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路線

舊中國的廣大農村，占農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農，佔有約70―80%的土地，藉此殘酷地剝削農民。而占農村人口90%以上的貧苦農民，只佔有20―30%的土地，終年勞動，不得溫飽。這種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剝削關係，阻礙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中國長期以來窮困和落後的根源。因此，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內容之一。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作出關於實行土地革命的決定，指出“土地革命問題是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的中心問題”，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的社會經濟的內容”。現時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發動千百萬農民自下而上地解決土地問題。規定要沒收大地主和中地主的土地，沒收一切所謂公產的祠族廟宇等土地，分給佃農及無地的農民。對於小田主則減租。強調貧農是農民運動的主要力量。

9月，中共中央提出：“對於小地主的土地必須全部沒收，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原則。”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擴大了土地沒收的範圍，規定“一切地主的土地無代價的沒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歸組織成蘇維埃國家的勞動平民所公有”。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制定了實行土地革命的綱領，糾正了關於在土地革命中“沒收一切土地”的錯誤主張，指出應“無代價的立即沒收豪紳地主階級的財產土地，沒收的土地歸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處理，分配給無地及少地農民使用”；要保護工商業，反對均分小資產階級財產的傾向。

同時，明確提出：農村豪紳地主階級是革命的主要敵人。無產階級在鄉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貧農，中農是鞏固的同盟者。強調聯合中農是保證土地革命勝利的主要條件。對於富農，則要根據它對革命的不同態度予以區別對待。凡富農已成為反動力量的地方，在反軍閥、反地主豪紳的同時，應進行反富農的鬥爭；在富農繼續同軍閥地主豪紳鬥爭時，要爭取它；黨在目前階段中的任務，乃在使這種富農中立，以減少敵人的力量。

隨著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與發展，土地革命日益廣泛和深入地開展起來，在鬥爭實踐中經過摸索和總結，逐步形成了土地革命的路線、政策和方法。

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則是土地問題。中國共產黨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幫助貧苦農民解決土地問題，才能調動起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黨成立之後不久，就將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列入黨的行動綱領。

黨的土地革命路線和政策的形成，為中國土地革命運動的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指明了正確航向，對奪取中國革命勝利具有重要意義。

從1927年冬開始，井岡山根據地在發動群眾打倒土豪劣紳的基礎上，逐步開展分田鬥爭。1928年5月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寧岡全縣，永新、蓮花的大部分地區，遂川、酃縣的部分地區都分了田。

12月，湘贛邊界政府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共9條。這個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土地分配的原則和方法是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鄉為分配單位。由於當時尚不知道中共六大的有關精神和缺乏經驗，這個土地法還存在一些缺陷，一是規定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農的利益；二是規定土地所有權屬於政府，而不是屬於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禁止土地買賣。

1929年4月，在總結贛南土地革命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主持制定了興國縣《土地法》，共8條。這個土地法將井岡山《土地法》中規定的“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這是一個原則性的修改。

7月，在毛澤東的指導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決議案》和《關於土地問題決議案》，提出自耕農的田地不沒收；富農多餘的土地要沒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沒收其土地，也不廢除其債務；對農村小地主要沒收其土地，廢除其債務，但不要派款及其它過分打擊；對大小商店應取一般的保護政策（即不沒收）。規定土地的分配方法，應以鄉為單位。在分田時（在原耕基礎上）以“抽多補少”為原則，按人口進行平均分配。

與此同時，贛東北、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贛、左右江等革命根據地也相繼開展土地革命，頒布了關於土地革命的法令。如1930年10月，中共湘鄂西特委制定了《關於土地問題決議案大綱》和湘鄂西第二次工農兵貧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土地革命法令》。這些文件明確了劃分農村階級的標準，規定凡有土地自己不耕種，也不僱人耕種，而只出佃，坐收租谷者為地主。凡自耕農土地有餘，而兼僱人耕種或以余田出租者，及佃農雖自己無土地，卻有資本租得大批土地，所收穫超過需要，並僱人耕種者為富農。不論自耕農、佃農，土地僅足自給者為中農。雖兼僱用少數工人耕種，但其土地數量與其人口需要剛剛相符者，仍不失為中農，不能因其少有餘裕便認為富農。規定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和財產；沒收富農所余出佃的一部分土地；不動中農的土地；不禁止雇傭耕種；土地不禁止買賣。

鄂豫皖根據地於1929年6月和12月先後制定了《臨時土地政綱》和《土地政綱實施細則》，規定沒收和分配土地時，不得侵犯自耕農的利益，要聯合中農，應切實運用各種策略防止無原則地妨礙中農利益；對富農只分配其剩餘的土地；要保護商業，對中小商人的經濟不能妨害；分配土地應採取人口與勞動力兼顧的原則。湘鄂贛根據地分配耕地的辦法，多數地方實行分耕制，將沒收的土地按人口或勞動力為標準分配給農民，由其自行耕種經營，收穫歸己。

1931年2月8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土地問題與反富農策略》的第9號通告，明確指出：農民是小私有者，他們熱烈地起來參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權，主要的還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權。目前土地國有隻是宣傳口號，尚未到實行的階段。必須使廣大農民在土地革命中取得他們唯一熱望的土地所有權，才能加強他們對於土地革命和爭取全國蘇維埃勝利的熱烈情緒，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

2月27日，毛澤東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的名義，寫信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肯定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信中指出：過去分好了的田（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這田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以後一家的田，一家定業，生的不補，死的不退，租借買賣，由他自主。田中出產，除交土地稅於政府外，均歸農民所有。還指出，這些規定，是民權革命時代應該有的過程，共產主義不是一天做得起來的。只有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所必需的政策，才是真正的走向共產主義的良好辦法。

3月，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發布文告，正式宣布：“土地一經分定，土地使用權、所有權通通歸農民。”到1930年底、1931年初，各個革命根據地在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解決了關於沒收土地的對象、土地分配的原則和方法、土地分配后的所有權，以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路線等基本問題，形成了一套比較切實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線、政策和方法。

這就是依靠貧農僱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的土地所有製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發動農民自己動手解決土地問題，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礎上，抽多補少，抽肥補瘦，滿足無地少地的農民的土地要求。在這條土地革命路線的指導下，各個革命根據地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深刻變革。土地革命推動了根據地農業生產的發展，也為紅軍戰爭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