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振東

安振東，男，滿族，1930年9月生，河北唐山人。大學文化，高級工程師。1980年加入九三學社。建國前曾參加國民黨三青團組織。1951年畢業於河北工學院工業專科學校電器通訊專業。歷任齊齊哈爾鐵路局電務處技術員，齊齊哈爾鐵路管理局電務處工程師，1958年因被錯誤地定為“反革命”而被捕入獄。1964年4月獲釋。1967年後任哈爾濱市整流設備廠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副廠長，1978年徹底平反。

1982年任哈爾濱市第二輕工業局總工程師，哈爾濱市政協常委，1983年任黑龍江省副省長、後任省第七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3年12月後，先後當選為九三學社第七至十屆中央副主席，專長電器自動控制成功的礦用防爆整流裝置填補了國內空白。是第六、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

1983年4月，哈爾濱市的一位工程師被選為黑龍江省的副省長。他的名字叫安振東。由於他在1981年加入了九三學社，這個消息便在九三學社哈爾濱分社中，在當地的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我們在九三學社第四屆全國社員代表大會上訪問了安振東。53歲的安振東，樸實無華,飽經風霜。他對我們平靜而又謙遜地說:"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好寫的。在我們黨和國家順利的時候，我也就順利；在我們黨和國家遭受挫折的時候，我也就遭難。我認為，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是與黨和國家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的。我在自己的生活歷程中，經過思索、實踐和比較，堅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興旺,社會主義就是比資本主義好。

安振東的經歷，與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的經歷是相類似的，即向逆境挑戰，同困難拚搏。

1951年初，安振東從河北工學院畢業，被分配在齊齊哈爾鐵路局電務處工作。當時，黨正領導全國人民，在舊中國的爛攤子上建設新的生活，處處是熱氣騰騰的開拓、創造景象，處處可以見到龍騰虎躍的人群。安振東感到自己有使不完的勁。他連續多次被評為局的先進工作者,1954年就晉陞為工程師。

誰能想到,1958年，這個先進人物竟然進了監獄。1958年他要求組織上重新審查這個結論，結果被認定為"乘機翻案",並因此被判處7年徒刑。一個先進工作者一下子變成了"反革命囚徒",他當然想不通，曾想以死來洗刷這個羞辱。

不，不能這樣做。當安振東被關起來反省時，想了許多。他相信黨會把問題弄清楚。他是個窮孩子，在9歲離開農村之前，幾乎沒有穿過褲子；他的兩個叔叔是革命烈士，他當過兒童團，站過崗，放過哨；他是拿助學金上大學的，是黨培養的知識分子……他想，生命不僅屬於個人，知識也不僅屬於個人，自己還沒有為黨為人民做出什麼貢獻，怎麼能死呢。母親有時也會打錯、罵錯孩子，但母親總歸是母親，她一旦發現錯怪了孩子時，是會更加疼愛孩子的。

這樣的信念鼓勵著安振東不僅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有意義。他對來監獄探視的妻子說:"你不要給我帶吃的，把家裡的書都給我帶來吧。"妻子問他:"你坐了牢，還要書幹什麼？"他說:"書是我為人民服務的工具，判了7年刑，我要在這裡干7年，做點有益於人民的事。"他還對妻子說:"我穿上了犯人的囚衣，別人看我是犯人，我卻不這樣看，我認為我是黨和人民培養的知識分子，我是主人！“

安振東在監獄工廠的鑄造車間勞動，看到倒鋼水時，滿屋煙氣瀰漫，開天車的工人看不清下面的部件，吊不準。他向領導提出改革的建議，領導同意后，他就設計製造了無線電地面操縱器，人在地面指揮操縱天車，改善了工作條件，提高了工作效率。

他看到監獄四角崗樓使用的是落後的磁石手搖電話機，如果發生罪犯逃跑事件，聯繫警戒的速度太慢，就建議改造崗樓電話。建議得到了批准，他又動手幹了起來，崗樓的電話全部變成了供電電話。

1960年,齊齊哈爾市公安局決定搞消防自動化，他們到監獄借用安振東。公安局給他安排一間小房子，他充分運用自己的技術專長，在這個房子里設計、製作、調試有關設備，經過一年多時間夜以繼日地苦幹，齊齊哈爾市實現了消防報警、記時、錄音、鳴鈴、出車、報話的全部自動化。公安部曾在這裡召開九城市現場會，推廣這項科研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這自然成了公安局領導幹部的一條罪狀。

安振東在監獄里當過電工、木工、電焊工、操作過車、鏜、刨、磨等各種機床，修過鍋爐，建過鋼廠，讀了不少科技書籍，自學了半導體電子知識，立過三次大功。1964年4月，他被提前一年零四個月釋放出獄。

回顧這五年零八個月的監獄生活時，他總感到自己這段年華沒有虛度，學到了書本知識和實際操作知識，為國家和人民做了一點有益的工作，也鍛煉了體力，磨鍊了意志。

60年代初期，我們國家在經歷了一段經濟困難之後，國民經濟出現了轉機。安振東想，個人處境事小，國家民族的榮辱事大。他像一團火，懷著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的更大熱情，把自己的身心獻給了為爭取國民經濟好轉的偉大事業。

安振東出獄后，多麼想立即飛回家中看看久別的妻子兒女啊！妻子也來信，希望他馬上回家，讓孩子喊一聲爸爸。然而，安振東沒有回家，他又接受了一項新的任務，籌建黑龍江整流器廠。當時他正在搞硅整流器的鑒定。他決定不回家，除了吃飯、睡覺外，把全部時間都用在工作上。黑龍江全省第一台硅整流器經過他的手誕生了，他才從哈爾濱回到齊齊哈爾，看望久別的妻子兒女。

"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妻子兒女認為這回全家可團圓啦。誰知，安振東把家安頓一下就要走。他對妻子說:"別難過，一個人得爭氣，爭國家之氣，爭民族！"接著，他又回到了哈爾濱。

在籌建硅整流器廠的過程中，安振東又像50年代初期剛參加工作時那樣，夜以繼日地工作，他沒有職稱，沒有行政職務，但他主動地既管技術，又管對外聯絡，還負責生產，他成了廠長以下的"二把手"。沒想到，廠建成了，投產了，產品納入了國家計劃，那場"文化大革命"運動也來了。安振東首當其衝地被掛上了黑牌子，技術工作不許他插手，他的任務是接受無休止的批鬥，批鬥之餘去打掃廁所，最後還要把他送到農場勞動改造。農場來人領安振東，見他骨瘦如柴，認為他到農場只能吃糧食，不能生產糧食，堅持不要他。於是，他被當做"垃圾"掃到一個叫"小型設備實驗廠"的街道工廠。

這是一個集體企業，缺資金，少設備，沒有定型產品，只有80多名街道老頭、老太太擠在七八十平米的土房裡，用手工操作著原始的工具，製作著道釘和馬蹄釘，幾十個人開不出工資是常事，連買個賬本也得借錢。可是，這裡也有與眾不同的地方，儘管社會上的"文革"高潮一浪高過一浪，這裡卻風平浪靜，老頭、老太太們說，咱可不去造那個孽！工人們聽說來了個懂技術的，都高興得了不得:"這回工廠也許能好了！"他們為安振東找了個包裝箱子當辦公桌，請他想想辦法救救這個。

面對這麼個爛攤子，面對80多位老頭、老太太們熱切渴望的神情，安振東心裡很不平靜。有位老工人對安振東說:"安師傅，別發愁，咱小檯子就不能唱大戲嗎？"

"小檯子也能唱大戲！"安振東鼓起了信心。他認為，工廠要翻身，必須拿出國家需要的定型產品。於是，他又干起了老本行——硅整流器。他用全家節衣縮食攢下的13元錢買了把計算尺，自己設計。自己外出買材料、拉角鐵，自己焊接，先做了一台當個樣兒，拿出去一賣，掙了400元錢。80多位老頭、老太太高興極了，圍著安振東說:"安師傅，多虧你呀！咱們廠也能生產這樣的產品啦！"

就在這個被"文革"遺忘了的角落裡，安振東廢寢忘食地與工人們一起苦幹，生產了一批又一批硅整流器。這是當時國家的短線產品，有些單位紛紛前來訂貨。很快，工廠不但有了盈利，還補發了過去拖欠的工資，還清了債款，產品納入了國家計劃，原來奄奄一息的街道小廠絕路逢生。安振東感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又有了新的意義。

在那"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年代，安振東搞生產是有"罪"的。工宣隊光顧了這個被遺忘的角落，責問他們說:"人家都在轟轟烈烈地搞革命，生產，真是豈有此理！"於是，安振東的脖子上又掛上了黑牌子，住進了"牛棚"。工廠好端端的局面被破壞了，生產停頓了，合同完不成，工人們的工資又沒有著落。

正當工人們心裡油焦火燎，安振東也急得睡不好覺的時候，上級給這個廠派來了一位女支部書記陳秀雲。她調查研究，走群眾路線，經過一番工作，經黨支部商決定調安振東回技術室工作，要他能夠用自己的專長為人民服務。他把自己在挨批鬥和繁重勞動的間隙畫出來、寫出來的全廠生產十幾項短線產品設想的建議書、設計方案和圖紙，統統交給了黨支部。黨支部接受了他的方案，工廠再次出現了一派生機。

1975年，國家把研製井下防爆整流器的任務交給了安振東所在的工廠。安振東帶上幾位同志日夜兼程，跑遍撫順、北票、鶴崗、雙鴨山等四礦六井，下到巷道仔細調查研究，廣泛徵求礦們的意見，很快搞出了設計方案，畫出了400多張圖。1977年春天，防爆整流器進入了緊張的工業試運行階段，遼寧北票煤礦接連發出地震預報，安振東和另一位工人不顧可能發生危險，連續在井下工作10多天，終於取得了防爆整流器樣機運行的可靠數據。勞累、緊張，安振東從井下一上到地面就暈倒，但防爆整流器搞成了。這年9月，他設計的井下防爆整流器試製成功。經一機部鑒定通過，為國家填補了一項空白。5年多來，這個廠生產了防爆整流器2000多台，供全國24個省的100多個煤礦使用，創造產值2840多萬元。

1980年，安振東參加哈爾濱市二輕局召開的生產計劃會時，得知局系統有64家工廠因功率因數低，被供電部門罰款45萬元。安振東和另一位技術人員調查研究，帶領全廠人員奮戰兩個月，研製成功節省電力、節約能源的"功率因數自動調整裝置",使許多單位由受罰戶變為受獎戶。幾年來，安振東先後設計、製造了9個系近百種規格的硅整流器設備。在他研製成功的21項科研項目中，有5項填補了黑龍省和國家的空白。他寫的有關論文，也受到國家和省的重視。

安振東所在的工廠，由一個原來不知名的街道小廠，成了有名的哈爾濱整流設備廠。1982年初，這個廠曾把1981年和15年前建廠初期的各項經濟指標作過比較：勞動生產率增長4??5倍，產值增長26倍，利潤增長82倍，自有資金增長119倍。廠房也由原來那間"彎著腰、拄著棍、碰到雨天掉眼淚"的土房，變成了4000多平方米的高層廠房，還蓋起了職工家屬宿舍大樓。是誰對這個工廠的貢獻最大？全廠職工大會上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過評選，結果在202張票中，黨支部書記陳秀雲得了199票，工程師安振東得了198票。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安振東過去的7年冤獄獲得徹底平反，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授予他特等勞動模範和勞模標兵光榮稱號，他先後擔任了哈爾濱整流設備廠工程師、副廠長,1982年又被提升為哈爾濱市第二輕工業局總工程師，擔任了哈爾濱市政協常委,1983年又被選為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同年4月舉行的黑龍江省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上，安振東當選為副省長，與另一位副省長一起分管全省的工交工作。

在採訪中，當我們問起他任副省長的工作體會時，安振東再三說他剛到省里，沒做什麼工作，沒什麼好講的。他只和我們說起了省里的一些情況。他說:"從1952年到1982年的30年間，我們黑龍江省向國家上繳了糧食647億斤，提供原油5億噸，木材4億立方米，煤炭3??1億噸，我省人民為國家做出了重大貢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黑龍江同全國一樣，形勢也越來越好，但是和兄弟省市比較，人家上得很快，我們顯得慢了些。"他決心在擔任這屆副省長的五年中，要和其他同志一起為黑龍江省的人民干出點成績來。說到這裡他把黑龍江省與江蘇省作了一番對比:

"江蘇省土地面積只10萬平方公里，我們是46.9萬平方公里，面積約為江蘇的5倍；江蘇省人口6000多萬，我們是3200多萬，比人家少一半；江蘇可耕地面積只有7000萬畝，我們卻有1.3億畝，比人家多近乎一倍，這些條件我省比江蘇好，但貢獻卻沒有江蘇大。1982年，江蘇糧食總產達500億斤以上，我省僅230億斤，比人家少一半多;1982年，江蘇工業總產值達500多億元，我們僅268億元多一點，又比人家幾乎少了一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我省工業虧損面達40%,虧損額之多在全國數第一，就連比我們小的南鄰吉林省，去年工業上繳國家的利潤也比我們多。"

在不查本本、不看資料的情況下，他一口氣背出了這麼一大串的經濟數字。從言談中，看得出這位上任半年多的副省長，已把黑龍江全省的山山水水都牢牢地裝在腦子裡了。

應我們的要求，安振東談了今後的工作打算。

"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要搞好生產，必須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必須講求經濟效益。"他認為，黑龍江有煤，有木，有油，有糧，有糖，有乳，還有建築材料，這就是優勢。發揮自己的優勢，要注意使用系統工程學和其他的科學辦法，經過充分的科學論證。比如上乳製品工業，就必須解決發展什麼牛種，如何發展飼料，採取什麼政策，要分析草原的情況，潛力有多大，牛奶怎麼收購，用什麼工具運輸，乳製品工廠如何布局，發展多少種奶製品，等等，以減少盲目性。

安振東說:"要把人民交給的‘家’當好，就要帶領人民群眾推進四化建設事業。黨和人民交給了我們權力，如不能為國為民辦點實事，那就辜負了黨和人民的希望。"他剛到省政府上班，就聽說國家關於擴建哈爾濱熱電廠的計劃，由於有關單位互相扯皮而不能落實。在省長的支持下，他深入有關單位調查了解，解決了這個問題。

在任副省長職務的頭兩個月里，安振東經過深入一些機關、企業調查研究，感到要改進工交系統的科技領導工作，一是需要在省、市工交領導部門和廠礦企業建立總工程師、總會計師、總經濟師的技術責任制，明確"三師"的職、責、權，形成一套科技管理體系；二是省、市、企業三級應當建立科研機構。只有這樣，在生產建設中才能真正做到以科技引路，適應四化建設的需要。於是他向省委寫了報，提出了自己的建議。省委採納了他的建議，將他的報告批轉下發，要求各級參照，逐步貫徹執行。

"不要寫我，也不應該寫我，你們應當寫哈爾濱整流器設備廠黨支部書記陳秀雲，寫培養、教育我的各級黨組織。沒有黨，哪有我的今天！"當我們將要結束訪問時，安振東這樣堅持說。

安振東告訴我們，當他被推選到新的崗位上時，他感到突然，也感到擔子重——壓力不小啊！黨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在省委召開的五屆二次全會上，他被邀請坐在主席台上，省委書記親切地對他說:"老安，你雖然不是黨員，但我們沒有把你當外人，什麼事你該管就管，該做就做。"安振東的心弦又一次被撥動了：這是多麼熟悉的聲音啊，這聲音把他帶回到30多年來的回憶里。

記得，在監獄里，公安局的領導讓他參加消防自動化設計製造工作時，夜晚，同志們知道他在幹活，給他送去了"土豆煮紅蘿蔔"。他端著碗，深知這一碗食物的分量和價值，那是在困難時期，而他是一個犯人啊。

哈爾濱整流器設備廠的女支部書記陳秀雲，頂著挨批鬥的風險提議起用了他，並親切地對他說:"老安，黨和人民是了解你的，你大膽干吧！"這一股暖流，支持他度過了寒冬，迎來了春天。他從陳秀雲身上看到了共產黨人的氣質，感到了黨的關懷，也看到了希望：黨是偉大的，那些翻雲覆雨的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還是那位女支部書記，在1973年春天的一個寒夜，登門拜訪了他那擁擠不堪的小家。她誠摯地代表黨支部，把一個街道企業來之不易的第一套三十七八平方米面積的住房讓老安搬進去住。安振東這個高大的漢子。感動得流了淚。他感到黨在身邊，母親在身邊。他的妻子流著淚說:"我們可遇到好人了！"安振東感慨地說:"是我們的黨好，才有陳秀雲這樣的好乾部。"他深感這是黨對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關懷和尊重。當有人向上級機關寫匿名信告黨支部的狀，說他們"階級立場有問題，包庇和照顧‘反革命’"時，陳秀雲在全廠職工代表大會上義正詞嚴地說:"請大家看一看，誰對廠子的貢獻最大，難道有這樣為國家、為人民利益拚死拚活的反革命分子嗎？難道我們共產黨只許人家拚命幹活，就不應該讓他有學習和生活的一席之地嗎？"當時，安振東捂著臉，使勁不讓自己哭出聲來。

1975年，廠里要把國家交給的研製井下防爆整流器的任務交給安振東，安振東思想鬥爭很激烈：這個任務既艱巨又危險，別人出了問題好說，我要出了問題就說不清了……就在這時，黨支部書記陳秀雲又熱切地鼓勵他說:"老安，黨支部知道你的處境，也了解你的心，干吧，這是關係到千百萬礦工生命安全的大事，也是黨和人民的急需。"陳秀雲以共產黨人敢挑擔子的精神對安振東說:"這個產品由我當試製組長，你當一般工作人員。如果出了問題，要坐牢，我去！"安振東還能說什麼呢？過了不久，陳秀雲又拿來了一張"保證書",上面寫道:"研製防爆整流器，危險性很大，如果出了問題，不由安振東同志個人承擔，由黨支部負責。"在它上面還蓋了工廠的大印和黨支部書記個人印章。這是黨與知識分子肝膽相照的物證，從這裡可以看到一個基層黨支部頂逆流、冒風險保護知識分子的珍貴感情。安振東當時捧著這薄薄的紙片，感到它的千鈞分量，熱血在周身沸騰。他決心赴湯蹈火，在所辭。

為了給安振東徹底平反，他原來所在的單位齊齊哈爾鐵路局黨組織和哈爾濱市整流器設備廠黨支部，都向齊齊哈爾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了申訴，整流器設備廠的書記、廠長曾13次跑到他的原單位，還派出了30多位同志到全國各地找他的同學調查了解情況。外調行程57000多公里。還有許多單位的同志也為安振東的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這樣，終於弄清了情況。1979年5月11日，齊齊哈爾市中級人民法院給安振東發來了平反書，上面寫著:"1958年判決是錯誤的，撤銷原判，宣告無。"組織上還決定恢復了他的原職原薪。安振東激動地寫下了這樣的詩句,"風雨飄搖

日月流，肝膽相照十幾秋。黨恩群情深似海，為民為廠志未酬。"老工人們也寫了一副對聯，讚揚廠黨支部是"有膽識駿馬，無畏護良才"。

1982年，安振東被調到哈爾濱市二輕局擔任了總工程師。為了使安振東獲得國家高級工程師的職稱，局黨組推薦他參加一次全市性的考試。臨場那天，局黨組派出副書記兼局長、組織部長、技術處長等一起陪他前往。他在考場里應試，這些同志一直在場外等候。當安振東接到獲得高級工程師的職稱的通知時，他千言萬語彙成兩句話:"考試那天，局黨組就像母親送孩子考學一樣, 這高級工程師的證件上凝聚著黨的心血啊！"

聽著安振東講的這一件件事，我們心裡也極不平靜。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安振東激動地說:"你們看，應該好好地寫黨嗎！"採訪結束時，我們同安振東有一個共同的結論：黨需要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更離不開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