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國家化

“軍隊國家化”有悖於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

“軍隊國家化”錯誤地認為，既然軍隊是國家的，共產黨就應該交出軍隊搞“國家化”。“軍隊是國家的”能不能和“軍隊國家化”划等號？軍隊能不能脫離執政黨而成為純粹的國家軍隊？這是我們必須直面的問題。

毫無疑問，軍隊自產生以來，就是與國家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軍隊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之所以能成為“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就是因為它“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這是國家與氏族社會的根本區別。軍隊在國家機器中的地位非常突出。列寧指出：“最能表明這個國家機器特徵的有兩種機構，即官吏和常備軍。”從這個意義上說，軍隊是國家的，具有國家性質。然而，“軍隊是國家的”並不能和“軍隊國家化”划等號。

從這個意義上說，“軍隊國家化”主張的軍隊脫離黨的領導而成為純粹的國家軍隊的觀點，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偽問題。因為軍隊一旦脫離執政黨的領導，就不是現存國家的一部分，不僅成為執政者的反對力量，而且也成為現國家政權的破壞力量。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我軍在黨的絕對領導下，始終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防軍，時刻保衛著國家的安全與穩定。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軍隊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敵對勢力在這種情況下對我鼓噪“軍隊國家化”，既沒有理論支撐，也沒有社會基礎，從根本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其根本目的就是企圖在我黨與軍隊的關係上打開缺口，挑動軍隊脫離黨的領導，變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防軍為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從根本上搞垮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這個至關重大的問題上，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

“軍隊國家化”有害於我軍的性質

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是我軍的性質和本色。“軍隊國家化”把我軍黨的性質與國家、人民性質割裂、對立起來，認為“軍隊應該是人民或國家的軍隊，而不是黨的軍隊”，攻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公器私用”、“謀一黨之私”。這是與事實相違背的。在中國，軍隊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才能成為人民和國家的軍隊。從一定意義上說，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一個為廢“私”而立、為除“私”而存、為防“私”而續的制度，是一個真正保證軍隊始終為國為民的制度。

中國曆來就有“兵歸將有、兵隨將走”這種個人掌握兵權的傳統，這是藩鎮割據產生的重要原因。近代隨著中國社會危機的加深，軍權逐步落入個人手裡。各派軍閥擁兵自重，彼此混戰不斷，給國家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如何剷除軍權私有的軍事領導制度，廢除軍閥政治，是中華民族求解放、爭復興歷史進程中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在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制度產生之前，幾乎其他各種軍事領導制度都在中國試驗過，既有辛亥革命后對西方的照搬，又有大革命時期對蘇俄的學習，但都不能根除兵權私有和利益集團所有的頑疾。北洋軍閥被打倒后，繼之而起的是以蔣介石為首的新軍閥，“你方唱罷我登場”，國家境況越來越糟。

中國共產黨在汲取前人教訓的基礎上，獨創性地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新型軍事制度。這使中國幾千年來兵權私有的積弊為之一掃，徹底擺脫了軍閥操縱政黨及政治的夢魘，軍隊真正成為國家和民族利益而戰鬥的工具。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所具有的這種為“公”制“私”的功能，不僅在於其本身的科學合理的制度機制安排，更在於其自身的無私性即階級性先進性的特質。所謂“絕對領導”，從利益關係來說就是“無條件領導”。黨領導軍隊、軍隊服從領導，都不是以利益滿足、利益要求為先決條件的，除了國家、人民的利益外，沒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黨和軍隊這種在國家和人民利益指向的高度一致性，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能夠實現的根本原因。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軍隊國家化”對我軍的險惡用心。早在新中國成立前的1946年，針對蔣介石向我們黨提出的交出軍隊的所謂“軍隊國家化”要求，我們黨揭露其伎倆是“掩護軍隊私人化的魔術”，其目的就是“要把人民的軍隊化為軍閥的軍隊”。這深刻點明了“軍隊國家化”此時此刻就是“私人化”、“軍閥化”的實質。這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如果我們按照“軍隊國家化”的設想去做，軍隊必然變性變質，墮落成為個人或狹隘利益集團服務的工具，我軍就談不上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性質的軍隊。聯繫到當今世界許多國家軍隊實行所謂“國家化”后被個人、利益集團控制，國家陷入長期戰亂的事實，我們更應該警鐘常鳴，不為任何花言巧語所迷惑。

“軍隊國家化”脫離了現代政黨政治的現實要求

敵對勢力把西方國家的軍事領導制度奉為“軍隊國家化”的圭臬，斷言“軍隊國家化”是“文明國家的通則”。這不僅有悖於政黨政治的一般要求，也犯了把個別當一般、把具體當普遍的常識性錯誤。

人類社會自擺脫蠻荒、產生國家以來，儘管經歷了不同的社會形態，但就其政治形式來說，主要是兩種：一是君主政治，二是政黨政治。無論什麼樣的政治形式，都有一個對事關國家生死存亡的軍隊如何掌握和領導的問題。在政黨政治條件下，軍隊由執政黨掌握，是政黨政治的基本要求。由於各個國家的國情和政治制度不同，其政黨對軍隊的掌握方式也不盡相同。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政黨對軍隊的間接管領。這主要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毛澤東同志曾指出：“資產階級政黨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領一部分軍隊”。西方國家標榜的“軍隊國家化”，不過是兩黨或多黨制下政黨輪流控制軍隊的一種方式。二是政黨直接領導軍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就是這種方式的完善體現。

在這裡，問題的實質不在於對不同國家政黨掌握軍隊的方式如何稱謂，而在於應不應該、能不能把西方國家這種所謂的“軍隊國家化”當作“通則”，要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以此為樣板照搬照抄。這是我們與“軍隊國家化”的根本分歧之所在。

世界各國的歷史傳統、經濟文化水平和社會制度不同，其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也必然不同。西方國家所謂的“軍隊國家化”，也是其一定條件下的產物，其適用範圍也只能是一些特定國家，決不能把其無限制地擴大。西方國家打著“民主”、“人權”的旗號，以多種方式向世界推行多黨制和“軍隊國家化”，對一些國家和地區進行曠日持久的“民主化”改造，由此造成了災難性後果。

這種情況絕不允許在我國出現。我們與敵對勢力在“軍隊國家化”等問題上的鬥爭，是意識形態的鬥爭，但絕不僅限於意識形態的意義。從根本上說，這是維護國家民族權益的問題。我們尊重別國人民的選擇，不把自己的東西強加於人。我們也要學習別國的成功經驗，但是我們絕不允許別人對我們指手劃腳，強迫我們按他們的那一套去做，要我們自毀長城，自己“化”掉自己。任何改變我們行之有效的制度和發展道路的圖謀都是不會得逞的。

“軍隊國家化”有違於國家根本利益

當前我國的最大利益是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軍隊國家化”攻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妨礙了國家的現代化和民主進程”。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實現現代化這一國家最高利益的根本要求，是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證。

堅定地堅持黨的領導，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的現代化事業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從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來看，無庸諱言，不同國家的現代化可以在不同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以及多種發展模式下推進。但對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說，無論其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如何，其現代化許多是在一黨長期執政、建立強有力政治核心條件下取得成功的。這是民心得以凝聚，國力得以集中，軍權得以牢固掌控、社會得以長期穩定的重要保證。否則，不僅現代化實現不了，而且還會陷入混亂和倒退。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既面臨著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向現代化邁進過程中的共同問題，又有自身的特殊性。我們既要面對發展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多方面的壓力，又要面對國內改革和發展的許多挑戰，還要面對多種安全威脅、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等嚴峻問題。這要求中國必須有一個堅強的政黨領導。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擔負這一歷史重任。

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鄧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我們國家所以穩定，軍隊沒有脫離黨的領導的軌道，這很重要。”我國的現代化事業之所以能夠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社會主義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國際風雲劇烈變幻中始終站穩腳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有一支黨絕對領導下的忠於祖國和人民的英雄軍隊。這是我國最寶貴的政治優勢、最值得珍惜的政治資源。敵對勢力以“軍隊國家化”為旗號，企圖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進行去“勢”消“源”的否定，如果任其得逞，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必然化為泡影，這完全是與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馳的！

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正確道路。“軍隊國家化”認為只有軍隊脫離了黨的領導，實行了“國家化”，才能推動民主政治。這既脫離了中國的現實情況，也與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民主政治發展的實際不相符合。脫離中國現有制度體制條件抽象地談論民主沒有意義。堅持黨的領導、特別是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社會穩定的根本保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只有在社會穩定的環境中才能順利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