃重整書院，訂立規約，以學文敦行、辨聲慎習、等倫常、識仁體訓士，刊《說經札記》、《衡汀間辨》、《太極問答》等，“忘倦”達4年（1549-1552）。又請趙大洲、皮鹿門等“海內名公”講學其中，諸士環聽，“宛然一鄒魯洙泗之夙也。”。著名地理學家徐弘祖在其《 徐霞客遊記》中對石鼓的景色有詳細描述；萬曆四十的（1612）巡撫記事，觀察鄧雲霄大修書院，以“鑄士陶昆”、建有講堂、敬義堂、回瀾堂、大規模、仰高樓、砥柱中流坊、欞星門、風雩、淪浪、禹碑、合江諸亭、其他“殿祠號舍，罔不完葺”，規模極一時之盛，崇禎十五年（1642）提學高世泰修葺。青年時的王船山更是多次寫詩詞頌揚石鼓書院。明朝末年，書院再次毀於兵火。

清世祖順治14年（1657）經略大臣洪承疇，將石鼓書院作為軍事指揮所。同年偏沅巡撫袁廓宇上奏清庭，申請重建石鼓書院，衡陽縣知縣余天溥具體負責修復工程。此時，山上建有合江亭、禹王碑、武侯祠、大觀樓、會講堂、忠節祠、七賢祠等建築。石鼓書院為 清政府允許恢復的第一家書院，這一時期，書院科舉化，石鼓書院成為傳授舉業、培養科舉人才的基地。康熙七年（1668），知府張奇勛擴建號舍20餘間，“拔衡士之雋者肄業其中，每月兩試之，士風稱最盛”。二十八年，知府崔鳴捐俸“增其所未備”、“督率師徒援古證今，析疑問難”其中。時七賢祠、仰高、大觀二樓，敬業堂、留待軒、浩然台、合江亭及東西齋房等、“日日髹、丹碧上聳、煥然巨觀”。山長多一時之選，如陳正雅、余廷松、林學易、易廷彥、羅瑛、皆湖南名進士，然所援多為科舉之業。咸豐3年（1853)9月～咸豐4年正月（1854），曾國藩、彭玉麟在衡州創建湘軍水師，駐石鼓，石鼓書院附近的水面成為 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石鼓書院改為衡陽官立中學堂，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改為湖南南路師範學堂；民國時期，相繼改為“衡郡女子職業學校”和“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湖南三師），後由於石鼓山無法滿足新型學校要求，學校被遷移至金鰲山；此時，石鼓書院便成為供人遊覽、祈祀的風景文化名勝。

1944年7月，石鼓書院原有的樓、閣、亭、祠等建築物，在震驚中外的 衡陽保衛戰中被於日軍焚毀。故址內還有唐、明、清碑刻多處。

196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來衡陽視察時，要求恢復衡陽的名勝古迹，諸如石鼓書院、回雁峰等。當時的市委市政府限於歷史條件，僅培植了樹木花圃，建以亭榭，在廢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園，無法恢復當時的建築和陳列。

1998年，國家郵政部發行“古代書院”即宋代四大書院郵票時，事先曾來石鼓書院實地考察，終因只見山石、不見書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陽書院代之。

石鼓書院經過近十次的重修，在修葺的過程中，盡量保持其原貌，現在的石鼓書院主要是由禹碑亭、武侯祠、李忠節公祠、大觀樓、合江亭、朱陵洞組成。

始入石鼓書院，穿過大門，走過長廊，映入眼帘的是 禹碑亭。禹碑亭亭柱上題著一副對聯：“蝌蚪成點通，天地衍大文”，此聯為中國現代著名書法家史穆所題，在禹碑亭中央放置著一塊禹碑，為蝌蚪文所做，禹碑為大禹治水功成在 南嶽衡山岣嶁峰所刻，最早見於東漢趙曄所撰《吳越春秋》，其後史乘屢有記載。衡陽石鼓山禹碑亭始建於明萬曆九年(1581），位於石鼓山南面。

明代楊慎為禹碑作釋文亦置於此。

穿過禹碑亭，來到石鼓書院二門前，只見篆書對聯“名修千佛上；至味五經中”於門上，石鼓山與道教文化有頗深淵源，后建立石鼓書院以“四書五經”作為正統教育教材，這幅對聯是對石鼓書院的真實寫照。

透過二門，看到眼前有兩個祠堂，位居其右的為“武侯祠”，位於左的為“李忠節公祠”，武侯祠和李忠節公祠與石鼓書院都沒有很多聯繫，但是由於這兩位英雄的事迹都發生在石鼓山，遂將其移至石鼓書院。

武侯祠為紀念諸葛亮而建。武侯即諸葛亮（181—234），因其曾封武鄉侯，故世稱武侯。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劉備任荊州牧，諸葛亮以軍師中郎將駐臨然即今衡陽，督辦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軍賦，相傳住在石鼓山上。後來人們在臨然驛旁建武侯祠以供祀享。宋代重修石鼓書院時，將武侯祠移至石鼓山。南宋理學家張栻曾作《武侯祠記》，並親筆勒石立碑。

祠堂門上范鶴年題有對聯“心遠地自偏，問草廬是耶非耶，此處想見當日；江流石不轉，睹秋水來者逝者，伊人宛在中央”，上聯武侯猶憶劉備“三顧茅廬”，拜訪賢才，下聯武侯觀以前實景，感慨萬千。

李忠節公祠為紀念李忠節的高風亮節而建。李忠節公名李芾，字叔章，南宋衡州人。南宋德佑元年，元軍將犯，李芾臨危受命，任潭州（今長沙）知州兼湖南安撫使，率領軍民抗擊元軍三月有餘，城破，舉家殉國。元代在衡州城南金鰲山李帶故宅建李忠節公祠，配祀李芾部將沈忠和衡陽縣令穆演祖，清代移建石鼓山。元代宋本和清代陳沆先後有記。清同治年間（1862—1864）重修石鼓書院時，彭玉麟（時任兵部右侍郎）為李忠節公祠題聯，讚揚了李忠節鐵骨錚錚，為民族大義的犧牲精神。

穿過兩祠堂，大觀樓躍入眼帘，在大觀樓內，你一眼便可以望到“書院七賢”畫像依次排列，這是他們這一群文人雅士的貢獻才有今天的石鼓書院。大觀樓內放置著各地名人為其做的詩詞和書畫。

參觀完大觀樓，便是合江亭。

合江亭始建於唐貞元三年（787）至七年（791）間，衡州刺史齊映（757—795）所建。貞元十七年（801）后，衡州刺史宇文炫又增其制，為樓閣式建築。歷朝各代，石鼓山上建築屢經廢興，合江亭均在必建之列。唐永貞（805）中，韓愈途徑衡州，嘗游石鼓，登亭攬勝，留下千古絕句，歷代步其韻而和者眾。合江亭亦因詩中“瞰臨眇空闊，綠凈不可唾”而稱“綠凈閣”。

韓愈的《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是韓愈遭貶途徑衡陽，為石鼓山美景所迷，吟詩一首，不禁悲從中來，感慨萬千而成。

合江亭門柱上一聯“石鼓雙江水；昌黎一首詩”，正是對合江亭命名由來的真實寫照。祝澹溪也曾為石鼓書院合江亭題聯“廣廈構眾材，報道蛟龍騰浪去；兩水夾明鏡，合信風月入亭來”。

最後便是 朱陵洞。南嶽朱陵洞為 道家第三洞天福地，相傳為朱陵大帝所居。唐開元二十六年（738），玄宗派內侍率道眾到朱陵洞投金龍告文祀典。這是《南嶽志》有關記載。大乘亦有記載：石鼓山東北麓的朱陵后洞傳與南嶽朱陵洞相通而得名。石鼓山也僧道眾多：《輿地紀勝》載：“董奉仙天寶中修九華丹法于衡陽，棲朱陵后洞。”由於唐王朝的推崇，道教在此進入鼎盛時期。朱陵洞也堪稱為八景之一。

石鼓山、石鼓書院，當然不能少了 石鼓。唐朝黃巢起義以前石鼓山上曾有一面石鼓，高六尺，叩之聲聞數十里。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有記載。神奇的石鼓已為“廬龍推鼓入潭”，現存的石鼓為1965年陶鑄首倡鑿制。

石鼓書院文化深厚，非簡單介紹就可以描述盡的，要真正的了解石鼓書院，還要翻閱大量史料記載、典籍，才能加深對石鼓書院的了解。中國唯一兩位皇帝賜匾額的書院　1、宋代太平興國2年（978），宋太宗趙匡義為賜“石鼓書院”匾額和學田（朱熹的《石鼓書院記》：“始唐元和年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嘗賜 敕額”。《國朝石鼓志》卷一事迹篇：“案文獻通考賜額在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與朱子記國初者合”）。 2、宋仁宗景祐2年（1035），曾擔任集賢殿校理之職的劉沆，在衡州任知府。這時，他將石鼓書院的故事上報給皇帝，宋仁宗閱后，便 賜額“石鼓書院”。由於石鼓書院“獨享”兩度被宋朝皇帝“賜額”的殊榮，而步入石鼓書院的“鼎盛”時期，成為當時與睢陽（又名應天府書院）、嶽麓、白鹿洞齊名的 宋代四大書院之首。

中國創建最早的書院之一

石鼓書院是中國四大書院創建最早，並具有確切史志記載的書院。書院制度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自唐至清未存在了一千多年。唐時書院從《 全唐詩》中考證有 十一所，從 地方史志中有記為 十七所（以陳元暉《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和王鏡第著《書院通證》及周書舲著《書院制度之研究》三文所列十七所為準）。兩者都有載的僅三所：為 衡陽李寬中秀書院〈石鼓書院〉、南溪的南溪書院、永濟的費君書院。

《全唐詩》十一所書院：

李泌書院（南嶽衡山鄴侯書院），第四郎新修書，趙氏昆季書院，杜中丞書院，費君書院，李寬中秀才書院，南溪書院，李群玉書院，田將軍書院，子侄書院，沈彬進士學院

地方史志註明為唐代設置十七所書院：

麗正書院，張九宗書院，石鼓書院，皇寮書院，松州書院，青山書院，瀛洲書院，景星書院，義門書院，鰲峰書院，韋宙書院（南嶽衡山），盧潘書院（南嶽衡山），杜陵書院（耒陽），明道書院，梧桐書院，桂岩書院。

從以上史實中證實，石鼓書院為中國四大書院中唯一一個在唐朝時就成為著名的書院，唐時，齊映、宇文炫、呂溫、韓昌黎、鄒君等名家都在石鼓留下詩詞。而 嵩山書院據地方志《開封縣誌》記創建時間為五代周時，比石鼓書院整整晚了 二百多年時間。

在北宋四大書院中，石鼓書院實際上又是首屈一指的。從創建歷史淵源看，它比創建於五代南唐升元年間（937～942）的 白鹿洞書院早120多年；比創建於宋太祖開寶九年（976）的 嶽麓書院早160多年；比創建於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的 睢陽書院（又稱應天府書院）早199年。

創院始祖李寬、哲學與文學大家韓愈、李士真、理學鼻祖周敦頤、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東南三賢”之一——張栻、黃斡。

石鼓書院八景：“東岩曉日，西豀夜蟾，綠凈蒸風，窪樽殘雪，江閣書聲，釣合晚唱，棧道枯藤，合江凝碧。”

一曰 東岩曉白。石鼓山東西峭壁上，唐太守宇文炫分題“東岩”、“西谷”。東岩懸崖壁立，當太陽初升之時，削壁沐日光呈金黃色，遠望尤甚，故描繪此景為“東岩曉白”。

二曰 西豀夜蟾。西豀夜深人靜之時，便有蟾出現，與“東岩曉白”形成鮮明對照。

三曰 綠閣蒸風。合江亭位於石鼓山北端，亦稱綠凈閣。合江亭下，深潭之上，有一石坪，寬約丈余，相傳為仙翁濯足處，石上仙跡依稀可辯。明朝時曾在石上修築一亭，名為濯足亭。現今雨水激石，亭址俱廢。

四曰 窪尊藏雪。石鼓山下有怪石，外實中空，衡郡風雅之士在石上刻“窪尊”二字（“尊”同“樽”，古代盛酒器具）。冬日雪后，石鼓山上上下下，積雪皆消融無跡，唯獨尊內積雪經冬不化，至春始融，為石鼓山第一奇景。

五曰 江閣書聲。石鼓乃為書院，讀書聲聲聲入耳，從閣樓當中傳出，亦為一景也。

六月 釣合晚唱。石鼓地處湘水和蒸水，夜幕之時，垂釣者倚坐船頭，小船隨波緩緩移動，漁歌想起，打破暮色寧靜。

七曰 棧道枯藤。山上韓愈吟詠“綠凈不可唾”的合江亭右下，有一深潭，東可通汪洋大海，北可達南嶽水濂洞。山上有古藤經數百年成長，沿江底爬行，由西岸牽至東岸。相傳明萬曆年間，曾有漁人潛至水底還見過。歲月悠悠，孤藤不知存否，也許仍靜卧江底，也許已化龍飛去。

八曰 合江凝碧。石鼓山地處蒸水和湘水交合之後，清澈的江水緩緩流淌，放眼望去，如一塊碧玉。

白鹿洞書院為北宋四大書院之一。位於江西省廬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縣白鹿鎮境內），西有左翼山，南有卓爾山，三山環台，一水（貫道溪）中流，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全院山地面積為3000畝，建築面積為3800平方米。白鹿洞四山環合，俯視似洞，因此而名。唐末兵亂，高雅之士來此讀書。南唐開元年間，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講學，稱為“廬山園學”。宋初擴建書院，與 石鼓、睢陽、嶽麓並稱四大書院。南宋時著名的理學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軍，到白鹿洞書院察看遺址，請孝宗批准，籌款建屋，徵集圖書，聘請名師、廣集生徒，親任洞主，親自講學，並制定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等五條教規，即有名的《白鹿洞書院揭示》。《〈白鹿洞書院教條》不但體現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經典為基礎的教育思想，而且成為南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樣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至此，“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它與石鼓書院一樣，成為宋代傳習理學的重要基地。元代末年，白鹿洞書院被毀於戰火。明代最早的一次維修為正統元年（1436），以後還有成化、弘治、嘉靖、萬曆年間的維修。進入清代，白鹿洞書院仍有多次維修，辦學不斷。19世紀末，中國政治、經濟發生急劇的變化，出現了教育改革的熱潮。光緒24年（1898年）清帝下令變法，改書院為學堂。白鹿洞書院於光緒二十九年停辦，洞田歸南康府（今星子）中學堂管理。宣統二年（1910），白鹿洞書院改為江西高等林業學堂。新中國成立后，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對白鹿洞書院進行保護和維修。1959年列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1979年成立廬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

嶽麓書院位於南嶽 衡山七十二峰最後一峰的嶽麓山腳。嶽麓書院始建於北宋初期。北宋開寶六年（973），朱洞以尚書出任潭州太守，鑒於湖南長沙嶽麓山抱黃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靜環境，接受了劉鰲的建議，在原有僧人興辦的學校基礎上創建了嶽麓書院。初創的書院分有“講堂五間，齋舍五十二間”，其中“講堂”是老師講學道的場所，“齋堂”則是學生平時讀書學習兼有住宿的場所。嶽麓書院的這種中開講堂、東西序列齋舍的格局一直流傳至今。初設講堂5間，齋室52間。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則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繼續擴建書院的規模，增設了藏書樓、“禮殿”（又稱“孔子堂”），並“塑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一方面積極取得了朝廷對嶽麓興學的支持，以促進書院的更大發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賜書嶽麓書院，其中有《釋文》、《義疏》、《史記》、《玉篇》、《唐韻》等經書。當時書院學生正式定額六十餘人，奠定了書院的基本格局。南宋淳熙七年（1180），張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對嶽麓書院的辦學和傳播理學，也表現出極大的熱忱。朱熹還將《白鹿洞書院教條》人微言輕正式的學規，頒於嶽麓書院。，朱熹曾兩次來此講學，當時學生達千人，從而使嶽麓書院有“瀟湘洙泗”之譽，幾與孔子在家鄉講學的地方並稱。從元、明至清初，由於戰亂，嶽麓書院曾兩度焚毀，後來雖然得以重建和恢復，已不復舊觀。清初。書院被禁。后康熙為了表彰理學，放寬書院政策。道光年間巡撫吳榮光在嶽麓書院增設“湘水校經堂”，專以研習漢學為主。嶽麓書院的最後一任山長是王先謙，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經學家。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議的呼聲中，延續了近千年的嶽麓書院正式改為湖南中等學堂。爾後相繼改為湖南師範學校、湖南工業專門學校。

應天書院，又名睢陽書院、南京書院。位於商丘縣城南。因為商丘在唐供稱為睢陽，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為南京，為當時四京之一。商丘瀕臨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輻輳，隋唐以來，已發展成為一方都會。宋代的應天府書院就設立在商丘的繁華鬧市中。

應天書院位於商丘舊城州之東。其前身是後晉時楊愨所辦的私學，后經其學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發展，學子們“不遠千里”而至，“遠近學者皆歸之”。北宋政權開科取士，應天書院人才輩出，百餘名學子在科舉中及第的竟多達五六十人。宋真宗時，因追念太祖自立為帝，應天順時，將宋太祖趙匡胤發跡之處宋州（今商丘）於1006年改為應天府，1014年又升為南京，處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將該書院正式賜額為“應天府書院”。宋仁宗時，又於l043年將應天書院這一府學改為南京國子監，使之成為北宋的最高學府之一，相當於現在的社會科學院。后該書院在曹誠等人尤其是應天知府、著名文學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擴展。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學家晏殊出任應天知府，聘請著名學者王洙為書院“說書”，王洙博學多才，應天府書院在他主持下“其名聲著天下”。仁宗景祐二年（1035），應天府書院改為府學，晏殊又聘請因服喪而退居睢陽的范仲淹執教，任教期間，范仲淹撰寫《南京書院提名記》。當時的應天府書院，是中州的一大學府，據《宋史》記載：“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晏殊）始。”從大中祥符以後的二十餘年間，應天府書院的學生“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台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明正德六年遷城，應天書院也遷往今地——城內中山東二街路北。現存有大成殿、明倫堂、月芽池等建築。原大成殿內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倫堂為學堂。這兩座建築均為歇山式建築。大成殿為祭孔之地，明倫堂為應試地。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