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計劃商品經濟

1984年10月20日　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明確提出：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當前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決定》在經濟改革方面取得劃時代的突破：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提出計劃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必須自覺運用價值規律；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決定》指明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改革思路。提出企業應有的多項自主權，應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此外，《決定》還提出了價格體系和分配製度的改革。指出，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應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充分重視經濟槓桿的作用；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應使企業職工的工資獎金同企業的經濟效益更好地掛起鉤來，企業內部的工資制度應充分體現差別。《決定》明確了改革的基本目標和各項要求，是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當前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

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決定》認為：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決定》明確了改革的基本目標和各項要求，為打破計劃經濟體制創造了條件。

1984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開會討論《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提綱，當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這個決定，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第一次寫進黨的決議。文件明確提出了中國要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變了原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成為改革開放的綱領性文件之一。

對於這個文件，鄧小平這樣評價：“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

鄧小平“舉重若輕”的“有些新話”，卻承載了幾十年時間裡無數精英的努力。早在1962年，廣東社科院原副院長、經濟學家卓炯便提出了要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並預言“商品經濟必將萬古長青。”但一直到1981年底，商品經濟仍然是個充滿風險的禁忌話題。在1983年，主張“商品經濟論”的經濟學家薛暮橋還被批評“有知識分子的劣根性”。雖然這個時候離改革開放的標誌性起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已經過去了整整5年。

之所以商品經濟這四個字的面世如此艱難，不妨回顧和之相對應的計劃經濟。提到計劃經濟，就會繞不過“姓資姓社”這個當時看來仍然無比重大的問題。很顯然，在當時的語境下，1949年以來曾為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計劃經濟，是無比正確的，是不能被質疑的，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那麼與之對立的商品經濟就只能是資本主義。好不容易才建立的計劃經濟，如果讓商品經濟摻和進來，那豈不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這可不屬於經濟改革的範疇！

幸虧法制思想從來沒有從有志之士的頭腦里淡化。幾經周折，和憲法有沒有抵觸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終於被寫入了十二屆三中全會的主要研究問題——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其中充滿了政治智慧，雖然這也是一個折衷式的句式。

其實，商品經濟只是一個過渡性的概念，更不用說在它的前面還有“有計劃的”這樣的定語。但它對“資源、產品可以交換”進行語義上的解放，已經實屬不易。一直到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時，說到“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才完成歷史使命，商品經濟才回歸“市場經濟”之門。

學者秋風這樣總結商品經濟從計劃經濟脫殼而出時的情狀：經濟學家對中國的市場化轉型發揮了很大作用，他們的理論努力甚至可以用“悲壯”一詞來形容。不但如此，他還期許：中國改革要取得良好進展，至少需要一個條件——學者們能自由地就改革所涉及的理論進行辯論，公眾也能夠以其常識影響、參與這種辯論。相信，這不止是他一個人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