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三七五減租

①耕地的租佃，依條例規定；條例未規定的，依土地法及其它法律的規定；

②耕地地租額不得超過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的375‰；原約定地租不到375‰的，不得增加；

③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應分別設立耕地租佃委員會，處理有關租佃事宜；

④耕地租佃期，不得少於6年；

⑤耕地租約一律以書面訂立，租約的訂立、變更、終止或換訂，應由出租人和承租人申請登記，並書面訂明地租的數額、種類、承包標準、交付日期、地點及其它有關事項；

⑥耕地因災害或其它不可抗力導致農作物歉收時，承租人得請求租佃委員會查勘歉收成數，議定減租辦法；耕地因災歉收穫量不及三成時，應予免租；

⑦出租人不得預收地租及收取押金；

⑧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不得終止情況的規定和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補償的規定；

⑨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不得收回有耕情況的規定；

⑩對出租人處罰的規定；另外，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的調解。

陳誠就職台灣省省長之初就提出了“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施政綱領。民生第一，就是要優先解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陳誠首先決定從農村入手，通過土地改革解決農民問題。早在1931年“圍剿”紅軍時，陳誠就仔細研究過共產黨的土地革命，他對蘇區農民分得土地后迸發的生產熱情產生了深刻的印象。1941年，陳誠擔任湖北省主席期間曾按照國民黨的土地政策，實行“二五減租”。此舉不僅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還緩解了地主與農民的尖銳對立，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所謂“二五減租”指的是糧食收穫后，優先提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糧食給佃農，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由地主和佃農對半分。陳誠主政台灣后，同樣推行這一制度，只不過把名稱改成了“三七五減租”。

事實上，“三七五減租”政策一推出便遭到了台灣地方士紳和省級參議院的公開反對。這些人大多都是台灣本省的地主。

為了順利推行“三七五減租”，陳誠召集這些地主開會，耐心細緻地做說服工作。向他們說明，一方面，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后，糧食產量會有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陳誠計劃將國營水泥、工礦、造紙、農林四大公司轉為民營，通過發行公司股票，作為向地主收購土地的代價，鼓勵地主投資工業。他形象地比較說，農業利潤只不過是數學級數（大陸稱為算術級數），而工業利潤卻是幾何級數。

地主們最終接受了陳誠的“和平土改”方案，“三七五減租”得以順利推行，農民的生產熱情空前高漲。1949年，台灣糧食總產量達到120萬噸，比上年增產21萬噸。

“三七五減租”確實給農民特別是佃農帶來了巨大的實惠。據彰化縣大橋村的統計數據，全村200戶中，140戶為佃農。減租后，佃農新蓋房屋者7戶，休整土地者20戶，購買耕地者4戶，購買耕牛者40戶，娶婦完婚者25戶。當時，台灣農村稱剛過門的新娘子為“三七五新娘”，足見“三七五減租”的巨大社會功效。

一年後，陳誠改任“台灣地區行政機構負責人”，但仍傾注全力推進土地改革。台灣土地改革通過和平贖買的手段，成功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將地主的農業資本轉化為工業資本，為台灣20世紀60年代的經濟起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65年，陳誠去世，大批農民自發前往台北市殯儀館為其送行。據陳誠的兒子陳履安回憶：“送葬那天，好多從中南部來的老農民跪在地上哭，哭了不走。”直到今天，台灣農民仍然很親切的稱其為“陳誠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