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子健

小學畢業后，姚子健考入上海江灣國立勞動大學中學部。

1933年初，姚子健看報紙發現，南京國民黨中央陸地測量學校招生，一切免費。他考了進去。當時，學校分了航測班、地形班、製圖班等，姚子健想：“要搞革命，就要干宣傳，要宣傳就要印刷，製圖班中有印刷專業，那我就選印刷專業吧！”當年8月，姚子健得知，同鄉好友舒曰信入了黨，並且也在上海。姚子健就請他幫忙找黨組織。

1934年4月姚子健在舒曰信的引薦下見到中共黨員魯自誠，在魯的介紹下入了黨。入黨后不久，姚子健結束印刷班的學業，到南京國民黨中央陸地測量總局製圖科工作，當了第四股的技佐，負責描繪印刷地圖底板。為向黨組織提供有價值的情報，姚子健以眼疾為由，提出要調到製圖科第五股，卻意外被調整到了保管和收發軍用地圖資料的部門，負責收發、保管標有機密和絕密級別的五萬分之一、十萬分之一等比例的軍用地圖，以及部隊的調動、運作等信息的大量機關公文。這樣一來，他就能收發、保管標有機密和絕密級別的五萬分之一、十萬分之一等比例的軍用地圖。來取用地圖的人要登記所在部隊的番號等信息，姚子健便暗暗記下。來人拿走哪張地圖，他就偷偷抽一張相同的自留。“當時，國民黨內部規章制度不嚴格，從成摞地圖中抽出一兩張也看不出什麼破綻。”姚一群說。

1937年“七七事變”后，舒曰信、沈伊娜夫婦調離南京，姚子健也隨測量總局機關撤退到武昌。這時，他的上線成了“熊先生”。

1938年4月組織安排姚子健去香港情報站。他向國民黨方面請了長假，從此脫離國民黨。在香港工作了4個月後，組織上同意他去延安。中共香港情報站的負責人潘漢年給他寫了兩張紙條，內容均是“姚子健有抗日熱情，已經為黨工作多年”，落款是“小開”。姚子健結束了隱蔽戰線生涯，懷揣這兩張紙條輾轉來到延安。中央組織部領導把它們分別交給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抗大校長林彪。後來，姚子健便進入抗大和中央組織部培訓班學習。

1939年10月，姚子健去了蘇豫皖根據地工作，之後就根據黨的工作需要，輾轉各地。

“文革”期間，造反派為了審查姚子健在國民黨政府工作的歷史，找到他的入黨介紹人、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顧問的魯自誠。魯自誠說：“我1934年介紹姚子健入黨，他在敵人營壘里收集軍用地圖和情報，為中央紅軍粉碎國民黨‘圍剿’和長征勝利做出了貢獻。對他那段工作，組織上多次給予充分肯定。我可以為他寫證明材料。”從此，造反派再沒糾纏過姚子健。

曾任中央特科戰士、電子工業部雷達局十院紀委書記。

2017年5月23日，姚子健還曾參加了由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英雄兒女品牌聯盟主辦的中央特科90周年紀念會。

2017年，人民日報中央廚房“環視聽”欄目曾多次前往姚子健位於北京地鐵1號線八寶山站附近一座老式居民樓的家中進行採訪。

2018年1月12日原中央特科戰士、原電子工業部雷達局十院紀委書記姚子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