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與雞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興。原名李堯棠，現代文學家、出版家、翻譯家。同時也被譽為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是20世紀中國傑出的文學大師、中國當代文壇的巨匠。巴金晚年提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館。

抗日持久戰爭期，日本侵略軍在地面戰爭中不能征服中國，於是就對後方和平居民狂轟濫炸，想以此動搖中國抗戰到底的決心。時局動亂，1942年3月起，巴金從桂林到重慶，從重慶到成都，又從成都返回重慶，再返回桂林。顛沛流離七個月的時間中。他寫了三篇反映“小人小事”的短篇小說。分別是：《豬與雞》、《兄與弟》《夫與妻》。三篇小說寫抗戰時期市民生活的庸俗無聊，也寫出了小人物生活的艱難和不幸。

三篇小說，分量重一點的當數《豬與雞》，這是作家用純熟的四川方言寫成的抗戰時期四川都市的風俗畫。幾年戰爭帶來的通貨膨脹，物價高漲，民不聊生。據當年中央通訊社調查工人生活指數，1942年8月上半月合戰前指數，重慶是43倍。小說反映的正是這個時代，寫出了普通老百姓度日是如何艱難!　巴金本來想在“小人小事”這題目下寫十篇《豬與雞》一類的文章。1942年5月他由桂林去重慶的途中，在貴陽旅館里又寫了一篇《生與死》《女孩與貓》。1945年在重慶著手寫的《女孩與貓》，到上海以後才完成。《生與死》寫的是貴陽一家煙紙店的年輕的老闆娘死於庸醫誤診的故事。《女孩與貓》寫的是一位從香港逃難到桂林的廣東籍小姐，對一隻貓產生了很深的愛憐。這隻“浪漫”的愛過流浪生活的貓和小姐都有一種落寞的情懷。1946年，他把這五篇作品輯成了《小人小事》一書，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在這書的“後記”中他說：“所謂‘小人小事’，並沒有特別的意義，不過說這是一些渺小的人，做過一些渺小的事而已。”幾十年之後，巴金說：“我始終認為正是這樣的普通人構成我們中華民族的基本力量。任何困難都壓不倒中華民族，任何災難都搞不垮中華民族，主要的力量在於我們的人民，並不在於少數戴大紅花的人。四十年代開始我就在探索我們民族力量的源泉，我寫了一系列的‘小人小事’，我也有了一點理解。”作者的這幾句表白，當有助於讀者對這一組作品的理解。

《豬與雞》表現的是中國當時社會中一個小小的角落。一個居民大院里住著因抗日戰爭雲集到一起的好幾戶 人家。其中一個寡婦馮太太，由於在公用天井裡養豬餵雞，有礙衛生，引起鄰居的不滿，以至發生糾紛。儘管馮太太蠻不講理，但最後她還是被趕出大院。在這個故事裡，作者一方面對馮太太只顧私利，不講公益的小市民的自私性進行了揭露和批評，另一方面對小市民生活的艱難也寄予了一定的同情，特別是當馮太太最後被房東太太用加貴房租的手段趕走之後，一個人孤苦伶仃地忙於搬家的情景，更容易喚起人們的憐憫與同情。巴金筆下，未寫出一點人間的溫暖，不是巴金不要給人溫暖，而是嚴峻的現實本身就沒有溫暖。如果說《豬與雞》的人物之間，是社會上一群人的偶然湊合，彼此間產生不了愛的話，那末兄弟之間，是應該具有手足之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