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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逆流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革命鬥爭

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至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會議和2月中旬在懷仁堂召開的兩次政治局碰頭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因陳、葉、徐、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譚、二李為當時的副總理,因此又被稱為“三老四帥”或“四帥三副”),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同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謝富治等進行堅決的鬥爭,當時被誣稱為“二月逆流”,實際上,它是一場正義凜然的“二月抗爭”。

背景


到1967年2月,“文化大革命”已進行半年多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種種事實與結局,特別是從上海開始的全面奪權,使我黨我軍部分高級領導者逐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質。

事件過程


大鬧懷仁堂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共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會議;2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政治局碰頭會(即懷仁堂會議)。這兩次會上,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在1月19日和20日京西賓館中央軍委召開的會議上,葉劍英、徐向前等同林彪提出的要在軍隊大搞民主,妄圖搞亂軍隊的陰謀進行了鬥爭。葉劍英拍案痛斥江青、張春橋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軍隊高級幹部。徐向前也憤然站起來說: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難道就叫他們幾個毀掉嗎?其他老帥也發了言。在2月11日和16日懷仁堂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鬥爭達到了高潮。關於黨的領導問題,葉劍英當面質問康生、陳伯達:“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譚震林尖銳地指出:“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關於對待老幹部的問題,陳毅說:“雖然沒有人選我當老幹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幹部說話。如果說,我們的解放軍是在‘大軍閥’、‘大土匪’領導下打仗的,怎麼能解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李先念說:“我們黨一貫強調大多數幹部和群眾是好的。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李先念還指出,在群眾中進行大規模兩條路線鬥爭,把老幹部統統打掉,“是從《紅旗》第3期社論開始的。”譚震林怒斥張春橋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幹部一個一個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次是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關於要不要穩定軍隊的問題,徐向前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16日晚上,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連夜整理好碰頭會記錄,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於17日上午向毛澤東作了歪曲的彙報。18日晚,毛澤東親自召開政治局會議,嚴厲指責了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人,並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還責令譚震林、陳毅、徐向前 等停職檢查。28日,毛澤東又在陳伯達送去的一個材料上批示:“從上至下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的現象,值得注意。”從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接連召開了7次會議,對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進行了錯誤的批評,江青、康生、陳伯達之流無限上綱,並將這次鬥爭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此後,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完全取而代之。
大鬧京西賓館
1967年4月,在京西賓館召開的軍委常委會議上,因為再一次講到軍隊一些高級幹部被抄家,保險櫃被砸開,許多機密絕密文件被搶走等等情況,與會人員非常氣憤。
八屆十二中全會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一次批判了所謂“二月逆流”。在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林彪把二月抗爭說成是“推翻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替已被打倒的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翻案,替已經被廣大群眾批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對於革命群眾運動進行鎮壓和報復。”
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十月二十六日的全體會議上說,會議“對‘二月逆流’進行了嚴肅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他說:“在運動過程中,一條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一條是干擾這條路線的‘左’和‘右’的干擾,但最主要的還是來自右的方面的干擾,最典型的表現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它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堅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想替‘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翻案,還要否定過去的延安整風,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黨的領導’、‘保護老幹部’、‘保護高幹子女’、‘穩定同志’、‘抓生產’等漂亮的口號下,實現反黨反革命路線的目的。”“抓人風,揪高幹風,沖軍隊機關風,提出連隊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員搞的。他們卻倒打一耙,嫁禍於中央文革。”“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見眉目的這個打算,由於‘二月逆流’的出現,這個戰略部署受到了嚴重干擾。”
毛澤東在十月三十一日閉幕會上說,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我不大了解。經過差不多半個月,就比較了解了。這件事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因為他們有意見要說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是公開出來講的,不是兩個大鬧嗎?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大鬧京西賓館。他這個大鬧就證明他是公開出來的嘛,沒有什麼秘密。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我看細節無須多過問,比如誰跟誰來往了多少次,還是大綱大節要緊。如果黨內生活把人引導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細微末節,那就不好羅。
1968年底,周恩來看到了一份反映老幹部思想動態的簡報以後批示:“不要搞得過於緊張。”1969年1月3日,毛澤東在這份簡報上又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係搞好。”1月5日晚上,林彪的死黨黃永勝和吳法憲帶著上述批示來給我傳達,接著也傳達了林彪的所謂批示:“堅決擁護主席批示,派黃永勝、吳法憲兩同志傳達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幾位老同志)把身體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礙。”

後續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後,毛澤東對“二月逆流”的態度有了較大改變,認為“二月逆流”是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威本禹的,並初步為“二月逆流”平反。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參會人員,當葉劍英走進會場的時候,毛澤東同志對大家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他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1979年初,中共中央作出決定,為“二月逆流”徹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