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克

一

曾克原名曾佩蘭，曾用筆名田木戀、海牟、一可，（陰曆二月二十三日）生於河南太康縣城內一個貧苦的知識分子家庭。從祖父一代起，曾家就發生過宗法信仰的背叛。祖父原是儒門秀才，可在二十歲剛出頭時，卻冒著背叛孔孟世家要遭點天燈的極刑處罰而篤信了基督教。當時盛傳信教人都被洋人換了心肝。她祖父為傳教奔波勞累患肺病早逝，於是她祖母便將祖父的肉體和靈魂交給了英國傳教士和他們的上帝。祖母以極大的決心和勇氣，肩起養育只有三歲的兒子曾次亮（曾克的父親）的責任；她辛勤地勞動著，虔誠地祈禱著，頑強地生活著，不知了吃多少苦，終使曾次亮成人，考取了北京高等師範大學，簡稱京師大學，接受了“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思潮，信奉了唯物論，叛逆了基督，畢業后回到河南開封從事中學教育，心向民主，同情革命，並於1927年加入左派國民黨，成為曾家通向現代社會的指路明燈。解放戰爭中他曾受到劉伯承、鄧小平的接見，1950年調到北京，在國家新聞出版署工作，由於他學養高，造詣深，精通天文曆法，后在中華書局任編審，從事天文史研究。1958年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曾克的母親武翠蓮也是一位心地善良為人虔誠勤儉賢惠能幹的基督教徒，因讀聖經，識字不少，為了支持、補貼丈夫上學、養家糊口，自己創辦私塾小學。子女長大成人後，她支持他們投入革命營壘，丈夫為此給她改名為武育英。

曾克就誕生在這樣一個宗教和新思潮相撞擊、相鬥爭由孔孟傳統思想為泥士而構建的家庭里。她的童年是在祖母和母親為她講述的聖經故事、民間故事、寓言和讚美詩的吟哦聲里度過，朦朦朧朧的“伊甸園”和“天國”，曾給她在幼小的心靈上留下夢一樣的畫面，也承受著複雜的矛盾。祖母、母親吃飯、睡覺、起床前，都一定要曾克和她們一同做禱告，第一句總得說：“我有罪，請上帝饒恕！”這句話，曾克像唱歌一樣唱得很熟，慢慢地她不想這麼說。她記得祖母、母親常常對她說：上帝要求每個孩子都要遵守“不打人，不罵人，不說謊，不騙人”這四條戒律。她問奶奶和母親：“我沒有罪說有罪，不是說謊嗎？”她們無言以對，但總是以要進天國為人生目標，要求幼小的曾克這樣做。直到接受了唯物思想的父親回到開封，她才逐漸擺脫了無罪說有罪的痛苦，並得到父親給女孩解除封建枷鎖的自由——不準家裡給她纏足、穿耳、說婆家。

曾克五歲即人母親辦的私立初級小學讀書。1927年大革命失敗，曾克的父親由於不肯到國民黨大員銓敘那裡登記而被通緝，並通知河南全省不准他在省內工作，這便促使他下了徹底革命的決心。這之後，曾克在開封第五小學和第一小學讀高級小學。1929年至1936年她在著名的開封私立北倉女子中學讀書。其間，沉迷於古今中外文學名著里，《格林童話》、《灰姑娘》、《白雪公主》、《賣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及古典文學名著《西遊記》等作品，不僅最早給她帶來文學上的趣味，還在她的心靈深處播下了什麼是愛，什麼是恨，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她從父親和老師楚圖南（作家）、柯仲平（詩人）那裡接觸到新潮雜誌《新青年》、《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和新文學及國外的文學作品——盲詩人愛羅先珂的《桃色的雲》、梅特林克的《青鳥》和蘇聯的小說，這些使她如痴如迷的精神食糧，是她追求人生光明目標的動力。另外，在老師幫助下，曾克積極參與成立學生會、出牆報、辦讀書講演會，討論社會進化史、大眾哲學和婦女解放問題，開始發表詩歌與散文，後來自己又自辦牆報《五隻手》。牆報，便是這位作家最初的操練場。

二

1935年冬，因響應北平“一二·九”抗日愛國學生運動，曾克積極參加開封大學中學學生的罷課、卧軌、請願運動，在隴海和京漢路上召開聲援大會，發表演說，編印傳單，戰鬥四天四夜，使火車中斷一百多小時，因而被學校當局勒令退學。她父母都是學生愛國運動的熱情支持者，學生在她家開會，她母親不惜冷淡上帝而為卧軌學生送水送飯。翌年春，曾克在楚圖南、羅繩武、馮素陶等老師的幫助下到上海江灣私立“騰佩福幼園”擔任保教員，同時參加上海共產黨文委的外圍組織“上海職業婦女俱樂部”，井在法租界薩菩賽小學當代課老師。1937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學教育先修班，同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戰事爆發后，她參加了大夏大學地下黨組織的“大世界難民收容所”的服務工作，不久她回到河南大學借讀，同時投入開封學生的抗日救亡活動，參加學生演劇隊，同大夏大學的同學柯崗和黎辛創辦救亡刊物《爭存》半月刊。

盧溝橋的抗日炮聲，是一個民族的偉大召喚。在父母的支持下，曾克和妹妹曾蘭分別離開了家，滿腔熱情地參加了革命工作。曾克先後在魏伯組織的河南學生救亡演劇隊，接著即投入有共產黨活動的國民黨部隊從事民眾工作，隨部隊開赴抗日前線。東北軍181師學兵隊和第五戰區臧克家組織的文化工作團從分文藝宣傳。這期間，她結識了東北作家於黑J－。於黑了當時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戰亂中與妻子在上海分手，失去了聯繫。曾克與他因在工作和生活中彼此產生了感情而同居。1938年，他們一同到武漢，在李輝英等作家的幫助下開始發表和出版作品。她的處女作散文《戰鬥的心曲》就發表在武漢《大公報》副刊“戰線”上，接著出版中篇報告文學《在湯陰火線》。

這部報告文學受到文藝界的好評，茅盾在《文藝陣地》上以筆名“玄”發表評論並熱情推薦：

在《中華兒女》中，我們已經看見勇敢的女性怎樣在炮火的硝煙下工作；現在我們又看到另一個戰區里勇敢的女性的剪影了。這本《在湯陰火線》就是那一群勇敢的女性的工作的記錄，作者曾克也就是這一群中的一個。

“……這裡充滿了為民族自由解放而戰鬥者的奮發而愉快的

面影。……那一種緊張、熱烈、愉快的空氣，構成了壯麗的場面。”

“這本書的特色是充滿了：對於勝利有確信，對於工作有熱情

的，一群青年們的，活潑興奮倔強愉快的笑聲。”

《在湯陰火線上》集中描述了“捉漢奸”、“包餃子”和“美人計”三個故事。作品表現了戰士和老百姓情同手足同仇敵代的愛國精神。作品寫得相當細膩：除夕，婦女隊長趙大嫂帶領全村婦女緊張地包餃子，送到戰壕慰勞前方戰士。當敵人進犯時，戰士們嘴裡的餃子還沒有咽下便沖向敵人。一個小戰士犧牲了，當人們把他抬回來時，發現他的口袋裡還有咬過一口的餃子。這是十分感人的精彩情節。一個是婦女，一個是戰士，他們，也就是全中國人們，都有一種精神，這是不可征服的偉大精神。

不久，曾克又創作了另一部七萬餘字的中篇報告文學《在戰鬥中》（1940年連載於重慶的《婦女生活》，個別篇章刊於茅盾主編的香港《文藝陣地》）。這部紀實作品是作者跟隨部隊踏遍河南戰區十幾個縣的所見所聞所思的結果，所描寫的對象除了抗日戰士，還有普通民眾，其中也有婦女、兒童，還有鄉鎮、礦山，所涉及的生活面相當廣泛深入，寫作上雖是更為自由、靈活，但字裡行間則由許多故事為經貫穿全篇。這部報告文學當然主要表現軍民英勇殺敵，視死如歸，把同敵人你死我活的戰鬥視為“閃光的夢”，願把青春獻給保衛祖國的偉大事業的抗日故事；但也寫行軍途中凍餓病死的屍體及戰爭所製造的各種慘狀和凄涼，也寫厭戰情緒和逃跑，寫充滿生命意識的生與死的掙扎，也有戰鬥中一些平常小事。總之，這些悲壯的平常的故事和描寫，更多了一些親切和真實。

高長虹在1940年3月31日《新蜀報》副刊“蜀道”第84期上以《新星》為題評介她的作品，稱她是“少年作家”中最“少”的一個，他說：“我看到這些作品，覺得很驚奇，出乎意料地，這沙漠中的綠洲，卻像是天生下來叫她寫作的。”對她作品的藝術成就尤為讚賞，她的那些描寫“十分靈活”，“不是報告文學的寫法，已經是一種藝術的寫法了。”在描寫人物方面，她“用很少的幾筆畫出人物的姿態、性格來”。

1939年到重慶，參加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並任教於私立復旦中學，參加文藝界、中蘇友好協會、東北流亡總會的抗日宣傳活動，為“上海孩子劇團”的團員補習文化課。在兩三年的時間裡，她在武漢、重慶和香港的《婦女生活》、《自由中國》、《抗戰文藝》、《大公報》、《文學月報》、《新蜀報》、《文藝陣地》等報刊發表小說、報告文學及話劇計三十多萬字。創作上她雖是最初的嘗試，卻是十分成功的，形成影響，頗為當時文壇所關注。

三

1940年冬，經周恩來、鄧穎超介紹，她與於黑丁一同奔赴延安，在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從事專業創作。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這使她明確了作家創作的目的性，從此再沒有離開過戰鬥生活；同年6月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曾克喜歡現實主義作品，因此她所接觸的作品多是一些具有強烈人民意識的作家的作品，並受其影響。曾克說：“我喜歡杜甫、白居易的詩，曹雪芹的《紅樓夢》、施耐庵的《水滸傳》、蒲松齡的《聊齋》、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祝福》等小說，茅盾的《子夜》、《林家鋪子》、《春蠶》，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柯仲平的《海夜歌聲》，以及外國作家高爾基的《母親》、《童年》、《我的大學》等作品並深受其影響。這大概同我的氣質和我在文學上的追求有關。”

到延安之後，曾克說，她和黑丁在生活、感情上不斷發生不協調的矛盾。黑丁過於粗暴和易於激動的性格，以及在學習、工作方面的興趣、要求越來越有差異，是他們分手的主要原因。曾克說：“作為兩個寫作者組成的家庭，生活里應該隨時議人生，淡寫作，交流感情，但黑丁缺少這些。他總是忙忙碌碌，一天難得說上幾句話。”曾克性格開朗，善於接受新事物，參加各種文藝活動，利用一切業餘時間從事寫作；她的這些生活都不為黑丁理解和接受，以致於引起無端的猜疑和忌妒，有時甚至無理智地撕掉她的文稿（這對一個作家來說，大概是最不能容忍的），甚而還動手動腳，嚴重傷害了曾克的自尊和事業心。黑丁雖然是一位有影響的作家，但他未必就了解年輕妻子的心，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大男子主義，也許還在捉弄他，自由的新鮮空氣他還感到陌生，不理解應當如何對待女人。這便導致這一對戰火烽煙中相愛的夫妻未能走完人生的旅程。

日本的投降給每一個中國人展示了一條新的大道。曾克和黑丁一起奔赴晉冀魯豫太行山根據地。使曾克心儀已久的新生活，正微笑著向她招手。她獨自帶著孩子和自尊，到基層人民中生活和寫作。在太行，她任晉冀魯豫文聯理事、《北方雜誌》編委，還到北方大學文學系宣講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的精神。當時曾克仍以深入生活為主，仍然從事專業創作，騎著小毛驢，帶著孩子，一頭扎進太行腹心地區左權、武鄉、長治、邢台等地，和工農兵群眾一起迎解放，搞土改，保衛勝利果實。火熱的鬥爭生活，使她的創作格外活躍，那幾年的創作結集為《新生命的檢閱》，但未能出版，後來又輯為小說結集《新人》、散文結集《光榮的人們》出版，這是她明確了“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之後的成果。用她自己的話說：“我的文學創作，應該說是從這時候才算真正開始的。”（《新人·編後記》）

《新人》共輯短篇小說八篇，作者形象地再現了抗日戰爭中太行山根據地各方面的偉大鬥爭。這些故事，有的描寫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太行山群眾與敵人進行尖銳複雜艱苦的鬥爭，有的表現軍民粉碎敵人頻繁而瘋狂殘忍的掃蕩及建立鞏固的抗日民主政權、發展人民武裝和堅持毛主席的戰略方針。作為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的歷史記錄，這些文字的價值不可低估。其中短篇小說《掩護》和《愛》都是優秀之作。《光榮的人們》是新社會的頌歌——“……再也見不到挨冷受餓和沒有工做的人。大家都在用勞動養育自己，用手創造自己的幸福。千年來壓迫人和寄生的剝削階級，受到了制裁，廣大的工農勞動大眾抬起了頭、人類純良的本質，高度的同志的友愛，沸騰的領導熱情，是這社會的基本內容。仇恨只用在對付破壞這新生活的進犯者。眼淚雖然還會在最歡樂的時候進射出來，那也只是過去受難的即將消逝的影於。這兒人民走出貧窮、封建和愚昧，殘廢者各盡所能，組織起來互助的工作，連監獄都成了學校。”曾克在這裡所描寫的，正是這本書里的光明主題，是人民樸素的理想，是日後我們這塊土地上的美麗風景——一個新社會的藍圖。

四

抗日戰爭的勝利，沒有給中國這塊苦難的土地帶來最後的和平，中國人自己還得來一次你死我活的最後較量。1947年春——解放戰爭進入大反攻的前夜，曾克正式參加野戰軍，在野戰軍新華總社任隨軍記者，跟著劉（伯承）鄧（小平）大軍南正北戰，在戰士的行列中和行軍、作戰及大小會議上，都經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同年夏，劉鄧大軍接受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命令，要執行挺進大別山的反攻任務，部隊決定，除了衛生部門和文工團的女戰士外，女同志一律不參加南征。而這時已是一位母親的曾克焦急萬分，月夜向劉鄧親自請戰，而終被獲准，一時成為部隊的美談。

在躍進千里無後方的大進軍中，曾克和野戰軍部隊一起，冒著飛機的轟炸掃射，爬險山，涉惡水，終於進入大別山，她積極投入重建根據地的鬥爭，擔任土改工作隊隊長，到岳西縣二區發動群眾，支援野戰軍。這時，她創作了著名的報告文學《挺進大別山》。茅盾對這部作品予以充分的肯定。他在該書序文《讀〈挺進大別山〉》中說：“嚴格說來，《挺進大別山》這集子內的各篇，還不是短篇小說，而是一種速寫，或報道。正如作者在《前記》中所白：‘這些東西，都是時間性較強的新聞，由於當時交通阻隔，發稿困難，而只將它簡單地隨時記下來，現在僅僅是想做為材料保存起來。’然而正因為是‘隨時記錄下來’的，所以有一種新鮮活潑的氣韻保存在字裡行間，現在讀起來，神味仍然是雋永的。”這本集子包括六組速寫，綜合來讀，可以“看到挺進大別山這一偉大的英勇的進軍的輪廓”。在各篇中，茅盾喜歡《送別》、《沙原上》、《史玉倫同志永垂不朽》、《突擊》、《我認識的第一個營長》、《過渦河》、《陳錫聯司令員會見了媽媽》等，這些篇章里的人物雖然還是一種素描，一個剪影，“可是很生動，具有強烈的吸引力”。“這裡也時常有小段的風景描寫，周圍人物的襯托，也頗輕靈可愛。應當特別指出的，是這些‘涉筆偶感’的風景描寫大抵是能夠和人物的行動有機的聯繫起來，換言之，作者並不是為了要給人物找襯托這才描寫風景的，更不是為寫風景而寫風景，——風景和人物相當地做到了‘血肉相關’。”

之後，曾克便又投入淮海戰役、渡長江戰役，解放大西南，親眼目睹和參加了解放戰爭的全過程，成為軍內軍外聞名遐邇的戰士作家。

1949年9月，在共和國成立前夕，曾克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參加全國第一屆政協會、文代會，被選為全國文聯委員和全國文協（即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在極端艱險的戰鬥歲月里，除了信念、戰友和群眾的幫助與鼓勵，與河南同鄉、上海大夏大學同學——第二野戰軍新華社記者柯崗在戰爭空隙的短暫相聚，總是互相鼓勵，彼此關懷，時時提醒記者的責任，詢問筆耕的收穫。於是，一種特殊的歷史背景，把他們從友情、同志之情中拉了出來，送他們踏上愛情之路。柯崗在一首《夏日的清晨》一詩里說：

這花朵樣的夏日的清晨

我出發到火線

朝陽把東方的浮雲鑲著金邊

有小雀飛過開滿紅花的石榴樹

把晶亮的露珠落進怒放著的花心。

淡色而修長的路

從我家門前劈開了熟透的麥田

直伸向老遠老遠的地方

那裡有炮火激響。

我的馬背好了鞍子掛在路旁

它心急地吹著鼻子

敲著前蹄。

我是劉伯承將軍的老戰士

我曾經跟著他把日本強盜殺死

我必須跟著他打倒賣國賊

我跟著他習慣了勝利。

我懂得勝利的詩要用英雄的血來鑄成

我懂得那詩里要有自己的血

我的親屬、愛人和朋友就更光彩。

現在我要出發到火線

再有一分鐘我就躍馬揚鞭

我的美麗的夏日的清晨

將被我保護得更美麗

我的嫣紅的花要為我怒放到凱旋……

這首感人的詩，和那些愛呀恨呀的愛情詩不同。這是一個戰士撲向槍林彈雨前向自己親人的表白。關於這首詩，曾克對我說：“這首詩是1947年夏天柯崗在平原到前線之前寫給我的。當時我們並沒有結婚，也沒有想到結婚。因為何崗也是已婚的人，他妻子是我最知己的同學，因此，雖是血與火的戰爭歲月，也不可能失去理智。但我們很明顯地彼此相愛著，因此他才將這詩給我。”直至1950年，曾克與黑丁的感情疏遠了，柯崗妻子的感情也轉移了，他們才正式結婚。曾克在給我的信里說：“我和柯崗從相愛到共同生活，雖然坎坷多難、分離時間多，但通信卻少。就是那些不多一些信件，也在文革十年中毀掉，所能珍藏的只有他寫給我的這兩首詩。”曾克所說的兩首詩中的另一首詩，就是1952年5月柯崗從西藏高原歸川途中遇雀兒山雪崩路斷滯留德格，偶見白髮叢生，拔除三株，置於雲南昆明花都寄來之紅花袋內，信手自題，藉記心痕的《雪山情思》：

紅花白髮共一包，春霄酷寒情夢擾，雪崩路斷行不得，冰封

三月音信杏；邊疆雀懶誤家書，寄語萬里陽關道，遙祝花都春長

在，五月高原花開少；形影憔悴思情濃，揚骨天涯愛難消，衛國愛

家生命任，雲端峭峰人可到；夜間孩啼喚爹娘，驚魂白髮似秋草，

且將白髮件紅花，紅花白髮慰寂寥；關山重重自題心，心隨冷月

上樹梢，但願冷月識真情，拋寄我心莫辭勞。

這詩的字裡行間仍然是戰士的浩蕩情懷，雖然更多了些親情。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開展西南地區的文藝工作，曾克轉業到地方；自1950年至1978年，先後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及重慶市文聯副主席、全國文聯委員和中國作家協會一二三屆理事、四川省文聯和作家協會副主席及雲南省文聯副主席。她在擔任黨和文藝行政領導工作中利用一切機會到工廠、邊疆、海防部隊深入生活，創作了不少反映工農兵生活的作品。同時又完成一些對外文化交流的任務。

五

像許多作家那樣，文化大革命給她一家帶來的是災難。柯崗無辜地遭受四人幫的逮捕和殺害（未遂），雖然反動派的陰謀未能得逞，但柯崗留下了嚴重的殘疾，尤其給他們一家人的精神上留下了不可治癒的創傷。曾克的全部作品遭禁，書的封面上統統用大黑筆塗寫著“黑書，禁閱！”的字樣，寫作更是尋找不到那份自由和空間。由於他們的愛情是建立在理想、事業、信任、理解的基礎上的，所以，他們才經得住生死的考驗。曾克說：“我們生死相依，風雨同舟，四十多年來，經歷了許多坎河和生離比別的痙和考驗。也許，這就是人生。

1978年，雨過天晴，春滿人間，這是曾克調到北京，擔任中央恢復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家協會領導小組黨組成員。參加中央軍委組織的《劉伯承傳記》編寫工作，任中國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中國延安文藝學會副會長、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關心下一代藝術委員會顧問及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和《中國風》雜誌社長、主編。

幾十年的創作生涯中，曾克用自己對國家、民族的赤誠個和汗水，辛勤耕耘，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壇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成績。自1938年以來，（1938年，武漢上海雜誌公司）、《鐵樹開了花》（1950年，天下圖書公司）、《光榮的人們》（1950年，上海雜誌出版社）、《走向前線》（同上）、《挺進大別山》（1950年，華中新華書店）、《計劃及其它》（1954年，上海新文藝出版社）、《挺進大別山》（新版；1995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小說集《邊疆》（與柯崗合著；1954年，中國青年出版社）、《新人》（1955年，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一同成長》（與柯崗合著；1957年，作家出版社）、《前仆後繼》（1963年，遼寧文藝出版社）、《第十四個兒子》（1980年，雲南人民出版社），散文集《因為我們是幸福的》（與柯崗合著；1951年，重慶人民出版社）、《遙寄祖國的孩子們》（195年，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曾克散文選》（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水晶般的心》（1993年，新華出版社）及電影文學劇本《中央突破》（與何崗合著；1978年，陝西人民出版社），主編大型回憶錄《春華秋實——開封北倉女中回憶錄》，還與柯崗、薛洪興合編《劉伯承中原逐鹿》（1983年，解放軍出版社），《劉伯承傳》也已出版。她的作品先後被收入《英雄譜》（1954年，重慶人民出版社）、《解放區短篇小說選（1942一1949）》（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短篇小說選（1949—1979）》（同上）、當代女作家作品選》（1980年，花城出版社）、《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1919—1949）》（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報告文學叢書》（第二輯第七分冊；1982年，長江文藝出版社）、《中國現代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延安文藝叢書》（“報告文學卷”、“小說卷”、“散文卷”；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一1966）》（1989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小說編”、“報告文學編”、“散文雜文編”；1992年，重慶出版社）、《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文庫》（“紅杜鵑”卷；1995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等近四十來種文學選本中。

六

曾克是一位能文能武、勤苦幹練、朝氣勃勃的人民作家，是中國延安和解放區文學中的重要作家。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她經常在行軍宿營中，在露宿山間的松林里，利用油燈、松明和舊黃裱紙，記下戰爭的殘酷和勝利，記下戰士英雄的身影及勞苦大眾對於戰爭的熱情。她的作品都是深入前線、深入戰士，深入鬥爭生活的藝術真實記錄，具有藝術價值和對歷史的認識價值。

曾克善於以報告文學的形式表現戰爭和對新人的刻畫。在她的作品里，無論是報告文學、小說，還是散文，這些文字都與中國人民的偉大戰爭、勞苦大眾有著血肉的聯繫。我們既能看到那些為祖國的解放英勇殺敵的無畏戰士，也能看到那些支援中國反擊外國侵略的普通的男人女人和兒童。英雄人物，新人物，新生活，新氣象，是她作品中的精魂。描寫的細膩，抒情和對大自然的生動描畫，使她作品中的人和精神有了親切、真實的生命。

歷史是曲折的。曾克作為見證人，她用她的才華和心血，為歷史留下了二百多萬字的文學作品。這樣的作品，不是一般的作品，因為這些作品是歷史的真實的藝術的記錄，是中國人和外國人世世代代認識那一段中國歷史和社會的文獻。在她的作品里，儘管所表現的是中國人在苦難、抗爭、奮鬥歲月中的一點一滴的小事，也同樣可以印證中國革命所經歷的曲折道路，艱苦的途程與勝利的足跡。這些作品，可以讓抗日戰爭中太行山根據地的英勇鬥爭和大別山的進軍，更長久地鐫刻在歷史記憶里。

曾克從孩提時代長滿宗教之樹的夢幻家園出發，在人生的跋涉中，很塊看見了踏入鋪滿北斗之光的路途。她懷抱久已認定的道德信仰，愉快地向前，無畏，無悔，無怨，是這個永遠的作家曾克……

中篇報告文學《在湯陰火線》、《在戰鬥中》、《走向前線》，

報告文學集《光榮的人們》、《計劃及其他》、《鐵樹開了花》、《光榮的人們》、《計劃及其他》、《劉伯承傳》(大別山部分)，

短篇小說集《新人》、《前仆後繼》、《第十四個兒子》，

散文集《遙寄祖國的孩子們》、《曾克散文集》、《水晶般的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