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快

根據我國的史書記載，大禹治水非常辛苦，有一次他約集各個部落的首領，也就是我們說的治水首腦會議，要開會討論治水的問題，其他各個部落的首領都到了，只有一個部落的首領防風氏后至，大禹就命人進行了審理，最後對防風氏予以處斬，這是我國史書記載最早的，在奴隸社會的初期，對某一個犯罪嫌疑人進行審理，並且予以斬首執行的故事，已經出現了尋找證據的，捉拿審理的一類人，這是捕快最早的雛形。

捕快平日身著便裝，腰掛表明身份的腰牌，懷揣鐵尺、繩索。領班稱“捕頭”、“班頭”。老百姓稱捕快為“捕爺”、“牌頭”、“頭翁”、“牌翁”等等。在明清法律條文中，稱捕快為“應捕”或“應捕人”，即“本有逮捕罪人之責的人”。有的大州縣，捕快往往配備馬匹執行公務，故又稱之為“馬快”。而徒步者，則稱之為“步快”、“健步”或“楚足”。各州縣在編的“經制正役”的捕快，因州縣大小而決定其人數。

捕快所承擔的偵破任務都是有時間限制的，叫“比限”，一般5天為一“比”，重大的命案3天為一“比”。過一個“比限”，無法破案的，捕快便要受到責打。

捕快在古代屬於“賤業”，並嚴格規定他們的後代不能參加科舉考試，以免有辱斯文。即便他們脫離捕快行業，其子孫也必須在三代以後方有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

捕快是沒有工資的，每年的伙食補貼即“工食銀”不過十兩銀左右，養家糊口自是艱難，於是敲詐勒索便成為一種風氣，他們時常設置種種名目收取好處費，甚至與州縣官吏同流合污，或製造冤假錯案，或對老百姓橫徵暴斂，任意拘捕。

在民國時期，老北京警察局的偵緝隊，亦屬於捕快性質。他們一律穿著灰大褂，所不同的是“只有偵緝隊的成員有時不扣扣子，有時只扣幾個扣子，走起路來身子向前傾……偵緝隊的下層隊員，一年四季都把頭剃得又光又亮，即便是冬季，也不戴帽子。腰上總掛著一塊‘汗巾’，從大褂外面看起來，鼓鼓囊囊的好像是揣著‘二把盒子’”。他們的職責理應是對付賊匪，實際上卻以欺壓老百姓為能事，令人切齒。

在歷代詩文中也有所映現，例如唐人杜甫在《石壕吏》中寫道：“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惡，婦啼一何苦……”這個“捉人”的“吏”，指的是古代衙門裡的捕役。捕快作為統治階級的鷹犬，常常成為鞭撻的對象。清人郭庭翕在《警捕人之虐》中寫道：“流民便作賊，迫於不得已；捕人亦作賊，何說以處此？世上流民尚可數，捕人林林遍官府，捕人安樂流民苦。”流民迫於生活不得已為賊，而真正的賊卻是遍布官府的捕快。另一個清人蔣坦，也描寫了貧苦農民的生存慘景：“前差去，后差來，舊糧納，新糧催。鄉絲未熟布衫破，質庫擲出啼聲哀。”但衙門的催租卻急於星火，交不出，便要捕快抓人，“明朝計費無一錢，過卯任捉老翁到”。由此可見，捕快常會應官長之令，參與諸如催租、抓丁、捕人之類勾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