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故事

地球誕生以來，生命如何誕生，如何演變成今天的模樣？本書以五幕劇的形式娓娓講述生命的發展歷程，語言充滿詩意，結構活潑新穎。美國繪本大師伯頓花費八年心血的最後一部巨作！

華彩麗章的生命詩篇

——讀圖畫書《生命的故事》

方衛平

美國童書作家、插畫家弗吉尼亞·李·伯頓（Virginia Lee Burton，1909-1968）最為人熟知的作品，是她出版於1939年的圖畫書《邁克和他的蒸汽鏟車》（Mike Mulligan and His Steam Shovel）以及為她贏得1942年凱迪克獎的《小房子》（The Little House）。她筆下那架可愛的蒸汽鏟車瑪麗，已經成為20世紀美國童年記憶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那幢充滿清新、溫暖的懷舊氣息的小房子，則已經成為正在努力與現代技術文明相妥協和抗衡的當代美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意象。而這兩部作品活潑的用色、擬人化的主角、幸福圓滿的結局以及懷舊的田園氣息，也典型地代表了伯頓圖畫書創作的一些主要特徵。

與上面兩個作品相比，不論在題材、立意還是總體風格上，《生命的故事》（Life Story）都可以說是伯頓為數不多的獨立創作的圖畫書作品中十分特殊的一部。這部頗具史詩氣魄的作品別出心裁地將地球迄今為止的地理與生命演化歷史濃縮在一個五幕劇里，並以極為淺近而又大氣的語言，以及宏闊華麗又充滿迷人的細節的畫面，呈現了這一出對我們來說顯得既遙遠又切近的時空圖景。

幕起時，從猩紅的垂簾后徐徐向我們展露出來的幽邃的太空中，盤旋著綴滿星光的藍色星雲；紅、黑、藍三色之間構成了一種令人屏息的強烈對比，在這樣鮮明而又沉著的對比中，靜默的畫面彷彿充滿了宇宙運行的宏大聲響。儘管從翻頁的邏輯看，這幅右頁面上的插畫出現在文字之後，但它顯然比左頁面上的文字說明更早地攫住了我們的注意力，並促使我們在一種近於迫不及待的情緒中，回到左頁面上去溯尋關於它的敘說——“很多很多億年前，我們的太陽誕生了，它是我們銀河系中的上千億顆恆星之一。”在時間上顯得格外遙遠的“很多很多億年前”和在空間上顯得格外廣袤的“上千億顆”，把讀者帶進到一片遠古的時空中；但置放在“太陽”和“銀河系”前的那兩個親切的“我們”，又使這片時空變得與我們的生命存在息息相關。伯頓十分巧妙地運用這種語言上的微妙技巧，創設出一種獨特的敘述氣勢與情感氛圍。而當我們把目光重新轉向右面的這幅插圖時，也會發現，通過那支呈對角線劃過水平畫面、指向太陽的光束，上述技巧同時在畫里得到了呼應。從舞台出發射入太空的光束將幕前與幕後的世界聯接在了一起，也將作為讀者的我們與故事裡的遙遠時空聯接在了一起；光束的斜線打破了環狀星雲所包含著的那份恆久的寧謐，暗示著敘述者的參與和歷史敘說的開始。通過文字與畫面的配合設計，作者在不知不覺地把我們推回那悠長綿遠的時空隧道。

很顯然，這一同時表現在文字和插畫上的技法貫穿了整部作品的始終。它帶領我們走過太陽和地球的誕生所準備下的生命的“序幕”，走過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每一紀，一直走到作者創作這部作品的20世紀60年代，甚至更近的今天和未來。雖然與一般的圖畫書相比，《生命的故事》所包含的文字和插圖已經顯得有些密集，但與它所致力於呈現的這段厚重的歷史相比，它們又顯得簡約至極。伯頓在創作這部作品時，仍然牢牢秉持著她一貫的兒童讀者意識，她所使用的文字語言和插畫一道，努力以最能夠被孩子接受的方式講述著與“寒武紀”、“奧陶紀”、“岩漿岩”、“變質岩”、“無脊椎動物”、“脊椎動物”等各種與地質學、生物學、天文學術語有關的歷史名詞，隨著時間的推進，插畫的色調也從卷首的暗色走向卷末的亮黃，從歷史的深沉轉向活潑的希望，配合展現了敘述氛圍的轉變。一位母親在亞馬遜網站上留下了對於這部作品的嘉許，她特別提到書中儘管不乏宏大的科學術語，但自己一年級的女兒仍然讀得有滋有味。

或許，這也與前面提到的作者所使用的敘述技巧十分相關。自始至終，伯頓都在文字和畫面中不斷地提醒著讀者，這不僅僅是一個“我們”的故事，它也是關於“我”、關於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正如《書鳥》雜誌的評論所說，“在宏偉的時間與創造之流中，伯頓女士也給予了每一個人那樣一種身在其中的感覺”。

我們會發現，撇開時間的因素，故事敘述的聚焦一直在不斷縮小，從宇宙、太陽、地球到作者所在的美國，以及她自己的家。故事的時空從歷史轉到“我”的現實生活后，其文字和畫面的敘述格調再度回復到了《小房子》的感覺上。跟隨著作者抒情意味濃郁的文字，我們再次看到了那幢頂著煙囪、睜著兩個眼睛似的方格窗戶的熟悉的小房子，以及現實中伯頓所居住的那幢雙層小樓。而房子周圍的風光，恰恰是作者對於她已經在此生活了25年的那片被喚作弗利谷（Folly Cove）的土地的描繪，畫面上有她的丈夫和孩子，他們所圈養的綿羊和她心愛的狗，她的花園和經常散步的樹林，還有她自己。看得出，伯頓是把對於這個家、這片土地的愛意，全部傾注到了關於它的四季晨昏的描摹與表現中。一個從地球的全部歷史起始的故事，最後落在了如此具體、真實、親切的生活場景中，它所敘述的生命感覺，也因此變得那樣踏實、樸素和細緻起來。

就在這出五幕戲劇結束的地方，翻過去，一扇沐浴在日光里的敞開的窗戶，一串連環綿延的時間之帶，與作者的謝幕詞一道，有如一個意外的請柬，邀我們攜自己的經歷，來為這段歷史續寫永無止息的“生命的故事”。這麼一來，作品的敘述便不再是閉合的，而是向著無限的未來、無數的生活可能打開著。如果說關於弗利谷的這段敘述多少帶著些特定的民族文化印痕與民族意識的限制，那麼這最後的兩頁，則使故事的精神氣魄重新回到了初始時的那份開闊的宇宙和人類情思中。

創作《生命的故事》耗費了伯頓整整八年的時間。八年間，她不斷前往紐約的國家歷史博物館獲取地理學、古生物學、古植物學和考古學方面的相關知識，為了方便工作，有時就入住在博物館邊上的一個小賓館里。她戲稱有那麼一段時間，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每天早上雷打不動地看到她把車子停在台階前，簡直都看膩了。她以極大的耐性吸收和消化各種資料，並在插圖上精益求精，在每一個細節上費儘力氣，一門心思地朝著自己認為完美的目標前進。

她的努力沒有白費。這本長達72頁、包括35幅彩色大插圖的作品出版后，受到了評論界的一致讚賞，波士頓科學博物館為此還專門舉辦了一個慶祝會。已故的哈佛大學知名地質學教授科特利·馬瑟（Kirtley F. Mather）曾這樣評價它：“伯頓女士沒有低估她心目中小讀者們的理解能力與科學探索的慾望，她成功地將如此豐富而重要的地史事件和名目呈現給了他們，這實在是一樁值得慶賀的事。”

並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除了兒童圖畫書的創作以外，伯頓還是一位出色的藝術設計者。對許多人來說，伯頓在童書創作方面所獲得的藝術成就和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往往黯淡了她在另一領域所取得的成就的光芒。事實上，在弗利谷，伯頓還負責執教一個藝術設計班，並和這群年輕的學員們一起正式成立了名為“弗利谷設計者”的設計團體。不久之後，這個團體的成員就以他們富於創新性和高質量的設計作品，引起了國內乃至國際範圍內人們的注意和稱道。有人認為他們的設計代表了當時紡織設計界的一種新取向。我們也可以從伯頓許多部作品的繪圖中看出鮮明的藝術設計的痕迹。在《生命的故事》中，每一幅插圖都完美地詮釋著藝術設計中的對稱與均衡、節奏與韻律等模式化的構圖理念；而那貫穿了《生命的故事》始終的、幾乎已經成為伯頓插畫標誌的盤旋形與波形線條，那富於裝飾畫意味的景物呈現，那出現在目錄頁的透著維多利亞時代裝飾風格的邊框，都透露了作家本人的藝術設計背景。或許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伯頓的插畫總是充滿了格外精緻的藝術細節。

儘管《生命的故事》是一部專為孩子創作的帶有一定科普目的的圖畫書，但許多人認為，它也是一部適合各個年齡段讀者的圖畫書。不論兒童還是成人讀者，都會沉醉在伯頓為地球和人類生命的歷史所繪出的這幅華麗、精細而又獨特的畫圖中。作家在故事創作和畫面表現方面的才華，讓《生命的故事》不僅是一部值得期待的知識啟蒙作品，同時也是一部值得恆久收藏的美麗的生命詩篇。

維吉尼亞・李・伯頓1909年8月30日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Newton Center，1968年10月15日去世。她的母親是個詩人和音樂家，父親是麻省理工學院的首任教務長。從小就生活在充滿藝術氣息的氛圍中，她回憶童年時，人們聚集在市中心唱英格蘭民歌、圍著五月柱跳舞，父親的禮物不是玩具而是故事書；8歲時由於母親的健康原因，他們搬到加利福利亞的一個小鎮，那裡住著很多藝術家，鎮里有三座劇場，經常有各種表演、綵排。伯頓兒時的理想是做一個芭蕾舞演員，中學時她得到一筆獎學金，去舊金山跟一位舞蹈教師學習芭蕾。路途遙遠，她每天要坐火車、換輪渡、再轉有軌電車去學校，至少要花兩個小時——她用來捕捉各種生活場景、給陌生人畫速寫。

由於要照顧生病的父親，伯頓放棄了心愛的舞蹈事業，她在波士頓的一份報紙Boston Transcript找到一份畫速寫的工作，領導她的是當時一位知名的藝術評論家。在其後的兩年半中，她畫了大量當時傑出的舞蹈家和演員的速寫。

1930年秋天，經朋友的介紹，伯頓去和喬治・德米特里厄斯學習繪畫，第二年春天兩人結婚。喬治不僅是一位優秀的藝術教師，而且是一位優秀的雕刻家。他們有兩個兒子，大兒子阿瑞斯後來也成為在美國，甚至世界範圍內都有影響的雕刻家；小兒子麥克畢業於哈佛大學，後來從商，近年來經常來中國投資、興建娛樂設施。

伯頓一生創作了很多作品，最受歡迎­的兒童讀物包括：《小火車頭》（1937），《邁克・馬力甘和他的蒸汽挖土機》（1939），《神馬卡莉索》（1941）和《小房子》（1942），其中《小房子》一書在1943年獲得了凱迪克大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