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碧城

呂碧城，生於清光緒九年（1883年），安徽旌德書香門第。呂碧城年幼一番坎坷：少年失怙，家產被奪，夫家退婚，寄人籬下，母妹服毒。呂碧城9歲議婚於同邑汪氏，10歲訂婚。

1895年呂碧城12歲（一說13歲）時，呂父光緒進士呂鳳歧去世，呂碧城的母親從京城回鄉處理祖產，由於呂家一門生四女，並無男子，族人便以其無後繼承財產為名，巧取豪奪，霸佔呂家財產，唆使匪徒將母親劫持。呂碧城在京城聽到了消息，四處告援，給父親的朋友、學生寫信求助，幾番波折，事情終於獲得圓滿解決。

此事卻也讓與呂碧城有婚約的汪家起了戒心，認為小小年紀的呂碧城，竟能呼風喚雨，於是提出了退婚要求，呂家孤女寡母不願爭執，答應了下來，雙方協議解除了婚約。然而在當時女子被退婚，是奇恥大辱，對其今後對婚姻的心態產生了一定影響。家庭破落，婚約解除后，她不得不隨同母親遠走娘家，呂碧城的母親帶著四個尚未成人的女兒投奔在塘沽任鹽運使的舅父嚴鳳笙。

自1860年天津開埠，設立九國租界，西學東漸，自然科學和實用技術為核心的西方教育模式，潛移默化地傳入天津；1900年義和團運動后，清政府力行新政，教育上提出“興學育才實為當務之急”的主張，通令各省大力舉辦新式學堂。隨著西方民主思想的輸入，中國女性開始覺醒，“張女權，興女學”，爭取男女平等權利和女子受教育權利，為當時婦女解放運動的潮流。1903年，直隸總督袁世凱急招天津早期的教育家傅增湘擔綱興辦天津女子學堂。年輕的呂碧城當時深受這股風潮的影響，遂有了奔赴女學的念頭。

在此期間，呂家又發生了一件不幸的大事。在呂碧城和大姐、二姐先後走出家門之後，來安只剩下母親嚴氏和最小的妹妹呂坤秀兩個人。有親戚對她們就食於娘家感到不滿。

1902年，竟唆使匪徒將二人劫持，為免受辱，母女二人只好服下毒藥。在大姐呂惠如的請求下，時任江寧布政使的樊增祥星夜飛檄鄰省，隔江遣兵營救。幸虧救兵趕到得及時，才將母女二人救活。這在呂碧城的心靈上又留下一道深刻的傷痕。

1903年，呂碧城想去天津城內探訪女子學校，被保守舅父嚴辭罵阻，說她不守本分，要她恪守婦道，年輕氣盛的呂碧城，一怒之下，下定了不再委曲求全、苟且度日的決心，第二天就逃出了家門，隻身“逃登火車”，奔赴天津。不但沒有旅費，就連行裝也沒來得及收拾。一個富家女子獨自出門，這在當時也算得上是驚世駭俗之舉。而此次出走，正是呂碧城登上文壇的開始，也是她與各界名人交往的開始。

身僅分文、舉目無親的呂碧城，在赴津的列車中，幸遇好心人佛照樓的老闆娘，將其帶回家中安頓下來。當得知舅父署中方秘書的夫人住在《大公報》社，呂碧城便給方太太寫了封長信求助。此信巧被《大公報》總經理英斂之所見，英斂之一看信，為呂碧城的文采連連稱許。不僅如此，英斂之親自前往拜訪，問明情由，對呂的膽識甚是讚賞，邀呂到報館內居住，受聘為《大公報》第一名女編輯。

呂碧城到《大公報》僅僅數月，在報端屢屢發表詩詞作品，格律謹嚴，頗受詩詞界前輩的讚許。她又連續撰寫鼓吹女子解放與宣傳女子教育的文章，如《論提倡女學之宗旨》《敬告中國女同胞》《興女權貴有堅忍之志》等，在這些文章中，呂碧城指出，“民者，國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凡人娶婦以成家，即積家以成國”，“有賢女而後有賢母，有賢母而後有賢子，古之魁儒俊彥受賜於母教”，“兒童教育之入手，必以母教為根基”，“中國自嬴秦立專制之政，行愚民黔首之術，但以民為供其奴隸之用，孰知竟造成萎靡不振之國，轉而受異族之壓制，且至國事岌岌存亡莫保……而男之於女也，復行專制之權、愚弱之術，但以女為供其玩弄之具，其家道之不克振興也可知矣。夫君之於民、男之於女，有如輔車唇齒之相依。君之愚弱其民，即以自弱其國也。男之愚弱其女，即以自弱其家也”。同時呂碧城還指出，維護舊禮法之人聞聽興女學、倡女權、破夫綱之說，即視為洪水猛獸，其實是為誤解，“殊不知女權之興，歸宿愛國，非釋放於禮法之範圍，實欲釋放其幽囚束縛之虐奴；且非欲其勢力勝過男子，實欲使平等自由，得與男子同趨文明教化之途；同習有用之學，同具剛毅之氣……合完全之人，以成完全之家，合完全之家以成完全之國”。提倡女子教育，就是要通過新文化和新文明的洗禮，使舊禮教桎梏下的女子成為“對於國不失為完全之國民”、“對於家不失為完全之個人”的新女性，最終“使四百兆人合為一大群，合力以爭於列強”。呂碧城的這些觀點在社會上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成為人們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她在詩文中流露的剛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橫刀立馬的氣概，深為時人尤其新女性們所嚮往和傾慕。一時間，出現了“絳帷獨擁人爭羨，到處咸推呂碧城”的盛況。從此，呂碧城在文壇上聲名鵲起，走上了獨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1904年到1908年，呂碧城藉助《大公報》這一陣地，積極地為她的興女權、倡導婦女解放而發表大量的文章和詩詞，她結識了大批當時的婦女解放運動領袖人物，與秋瑾尤其交好。

1904年5月，秋瑾從北京來到天津，慕名拜訪呂碧城。兩人此番相會不足四天，情同姊妹，訂為文字之交。兩位新女性間的一段因緣佳話，成就了一段“雙俠”的傳奇。

呂碧城連續發表的鼓吹女子解放的文章，震動了京津，袁世凱之子袁克文、李鴻章之侄李經義等人紛紛投詩迎合，推崇備至，一時間，京津文壇，形成了眾星捧月的局面。她以女兒之身，大方地與男人們交遊，唱和詩詞，賞玩琴棋，自由出入自古男性主宰的社交場所，談笑風生，成為清末社會的一道奇談。

除了在《大公報》積極宣揚女權，作婦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在辦女學的實踐上，呂碧城積極籌辦北洋女子公學。呂碧城發表多篇言論以作輿論宣傳，宣揚興辦女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把興女學提到關係國家興亡的高度，以此衝擊積澱千年的“三從四德”、“女戒女訓”、“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腐觀念。反過來說，女權運動的興起，恰恰證明了社會上男女觀念的不平等，“欲使平等自由，得與男子同趨於文明教化之途，同習有用之學，同具強毅之氣。”呂碧城認為辦女學開女智、興女權才是國家自強之道的根本。

為了實踐自己的理論，呂碧城積極籌辦女學，嶄露頭角的呂碧城活躍於天津的知識階層，結識了嚴修、傅增湘、盧木齋、林墨青等津門名流，以求支持和幫助。傅增湘很欣賞呂碧城的才華，想要她負責女子學堂的教學。於是，英斂之帶著呂碧城遍訪楊士驤、唐紹儀、林墨青、方若、梁士詒、盧木齋等在津的社會名流，著手籌資、選址、建校等工作。

1904年9月，“北洋女子公學”成立，11月7日，天津公立女學堂在天津河北二馬路正式開學。《大公報》次日報道：“昨日午後二點鐘，由總教習呂碧城女師率同學生30人，行謁孔子禮。觀禮女賓日本駐津總領事官伊集院夫人……男賓20餘位。諸生即於是日上學。”呂碧城擔任總教習，負責全校事務，兼任國文教習。按照英斂之、呂碧城等人的意見，學校定名為“北洋女子公學”。

1906年春天，北洋女子公學增設師範科，學校名稱遂改為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租賃天津河北三馬路的民宅作為校舍，第一期只招學生46人，后又在津、滬等地招生67人，學制一年半，稱為簡易科。

北洋女子師範學堂針對中國女性數千年來身體被摧殘、心靈被桎梏、智識不開明的狀況，呂碧城在學校的教育和管理上，提出了讓學生在“德、智、體”三方面全面發展的方針。“德”在首，是因為無道德，徒具知識，只能“濟其惡，敗其德”；但同時又必須重智識教育，因為智識不開，則事理不明，道德也就無從談起；重視“體育”，是為了讓學生在擁有健康人格的同時，也能擁有健康的身體。對於“德”的認識，呂碧城也別具一格：“世每別之曰女德，推其意義，蓋視女子為男子之附庸物，其教育之道，只求男子之便利為目的，而不知一世之中，夫夫婦婦自應各盡其道，無所謂男德女德也。”

儘管上海的經正女學堂創辦於1898年，但究其性質而言，不過是家塾式的私立女學堂。直到北洋女子公學的成立，中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公立女子學校。但實際上，該校仍然是一所貴族女子學校，就學的大多是官宦、富商人家的閨秀。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正如呂碧城所說，是因為大部分人家“仍守舊習，觀望不前”，即使有人願意讓自己的女兒上學，也是“各於家塾自相教學焉”。如此一來，隨著官員的來往調任，學生經常中途離去，所以，儘管上學的學生不在少數，但能夠真正完成學業的就寥寥無幾了。

呂碧城執掌女子學校總教習一事，在社會上曾轟動一時。1909年，陳庚白（後為南社著名詩人）13歲，就讀於天津客籍學堂，仰慕呂碧城的大名，曾暗中前往女子學堂窺伺其風采。後來任總統府秘書的沈祖憲，曾稱呂碧城為“北洋女學界的哥倫布”，讚賞其“功績名譽，百口皆碑”。

秋瑾也曾經用過“碧城”這一號，京中人士都以為呂碧城的詩文都是出自秋瑾之手，兩人相見之後，秋瑾“慨然取消其號”，原因是呂碧城已經名聲大著，“碧城”一號從此應當為呂碧城專用。

交談中，秋瑾勸呂碧城跟她一起去日本從事革命運動，而呂碧城“持世界之人，同情於政體改革”，願意繼續留在國內辦報，以“文字之役”，與秋瑾遙相呼應。此後不久呂碧城在《大公報》上發表的《興女權貴有堅韌之志》、《教育為立國之本》兩篇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秋瑾的影響。1907年春，秋瑾主編的《中國女報》在上海創刊，其發刊詞即出於呂碧城之手。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紹興遇難，無人敢為其收屍，中國報館“皆失聲”，呂碧城設法與人將其遺體偷出掩埋，又在靈前祭奠。她後來南遊杭州，又拜謁了秋瑾墓，不禁感慨萬端，作一首《西泠過秋女俠祠次寒山韻》，追懷這位志同道合的摯友。之後，呂碧城用英文寫了《革命女俠秋瑾傳》，發表在美國紐約、芝加哥等地的報紙上，引起頗大反響，也使自己陷於險境。呂碧城與秋瑾的交往也引起了官方注意，以致直隸總督袁世凱一度起了逮捕呂碧城的念頭。介於找不到更多的借口，才沒有實行。

1908年，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又招完全科，學制四年。同年夏，北洋客籍學堂停辦，遂將其地緯路新址讓與北洋女子師範學堂，該學堂漸具規模。由傅增湘提名，呂碧城出任該校監督（即校長），為歷史上中國女性任此高級職務的第一人。

呂碧城在這所當代女子的最高學府，從教習提任到學校的監督，待了七、八年。她希望培養的學生將來也致力於教育和培養下一代，“為一個文明社會的將來盡各自的力量”。她把中國的傳統學問與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結合起來，使北洋女子公學成為中國現代女性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她希望她所培養的學生將來也能致力於教育和培養下一代，為一個文明社會的到來盡各自的力量。在此學習的許多學生後來都成為中國傑出的女權革命家、教育家、藝術家，如劉清揚、許廣平、郭隆真、周道如等，她們都曾聽過呂碧城授課。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曾經在這裡親聆呂碧城授課。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后，北洋女子公學停辦，后改為河北女子師範學校，呂碧城離職，她移居上海游世界。

呂碧城認為在這競爭的世界，中國要想成為一個強國就必須四萬萬人合力，因此不能忽視二萬萬女子的力量。解放婦女，男女平權是國之強盛的唯一辦法。她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影響世人，濟世救民。

1912年，袁世凱在京登上民國總統寶座，呂碧城憑藉與袁世凱的舊交，出任總統府機要秘書，后又擔任參政一職。

1915年袁世凱蓄謀稱帝野心昭昭時，呂碧城毅然辭官離京，移居上海。她與外商合辦貿易，兩三年間，就積聚起可觀財富，在上海靜安寺路自建洋房別墅，其住宅之豪華，生活之奢侈，為滬上人士所艷羨生妒。可見同時也有非凡的經濟頭腦。

1918年呂碧城前往美國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文學與美術，兼為上海《時報》特約記者，將她看到的美國之種種情形發回中國，讓中國人與她一起看世界。

1926年，呂碧城再度隻身出國，漫遊歐美，此次走的時間更長，達7年之久。她將自己的見聞寫成《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先後連載於北京《順天時報》和上海《半月》雜誌。呂碧城兩度週遊世界，寫了大量描述西方風土人情的詩詞，膾炙人口，傳誦一時。她尤擅填詞，吟詠自如，被譽為“近三百年來最後一位女詞人”。傳世著作有《呂碧城集》《信芳集》《曉珠詞》《雪繪詞》《香光小錄》等。

1928年，她參加了世界動物保護委員會，決計創辦中國保護動物會，並在日內瓦斷葷。

1929年5月，她接受國際保護動物會的邀請赴維也納參加大會，並盛裝登台作了演講，與會代表驚嘆不已。在遊歷的過程中，她不管走到哪裡，都特別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言行，她認為自己在代表中國二萬萬女同胞，她要讓世人領略中國女性的風采。此後，她周遊列國，宣講動物保護的理念，成為這一組織中最出色的宣傳員。

1930年呂碧城正式皈依三寶，成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

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龍孤獨辭世，享年61歲。遺命不留屍骨，火化成灰后將骨灰和面為丸，投於南中國海。

1903年，呂碧城任《大公報》第一個女編輯，成為中國史上第一位女編輯，中國史上第一位女性撰稿人，開創中國新聞界先河。

1904年9月，呂碧城任北洋女子公學（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總教習；兩年後，任監督（相當於現代的“校長”），成為中國史上女性任此高級職務的第一人，開創近代教育史上女子執掌校政先例。

在任《大公報》主筆期間，發表了大量尊重女權、倡導婦女解放的詩詞雜文，是中國女權運動的首倡者之一。

呂碧城把中國的傳統學問與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結合起來，使北洋女子公學成為中國現代女性文明的發源地之一。直到北洋女子公學的成立，中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公立女子學校，並培養了大量女權革命家。

1912年3月，呂碧城受聘擔任總統府機要秘書，成為中國史上女子任此高職的第一人。

1928年，呂碧城參加世界動物保護委員會，決計創辦中國保護動物會，成為中國史上第一位動物保護主義者。

英斂之與呂碧城相識后，因為欣賞其才華膽識，一度生出傾慕之心。英斂之的妻子淑仲以女性的直覺感到丈夫的熱心有些過了頭，暗自傷心悲痛，幾欲離家避走。最後，英斂之“發乎情，止乎禮”，以君子之風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在事業上給予呂碧城以指引支持，不但對她力加拔擢，還將她引薦給當時的眾多社會名流。1905年，英斂之收集呂碧城與其兩位姐姐的詩作，編印成《呂氏三姊妹集》，並親自為之作序，稱三姊妹為“碩果晨星”式的人物，更讚譽呂碧城為“祥麟威鳳”，其抱負志向連許多男子尚不逮。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英斂之和呂碧城之間的關係卻慢慢地出現了不和諧的音調。

首先，雖然在反對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自強、主張開啟民智等方面，兩人一拍即合，但在具體做法上，卻又有著區別。英斂之本身是滿族正紅旗，妻子淑仲則是皇族，所以英斂之雖然主張變法維新，但是不贊成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他希望通過溫和、漸進的改良方式，實行君主立憲，達到富國強民的目的。而呂碧城對清政府毫無好感，相反，卻對激進的革命黨人抱有深厚的理解和同情。1912年，溥儀退位，帝制瓦解，呂碧城歡喜於民國之建立，曾賦詩云：“莫問他鄉與故鄉，逢春佳興總悠揚。金甌永奠開新府，滄海橫飛破大荒。雨足萬花爭蓓蕾，煙消一鶚自迴翔。新詩滿載東溟去，指點雲帆當在望。”

其次，在對待袁世凱的態度上，兩人也有很大的不同。英斂之受康、梁影響很深，與梁啟超來往密切。戊戌變法失敗后，英斂之也在清廷的緝拿名單上。他先後攜妻兒避難於香港、越南，最後才落足天津。他在1899年8月發表於澳門《知新報》上的《黨禍余言》中說，自己對變法失敗“深感鬱結，心不能已”，也因為如此，他對在戊戌政變中向榮祿告密的袁世凱可以說是深惡痛絕。1905年，《大公報》宣傳抵制美貨，激怒袁世凱，袁下令禁郵禁閱《大公報》。而英斂之亦利用手中的筆奮起反擊，連發數文，反使報紙銷量驟增。袁世凱轉而採用拉攏的辦法，均遭到英斂之拒絕。而呂碧城和袁世凱素無過節，相反，對於袁世凱的襄助女學之舉，她頗有好感，對於袁的膽識才幹，她也甚為欣賞，也因此與袁越走越近，直至出任袁的總統府秘書。

在個人層面上，呂碧城個性很強，遇事極有主見，隨著交往日多，在各種事情上，難免與英斂之言語失和，甚至發生矛盾爭執。由於英斂之對呂碧城恩情太深，所以這時呂碧城即使沒有忘恩之心，在別人看來，也難免有負義之嫌。英斂之對她的態度也由最初的欣賞漸漸地變為不耐和反感，在日記中甚至斥之為“不通”、“虛驕刻薄，態極可鄙”。隨後發生的另一件事，終於將兩人本已不睦的關係推向了破裂。

呂碧城性喜奢華，打扮新潮，這些都為英斂之所不喜，並曾因此批評過她，呂碧城對此不以為意，依舊我行我素。1908年，《大公報》上刊載了一篇題為《師表有虧》的短文，批評幾位教習打扮妖艷，不東不西，不中不外，招搖過市，有損於師德。當時的女教習並不多，打扮妖艷者更屈指可數，又兼英斂之之前曾經對自己的裝扮有過微詞，呂碧城讀後覺得這是在刻意譏刺自己，於是在《津報》上發表文章，針鋒相對地進行反擊。英斂之在日記中記道：“碧城因《大公報》白話，登有勸女教習不當妖艷招搖一段，疑為譏彼。旋於《津報》登有駁文，強詞奪理，極為可笑。數日後，彼來信，洋洋千言分辯，予乃答書，亦千餘言。此後遂永不來館。”

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其間，儘管英、呂二人恢復了往來，互通書信，呂碧城還一度前往香山探望英斂之，但相比於當日津門初見時的言笑晏晏、相談甚歡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呂碧城一直對感情抱著一種審慎的、若即若離的態度。雖然因為美麗聰慧，才華出眾，少得大名，而又性情豪爽，喜交際，她身邊一直不乏憐香惜玉的護花之人，這其中就包括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

當日秋瑾被俘，官府抄檢她的住處時，發現了她與呂碧城來往的書信，又兼呂碧城曾經在秋瑾所辦的女報上發表文章，於是欲派人抓捕呂碧城。嚴復曾說呂碧城“自秋瑾被害后，亦為驚弓之鳥矣”，呂碧城也說自己“幾同遇難竟獲倖免”。

呂碧城究竟是緣何得脫於難的。有一說是，官府抓捕呂碧城的知會公文恰巧落在了當時任清廷法務部員外郎的袁克文手上。袁克文讀過呂碧城的文章，早已仰慕其才華，此番不忍心見其落難，於是立即將此事告訴了父親袁世凱。袁世凱聽后說道：“若有書信來往就是同黨，那我豈不是也成了亂黨？”呂碧城因此脫罪。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后，袁克文又向父親建議，聘請呂碧城出任女官，可以自由出入新華宮。當時袁克文自己便住在中南海流水音，由此與呂碧城過從漸密。袁與友人在北海舉行詩會，呂碧城也經常參加，與之詩詞唱和，結伴出遊。樊增山曾有詩讚呂碧城曰：“天然眉目含英氣，到處湖山養性靈。”袁克文也知呂碧城不是凡俗女子，因此對她敬愛有加。時任總統府外交肅政史的費樹蔚與袁克文、呂碧城皆為好友，後來費樹蔚在為呂碧城《信芳集》所作的序中雲“予識呂碧城垂二十年，愛之重之，非徒以其文采票姚也。其人自守潔，見地超於人，忠恕絕去拘閼，而不為誕曼”。一次他試探呂碧城是否屬意於袁克文，呂碧城笑而不答，后再提及，呂碧城答曰：“袁屬公子哥，只許在歡場中偎紅依翠耳。”

1915年春，呂碧城登長城，寫下了一闋《浪淘沙》，不久，呂碧城抽身遠走上海。

關於呂碧城一生未嫁一事，各種說法都有。那時，各種聚會上常常會出現呂碧城的麗影芳蹤，當時各界名流也紛紛追捧呂碧城，與她交往的社會名士中，不乏才子和高官，如著名詩人樊增祥、易實甫，袁世凱之子袁寒雲、李鴻章之子李經羲等，但她在婚姻一事上，看透世態炎涼，再加上她自恃清高，始終覺得身邊無可匹配之人，所以寧願獨身終老。對這些名士的態度總是“這個不行，那個也不合適”。在她看來“生平可稱許之男子不多，梁任公即梁啟超。早有妻室，汪季新即汪精衛。年歲較輕，汪榮寶汪榮寶，曾任民政部右參議、國會眾議院議員，駐比利時、駐日公使等職，擅書法，工詩文。尚不錯，亦已有偶。張薔公曾為諸貞壯作伐，貞壯詩固佳，耐年屆不惑鬚髮皆白何！”呂碧城曾說：“我之目的不在資產及門第，而在於文學上之地位。因此難得相當伴侶，東不成，西不合，有失機緣。幸而手邊略有積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學自娛耳！”

呂碧城是少年抱得大名的人，時人對她的文學才華評價非常高，高到什麼地步，說是可以和李清照相比，所以她自小心氣就高，更不肯屈就自己。於是，呂碧城雖姿容優雅，終身未婚。

現代作家止庵認為，呂碧城為什麼未嫁，關鍵點在於經濟權，她在袁世凱稱帝之前辭職到上海做生意，在那兩年裡跟外商合作掙了好多錢，生活非常奢華。“有才，有名，有財，事業上又有很大的成就，這女人就沒有當時女性結婚的理由——找個男人養著，她沒有結婚的實際需要。”

從1912年民國初期拚命追求女子參政權，到1919年主動放棄參政權而自我局限於所謂生計權和自立權，中國社會的女權事業並不是進步，反而是在明顯倒退。這一點在沈佩貞就讀北洋女子師範學校時期的師長呂碧城的《女界近況雜談》中，另有表述：“夫中國之大患在全體民智之不開，實業之不振，不患發號施令、玩弄政權之乏人。⋯⋯女界且從而參加之，愈益光怪陸離之至。近年女子參政運動屢以相脅，予不敢附和者，職是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