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秀英

馬秀英(1923—1949) 四川忠縣人。女。1943年考入國立四川大學經濟系。在大學期間參加革命。1947年畢業后，到廣漢女子中學任訓育主任。1948年，到重慶志達中學任文史教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1月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同年11月27日犧牲於重慶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監獄。

馬秀英，女，一九二三年出生在四川忠縣石寶寨石寶鄉平信壩——個破產富農的家庭。在她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遺下母女倆相依為命，日子過得十分清淡。但母親還是想方設法送她上了小學。一九三五年，秀英在家鄉讀完小學后，來到省會成都，寄住在西門柿子巷親戚那裡。隨即考入樹德中學。高中畢業后，她在家自己補習了一年，於一九四三年考入國立四川大學經濟系。四年後在那裡畢業。

這個長江邊的小姑娘，到成都剛剛十二歲，卻已經養成了沉靜、少言而好思索的性格。當時，同住在那裡的還有她的幾個堂兄。他們年少氣盛，思想活躍，常愛對一些思想問題及國家時局進行爭論，互不相讓，非常激烈。年幼的馬秀英對他們爭論的東西當然不甚理解、似懂非懂。可是不知不覺，那些問題也在她純稚的腦子裡引起了認真的思索。

秀英就讀的樹德中學是那時成都較有名的學堂之一。學校對學生的學習抓得很緊，要求很高，但同時在思想上對學生控制也非常嚴，封建禮教和清規戒律甚多。由於與堂兄們的接觸，秀英對學校那些陳規舊俗的束縛極為不服。雖然她學習勤勉努力，但只要一有空閑，總喜歡找些具有新思想的課外書刊閱讀。她家附近的祠堂街，那時是成都各種書店較為集中的地方。每到放學回家路過那麼她總要去看看，留連忘返。那些內容豐富、新穎的書刊使她著了迷。逢上節假日，她更是常常去，一呆就是半天。

一九二九年，她的另一個堂兄馬識途(中共地下黨員)從湖北回到成都，也住在柿子巷家中。馬識途一回來，使住在那裡的兄弟妹妹們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和衝擊。愛爭論的年輕人逐漸形成了思想對立的兩派。後來，在思想上傾向國民黨的人乾脆就從家裡面搬出去了。當時，正當抗日救亡的高潮時期，成都的進步勢力較大，也很活躍。她們家裡時有進步青年前來，大家在一起，經常慷慨熱情地討論問題。一九四一年馬識途離開成都去雲南昆明西南聯大工作，但是仍與家裡保持頻繁的書信聯繫，常常還寄些宣傳我黨抗日主張的刊物給弟妹們。這使馬秀英得以接觸到不少革命思想和進步青年。這段時間，可說是使她受到了最初的革命思想熏陶。

一九四三年，由於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以蘇聯斯大林格勒戰役為開端，進入了全面反攻。國內我黨領導的抗日民主運動也克服了重重困難，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整個革命形勢由低潮轉入高潮。四川的我黨地下組織也逐步壯大，抗日民主活動開始蓬勃發展。這年夏天，馬秀英考入了川大。在這裡，她先後結識了進步學生冉正芬、陳為珍等。其時，她的堂嫂王琴仿同志(后改名王放，即馬識途的愛人)是川大地下黨的負責人之一。因此，秀英一到大學，便受到他們的關心和幫助。

四四年底，王琴仿同志在川大女學生中組織了“自由讀書會”。這是一個以閱讀書籍和討論學術為名的進步團體。秀英與冉、陳等是這個“讀書會”的首批成員。後來，“讀書會”又在同學中發展了不少人，為宣傳馬列主義和我黨的主張起了較大的作用，在學校中影響較大。同年十月，鑒於革命形勢的發展和需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都各校成立了校際進步分子的秘密組織“民主青年協會”(簡稱“民協”)，它是我黨在學生中的外圍組織。馬秀英很快便被吸收為“民協”成員。此後，成都各大中學的學生在地下黨領導下，掀起了一個又一個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反共賣國和腐敗無能的運動。秀英在這些活動中，總是積極踴躍．始終如一。她沉著、踏實的作風，給同學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後，我黨領導的革命鬥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九四六年六月，蔣介石撕毀了停戰協議，向我解放區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而在蔣管區，除了繼續鎮壓革命和群眾運動外，同時加緊了向人民群眾進行掠奪。一時間，蔣管區物價飛漲，經濟調敝，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成都各大中學校的學生．許多人繳不起學費，生活困難。為配合解放區軍民的鬥爭，針對四川、成都的形勢，黨組織和“民協”領導群眾廣泛開展了“爭溫飽、爭生存”的鬥爭，要求各大中學校的“民協”為改善同學生活服務，密切與群眾的關係。為此，川大“民協”組織辦了學生伙食團。由於馬秀英平時待人謙和，樸實無華，與同學們相處甚好，於是她被大家推選為伙食團長。她總是一絲不苟，勤勤懇懇地為同學服務，沒有辜負同志們和群眾的信任。

當時，時局動蕩，革命形勢發展很快。這年秋天，馬識途同志又回到成都，任中共川康特委副書記。在這革命形勢日益高漲、鬥爭更加艱苦的時期，秀英以極大的熱忱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她積極協助馬識途、王琴仿(王此時巳離開川大．到機關工作)同志，擔負了聯絡和傳遞文件、油印宣傳品等任務。

一九四七年新年前夕，中共川康特委領導的成都“海星合唱團”準備在元旦舉行的公開聯歡會上，首次以解放區的秧歌舞劇形式演出，以擴大我黨在群眾中的影響。為此，發動了成都各大中學校的進步學生以及其他進步青年積極準備。秀英平素好靜．對拋頭露面的事尤其不習慣，但她這次卻欣然與王放、冉正芬、陳為珍、李惠明等川大同學一道參加了這一活動。在排練中，無論是練習歌詞還是秧歌步伐，她都特別認真、努力。那次的演出(在太平街“中藝劇場”)非常成功，可以說轟動了整個成都，在各界中影響很大。尤其是秀英他們演出的“新年大合唱”、“過新年，提花燈”這兩個節目，最為新穎，得到公眾的好評。四七年初，將要畢業的馬秀英，還參加了川大“民協“領導的“黎明歌唱團”，他們用戰鬥的歌聲，喚起民眾，迎接祖國的黎明。向來沉靜寡言的馬秀英．也用自己熱情的歌聲讚美著將要誕生的新中國。

同年秋，她以優異成績在川大畢業了。在川大的這四年，她經歷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和人民解放戰爭勝利進行的歷史轉折時期，這也是她在政治思想上日益成熟的重要時期。

畢業后，她經人介紹，到距成都五十多公里的廣漢女中任訓育主任。在這裡她僅工作了半年。但她能密切聯繫學生，因而頗受學生尊敬和愛戴。

這年年底，成都發生了“官箴予事件”。官箴予是省參政員(人稱“官大炮”)，他因為不滿當時的四川省主席鄧錫侯，在參議會上向鄧放了一炮，於是鄧惱羞成怒．命令特務將他關了起來。那時，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為了把他的法西斯統治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並使其合法化，一方面大打內戰，一方面則加緊炮製偽憲法，拼湊偽國大，自編自演了一場“民主鬧劇。在這種時候，“官大炮”被抓，對蔣介石的所謂民主正好是一個極大的諷刺。為了揭露國民黨的假民主、真獨裁的反動面目，我黨決定充分利用這個事件，發動群眾起來要求真民主，奪回人民的權利。在黨的發動和領導下，成都各校立即開展了抗議和聲援活動。師生們組成了一支幾幹人的大隊伍上街遊行示威，后又到省政府內靜坐示威。秀英在廣漢聞此消息，立刻趕到成都。臨行，她還特地買了一隻廣漢特產——纏絲免，風塵僕僕的直赴偽省政府。到了那裡后，她把兔子拿來分給同學們吃，並和大家一道高呼口號，堅持鬥爭，直至這次鬥爭勝利結束。她的這個行動，使當時參加鬥爭的同學們大受鼓舞，印家很深。

一九四八年春，馬秀英來到重慶，在江北復興場志達中學任文史教員。志達中學是地下黨員王朴同志為進行地下活動作掩護而開辦的。當時除王朴外，還有齊亮、黃友凡等同志在那裡。齊亮原是西南聯大學生自治會主席（轉者註：應為昆明學聯主席，西南聯大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與馬識途同志關係密切，是中共重慶北區工委書記。秀英很佩服齊亮的人品才學，與齊亮接觸非常多。齊亮同志在政治上也給了秀英極大的幫助。經齊亮和王朴同志介紹，秀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了為中國革命和共產主義獻身的道路。

同年四月，由於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被捕叛變，王朴同志也不幸被捕。川東和重慶的我黨地下組織遭到極大破壞。組織上要齊亮和馬秀英撤離重慶。

六月，他們到了成都。不久，他們結為革命伴侶。

劉國定叛變后，成為了敵人一條兇惡的鷹犬。他在重慶出賣了不少同志，後來竟然又帶著特務來到成都，四處抓人。

四九年一月初的一天，秀英夫婦到春熙路百貨商場去買東西。齊亮突然發現商場中有些形跡可疑的人在他們周圍打轉，他敏銳地感覺到可能要出事，便囑秀英趕快離開。然而，當他們剛剛走到商場門口，就發現劉國定在不遠處站著。要迴避已經來不及了。齊亮同志鎮靜地向秀英示意，自己使沉著地朝前走去。無恥的叛徒帶著幾個特務一擁而上。齊亮被捕了。

出於當時劉國定並末認出秀英，於是她便乘亂脫身而去。但是丈夫被捕，使秀英悲憤萬分．她簡直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在返家的路上，未能注意特務盯梢。一月二十日晨，她在家裡被捕，旋即，敵人將她與齊亮一起押送到重慶，關在歌樂山下渣滓洞集中營。

在獄中，秀英與齊亮都表現得非常堅定，齊亮同志還在獄中編寫了《支部工作綱要》，在同室的難友中開展積極的思想宣傳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四川就要解放了。面臨滅亡的國民黨反動派，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監獄的二百多名共產黨員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下了毒手。二十七日晚，秀英與齊亮同志雙雙殉難於渣滓洞牢房（轉者註：齊亮實際上是11月14日與江竹筠、李青林等人一起殉難於電台嵐埡的）。

秀英烈士犧牲時年僅二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