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事變

淞滬地區位於長江下游黃浦江、吳淞江匯合處，扼長江門戶。由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淞滬停戰協定》的限制，中國軍隊不能在上海市區及周圍駐防，市內僅有淞滬警備司令楊虎所轄上海市警察總隊及江蘇保安部隊兩個團擔任守備，兵力薄弱。然而，日本在“一·二八”事變以後，即在上海虹口、楊浦一帶派駐重兵，專設日本駐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駐滬兵力有海軍陸戰隊3000餘人，大批日本艦艇常年在長江、黃浦江沿岸巡弋。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製造盧溝橋事變，侵佔平津以後，又準備對上海發動大規模進攻。8月9日，日軍蓄意製造事端，派遣駐上海陸戰隊第一中隊長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齋滕要藏乘軍車闖入虹橋中國軍用飛機場，遭到中國守衛士兵的阻攔后，他們竟開槍打死一名機場衛兵。中國軍隊進行自衛反擊，當場將日軍官兵二人擊斃。日本帝國主義以虹橋事件為借口，命令大批日軍陸續登陸，派飛機在滬寧、滬杭線上空偵察。

在“七七事變”之前，日本海軍已有擴大戰爭的準備。此後，日本軍部有一部分人主張不擴大戰爭，中日之間就停戰已開始談判，但海軍方面還是在繼續準備擴大作戰，認為如果陸地作戰的話，海軍的偷襲也是有必要的，所以繼續在制訂作戰方案。

1937年7月12日已形成對中國作戰計劃內部方案，要對中國實行海上封鎖，攻擊中國艦隊。詳細方案有海軍航空兵第一、二航空戰隊空襲杭州，第一聯合航空隊空襲南昌、南京等，這與“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后，日本海軍的行動一致。

日本海軍有一系列準備，在各地進入備戰狀態，海軍軍令部嚴格命令將長江流域下游城市的日本僑民遣返回日本，至8月9日為止。

1937年8月9日，日本海軍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齋藤與藏駕車直衝軍用的中國上海虹橋機場，被中國保安士兵擊斃，這一事件被稱為“虹橋機場事件”。以此為借口，8月11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向上海市長提出如下要求——中國方面的事件責任者謝罪，並處刑；限制停戰協定（地區內）內保安隊員人數、裝備、駐軍地點；撤除該地區內所有防禦工事；設立監視以上實行的日支兵團委員會、力行取締排日抗日。

如此苛刻要求幾乎等同於宣戰布告，國民政府方面當然無法接受，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決定：不可能接受如此條件，準備戰鬥。

8月11日日本由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率領的除第1航空隊外的其他第3艦隊所屬部隊到達上海。

8月12日上述兩部隊開赴上海東南四礁山，並再次制定增兵方案，決定派遣第11師團，第3師團組成一個軍增援上海。同時中國方面，軍事委員會決定“圍攻上海”，並作出了相應的兵力調整。

8月13日傍晚5時，日本海軍上海特別陸戰隊司令官下令全軍進入戰鬥狀態，嚴密警戒。

8月13日夜，日本內閣會議決定派兵，不和南京政府談和平，要嚴厲懲罰南京政府，當晚海軍第3艦隊司令長谷川下令：“第二空襲部隊對南京、廣德；第三空襲部隊對南昌；第十戰隊及第一水雷戰隊飛行機對虹橋機場予以突襲。”當夜，日本近衛內閣召開臨時會議，決定陸軍派兵上海；發表帝國政府聲明：“斷固膺懲”南京政府。由於東海颱風，日本海軍對於中國各地的空襲延遲至8月14日開始，首先襲擊了杭州、廣德。8月14日，中國空軍對上海日本海軍第3艦隊旗艦“出雲”號實行了轟炸。

近衛內閣的聲明《帝國政府聲明》選擇於1937年8月15日凌晨1時30分發布，此時，兩小時前即8月14日11時30分，台北和長崎的日本海軍基地已經接到命令“明晨出發，空襲南昌、南京。”隨後，日軍派遣軍艦16艘，陸戰隊在淞滬登陸。

在全民抗日浪潮推動下，國民黨政府第二天發表了《自衛抗戰聲明書》，宣告“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軍事委員會以京滬警備部隊改編為第9集團軍，張治中任總司令，轄3個師1個旅及上海警察總隊、江蘇保安團等部，擔負反擊虹口及楊樹浦之敵任務；蘇浙邊區部隊改編為第8集團軍，張發奎任總司令，守備杭州灣北岸，並掃蕩浦東之敵。

1937年8月14日，日守軍開始總攻，空軍也到上海協同作戰，15日，日本正式組織上海派遣軍，以松井石根大將為司令官，率領兩個師團的兵力開往上海，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張治中決心擴大戰果，對日本侵略軍發起全線進攻，出動空軍轟炸虹口日軍司令部，雙方展開激烈戰鬥。

中國軍隊經長期激戰，消耗很大。同時在軍事裝備上又不佔優勢，日本又有海空軍的協同作戰，中國軍隊雖經英勇奮戰，但處境漸漸不利。11月5日，新增日軍杭州灣登陸后，嚴重威脅中國軍隊側翼，戰局於中國極為不利，中國軍隊遂進行撤退，11月12日，上海淪入敵手。

八一三事變后，美國的反應，頗使中國失望。中國政府關於“美國的責任與義務”的觀點，以及“東方戰端”與“歐美和平”相互聯繫的觀點，都未為它所重視。美國當時對中日戰爭所持的基本態度是：“一、避免捲入；二、保護（在華）美國公民的生命、財產和權利”。顯然，美國當時推行的是中立主義政策，對日本侵華的譴責和對中國的同情，都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儘管美國民間出現了要求制裁日本和支援中國的強烈呼聲，但政府當局並無採取什麼實際行動。

淞滬戰爭期間，中國在外交上最重要的進展，是與蘇聯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以及從蘇聯獲得軍事援助。中蘇兩國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有著巨大差異，但在對付毗鄰各自國土又極具強烈侵略擴張性的日本這個問題上，兩國有著共同的利害關係。從中國方面來說，聯蘇制日是南京政府外交戰略的極為重要的一環，這不僅是基於對蘇聯戰略利益的判斷，還因為在各大國中唯有蘇聯擁有在東亞對日本的行動進行迅速干預的力量，或者說，對日本具有威懾力量。

中蘇兩國從1935年已開始進行關於中蘇條約的談判，到七七和八一三事變發生后，才完成了正式簽約的商議。1937年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終於在南京正式簽訂，8月30日正式公布。在當時的特殊國際環境下，在各主要大國都採取中立立場時，作為一個軍事工業大國的蘇聯，單獨聲明不與中日戰爭中的中方為敵，以條約形式表明它與中國之間的非敵對立場，這無疑是對正在艱苦抗戰的中國的一大聲援。這一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給了正在淞滬戰場上浴血奮戰的抗日軍民以巨大的鼓舞。上海各大報刊紛紛發表評論，各界著名人士也發表談話和文章，熱烈歡迎這一條約的成立，盛讚這一條約是對日本侵略者的一個警告，大大地增強了中國抗戰的信心。

全面抗戰開始的時間是八一三之事變，或者說從七七到八一三這段時間，經過全國人民的奮力和抗爭，全面抗戰的局面形成了。

全面抗戰是：“全面抗戰是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而發動的抗戰。全面抗戰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的劍及勝及的抗戰。全面抗戰是在決心犧牲，抗戰到底的意義下的抗戰。全面抗戰是持久的有準備的抗戰。”

以這個尺度來衡量，七七抗戰顯然不是全面抗戰。1935年11月國民黨五全大會，蔣介石講“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輕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是南京政府對日的外交方針，目的是集中全力來消滅紅軍，這樣可“使日本進得慢些，我們退得慢些”。這一方針，使國土淪喪大半。盧溝橋事變爆發了，仍不覺悟。7月17日，蔣介石廬山談話還說“萬一到了最後關頭，吾人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那麼什麼時候是最後關頭呢？蔣說：“平津的存亡，就是中國最後的關頭，因為平津一被佔領，則華北全局必至瓦解，我們以後就沒有一處可為華北國防鎖匙的地區，更無時間以從事國防的建設了。日本如果決心占平津，則中國必全力對日本作戰。”平津淪陷是1937年7月29日和30日，蔣介石投入華北的中央軍僅4個師，並沒有全力以赴。

上海戰爭不一樣了。胡愈之在《保衛大上海》一文中講得非常明確：“在這次全國抗戰中，上海顯然居領導的地位。雖然在八一三以前，華北已有局部的抗戰，可是真正的全國性的抗戰，卻是從八一三開始。敵人用陸海空全部武裝進攻的，是上海。我國用最大的人力物力以防衛的也是上海。雖然我們的軍隊，在華北各處前線也顯示了無比的英勇與壯烈的犧牲，但是為全世界目光所集中，而且具有左右整個戰局的影響的，卻無疑地是我們保衛大上海的戰爭。”

上海戰爭爆發后，在中共推動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了，各種力量都凝聚起來，團結禦侮，紅軍已改稱為八路軍，朱德、彭德懷任總、副司令，隨後又為第18集團軍總、副司令。首戰平型關大捷。報紙上還刊登朱德的照片，介紹八路軍的作戰。1937年10月17日中央社記者以《今日的朱德》為題，詳細地介紹朱德的樸實平凡和作戰的特點；各省軍閥和愛國將領如龍雲、閻錫山、李任潮、李德鄰、白健生、陳銘樞、劉湘、方振武等都到南京，和中共的朱德、周恩來、林祖涵、葉劍英等互相握起手來。蔡廷鍇、鄒魯等也來到上海；沈鈞儒、李公朴、章乃器、鄒韜奮、王造時、沙千里、史良七君子因主張團結起來，抗日救國而被捕入獄八個月，也保釋出來，在上海齊唱《義勇軍進行曲》。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轉變。抗日已壓倒一切，一切都進入戰時狀態。中共在南方各省的游擊隊，也以新四軍的名義進入對日戰場，游擊隊遍布各戰區，全國戰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和上海“八一三”事變爆發后，8月14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表示“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付之”。11月中旬，在上海淞滬抗戰失敗已成定局，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脅的形勢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自料南京無法堅守，為堅持長期抗戰，遂決定依照既定方針，作出了遷國民政府於重慶辦公的重大決定。11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會商，決定遷都重慶；15日，作為當時國家最高決策機關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決定：“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遷重慶，軍事委員會遷移地點，由委員長決定；其他各機關或遷重慶，或隨軍委會設辦事處，或設於長沙以南之地點。”16日，南京國民政府各機關除其最高長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餘均自是日起離南京轉武漢赴重慶；17日，作為國家元首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國民政府直屬的文官、主計、參軍三處的部分人員乘“永豐艦”啟碇西上，從而揭開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的序幕。

11月19日，蔣介石以國防最高會議議長的身份在南京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並於會上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明確告知與會者：“現在中央已經決議，將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了。”11月20日，林森一行抵達漢口，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發表了《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宣布：國民政府“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11月26日，林森一行抵達重慶，受到四川、重慶地方政府及重慶市民的熱烈歡迎；12月1日，國民政府開始在重慶正式辦公；12月7日，國民黨中央黨部也正式在重慶上清寺“范庄”舉行西遷重慶后的第一次執監聯席會議並開始在重慶辦公。

1938年夏，當武漢會戰緊張之際，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7月17日緊急命令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駐武漢各機關，限五日內全部移駐重慶。奉此命令，先前遷到武漢的各黨政機關，開始了又一次大規模的西遷。9月下旬，駐武漢各軍事機關也相繼向湖南南嶽等地遷移，並於武漢失守前遷移竣事；11月中旬，軍事委員會又決定駐南嶽各軍事機關遷重慶。12月8日，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防最高會議主席蔣介石率軍事委員會大本營由桂林飛抵重慶。

李宗仁認為蔣介石在八一三事變犯了戰略性的錯誤，“不應以全國兵力的精華在淞滬三角地帶作孤注的一擲”，“當我方敗征已見時，應作有計劃的撤退，實行節節抵抗。”而蔣介石卻固執之極，不考慮客觀情況，“終於潰不成軍”。

《申報》社評《1938年的春雷》，指出上海戰爭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和錯誤的嚴重性，語言尖銳而深刻：“抗戰八月越，我們有多少犧牲？在‘英雄的’第一期抗戰中，我們在戰略上採取了挨打主義，在戰術上流行的是‘硬拼主義’，在戰鬥上則普遍地流行著‘輕生主義’。淞滬的大熔爐，告訴全世界說：中國軍人不怕死！但同時也告訴人家，‘中國軍隊不會打勝仗的’。那時我們不是在作戰——按照真理而作戰，而是在‘賭氣’。結果敵軍被我掃掉數萬人，但只促成江南平原，敵人殲滅戰的幾乎成功，這才叫泄氣。‘……硬拼犧牲’，在戰略上則不斷挨打，終於失敗。”

八一三戰爭是誰首先發動的一直存在爭議。

一種說法是中方。黃紹竑《五十回憶》中講：“八一三事變的發生，是出乎日本意料之外的，亦可以說日本是被動的，而我國是主動的。最高統帥之決策是要以主動的姿態，先把上海之敵軍根據地摧毀，然後再主動的向華北作戰，即使不能將敵人根據地剷除，亦須吸引其兵力到這方面，以擾亂其既定的計劃。”馬仲廉也認為淞滬戰役是中國軍隊首先發起的，主要根據是“8月11日下午9時，蔣介石命令張治中將所部（第87、88師）推進到上海附近。當日夜間，張部主力被秘密地用火車、汽車輸送到吳淞、大場、南翔。張決定13日拂曉向位於虹口和楊樹浦的日軍據點攻擊，但接到蔣介石不得進攻的電令而未能行動。”

一種說法是日方。馮子超在《中國抗戰史》中講：“日本帝國主義之進攻上海，不是偶然的挑釁，而是侵華的蓄意的繼續。”8月13日晨3時，“日軍向我閘北橫浜橋以東及青雲橋一帶守軍開槍挑釁。”這是符合事實的，從當時報刊記載，日軍以上海公共租界為其軍事根據地，恣意橫行，不斷挑釁，八一三前夜，戰雲已密布上海，日本從佐世保調來軍艦載有大批軍火和陸戰隊，日本的各種兵艦集結上海的已達30餘艘，內有驅逐艦蓮號、知床號、姆號、保津號、初春號、名取號、初雲號、子日號、鬼怒號、若葉號，巡洋艦由良號，運輸艦，還有航空母艦一艘。12日，日軍前哨及便衣隊已經開槍挑釁。長江中下游各口岸如長沙、宜昌、漢口、九江、蕪湖的日軍、日僑，由日軍第11戰隊司令官宮本統帥炮艦、驅逐艦及漢口陸戰隊300名護衛，下撤至南京和上海。從這裡就可以看出日本強盜，慣用賊喊捉賊手段以混淆視聽，逃避其罪責。

八一三戰爭爆發時，有的報上講，這是偶發的事件，虹口事件是不幸事件，這種表述是錯誤的。

侵佔上海，是日本實現其滅亡中國的大陸政策的重要步驟，是預謀的。從九一八開始，未費吹灰之力，佔領了遼寧、吉林、黑龍江，接著又陷熱河，成立冀東22縣偽政府，製造華北特殊化，侵佔丰台，發起盧溝橋戰爭，侵略的鐵蹄從未停止過。它抄襲佔領東北和平津的故伎，製造事件，作為借口，然後調集兵力。所謂虹口事件就是日軍精心策劃出來的。論者常以此作為八一三的導火線，也是不恰當的，因為沒有虹橋事件，也必然會發生其他事件。侵略成性的日軍使用一切手段來發動戰爭，他們狂喊：“支那是日本的生命線”，“支那是我們獲得黃金的泉源”。無論從什麼角度講，都不能講虹橋事件是偶發的。

淞滬抗戰進行了三個月，中國軍隊勇敢而堅強，以血肉之長城，抗拒日軍之炮火，所有官兵視死如歸，前面的倒下去，後面的就趕上去，與日軍展開街壘戰與肉搏戰，個個奮勇當先。華軍在上海戰爭中受到了高度讚揚，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畏縮、恐懼或逃避現象。士氣不振說是絕對不符合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