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植

王植幼年時就謹慎自持，不輕以聲色加人。到了青年時代，則能汲取長輩及幼輩中慧厚性情，因而白薦“戇思”。康熙四十四年(1705午)考中舉人，康熙六十年(1721午)考中進士。觀政部門。雍正四年(1726年)，授廣東和平縣令。朝考時依例得上奏摺，於是條陳三事，書中說：“足用於國，不如藏富於民，國家如積糧不足，可用庫銀換取民谷，以做國庫積存，小邑大鄉各有粟千百石，還要憂慮飢謹，那是不可能的事”。又說：“過分亂行祭祀，不會得福，只有讀書才是有益的事，請將鄉邑里凡依例應禁的祀廟，都毀之，沒收其畝產給學校做師生生活補貼之用。僻鄉下邑，琴戶、讀書聲相聞，然而風俗不純厚而知禮節的是不會有的事。”第三條說：“登記戶口，嚴明保甲，政治措施不是不好，但是用它對付世上所發生的各種事故就很少適宜了，請另設保甲一戶，凡是娼睹奸匪，依例連坐者當堂寫進冊子，按法律給以懲罰，使人不敢自行其私。(這樣做了)然而奸究不息的事，也是沒有的”。這幾條建議顯示了他對治國強民的真知灼見，當時很多人都認為不可上奏皇上，後來這些建議送上去了，也沒有受到皇上遣責。此後更加感激自勵，在任不滿五個月，皇上即下檄文，令其署管平遠海豐，后又轉調繁陽江，過了一年即提升羅定牧府兼攝德慶牧。凡獄訟難以解決的，王植杳明情況，幾句話即可斷清。遇到有不能順利推行的事，常努力爭取，雖在大官面前也不肯屈服。時人都把他看成強項令。后因公事被議，經上級大吏的保薦而重新起用，復署欽州新會香山諸篆，正趕上巡撫王安國來宣撫粵地，特極力薦舉王植，皇帝下特旨召見，王植擬本政論六篇，以備清問，其文中說：“君心為出治之本，知人為任官之本，育才為得人之本，減富為足民之本，務學為蒞政之本，持盈為保泰之本。”后調任山東署管滋陽，轉授沾，化調郯城。計前後歷3州9縣，每到一地，老百姓的疾苦一定上報皇帝，大大小小的獄訟一定處理適中，拆淫祠、除積弊，使治所和平安定。土民都為他立祠祭祀。欽州毗連交趾就請他制定土司相見之儀，以崇國體。修復四峒改丁之誤，以資捍衛奧門。他請求革除每年徵收羨（余)金的陋習，以使遠來僑寓夷商人信服，這都是些極關政體的事。在新會時還曾疏通內外河道以通海潮。在郯城出實力查災，大興水利，賑濟災民39萬餘口，修築土石堤180餘里。

王植從少年到老年未曾一日不看書，尤其留意於性禮一類的書。做諸生時，曾輯《濂關三書》3卷；鄉舉后輯《正蒙初義》5卷，游豫章時，則每天與沈新周談音韻，寫《韻學》，並臆說6卷。在粵中閑居，輯錄《權衡一書》48卷，解組后輯《皇極經世全書解》8卷。這些都選進了《三通志》，又著有《四書參注》2卷，《崇德堂集》8卷、《道學淵源錄》、《嘗試語》等書行世。又因志書關乎文獻，在任州、縣官時，曾主修和平、羅定、新會等縣縣誌，在郯城及深澤本藉也有志書。輿論中論他所著《濂關三書》分經析緯，部署一新；其《正蒙》、《經世》二書，則從堅深玄奧中選擇出兩賢。所以，他著書的用意都是前人所沒有達到過的。先前王植與弟王模、王棫聯科獲儁，有三鳳之名，到告老還鄉后，又與兩弟修敬宗睦族之道，建宗祠，構築承思模，樓南又建萬卷書樓，贖置義田360畝，贍養家族中那些沒力量辦婚喪事和不能謀生的人，這些尤為鄉間人所稱讚並譽為楷模。於道光三十年(1850年)入祀鄉賢祠。

世存《游北台》詩一首，未知是否是清朝文人王植的作品。

游北台

王植

長虹依柳岸，水鏡聚秋陰。

砌石凝苔老，潭空印月深。

崇階開廠宇，曠眼豁遐心。

憑弔尋遺跡，冷然鐘磬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