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獻唐

1925年赴北京，開始研究目錄學，並與丁惟汾等共同研究音韻、古文字。1927年，到南京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不久，因政見不合，發誓從此不問政事，潛心研究學問，改名王獻唐。

1929年8月2日，出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他著意搜集文物、典籍，擴充館藏，使山東省圖書館成為當時全國收藏文物典籍最豐富的圖書館之一。並創建山東省圖書館協會。1930年，考古學家吳金鼎赴山東，發現了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邀他同去勘查。之後，他與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等人共同領導遺址的發掘工作，並成立山東古迹研究會，對山東其他遺址進行了普查和小型發掘，為山東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礎。　1940年，他受聘任國史館總幹事，兼任山東大學、武漢大學教授，撰寫出許多考古著述。抗戰勝利后，他親自將原山東圖書館所有圖書文物完整無損地運回濟南。1948年返魯，復任省立圖書館館長，兼國史館纂修。喜藏書，收藏頗豐，一生收藏圖書達10萬餘卷，藏於“雙行精舍”，每有所得，輒為之寫題跋，或考證版本源流，或述藏家逸聞，后被收入《雙行精舍書跋輯存》及《續編》中。所作《藏書十詠》中自稱“黃金脫手了無餘，換得陶南鎮庫書”，是其購書的寫照。晚年又得顧千里批校、黃丕烈手跋古籍1部，又命名其藏書處為“顧黃書寮”。其《藏書十詠》，內容是訪書、購書、載書、裝書、勘書、曝書、跋書、抄書、借書、讀書，為其經驗之談。曾向國家捐獻出越王勾踐劍、李自成闖王印等珍貴文物8 000多件及5萬冊古籍。藏書印有“雙行精舍鑒藏”、“空自苦”、“疏經閣”、“三家邨人”、“獻唐題記”等多枚。

新中國建立后，曾任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等職，仍不廢著述。1958年出版《黃縣器》一書，為研究山東古代歷史開闢了新途徑，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王獻唐雖時常為衣食所累，但他一貫視讀書、學習為人生第一樂事。1922年，中國從日本手中收回青島，王獻唐作為接收代表留任膠澳督辦公署秘書，利用閑暇從事學術研究，著述《公孫龍子懸解》六卷，這是他25歲時完成的第一部專著。由此王獻唐開始研究自己鍾情的金石、版本、音韻、目錄、古幣、考古等學科，並多有建樹。在詩、書、畫、印等中國文人傳統的活躍領域，也顯示了深厚的功力。王獻唐提出，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自炎黃二支，炎族出於東夷，而遠古東夷文化的中心就在今天的山東，《炎黃氏族文化考》是王獻唐在這方面的代表作。自30年代初動筆，直至去世前，10數次修改，努力使之完善。

在二、三十年代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和山東省文管會副主任時，王獻唐傾心於山東地方文化遺產的整理和保護，他注重實地調查，大力搜求，努力保存了許多學者有學術價值的著作、藏品。在戰亂年代中，王獻唐以獻身精神保護了一批山東文獻的精華。

“七七”事變前後，他兼任齊魯大學教授，主講文字學和版本目錄學。期間，他與國內著名學者傅斯年、李濟、董作賓、黃炎培、劉半農、顧頡剛等進行了廣泛的學術交流，寫下大量有價值的著作。他工作起來不知疲倦，被稱為“連性命都不

顧的書獃子”。他創辦《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整理出版了許多歷史文獻，搶救了海源閣的藏書，搜集了大量的出土文物，如青銅、古陶、璽印、封泥、貨幣、石刻等。

日本侵略軍逼近濟南時，為使大量珍貴的文物、圖書免遭劫難，他求親靠友，甚至把自己的收藏品賣掉拼湊運費，將省館珍藏的善本書和文物，輾轉萬里，運至四川後方保存。路上，衝破敵人的空襲轟炸，長年流離於岩窟、佛寺，衣食不繼而鬥志守彌堅，抗戰八年與書相依為命。他說：“這是山東文獻的精華。若有不測，何以面對齊魯父老？只有同歸於盡了！”山東省圖書館的重要文物和善本書在抗戰期間，被精心運往抗日大後方四川，王獻唐出資儘力，有不可磨滅的特殊貢獻。

王獻唐是國內著名的考古學家、圖書館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精於文字、音韻、金石、目錄、版本，又通典籍，兼長詩文、書畫和印章。著述有《炎黃氏族文化考》《中國古代貨幣通考》《山東古國考》《山左先哲遺書》等50餘部，逾千萬字。生平經見之書，無可計數，每有所得輒留題跋，其部分為書跋，經山東省博物館整理，命名為《雙行精舍書跋輯存》，1983年由齊魯書社出版，計收書跋258種。

1960年，病逝於濟南。1993年3月21日舉行儀式，其親屬遷其墳至青島，后正式安葬於浮山山陽。青島百花苑置有他的雕像。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一歲

陰曆八月十八日生於山東省日照市城關韓家村。初名家駒，后改名琯，字獻唐，號鳳笙、向湖老人，室名雙行精舍，以字行。祖籍江蘇東海，明初遷山東莒縣，再遷日照。祖父王宏基，清庠生，祖母丁氏；父廷霖，行八，在當地行醫，酷愛金石，著有《泉幣圖釋》、《讀<；說文>；日記》，母丁氏，繼母安氏。妻丁氏，子四：振華、裕華、國華、文華。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四歲

正月十五，於自家燈籠上作畫，得本家大爺賞識。始以自家姐妹為模特繪畫。

是年，與丁家女訂親。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十歲

能背誦《唐詩三百首》。喜歡讀書、寫字、繪畫，被本村人稱為小書畫家。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歲

到青島禮賢書院 求學。讀完文科，又插班德文科。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歲

湖南人羅順循任山東提學使，就省城濟南舊貢院東北隙地（今大明湖公園南岸）創建圖書館。宣統元年（1909）正式開館，定名為“山東圖書館”。

宣統三年（1911年）十五歲

與丁氏成親。

民國二年（1913年）十七歲

因生活所迫，自禮賢書院卒業。時已熟讀文選，好諸子書，習趙松雪，善作四六文，常自記短篇小說，為縣中人士所推重。

民國三年（1914年）十八歲

入青島德華特別高等專門分科學校，習土木工程。越二年，因家庭條件所困，肄業。

民國四年（1915年）十九歲

長子振華出生。

民國六年（1917年）二十一歲

應天津《正義報》之約赴津，為譯德文小說。

次子裕華出生。

民國七年（1918）二十二歲

任濟南《商務時報》、《山東日報》編輯。

民國八年（1919年）二十三歲

以《商務時報》、《山東日報》兩報特派記者身份，長居青島。

是年，其父到東北採藥，客死吉林。王獻唐在《訪碑圖詩》自注中記道：“1919年，先君見背，歸梓吉林，忽中夜苫次，悟死生無常，治宋明理學及老莊諸子，求人生真諦。又泛覽西方哲學及社會學書，俱不稱意。成《人生之疑問》一文，為余平生思想轉變之絕大關鍵。”（《訪碑圖詩》自注）

治佛學法相宗。

民國九年（1920年）二十四歲

任山東專門政法學校國文教員，併兼任上海《新報》、《申報》兩報記者。計二載。

民國十一年（1922年）二十六歲

青島從日本人手中收回，王獻唐為接收青島代表之一，留任膠澳督辦公署幫辦秘書。是時，偶讀《書林清話》，對版本學“始發興趣”。（《雙行精舍書跋輯存續編》）

民國十二年（1923年）二十七歲

任青島財政局股長。

9月，為陳干 《藏書樓目錄》作序。稱陳干捐萬餘卷善本書為官有，並向社會公開借閱之義舉為：“隨身圖史，到手可以貽人；過眼煙雲，中心自無礙物。同明共照，寧有界疆；大道為公，無分畛畦。是其拓懷曠達，洞識淵微，較之蘄陳編而罹殃，秘私藏而墮劫者，不亦遠乎？”

民國十三年（1924年）二十八歲

與青島禮賢書院蘇保志（德國人）等人發起成立“中德學社”，以研究文學、哲學為目的，主要翻譯中、德兩國文藝、哲學作品。

夏，草《公孫龍子懸解》一書。對歷代為《公孫龍子》作注之各家“一一為之疏解，其是者因之，非者正之”。（本書自序）

由法相宗改修天台宗。

民國十四年（1925年）二十九歲

到北京，任京漢鐵路局文書科辦事員。與當時正在北京主持國民黨北方執行部組建工作的丁惟汾 共同研究音韻、古文字學。常典衣以收圖書、碑帖，並與羅振玉、王國維、葉恭綽、傅增湘等著名學者識交，“為治版本目錄之始”。（《訪碑圖詩》自注）

寫成《兩周古音表》、《幽宵古韻考》。

六月，《公孫龍子懸解》逾一年校訖。

民國十五年（1926年）三十歲

三月二十九日，三子國華出生。

始收藏古印，研求治印亦肇於是時。相與切磋者，若郁浚生、柯燕鈴、董堅叔、王季明、馬少維、丁希農諸公，皆一時俊彥。其印不宗一家，主要取法齊魯古璽、漢晉印章，旁及皖浙、撝叔等名家，皆得神詣，不斤斤形貌，而氣韻天成。嘗與弟子崔君論印云：“世人治白文印競言秦漢。秦與漢不同，西漢與東漢又不同。魯人能作真西漢印者，唯一桂未谷；東漢印者，唯一王西泉。世人治朱文印又競言師松雪。松雪但求清整。清整不難，難在朴茂於秦漢之間，流美於機杼之外。”

年底，應丁惟汾之召，赴南昌，先後任中央黨部、中央通訊社一等秘書，中央訓練部總務科長。時從丁惟汾“習《說文》、《方言》，為治小學音韻之始”。（《訪碑圖詩》自注）

民國十六年（1927年）三十一歲

四月十八日，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由丁惟汾介紹，到南京國民黨總部任秘書。在此以前，皆用名“王琯”。一次，報紙披露了國民黨內部的一些消息，懷疑他泄的密。遂不辭而別，發誓不再從政，正式用名“王獻唐”。

六月，“專習《毛詩》，為治群經之始。”（《訪碑圖詩》自注）“時在寧都，冗匆未得鮮暇，旋作旋輟。中更世變，避居滬上，長日無事，乃重理舊業。”（《雙行精舍序跋輯存》）

秋、冬，居上海蜷廬，繼治《詩》。

12月15日，作此詩言志，“夢遊孤山，見梅花盛開，得‘春風吹放萬梅花’句，醒起足成之：

不妨此處便移家，夢裡紅亭灑幔斜。

九曲清溪欄十二，春風吹放萬梅花。”

民國十七年（1928年) 三十二歲

在南京。編輯《雙行精舍石文》四卷、《雙行精舍叢輯》五卷。

十二月，《公孫龍子懸解》由中華書局印行，蜚聲學林。

民國十八年（1929年）三十三歲

春，游蘇州、上海。在滬見丁惟汾。丁為其講解宋洪興祖著《楚辭補註》。

五月，回日照。

八月二日，由丁麟年 介紹，應山東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之邀來濟南，任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從此，立志在圖書館究其一生之精力，整理齊魯文獻，樹立齊魯學派之旗幟。

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由省府委派抵聊城，組成“海源閣藏書清查委員會”，檢視被上匪掠過的楊氏海源閣藏書。見宋本《史記》、宋本《咸淳臨安志》等善本已殘破不全，與亂紙相雜，宋本《蔡中郎集》第四冊污穢滿紙。憤懣不已，先就海源閣所藏善本書籍，逐一清點，親自將書籍一一整理，登記造冊。歸后撰《聊城楊氏海源閣之過去、現在》。

八月至十二月，帶領全館同仁用五個月的時間，將館藏書籍、字畫、古物清查一過，按類歸架。館內各處房屋，亦先後修繕一新。設總理紀念室、普通圖書閱覽室、參考圖書閱覽室、兒童圖書閱覽室等。另設展室四處：古物美術展室（即“博藝堂”），陳列善本書畫、碑帖、銅器、玉器以及其他古物；碑龕陳列室，陳列碑褐及造像等；漢畫堂，陳列漢代畫像、石刻等；羅泉樓，于右任書榜。樓上陳列玉函山房藏泉及有關泉幣書籍。

時館藏中西文書籍六萬二千七百七十冊。

民國十九年（1930年）三十四歲

一月一日，開館閱覽，每日閱者百數人。

一月，“山東省名勝古迹古物保存委員會”成立，任委員會委員。會址設民政廳內。

二月，“重修《山東通志》籌備會”成立，任籌備主任。會址設圖書館內。

同月，成《聊城楊氏海源閣之過去、現在》一文。四月，由本館印行。

三月十八日，“山東圖書館協會”成立，任常務委員。

同月，滕縣弘道院建築建築房屋，掘得漢畫九石。前去商洽，移藏館中。

四月，“山東全省圖書館委員會”成立，任常務委員。

同月，泰安教堂修房掘地，得漢畫像八方。前往交涉，運存館中。

五月，滕縣新出土漢畫像十八石，運存館中。

時閱覽人數每日激增至四百餘人。

六月二十六日，晉軍入濟，省政府移青島。王獻唐與全館同仁留館，效死弗去。

始著《中國古代貨幣研究》。

七月二十日，晉軍派趙正印來館接收。王獻唐卸職。

夏，聊城海源閣藏書散出，流落保定、天津市肆，濟南敬古齋亦收購多帙。“深恐書流域外”，以解職所得一月修俸購得黃丕烈校《穆天子傳》及顧千里校《說文系傳》。（《雙行精舍書跋輯存續編》）

八月十五日，晉軍撤出濟南。

八月十八日，獨游千佛山。

八月二十日，重新接收圖書館工作，並開始修理房舍，整飭圖書。同日，完成《關於圖書館之一部》，由省館油印出版。

九月十二日，韓復榘來濟任山東省主席。

九月二十日，復開館。

九月底與十月初，回青島及日照探親。

十月三日，復傅斯年 來函。擬編輯《齊魯先哲遺書》，信中說：“擬就鄉賢已往之破碎工作，整理之，補苴之”。步驟為：“先求鄉賢遺著，無論已刻未刻，使俾藏館中。”其後，即“仿提要式合輯一山東藝文志。再擇其未刻而確有價值者，賡續印行之，擬名為《齊魯先哲遺書》。”“內容略分數門，尤偏重金石小學。以此事在山東方面，為陳簠齋、劉燕庭之於金石，王菉友、桂未谷、許印林之於小學，丁以此之於古韻，皆卓絕一世，尤應及先表揚。獻唐所最注意者，為牟陌人、許印林兩家。”（《復傅斯年書》）“七七”事變前已編成《山左先哲遺書》甲、乙、丙、丁四編，包括牟庭《同文尚書》、《詩切》、許瀚《古今字詁疏證》、成蠸《篛園日札》、宋書升《古韻微》等十七種，委託江西瑞安陳繩夫仿古書局印行。嗣因抗戰爆發，僅出版許瀚《古今字詁疏證》、牟庭《雪泥書屋遺書目》、牟房《佛金山館秦漢石跋》、李文藻《南澗先生易簀記》四種。

撰《音原》並將《毛詩》翻成現代之白話等設想。

十月，館藏圖書增加一倍，至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五冊。

十一月四日，中央研究院與山東省政府聯合組成“山東古迹研究會”。傅斯年任委員長，李濟任工作主任，王獻唐任秘書，並聘丁惟汾為顧問。

十一月七日，中央研究院開始發掘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歷時三十二天，收穫巨大。十二月十二日，裝成八十九箱，以大車運濟。然後又對山東其他古代遺址，進行了普查和小型發掘。王獻唐時於其役。1934年，李濟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的《中國考古報告集》第一種——《城子崖（山東歷城縣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記載：“王獻唐先生、楊今甫先生、劉次簫先生，在發掘期時時刻刻的想法子實際幫助我們；田野工作的同人在城子崖自始至終都享受了種種的方便，多半是他們的努力所致。”

同月二十八日，成《一年來本館工作之回顧》。

十二月二十九日，成《海源閣藏書之損失與善後處置》。

是年，成《古代貨幣甄微》四卷、《長安獲古編校補》一冊。

冬，屈萬里來館。語之曰：“治事期如銀行之整飭不紊，治學期如學校之師友講習。”(《屈萬里文存》）

民國二十年（1931年）三十五歲

三月，創辦《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旨意有二：“現代中國圖書館學，尚在一初期運動時期。舊日之成規，既不盡適用。歐美之方式，又未便從同。如何而能斟酌盡善，中外適宜，此應共同研求者一；中華民族四千年來自築之寶庫—圖書，如開礦然，日日掘之，愈掘而寶藏愈富，迄今現在，尚不能測其究極。吾人對此民族精神寄託之圖書，不能以保藏二字，了卸責任。更當薈萃全力，繼續發掘，經發掘之所得，公諸世界，此應共同努力者二。”（《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第一集第一期）內撰《如何能使中文圖書排在一處?》、《評高田忠周之古籀篇》、《李南澗之藏書及其他》、《館藏朱秋崖手抄<；後漢書>；補正稿考證》、《山東之抄書家一盧德水先生》、《<；說文系傳>；三家校語抉錄》、《新收陳房伯丙算書稿述記》、《海源閣藏書之損失與善後處理》、《藏書十詠》等文章。

四月，急電青島火車站，截留日本人大田且外運之濰縣高氏上陶室所藏秦漢磚瓦。復由教育廳電請教育部轉飭青島火車站予以扣留。此五百餘件秦漢磚瓦全部沒收，運回省館妥善保存。

初夏，掖縣海南支所所藏足本《永樂北藏》被焚。聞訊心急如焚，立即要求前去解救其它藏書。不顧當時掖縣正被軍閥劉珍年部佔據，毅然赴掖縣，把掖縣福慶禪院藏明版《大藏經》運至本館保護。王獻唐先生“以保護齊魯文獻之任自居，類是者難以系舉”。在他的遊說下，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下令各縣成立文獻委員會，負責搜集當地文獻。

路經濰縣，寓友人丁稼民家，觀所藏書。

七月，知濰縣陳氏“萬印樓”欲將所藏錢幣、磚瓦、石刻以九萬元售與日本人。立即呈請教育廳，親至濰縣陳宅洽談。終三千元收歸公有。計歷代錢幣、石刻、磚瓦、陶器、陶片石檠、雜品等，共計三千八百二十六件。並舉辦“秦漢磚瓦展覽會”和“善本圖書展覽會”。編印《磚瓦圖書為什麼要開會展覽？》、《到圖書館去！》等小冊子，目的在於：“共同努力，為自己中華民族的文化，圖生存，謀發展”。對帝國主義購買中國古文物深惡痛絕，發出“要明了現在自己文化的危機，和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的陰謀”之呼聲。（《磚瓦圖書為什麼要開會展覽？》）

八月十三日，輯成《楊氏海源閣印硯拓本》三卷。

是年，輯成《顧黃書寮雜錄》。搜求輯錄了一批地方文獻資料，主要是名人書札，收有翁方綱、周永年、丁傑、王綺、陳介祺、俞正燮、吳大徵、繆荃孫、楊以增、章炳麟各家函札七十餘通；另有鄭燮、王懿榮、丁惟汾諸家題跋、考釋、音訓、雜著等四十餘篇；完成《雙行精舍校<；汪水雲集>；》，作校勘記、版本考、汪水雲事輯等，對汪水雲詩作及其版本進行了比較徹底的研究整理。並邀柳詒徵、顧實和王重民等諸家學者，對分散南北的不同本子進行抄校，最後由王獻唐總其成，完成迄今比較完善的新版本，為一時書林之佳話；將獲諸市肆的楊保彝手定《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排印出版。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三十六歲

海源閣劫餘之書五十箱運抵濟南脫售。王獻唐致函海源閣第四代書主楊承訓，提出三種辦法：第一，楊氏委託圖書館代為保藏辦法；第二，半捐半賣辦法；第三，平價收買辦法。

五月二十日，楊承訓複信拒絕。亦表明心志，不會將海源閣藏書賣給日本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弟尚不佩此資格也。”（楊承訓函，存王獻唐後人處。）

七月，山東省教育廳抽調各縣督學和民眾教育館館長舉辦為期三個月的“山東省教育行政人員訓練班”，任教員。

八月，輯濰縣陳氏拓本《齊魯陶文不分卷》一百二十冊。

九月十六日，為本館購得濰縣陳氏藏磚瓦石刻，內有大齊武平八面石像，字里像間，尚存鎏金，為海內孤品。

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來濟登門拜訪，受到熱情接待。在陪同參觀館藏曆代出土文物時，特別指出在殷墟得到土陶器一件，內附有半溶解的一塊鐵礦石，引起呂振羽的極大興趣，后成為其“殷商奴隸制說”的重要證據。（呂振羽《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

是年，山東滕縣安上村出土邾國彝器。此後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共寫成文章七篇：《彝器出土始末記》、《文字考釋》、《器制考》、《邾分三國考》、《三邾氏族考》、《三邾史跡考》、《三邾疆域圖考》。認為邾族即炎族後裔被黃族征服后流徒東方的一支，即所謂“東夷”。進而發見“三代華夷之界，即炎黃二族之外，更知震旦文教，古分炎黃二族”。開始撰寫研究古代歷史的代表性力作——《炎黃氏族文化考》；成《洛神賦十三行考證》六卷、《璽印典錄》八卷。

是年，與編藏部同仁編《山東省立圖書館分類法》。該分類法基本上採用了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分類原理、基本大類和標點符號，又結合中國圖書的實際情況，將“宗教類”併入“哲學類”，新設“經學類”。十大類之下細目的劃分，則多根據圖書館的藏書情況和發展趨勢，做了較大調整和修改，從而使古今中外圖書用一部分類法類分。此分類法是中國繼杜定友介紹杜威分類法之後，最早採取杜氏分類原則和方法編製的一部符合中國國情的分類法，並一直影響到解放后《山東省立圖書館圖書分類新法》（即《山東法》）的編製。

接受扶溝柳堂藏書，與柳式古合編《扶溝柳氏捐款書籍清冊》，並油印出版。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三十七歲

一月，在山東藝術學會舉辦的書畫展覽會開幕式上，作《藝術品的真偽鑒別》演講。認為鑒別藝術品的真偽沒有捷徑可走，只有多看才能體味。

四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編輯《兩漢印帚》三卷。書內凡印一百五十鈕，手自拓朱。“邇來薪棒所入，幾盡耗於是。”（《雙行精舍書跋輯存》）

五月十八日，四子文華出生。

六月，游洛陽。於郭玉堂家見漢魏石經殘石一百五十餘枚，剔其殘碎半字小石，得熹平石經八十一枚、正始石經六枚。

八月，主持編印《山東省立圖書館概況》。

民國十八年九月至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四年間，新增館藏文獻十萬二千八百六十八冊。其中，購買二萬六千三百九十四冊，搜集五萬二千九百一十九冊，接受捐贈二萬三千五百五十五冊。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三十八歲

三月，籌建新的藏書樓。

七月，為本館編《漢魏石經殘字》二卷校錄一卷作跋。

十一月二十一日，“山東省立圖書館藏書樓建築委員會”成立，為五人成員之一。

是年，撰成《邾分三國考》、《三邾疆邑圖考》，考證春秋時邾國分成的三個小國—邾、小邾、濫的疆域劃分及存亡時間；編寫《鄒滕古陶文字》三卷，由本館印行；選編《山左先哲遺書》，收《同文尚書》、《詩切》；繼續撰寫《炎黃氏族文化考》；影印出版海源閣藏書：黃丕烈校《穆天子傳》、顧千里校《說文系傳》。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三十九歲

一月，新藏書樓竣工，名“奎虛書藏”。“以樓為山東公共藏書之所，定名為奎虛書藏，倩江安傅沅叔[增湘，民國時期教育部長]先生署榜。奎星主魯，虛星主齊，以二星之分野，括齊魯之疆域。”（《山東省立圖書館奎虛書藏落成紀念特刊》，1936年山東省立圖書館印行）樓為“山”字形，上下兩層，引用歐美技術建造，正中作大閱覽室，足容400人。

五月，成《漢魏石經殘字敘》，刊北平《華北日報圖書副刊》二十八至三十期。

九月二十三日，邢藍田 在其指導和支持下，前往章丘鵝庄李廷啟後人處訪書。“與道州何紹基子貞昆仲交莫逆，故所藏何氏墨跡獨多。又與歷城馬國翰竹吾為兒女姻親。竹吾卒后，所有玉函佚盡……慕其收藏之富，而惜其散佚也，先後凡六訪其遺書焉。”（邢藍田《鵝庄訪書記》）

是年，成《殷周名器甄微》五卷、《百漢印齋叢編》八卷；繼續撰寫《炎黃氏族文化考》。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四十歲

六月，成《臨淄封泥文字敘目》二卷，由本館印行。

夏，編輯《海岳樓藏印》甲集二卷，拓集館藏清人牙、石各印，由本館印行。

八月七日，與邢藍田前往西鵝庄訪書，得何紹京（何紹基之弟）、牟所、許瀚、畢道遠四人的書法作品各一幅。歸來，路經東鵝庄外，憑弔李開先墓，遙想當年中麓先生“詞山曲海”，“藏收萬卷”盛況空前後亦凋零的凄慘之狀，感慨萬端，徘徊者久之。

秋，與邢藍田、李枚生等“明湖社”詩人聯袂觀賞北方崑曲名家韓世昌、白雲生來濟上演的《長生殿》。歸后各撰詩詞記其事，匯為一編，名《明湖顧曲集》。作《疏簾淡月》詞一闕，內有“江南三月，魚龍風雨，相逢飄泊”等句，對國民黨“不抵抗政策”表示強烈的不滿。

十二月十三日，“奎虛書藏”落成典禮，“齊魯藝文展覽室”正式開放。出版《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第一集第二期——《奎虛書藏落成紀念專集》，由全館同仁撰寫紀念文章。作《奎虛書藏營建始末記》、《山左近出五官印考》、《宋槧<；三國志>；著錄訂誤》。

是年，出版《寒金冷石文字》二十四冊、《印林遺書》十二冊、《漢魏石經殘字》二冊，由本館印行。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四十一歲

四月十三日，《周昏賹玉鉨考》脫稿。

五月十八日，《周鄺疲玉鉨考》脫稿。

五月十九日，《漢善氏佰長印考》完稿。

拓印《齊魯陶文》不分卷因“蘆溝橋事變”倉卒停止，已成七冊。

七月十四日，《周虞陽鉨考》削稿。

七月十八日，《漢宣羛印考》草成。

九月，《山左先哲遺書提要》由瑞安仿古書局出版。

九月，為《山東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甲編》作序。內收“凡唐人寫卷、宋元舊槧、明清精刻、及鈔校稿本，都千七百四十六種，三萬五千四百冊。除內閣大庫，若益都李氏大雲山房、曲阜孔氏微波榭、聊城楊氏海源閣收貯較多，新城王氏池北書屋、德州田氏古觀堂、歷城馬氏玉函山房、諸城劉氏嘉蔭簃、日照許氏攀古小廬、濰縣陳氏十鐘山房、高氏辨蟫居、海豐吳氏雙虞壺齋，並明清南北各家亦多有資取。要之，十九為齊魯故物也。”提出自己的“善本觀”：“世稀之本，可謂孤本異本，不可盡謂善本。善本必如漢隋唐宋，以寫刻校勘定之。舍是而言早晚，寧非請誣罔？”認為，宋版亦有高下之分，不能盲目崇拜，“但論版刻，自天水以來，迄今九百餘年矣。北宋官刊，初皆鄭重將事，善讎精寫，雕印工飭，蜀刻尤微妙動魄，渡江而後，已懈而少遜矣。南宋之胄監、漕司、公使庫、郡縣齋學、書院，下至家塾、祠堂、書棚、官私刊本，得失互見，要以閩刻為最多。閩之家塾，若建安余氏、黃氏、魏氏、劉氏，亦都佳善，以書肆所刻，最為粗濫，而麻沙鎮尤劣。故以宋槧論之，撫刻《禮記》、陳刻《唐求詩》，與張楊兩家覆本，亦伯仲間耳。元槧《松雪齋集》、《茅山志》，視鮑刻《銷夏記》、林寫《精華錄》，皆未敢多讓，而世人不作平等觀也。”世人佞宋的主要原因在於自然之災與人事之厄使古本愈稀和藏書家的推波助瀾。他說：“子儋愛妾，且以易書；天水麟經，動輕性命。明清嬗易之際，汲古揚其波，絳雲踵其烈，季、徐、曹、錢繼之。乾嘉而遠，益鬯宗風，百宋千元，競事標榜。於近代，向之行於大江以南者，今則北地各省，亦成風尚矣。向雲見於私家收藏者，今則公立圖書館，亦紛紛搜訪矣。古槧益少，而坊價益昂。東西各國，更時時以巨貲餌取。馴至天水數冊，動市萬金，斷編零卷，亦成璠玙，究其所謂善者，類非古之所謂善也。”批評好宋本者是“論跡則賤近貴遠，究實則重少輕多，此皆好事者所為，非真知灼見者。”（《山東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甲編序》）

時館藏文物驟增至二十一萬八千餘冊，金石、書畫文物一萬七千餘種。

十月，“近月以來，各地抗敵戰起，戎馬生郊，風鵪俶擾。濟南居民皆紛紛遷避，十室九空。……迄入十月，魯北戰事日亟逼近歷下，不得已，輦館金石圖籍精品，易地存藏，復將眷屬送家。歷碌周章，日夜弗寧。”（《雙行精舍序跋輯存續編》）但因政府官員逃散，南徙書籍之經費無著，即求親告友，並賣掉自己的收藏，籌措經費。

十月十二日晚，將館藏宋元版善本書、唐人寫經、商周銅器、秦漢瓦量、明代瓷器等裝成十巨箱，派編藏部主任屈萬里、工友李義貴 隨省立醫院專車護送，幾經周折，歷四日運抵曲阜城內奉祀官府保存。“此次所攜，凡書籍之屬四百餘種，都二千六百餘冊，裝五巨箱。金石器物之屬，凡七百三十餘品，裝三巨箱。漢魏石經殘石百三十二為一箱，書畫之屬凡百五十餘軸為一箱。本館歷年所慘淡經營者，其精華略萃於此矣。”（屈萬里《載書播遷記》）

十月十七日，電復屈萬里。內有“亡國奴帽子至海枯石爛，兄決不戴也”之語。

十月末，為邢藍田《藏書百詠》作序。序中記道：“仲采藏書，自丱角始，由珂里而津、而故都、而閩、而粵、而江浙、而齊魯，閱三十餘稔，行數萬里，日走冷攤僻市，蒐獵墳典，如飢如渴，冒風雨霜雪不顧也。清俸所入，半輸攤肆，日供不足，或典衣縮食，乞閨房之釵釧，用繼其後。人嘖嘖笑為痴迂，亦不顧也。每得一書，必裝飾精整。退食之暇，與曼蘇夫人，坐鰈硯居，校讀其中，丹黃雜錯，一燈熒然，時有曼聲長唫，繼續發於簾幙。環顧四壁，琳琅一數萬箴，而別甲乙。”這與其說是一篇精彩的敘記，不如更恰當說是一幅王獻唐自己惜書如命的自畫像。

十月二十三日，又檢得書籍二箱，托濟南聚文齋書店經理彭輯五運抵曲阜。復函屈萬里，述移運情形，兼及學術之探討。

十一月十二日，自帶金石書籍一箱至曲阜與屈萬里會合。

十一月十三日，《周虎段賊戈考記》殺青。

十一月十六日，至曲阜，住阜城近聖居。與屈萬里偕游魯故城、魯壁，至聖廟觀演禮，夜則簧燈談學。屈萬里《載書播遷記》中說：“晝則相與偕游，夜則篝燈談學，恆至夜分，實喪亂中一快樂事。”

十二月一日，為宋刻本《權載之集》五十卷（存殘葉）作跋。此文後刊於《圖書月刊》二卷九期。

十二月二十日，返濟南。又檢查書籍磚瓦之屬得十九箱，派人運抵曲阜。旋因戰事愈緊返曲。

十二月二十七日，限於運輸條件的艱巨，從第一次所運十箱書籍中更選其半，與屈萬里、李義貴搭乘省立醫院重傷員專車，離開曲阜南下。余留奉祀官府。是日，濟南陷落。

是年，《五鐙精舍印話》歷兩載而成。這本有關印學方面的書稿，內容廣泛，涉及歷史、印譜、印章形制、印文考釋、刻制與鑒賞等印學知識的各個方面，對於了解印學源流，研究古文字，探討古代典章制度，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炎黃氏族文化考》歷三載殺青。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四十二歲

一月三日，抵漢口。“過銅山，經汁鄭，出武勝關，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襲，而抵漢口。”（《屈萬里文存》）同日，游黃鶴樓。

時苦於經費不足，運船又找不到。恰山東大學教員亦在漢口，準備遷至四川萬縣開學，校長林濟清請其任中文系教授。考慮到其書籍能與山大書籍一起運，比較安全，遂接受聘請，主講文字學和版本目錄學。並讓林校長先預付了800元的酬金，作為運資及三人日常開銷。

一月十九日，自漢口起身，逆江而上，一路艱辛。在宜昌，三人險些喪生於敵機狂轟亂炸之中。在離開宜昌時，天尚未亮，到碼頭髮現無工人裝船，才知道當日是舊曆新年，凄楚難言。二月上旬，抵四川萬縣。於三峽行中得詩二十餘首，輯為《峽江行卷》。市中居三日，移入西山居住。繪《山居圖》並題詩贈屈萬里：

茅堂靜對日為僧，伏案攤書冷似冰。

我已無家君亦爾，空山風雨老行縢。

屈萬里曾評價說：“先生著書之暇，偶為七言絕句，清逸雋永；善丹青，法唐宋，喜為花卉尤喜作風荷，信筆點染，儼若弗弗飄風，驟出腕一；書擅錄籀。錄書清婉，如其詩；籀書則遒勁森嚴，妙得彝器款識刻鑄神韻。”（屈萬里《王獻唐先生事略》）

二月上旬至十一月三日，在萬縣停儲近十個月。

三月，成《周昌鉨考》。

四月上旬，館中書物由太古渝公司運到。山東大學奉部令解散，不復任山大教職。

四月中旬，誤聞韓復集退卻，省館被焚（實為所掠），痛心疾首。是年統計，本館殘存圖書僅有七千五百六十冊。

五月二十四日，山東日偽政府任命偽省教育廳科員程仲宏為本館管理員，修繕所余房屋，收集圖書。

六月十二日，為屈萬里《載書播遷記》作序。

夏，受中央庚款委員會之約，任史學研究員。

八月，始接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之款。月俸銀元二百，為所定之最高標準。

十月，得庚委會通知，至樂山武漢大學任教授。館中書物，國民當局亦准移至樂山保存。

十一月三日，抵重慶。轉運書箱時，屈萬里失足跌下船，但所幸沒有遇難。

十一月十一日，離渝西行。

十一月十四日，抵宜賓，居三日。

十一月十七日，換木船溯岷江西上，行八日，抵樂山。

十一月二十四日，“抵樂山，旋僦居於城內天后宮中。自載書離稷下，流徒至此，計程凡七千餘里，爾後館中文物，當不至再播遷矣。”（屈萬里《載書播遷記》）依照防霉、防蛀、安全嚴密的要求，選擇樂山大佛寺天后宮內大佛一側隱而不露且朝向好易乾燥的崖洞，妥放箱件，砌堵洞口。由李義貴一人守護，王、屈二人向李義貴作了守護要求后離開天后宮，到樂山城內居住。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四十三歲

一月二十三日，草成《魏平樂亭侯印考》一卷。五月改定。

三月十五日，《漢玉鞶鑒考記》削稿。

三月二十八日，黃任之到樂山考察，同游烏尤寺。

五月十一日，屈萬里離樂山南下。王獻唐以其在武漢大學執教的微薄收入維持與李義貴的開支。五月三十日，流寓嘉定大佛寺下院。

八月二十三日，《漢修毋相忘鏡考記》削稿。

是年，接受中英庚委會文史研究會研究補助，便辭去武大教職，專事著作；為郁浚工 《訪碑圖》作《訪碑圖詩》。同年，美國哈佛大學燕京社撥給他及董作賓等研究費。將自己所得研究費悉數作為圖書館的經費。此後數年因戰亂加劇，無法補貼，李義貴靠幫工或擺地攤維持生計。

民國二十九年（1940）四十四歲

是年，國民黨政府設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受聘為副總幹事，因事煩辭謝，旋改為纂修。在國史館的幾年間（1940—1945年），以歷代出土的金石考證歷史正訛，撰成《國史金石志稿》，約八十萬字。對歷代著錄的金石資料以及傳世實物，重新進行了整理、鑒別和考證。

五月十日，觀武侯祠、昭烈墓，游洗花溪，訪薛濤井。

屈萬里任職於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庫。

九月十九日，山東省公署任命辛葆鼎 為本館館長。

十二月起，寓重慶歌樂山雲頂寺。

民國三十年（1941年）四十五歲

仍在國史館，撰《國史金石志稿》。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四十六歲

仍在國史館。發表《甲飾》，載《說文月刊》3卷7期；《新出土漢熹平春秋石經校記》，載《說文月刊》3卷8期。

寓重慶歌樂山雲頂寺時，與孔子七十七代嫡孫孔德成為鄰，嘗與邢仲采、孔德成、呂今山等人酬唱，以詩忿世之作甚多。為孔德成、丁惟汾、邢仲采、于右任、柯瑛等人治印。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四十七歲

客川南南溪李庄。《新出漢三老趙寬碑考釋》，載《說文月刊》3卷10期。

九月二十八日，丁惟汾七十壽辰。作《沽雅堂主治學記》。時寓重慶山洞林園丁惟汾宅。患腦疾，常失眠，每服安眠藥十數片始能睡數小時。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四十八歲

二月二十五日，《釋（上）》殺青。此文就舊日出土傳世二組銅器銘文出發，考察夏代以來山東姒姓之杞、姜、諸等國的歷史。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四十九歲

六月五日，《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炬》脫稿於四川萬縣。八月，點校一過。

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羅復唐奉命接收本館。“奎虛書藏”成為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李延年的長官部。

十二月二十七日，濟南、青島、德州戰區日軍受降典禮在本館“奎虛書藏”一樓大閱覽室舉行。此日，正是濟南陷落八周年。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五十歲

《中國古代貨幣通考》完稿。書稿引據大量文獻資料，系統地研究了中國古代貨幣的源流及製作。

寓南京丁家橋丁惟汾宅。腦疾日重，目不能見光，頭不能見風，失眠更甚。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五十一歲

春，腦疾重，赴北平警察醫院就醫。

六月，在協和醫院作開顱手術。術后，寓北平，作《雙清圖》日：“病後腕弱，力不從心，……尚不甘為青藤門下走狗也。”

秋，返濟南。山東省政府仍以省立圖書館館長之職任之。因病魔纏身，多養病家中。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五十二歲

二月，遷至經十路33號。

春，成《芝廬養病排悶之作》書畫冊。

九月二十四日，濟南解放。卸任。

秋，為路大荒所捐蒲松齡手稿《聊齋文集》題詩。

冬，任山東古代文物保管委員會 副主任、研究員。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五十三歲

十二月，四川解放。李義貴即向當地專員請示有關山東省立圖書館運川書籍的處置問題。王獻唐就此事亦上報古管會。

公元1950年 五十四歲

冬，運川書籍抵京。經文化部同志開箱察點全部文物無損，對王獻唐、李義貴保護祖國文物的可貴精神給予表彰。

十二月二十五日，運川書籍抵濟，交古管會保存，后移藏山東省博物館至今。“計宋刊本十四種，元刊本三十一種，稿本二十五種，批校本二十種，寫本十四種，抄本三十一種，明清刊本二十八種，共一百六十三種”，“金石凡五百五十六件（原缺一、溢出一），除留北京十三件外，實五百四十三件”。其中文化部文物司留置滕縣安上村出土銅器十二件、秦瓦量一件。（《四川運回善本書籍目錄》、《四川運回古物目錄》）

公元1951年 五十五歲

一月十五日至十九日，設古物、銅器、陶器、瓷器、玉石雕刻、書畫、捐獻等陳列室，結合抗美援朝運動，對運川文物進行展覽。

四月，萊陽縣城東南掘得銅器八件，於下半年成《黃縣（上巳下其）器》、《山東古代的姜姓統治集團》。

六月，齊魯大學移交古管會文物一百零三箱。參加兩方座談會議。

公元1952年 五十六歲

二月，“山東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前身為古管會）派王獻唐與高廣漢等赴徐州調查茅村新發現之漢墓。歸后撰《徐州市區的茅村漢墓群》一文，刊於《文物參考》1953年第1期。

五月，去青島。

同月，赴京治腦病。

公元1953年 五十七歲

二月十九日，“山東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改稱“山東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員會”，任副主任。

十月十九日，“山東省博物館籌備處”成立，王獻唐兼副主任，主持歷史陳列主題結構設計。

常以舊報紙易書。將珍藏之闖王印、勾踐劍捐北京。

公元1954年 五十八歲

22片甲骨（1935年自購於益都孫文楷）捐於中國社科院。（註：此處有誤，孫文楷1912年殉清，可能是購於其後人）

七月，文管會在濟南市大觀園商場清理一座古墓，眾說紛紜。王獻唐抱病冒雨前往勘察，判為東漢末年古墓。現場發掘，無一不合其推測，令眾人折服。

八月十六日，歷史陳列主題結構設計第一次見面會，發言說：“歷史陳列是一項歷史研究工作。……要搞山東歷史陳列，首先就是要研究山東歷史。……要摸每一件文物的底。”

公元1955年 五十九歲

一月六日，《山東省博物館歷史陳列主題結構》經五易其稿乃成，作最後定奪，並對三十五位歷史人物一一寫出評價。帶去北京后，翦伯贊、鄭振鐸極為讚賞。

五月五日，山東省人民委員會通知，將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改為“山東省文物管理處”，張靜齋任主任，王蘭齋、王獻唐為副主任。

撰寫《邳伯罍考》。

公元1956年 六十歲

夏，與山東大學考古系師生赴青島流亭古代遺址考察，指揮發掘漢墓。因病只能在地面上指揮發掘，而出土文物位置與其指揮極為吻合。

任山東省文物管理處副主任。

十一月，在山東省第一次文物工作會議上，以《山東的歷史和文物》為題作報告，說：“為了祖國，為了現在和未來的全人民利益，要向蓄意破壞文物者作堅決鬥爭。”

成《楚辭新注》。

公元1957年 六十一歲

二月，“山東省地方志資料徵集委員會”成立，任副主任委員。

三月二十一日，復函北京歷史博物院，為其提供曲阜城東漢畫像石拓本。

作紅梅扇面，王統照為之題詩：

鐵骨冰胎古艷姿，冷欺霜雪破胭脂。

莫言枯乾悶生意，老樹著花無丑枝。

八月二十九日，山東省博物館結束籌備，成立山東省博物館，文化局副局長徐眉生兼任館長，副館長秦亢青。

公元1958年 六十二歲

一月，校訂《同文尚書》，山東人民出版社擬影印出版。后因腦疾複發，只留未修訂的序言草稿。

走路時不小心將腿摔斷，卧床。

是年，郭沫若來濟南視察時，曾親自登門去拜訪他，併當面尊稱這位比自己小十幾歲的齊魯學人為“王獻老”。

公元1960年 六十四歲

十一月十六日，病逝濟南家中。葬萬靈山公墓，路大荒撰寫碑文。文革時被夷為平地。《考古》1960年第十期，隨即發表署名“作銘”的文章—《山東王獻唐先生傳略》，對王獻唐一生給予高度評價。

1980年起，齊魯書社組織專家整理出版《王獻唐遺書》，出版《中國古代貨幣通考》（上、下卷）、《山東古國考》、《炎黃氏族文化考》、《那羅延室稽古文字》等十四種。

1993年，三月二十一日，四子王文華、三兒媳安可荇遷墓至青島，位於青島大學後山，與康有為墓為鄰，孔德成撰寫碑文。

王獻唐著有《山東古國考》、《中國古代貨幣通考》、《泉幣圖釋》、《讀詩文日記》等，所著編入《王獻唐遺書》。

王獻唐一生淡泊名利，視金錢如糞土，但對古錢、文物、書籍等極為熱愛。為搜集古錢等，他不惜重金購買。解放后，為支援國家的博物館建設事業，王獻唐向國家捐獻出越王勾踐劍、李自成闖王印等珍貴文物8000多件及5萬冊古籍，表現了他輕財重義的高尚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