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二首（其一）

《短歌行》實際上就是一曲“求賢歌”、又正因為運用了詩歌的形式，含有豐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獨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傳了他所堅持的主張，配合了他所頒發的政令。全詩分為四節，逐而一一分析。

第一節主要抒寫了詩人對人生苦短的憂嘆。第一節中有兩處都提到了“酒”，酒在魏晉時期，多受到魏晉詩人的喜好。無論心情愉悅，或是悲傷，感慨時都不難找到酒的影子。其中我們如何去理解詩人這種人生苦短的憂嘆呢？詩人生逢亂世，目睹百姓顛沛流離，肝腸寸斷，渴望建功立業而不得，改變亂世局面，因而發出人生苦短的憂嘆。

第二節情味更加纏綿深長了。他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固然是直接比喻了對“賢才”的思念。曹操由於事實上不可能一個一個地去找那些“賢才”，所以他便用這種含蓄的方法來提醒他們：“就算我沒有去找你們，你們為什麼不主動來投奔我呢？”由這一層含而不露的意思可以看出，他那“求才”的用心實在是太周到了，的確具有感人的力量。而這感人力量正體現了文藝創作的政治性與藝術性的結合。他這種深細婉轉的用心，在《求賢令》之類的文件中當然無法盡情表達；而《短歌行》作為一首詩，就能抒發政治文件所不能抒發的感情，起到政治文件所不能起的作用。意思是說只要你們到我這裡來，我是一定會待以“嘉賓”之禮的，我們是能夠歡快融洽地相處併合作的。這八句仍然沒有明確地說出“求才”二字，因為曹操所寫的是詩，所以用了典故來作比喻，這就是“婉而多諷”的表現方法。

第三節是對以上十六句的強調和照應。以上十六句主要講了兩個意思，即為求賢而愁，又表示要待賢以禮。倘若借用音樂來作比，這可以說是全詩中的兩個“主題旋律”，而“明明如月”八句就是這兩個“主題旋律”的復現和變奏。前四句又在講憂愁，是照應第一個八句；后四句講“賢才”到來，是照應第二個八句。表面看來，意思上是與前十六句重複的，但實際上由於“主題旋律”的復現和變奏，因此使全詩更有抑揚低昂、反覆詠嘆之致，加強了抒情的濃度。再從表達詩的文學主題來看，這八句也不是簡單重複，而是含有深意的。那就是說“賢才”已經來了不少，我們也合作得很融洽；然而我並不滿足，我仍在為求賢而發愁，希望有更多的“賢才”到來。天上的明月常在運行，不會停止。同樣，我的求賢之思也是不會斷絕的。說這種話又是用心周到的表現，因為曹操不斷在延攬人才，那麼後來者會不會顧慮“人滿為患”呢？所以曹操在這裡進一步表示，他的求賢之心就象明月常行那樣不會終止，人們也就不必要有什麼顧慮，早來晚來都一樣會受到優待。

第四節求賢如渴的思想感情進一步加深。“月明”四句既是準確而形象的寫景筆墨，也有比喻的深意。實際上是說那些猶豫不決的人才，在三國鼎立的局面下一時無所適從。詩人以烏鴉繞樹、“何枝可依”的情景來啟發他們，不要三心二意，要善於擇枝而棲，趕緊到我這邊來。最後“周公”四句畫龍點睛，明明白白披肝瀝膽，希望人才都來歸順我曹操，點明了全詩的主旨。關於“周公吐哺”的典故，據說周公自言：“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這話似也表達詩人心情。

總起來說，《短歌行》正是政治性很強的詩作，主要是為曹操當時所實行的政治路線和政治策略服務的；然而它那政治內容和意義卻完全熔鑄在濃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詩充分發揮了詩歌創作的特長，準確而巧妙地運用了比興手法，來達到寓理於情，以情感人的目的。

這首詩的創作時間學術界大致有五種說法。一是在蘇軾《赤壁賦》中“橫槊賦詩”言語的基礎上，《三國演義》稱曹操在赤壁大戰前吟誦這首《對酒當歌》，時間定在建安十三年（208）末。二是求賢說，出自張可禮《三曹年譜》：“抒發延攬人才之激切願望，蓋與《求賢令》作於同時。”時間在建安十五年（210）。三是賓主唱和說，此主張發自萬繩楠，他認為此詩作於漢建安元年（196），曹操遷漢獻帝於許都之際，曹操與手下心腹如荀彧等人的唱和之作。四是及時行樂說，但沒有考證具體時間。此說由沈德潛發之，《古詩源》卷五：“《短歌行》，言當及時為樂也。”五是王青的作於招待烏丸行單於普富盧的宴會上的說法，時間在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

唐代吳兢：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言當及時為樂。又舊說長歌短歌，大率言人壽命長短分定，不可妄求也。（《樂府古題要解》）

宋代劉克莊：孔融、楊修俱斃其手，操之高深安在？身為漢相，而時人目以漢賊，乃以周公自擬，謬矣。（《后村詩話》前集卷一）

明代鍾惺：“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不用來日苦少，句覺尤妙。“但為君故，沈吟至今”：英雄何嘗不篤於交情，然亦不泛。“明明如月”：如字幻極，樂府奇語。“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慘刻處慘刻，厚道處厚道，各不妨，各不相諱所以為英雄。又云：四言至此，出脫《三百篇》殆盡，此其心手不粘滯處。“青青子衿”二句，“呦呦鹿鳴”四句，全寫《三百篇》，而畢竟一毫不似，其妙難言。譚元春：少小時讀之，不覺其細；數年前讀之，不覺其厚。至細，至厚，至奇！英雄騷雅，可以驗後人心眼。（《古詩歸》）

明代許學夷：徐昌谷云：“韋孟輩四言，窘縛不盪。曹公《短歌行》、子建《來日大難》，工堪為則矣。……。”愚按：……元瑞謂“曹公、子建二詩，雖精工華爽，而風雅典刑幾盡”，斯並得之。……魏人樂府四言，如孟德《短歌行》、子桓《善哉行》、子建《飛龍篇》等，其源出於《采芝》《鴻鵠》，軼盪自如，正是樂府之體，不當於風雅求之。（《詩源辯體》卷三、卷四）

清代沈德潛：言當及時為樂也。“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無所依託。“山不厭高”四句，言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成其大也。（《古詩源》）

清代陳沆：此詩即漢高（祖）《大風歌》思猛士之旨也。“人生幾何”發端，蓋傳所謂古之王者知壽命之不長，故並建聖哲，以貽後嗣。次兩引《子衿》《鹿鳴》二詩，一則求之不得，而沈吟憂思；一則求之既得，而笙簧酒醴。雖然，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則南馳耳。分奔吳蜀，棲皇未定，若非吐哺折節，何以來之。山不厭土，故能成其高；海不厭水，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厭士，故天下歸心。說者不察，乃謂孟德禪奪已萌，而沈吟未決，畏人譏嫌。感歲月之如流，恐進退之失據。試問篇中《子衿》《鹿鳴》之詩，“契闊燕談”之語，當作何解？且孟德吐握求賢之日，猶王莽謙恭下士之初，豈肯直吐鄙懷，公言篡逆者乎？其謬甚矣。（《詩比興箋》卷一）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小名吉利，小字阿瞞，沛國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東漢末年著名軍事家、政治家和詩人，三國時代魏國奠基者和主要締造者。

曹操少年機警，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年少時曾參與鎮壓黃巾軍。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曹操以漢獻帝劉協名義征討四方，對內消滅二袁、呂布、劉表、馬超、韓遂等割據勢力，對外降服南匈奴、烏桓、鮮卑等，統一中國北方地區，擴大屯田、興修水利、獎勵農桑、重視手工業、安置流民、實行“租調製”，促進中原地區經濟生產和社會穩定。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進位丞相。同年進攻荊州，與孫權、劉備聯軍展開赤壁之戰，敗歸。建安十八年（213年），獲封魏公，建立魏國，定都鄴城。建安二十年（215年），征張魯，取漢中。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冊封魏王，位在諸王之上。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3月15日），曹操病死於洛陽，謚號為武。其子曹丕稱帝，追贈武皇帝，廟號太祖，葬於高陵。

曹操善詩文，知兵法，開建安文風；有詩文多篇，另有注《孫子》傳世。今人整理其詩文成排印本《曹操集》。曹操喜歡用詩歌、散文抒發政治抱負，反映民生疾苦，是東漢文學的代表人物，被魯迅稱讚“改造文章的祖師”。同時亦擅長書法，被唐朝張懷瓘《書斷》評為“妙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