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錦華

1946年至1949年5月，在上海第一印染廠藝徒訓練班學習。

1949年至1952年，在華東局保衛人員訓練班學習，上海市軍管會輕工業處秘書，華東紡織管理局秘書。

1952年至1960年，任紡織工業部部長辦公室秘書、部辦公廳研究室幹部（其間：1953年至1955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函授專修科學習）。

1960年至1971年，任紡織工業部辦公廳研究室副主任兼黨組秘書（其間：1960年至196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專修班學習，1963年至1965年，在北京電視大學中文系學習）。

1971年至1976年，任輕工業部計劃組負責人。

1976年至1977年，任中央赴上海工作組成員。

1977年至1983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兼市計委主任。

1983年至1990年，任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總經理、黨組副書記、黨組書記。

1990年至1993年，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

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國家計委主任、黨組書記。

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是中共第十三大、十五大代表、十四屆中央委員；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

厚厚的一本《國事憶述》，記述了一位76歲老人與中國經濟20多年發展的朝夕相對。從1978年至今的改革推進中，中國的發展之路上留下這位老人的許多痕迹：上世紀70年代，在“文革”的廢墟上，助推寶鋼；1983年一手籌建中石化；在主持國家體改委和計委的歲月里，推出了包括股份制改革、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等等，並經歷了中國最觸目驚心的通貨膨脹……這位老人就是陳錦華，一位中國經濟改革不可或缺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2005年中，上證指數跌破了千點大關。在一片嘆惜聲中，一位76歲的老人的焦慮尤為特別。他就是陳錦華。作為中國股份制改革的設計者之一，陳錦華既焦急又委屈：4年多的熊市，不僅不是他們力推的改革的目的，反而與這項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

15年前，從大型國有企業調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的陳錦華，成為第一個打破國家體改委主任任命慣例的人———這個部門1982年建制以來，他之前“主任”之職一直由國務院總理兼任。在陳錦華在位的三年裡，這個人們印象中的“清議機關”以非凡的魄力推出了一系列改革舉措，其中就包括股份制。

以超然地位作為改革智囊出掌這個政府部門，陳錦華並不諱言，他當年面臨對改革徘徊的困惑。這段時光，被他稱作“一生中面臨困難最大的一段歲月”。

上海副市長：力挺寶鋼上馬

2003年，寶鋼進入世界500強的消息讓陳錦華為之歡欣不已。要知道，寶鋼能有今天與陳錦華當年的勇氣和信念是分不開的。

1976年10月，陳錦華是作為中央工作組的一員進駐這個城市的。在“文革”即將終結的當口，這個危機四伏的城市正孕育著一場武裝叛亂，為“四人幫”作最後的掙扎。緊張狀態平息了，陳錦華也就此同這個城市結下不解之緣。第二年5月，在工作組撤出上海時，陳錦華留了下來。寶鋼，也就這樣在陳錦華的從政之路上留下了印記。

寶鋼工程是由鄧小平親自拍板，其耗資之大、技術之複雜，在百廢待興的20世紀70年代末可謂極其引人注目。何況又是引入日本全套工藝技術和生產設備，這難免受到剛剛結束的那場“革命”硝煙的波及，對工程的質疑聲音也從未間斷。

1978年12月23日，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發表的當天，建設寶鋼的工地上也打下了第一根樁。“我們上了日本人的當”，這樣的話語也在隨後不脛而走。的確，寶鋼一期工程出現的樁基位移等問題，給反對者們提供了現實的標靶。指責，甚至謠言迅速傳開，終於在1980年9月的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形成了浪潮，當時的冶金部長為此受到嚴辭質詢，發言中出現了這樣的話：“寶鋼決策者是千古罪人，應該從樓頂上跳下去！”

在這種氣氛下，1980年冬天寶鋼工程“下馬”，這個與上海經濟生死攸關的大工程陷入了癱瘓的狀態。不過，作為上海市分管寶鋼工作的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和寶鋼黨委書記，陳錦華沒有放棄。他在會上發言，會後又以個人名義上書高層。在再次論證下，寶鋼續建成為了現實。這個超大型企業的成功經驗至今讓陳錦華還引以為豪。

在寶鋼進入正常建設軌道之後，陳錦華再次一手打造了一個掌握著中國經濟命脈的超大型企業———中石化集團，1983年成立的時候這個龐大的企業資產就已經達到210多億。在執掌中石化的七年半中，陳錦華積累了管理大型企業的經驗，並奠定了中石化在中國石化領域的地位。20年之後，中石化依照了他當初市場化股份制改造的構想延續發展強勢，成為中國最大的上市公司，名列世界500強第31名、國企業500強第1名。至今，這個企業的人事變動和經濟動向還依然牽動著中國的神經。

體改委主任：左不得，右不得，快不得，慢不得

1990年，中國又面臨著一個十分關鍵的時刻。國內，計劃與市場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占隊，正讓中國改革處於兩難境地；國外，東歐巨變之後，剛剛與中國實現和解的蘇聯又苦苦掙扎在思想混亂的泥潭中，起步不久經濟體制改革面臨著與中國相似的爭論。然而，就是在此刻，中央決定派陳錦華去統領一個負責中國體制改革總體設計的委員會。

多年之後，陳錦華仍會想起體改委派秘書長接他上班的那一幕，他在回憶錄里這樣寫到：“面對一大堆文件資料，什麼是中心問題？什麼是改革的綱？從這一件看到另一件，有點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越看越迷惘。”的確，1990年2月22日，一家媒體發出的疑問——“是推行資本主義改革，還是推行社會主義改革？”——足以勾畫出當時人們對改革的關注與爭論。陳錦華也不能超脫於當時整個大環境。在那個敏感時期就任那個敏感部門的主要領導，最能反映陳錦華心境的就是他所說的四句話：“急不得，慢不得，左不得，右不得。”

作為負責體制改革機構中的一員，陳錦華嚴格遵循著國務院辦事機構特有的“只做不說”的鐵律。體改委被賦予了“理論創新、設計大局、協調利益以及組織試點”的任務。雖然這位體改委的領導公開發言的機會寥寥無幾，然而，陳錦華為數不多的公開發言於中國改革都頗具意義：1990年10月，他上任后的首次亮相，就在由經濟界、企業界以及政府官員參加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討會上毫不避諱地贊同討論計劃和市場關係問題；1992年6月的全國政協常委會，他不顧領導勸阻表明了探索股份制的決心和勇氣。

陳錦華執掌體改委三年的工作與中國改革進程的某些標誌性事件是息息相關的。當年參與改革全過程的劉紀鵬在2004年撰文寫到：“國家體改委在中國推動的企業股份制改革中，憑其獨特的地位，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集中了自15個部門的70多位同志，圍繞著《定向募集股份公司規範意見》制定了13個配套文件……為以後中國股份制的推進及大陸企業到香港上市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值得今人引以為鑒的是，在推行改革涉及多方利益博弈的過程中，正是體改委超然的地位保證了自身利益與其他政府部門的毫無糾葛。

陳錦華一生中至少有近20年時間是在為中國人的傳統憂患———住房問題而操勞。1970年代末上海任職期間，上海市每年興建100萬平方米的宿舍仍是杯水車薪，巨大的人口基數以及福利體制的慣性，已讓陳錦華開始思索住房制度的出路。於是，1991年當他接手國務院住房制度政策領導小組工作后，就順理成章地開始在全國推廣1990年代初在上海開始的住房公積金制度，推動中國人的安居問題走上市場化軌道。可以說，房地產市場化商品化的觀念一直支持著陳錦華，1995年時任國家總理的朱鎔基與他商談經濟需要新的增長點時，兩個人仍不約而同地將房地產作為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

雖然，陳錦華在任期間的一些重要舉措給中國留下了怎樣的發展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極大爭議。雖然，一些經濟學家一如既往地認為，中國市場化道路帶有太多政府操控的痕迹，壟斷權力對經濟的控制仍然是中國改革25年來難以迴避的傷痛。陳錦華力推的股份制改革同樣在今天面臨著責難，當年政府大包大攬的發展模式現如今被認為是過多的干涉了本應由市場自主形成的規則；他引以為自豪的另外一項成果———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對房地產的重視，也被指責包含了過多政府那隻看不見的手的企圖。陳錦華並不這樣認為。他認為，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熟、完善的過程中，為了彌補市場的缺陷和維護公眾利益，政府的調控仍然是必需的。

但是，在體改委和國家計委的八年，無疑是陳錦華一生中最為難忘的歲月，在他的回憶錄里是這樣寫的：“我當時……壓力特別大，我的體重一度減了10多公斤。”當體改委存在的意義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逐漸步入正軌而慢慢消退，繼而退出政治舞台，這一段經歷仍然成為包括陳錦華等諸多當年元老在內的一段懷念。

陳錦華在回憶他為什麼有這麼積極的改革思想和巨大勇氣時，笑著說：“體改委里都是贊成改革的人。反對改革的人怎麼能進體改委呢？他們不受部門權力和利益格局的影響，比較超脫。這些贊成改革的同志當然會經常對我產生影響。”劉紀鵬在《從想念體改委說起》一文中曾寫到：“那時體改委的工作是光榮而艱巨的，也是很多有抱負的青年人所嚮往的地方……中國改革的成功是與其建立像國家體改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這樣的組織體制分不開的。”

國家計委主任：軟著陸

劉紀鵬所說的“成功”，或許還有從鄰國經驗中汲取的“教訓”。1990年代初期，俄羅斯“休克療法”勢頭之猛遠勝於陳錦華推行的股份制改革。當時很多人預言，俄羅斯的改革一定會比中國快。但十幾年後重新審視中俄兩國為經濟變革曾經作出的努力，儘管有觀點認為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是以犧牲公平來換取速度，但俄羅斯付出的慘痛代價也讓人觸目驚心。不過，中國經濟1990年代初在巨大通脹壓力下成功實現“軟著陸”，也與陳錦華有著莫大的關係。

“我在體改委工作的3年，……有人評價說，那個時期，是體改委作用發揮得最好的時期。”正在體改委主任位上幹得頗有心得的時候，有職務調動的消息傳到陳錦華耳朵里。

“1992年下半年，不斷聽到要調我到國家計委工作的傳聞。1992年底，由於我的工作去向同研究國家體改委1993年工作安排直接有關，我就在一次國務院會議后，當面問李鵬總理有沒有要調動我的工作這回事。……不久，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在一次小組會議進行的過程中，朱鎔基同志把我找了出來，告訴我，中央已經決定，鄒家華同志不再兼任國家計委主任，調我任計委主任，並說江澤民、李鵬等同志和他本人都全力支持我到計委主持工作。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新一屆國務院組成人員名單，我被任命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陳錦華在他的回憶錄《國事憶述》中這樣記述了當時職務變遷的過程。

對於新的重擔，陳錦華自有體會。“對於我要出任的這個職務，它的分量、工作的艱巨性和複雜性，它所需要的人望，我還是有點自知之明的。在我以前，先後擔任國家計委主任的有高崗、李富春、余秋里、姚依林、宋平、鄒家華。我是擔任這一職務的第七人。同他們比較起來，我在黨內的資歷最淺，水平、經驗和貢獻都遠不能同他們相比。”

工作位置的變動只是表象，關鍵是工作思維方式和工作對象發生了很大轉變。“從改革計劃經濟模式的意義上講，可以說是從改革的動力———國家體改委的工作崗位，一下子成了改革的對象———國家計委的工作崗位。這個工作角色的轉換，又正趕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發生根本性轉折的時期，也就是計劃經濟要在中國最終消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式確立的時刻。我感到有點被推到風口浪尖上的味道。”

果然，一場大規模的調整中國經濟過熱的宏觀調控不期而至。國家計委是正是要應對這場經濟調整的核心部門。

1992年一些主要的經濟指標，已經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年增長速度。各地方還在爭相攀比，爭相擴大基本建設規模，形成遍及全國的開發區熱、房地產熱。沒有資金，就亂設金融機構，用各種方式集資，銀行之間亂拆借，造成儲蓄大幅度下降，大量資金在體外循環。隨之而來的是通貨膨脹的出現和失業人群的增加。

1993年6月24日，黨中央、國務院發布6號文件，加強宏觀調控。於是，國家計委主任的命運和百姓們交織在一起。

1993年的中國經濟過熱，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物價快速上漲。1992年全國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比上一年上漲8.6%。1993年6月，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比1992年同期上漲13.9%，12月達到17.3%，1994年10月高達25.2%。

“在物價上漲，特別是糧油上漲最迅猛、也是群眾排隊搶購最厲害的時候，我分別到西直門糧庫、清華大學宿舍區糧店，以及燈市口居民街道糧店了解情況。糧店售貨員告訴我，儘管一天要進3次貨，努力把米袋、面袋在櫃檯後面堆得高高的，以貨源充足的形象讓群眾放心，不要搶購，但即使這樣，群眾還是成百斤地購買。”在1994年9、10月間物價漲得最厲害的時候，陳錦華連著幾個晚上夢到群眾搶購糧食。

於是，上任沒有多久的陳錦華帶著6號文件，四處奔走推行調控政令。並隨即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價格機制改革上。現在的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當時也參與其中。結果，這引發了一些指責，認為國家計委對專業規劃和重大項目管得少了。然而，爭議不久就被天然的經濟規律所平息，履行宏觀調控職能的政府不再扮演微觀角色，這是經濟遊戲的第一條憲法規則。

1995年全國物價開始回落，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從1994年的21.7%降到1995年的14.8%，1996年再降到6.1%，逐漸恢復到一個接近合理的區間。陳錦華親身參與的宏觀調控當時雖然還未穩操勝券，但最緊迫的危險已經過去。1996年歲末，中國房地產的投資增長率降低了49個百分點，貨幣發行量下降了20%，銀行的不良債務減少了200億，重新向外貸款。另外，糧食連年豐收，首次突破1萬億斤，庫存450億公斤，前所未有。三個月後，時任國家總理朱鎔基就宣布中國經濟已經實現“軟著陸”。

淡出政壇：關注經濟浪潮

1998年從國家計委主任的位子退下來之後，陳錦華過了一段相對清閑的日子，比起以前改革潮頭的戎馬生 活，全國政協副主席需要更多的可能是經驗，而不是勇氣。與此同時，他出任博鰲亞洲論壇中方首席代表，還兼任了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會長、中國投資協會名譽會長，另外，他還是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的董事局主席。《中國經濟轉軌20年的基本經驗》，即是他近年思考得出的經驗性結論。

過了古稀之年的陳錦華，看起來比以前還要繁忙，他把心思大部分都放在了中國企業如何與國際接軌、如何運用先進理念改善管理體制等方面，過去的高層生涯賦予他更深刻地對於中國經濟宏觀運行層面的理解，而如今，微觀機體的內部運行和相互作用更讓他著迷。他一直在為市場轉軌和政府轉型力諫不輟。

2005年榮獲英國國際職業經理人協會“國際管理大師”榮譽證書。國際職業經理人協會（IPMA）副會長兼微軟公司戰略顧問——特里·莫里斯專程由倫敦前來北京，為袁寶華、陳錦華、張彥寧三位傑出的管理專家授予“國際管理大師”榮譽證書。這是國際職業經理人協會首次在亞洲地區授予該項頂級榮譽證書。

2008年11月6日晚，日本日中經濟協會在東京舉行盛大的招待酒會祝賀中國企業聯合會名譽會長、前全國政 協副主席陳錦華被明仁天皇授予“旭日大勳章”。陳錦華是獲此殊榮的第三位中國人，也是其中唯一一位親自接受天皇授勛的中國人。“旭日章”主要頒發給對國家和公眾有傑出貢獻的日本人和推動所在國與日本友好關係的外籍人士，是日本國內最高級別勛位之一。在陳錦華之前，中日友好協會前會長廖承志和中國前副總理谷牧之也曾獲此殊榮。

《國事憶述》一書通過作者的親身經歷，講述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家發生的一 些重要事件，如新中國第二次、第三次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粉碎“四人幫”后中央派駐上海的工作組工作情況，用好國內石油資源成立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等。其中專辟一章回顧了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發展壯大的三步曲，以中國石化的發展歷程為例，總結了中國國有特大型企業的成功之路。通過這些歷史事件的回顧，提出了許多極富見地的真知灼見。該書的出版對於人們了解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的發展歷程，對於宣傳我國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有重要意義。

2012年10月，被稱為“中國經濟改革不可或缺的親歷者和見證人”的全國政協原副 主席陳錦華，繼出版《國事憶述》之後再次出版新作《國事續述》。該書以嶄新的體系和視角，展示了我國紡織工業、鋼鐵工業、石油化工工業、經濟體制改革工作和國家計劃工作等眾多方面的偉大實踐。在書中，陳錦華回顧了自1946年參加工作至今，參與我國經濟建設若干重大事件和重大決策的過程：如實施“四三”方案、寶鋼建設和中石化建設，在國家發改委和國家計委工作中建議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積極組織實施國民經濟的“軟著陸”等。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國經濟建設戰線的傑出領導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陳錦華同志，因病於2016年7月2日15時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2016年7月8日，陳錦華同志的遺體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

上午8時30分許，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胡錦濤等，在哀樂聲中緩步來到陳錦華同志的遺體前肅立默哀，向陳錦華同志的遺體三鞠躬，並與陳錦華同志親屬一一握手，表示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