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逆流

到1967年2月，“文化大革命”已進行半年多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種種事實與結局，特別是從上海開始的全面奪權，使我黨我軍部分高級領導者逐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質。

大鬧懷仁堂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共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會議；2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政治局碰頭會（即懷仁堂會議）。這兩次會上，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在1月19日和20日京西賓館中央軍委召開的會議上，葉劍英、徐向前等同林彪提出的要在軍隊大搞民主，妄圖搞亂軍隊的陰謀進行了鬥爭。葉劍英拍案痛斥江青、張春橋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軍隊高級幹部。徐向前也憤然站起來說：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難道就叫他們幾個毀掉嗎？其他老帥也發了言。在2月11日和16日懷仁堂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鬥爭達到了高潮。關於黨的領導問題，葉劍英當面質問康生、陳伯達：“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譚震林尖銳地指出：“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關於對待老幹部的問題，陳毅說：“雖然沒有人選我當老幹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幹部說話。如果說，我們的解放軍是在‘大軍閥’、‘大土匪’領導下打仗的，怎麼能解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李先念說：“我們黨一貫強調大多數幹部和群眾是好的。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李先念還指出，在群眾中進行大規模兩條路線鬥爭，把老幹部統統打掉，“是從《紅旗》第3期社論開始的。”譚震林怒斥張春橋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幹部一個一個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次是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關於要不要穩定軍隊的問題，徐向前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16日晚上，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連夜整理好碰頭會記錄，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於17日上午向毛澤東作了歪曲的彙報。18日晚，毛澤東親自召開政治局會議，嚴厲指責了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人，並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還責令譚震林、陳毅、徐向前 等停職檢查。28日，毛澤東又在陳伯達送去的一個材料上批示：“從上至下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的現象，值得注意。”從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接連召開了7次會議，對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進行了錯誤的批評，江青、康生、陳伯達之流無限上綱，並將這次鬥爭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此後，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完全取而代之。

大鬧京西賓館

1967年4月，在京西賓館召開的軍委常委會議上，因為再一次講到軍隊一些高級幹部被抄家，保險櫃被砸開，許多機密絕密文件被搶走等等情況，與會人員非常氣憤。

八屆十二中全會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一次批判了所謂“二月逆流”。在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林彪把二月抗爭說成是“推翻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替已被打倒的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翻案，替已經被廣大群眾批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對於革命群眾運動進行鎮壓和報復。”

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十月二十六日的全體會議上說，會議“對‘二月逆流’進行了嚴肅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他說：“在運動過程中，一條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一條是干擾這條路線的‘左’和‘右’的干擾，但最主要的還是來自右的方面的干擾，最典型的表現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它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堅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想替‘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翻案，還要否定過去的延安整風，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黨的領導’、‘保護老幹部’、‘保護高幹子女’、‘穩定同志’、‘抓生產’等漂亮的口號下，實現反黨反革命路線的目的。”“抓人風，揪高幹風，沖軍隊機關風，提出連隊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員搞的。他們卻倒打一耙，嫁禍於中央文革。”“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見眉目的這個打算，由於‘二月逆流’的出現，這個戰略部署受到了嚴重干擾。”

毛澤東在十月三十一日閉幕會上說，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我不大了解。經過差不多半個月，就比較了解了。這件事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因為他們有意見要說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是公開出來講的，不是兩個大鬧嗎？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大鬧京西賓館。他這個大鬧就證明他是公開出來的嘛，沒有什麼秘密。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我看細節無須多過問，比如誰跟誰來往了多少次，還是大綱大節要緊。如果黨內生活把人引導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細微末節，那就不好羅。

1968年底，周恩來看到了一份反映老幹部思想動態的簡報以後批示：“不要搞得過於緊張。”1969年1月3日，毛澤東在這份簡報上又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係搞好。”1月5日晚上，林彪的死黨黃永勝和吳法憲帶著上述批示來給我傳達，接著也傳達了林彪的所謂批示：“堅決擁護主席批示，派黃永勝、吳法憲兩同志傳達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幾位老同志）把身體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礙。”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後，毛澤東對“二月逆流”的態度有了較大改變，認為“二月逆流”是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威本禹的，並初步為“二月逆流”平反。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參會人員，當葉劍英走進會場的時候，毛澤東同志對大家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他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1979年初，中共中央作出決定，為“二月逆流”徹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