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年

李延年，一九零四年三月十一日（清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出生於山東省樂安縣大王橋鎮大王橋村（今廣饒縣大王鎮王西村）。

早年在私塾讀書，后考入濟南省立商業專門學校，后入黃埔軍校一期。

黃埔軍校畢業后歷任排長、連長、營長等職。

一九二六年末任第一軍第二師第五團團長。

一九二八年五月任第二師副師長、第九師第二十六旅旅長。

一九三一年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攻城旅旅長；六月任警衛軍第二師副師長。

一九三二年五月任第九師師長；七月兼任徐州警備司令。

一九三四年二月任剿匪東路軍第二路軍第四縱隊指揮官。

一九三五年春任駐閩綏靖第三區司令官兼第九師師長、駐閩綏靖第四區司令官。

一九三七年八月任第二軍軍長。

一九三八年八月升兼第十一軍團長。

一九四○年改兼江防副總司令、第三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

一九四二年六月任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

一九四五年六月任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山東挺進軍總司令，代表中國政府任山東地區受降長官。

一九四六年任徐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兼淮海指揮部指揮官。

一九四七年春任第一兵團副司令官；六月五日任陸軍總部鄭州指揮所主任；同年秋改任第二兵團司令官兼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副司令。

一九四八年春任第九綏靖區司令官；六月兼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十一月兼蚌埠指揮所主任、第六兵團司令官。

一九四九年初任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四月兼任金華指揮所主任；夏，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六兵團司令官。九月率部逃往台灣。

因防守平潭島時被守軍七十三軍軍長李天霞欺騙提前撤退。到台後被軍事審判，遭其參謀長孫鳴玉偽證陷害，被判處十年徒刑，經袍澤疏通，一年後得到假釋，出獄后居台北。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病逝，享年七十歲。

李延年，字吉甫，1904年3月11日（甲辰正月二十五日）生於廣饒縣大王鎮王西村一個富裕耕讀家庭。祖父李維清，承祖沃地百畝，掌管家業為主，不事田間勞動；祖母杜氏，為人和善，持家較為勤儉。父親李之權，熟諳五經四書，在本村任教多年，又望子成龍心切，很重家教；母親李氏，為人賢德，生有3子：長子壽年，次子延年，三子益年。延年7歲喪母，主要靠祖母和父親撫養成人。

李延年自幼膽大頑皮，常為少兒嬉戲的中心人物；又聰明好強，頗得家人和鄰里的歡心，尤其是祖母的溺愛。他6歲即從父讀私塾，凡讀之書多能記誦，12歲即能讀通本鎮重修“三元閣”碑文。14歲考入劉集振華高等小學堂，17歲畢業后即離開家鄉，考入濟南省立商業專門學校就讀。因受時代潮流的影響，他20歲時(1924年春)斷然棄商從戎，考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同年底畢業后，在蔣介石嫡系部隊任見習官，從此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軍旅期間，他為蔣介石所驅，既在北伐，抗日中幾立勛功，又在“剿共”、反共中犯下累累罪行，后被人民解放軍所擊敗，潛逃台灣。1974年11月17日死於台北，終年70歲。

北伐前後

1924年11月，孫中山應邀北上后，廣東軍閥陳炯明遂打起“救粵”旗號，準備率部大舉進犯廣州。面對這種嚴重威脅，從1925年2月起，廣東革命政府即以黃埔學生軍為主力，開始東征，討伐陳炯明叛軍。東征軍前赴後繼，奮勇殺敵，不幾月即連克淡水、五華、興寧、梅州等縣城，又乘勝攻克惠州、梅州、潮汕和潮州，同年底即將陳軍叛亂戡平。戰鬥中，李延年嶄露頭角，為蔣介石所賞識，升任排、連、營長先於同期同學。

1926年7月9日，國民政府決定北伐，計劃先打垮吳佩孚，再殲滅孫傳芳，最後消滅張作霖。

北伐軍出師時，共有8個軍。李延年所在第一軍和第二、三、六軍，由蔣介石親自指揮去江西，攻擊禍害華東五省的孫傳芳部。在進攻韶關、衡陽、長沙、瑞昌、九江、南昌時，李身先士卒，連克強敵，遂升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二師五團團長。旋即率部同友軍沿長江而下，轉戰於南京、龍潭、杭州、嘉興、上海等地，終於打垮孫的五省聯軍。在龍潭與孫的嫡系部隊決戰中，李因作戰不力，受撤職留任處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蔣介石所進行的北伐已失去革命的意義，變為新舊軍閥的權力之爭。1928年初，北伐軍受阻於臨淮關。因幾攻不下，總部正欲命部隊轉移，但李延年堅不撤離，並自告奮勇，包打守軍。戰前，師長徐庭瑤電示李：若戰鬥吃緊，宜早撤退。李回答說：“要我撤回廣州嗎？打仗可不能婆婆媽媽。”遂率全團發起猛攻，激戰多時，守軍不支棄城而逃，臨淮關為李團佔領。此役李因功受獎，官復原職，並破格晉陞少將銜。

同年4月底，北伐軍克服徐州、泰安后，向濟南發起總攻。奉系山東督辦張宗昌率部北竄，北伐軍進佔濟南。時駐濟日軍，以保護日僑為借口，悍然挑起事端，並殘酷屠戳市民，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對此，北伐軍官兵義憤填膺，摩拳擦掌，要與日軍獸兵決一死戰。而蔣介石卻命部隊不準還擊，並於5月7日召開秘密會議，議決“繼續北伐”，命李延年和鄧殷藩兩團扼守濟南，阻擊和牽制日軍，以掩護大軍撤出。李受命后，誓與濟城共存亡，他緊執手槍，前沿指揮，高喊：“誰退後一步就槍斃！”守軍為愛國義憤和民族自尊心所驅使，英勇抵抗，浴血奮戰，無不以一當百。從8日至10日，相持三晝夜，城牆工事雖全被敵炮摧毀，但守軍陣地仍堅固如初。11日晨，守軍奉命突圍，途中遭伏擊，雖傷亡慘重，但終於按蔣的部署完成了任務。對此，蔣大為讚賞，曾當眾說道：“李延年見危受命，臨難不懼，令人欽佩。”以後部隊縮編，李因守城有功，遂升為第九師二十六旅旅長。

1930年5月，在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反蔣的“中原大戰”中，李延年竟以一旅的兵力，抵擋住馮玉祥一個師的強攻，為蔣擊敗閻、馮立下汗馬之功，從而在蔣的“天平”上又加了一塊“砝碼”，使蔣認定他確是一個將才。戰後，李被提升為第八十八師副師長，駐軍杭州。

“剿共”時期

1931年初李延年調徐州，升任第九師中將師長兼徐州警備司令。7月即奉命參加對江西中共蘇區的第三次反革命“圍剿”。李率部從鷹潭沿南城、南丰南下，在廣昌、寧都一線，配合另部與紅軍展開作戰。紅軍面對強敵，採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方針，6天之內，三戰三捷。蔣軍暈頭轉向，飢疲沮喪，無能為力，只得退卻。紅軍乘機在老營盤又殲李部一個旅。整個戰役70餘日，紅軍共殲蔣軍4萬餘人，繳槍2萬餘支。這次“圍剿”同前兩次一樣，又遭慘敗。

1932年6月，蔣介石又糾集50萬軍隊，兵分3路，對中共蘇區實行第四次“圍剿”。陳誠以中略軍總指揮名義，指揮3個縱隊進攻。李延年第九師為第一縱隊總預備隊。李部同中路軍一起，由南城，金溪等地向廣昌推進。紅軍靈活運用前3次反“圍剿”的經驗，黃陂一役，全殲敵五十二和五十九兩師。蔣軍遭此打擊，即改變部署，以6個師分成兩個梯隊，由宜黃地區出發，經東陂、甘竹直撲廣昌。紅軍放過敵先頭4個師，突然向後尾第十一師和李延年第九師發起攻擊。兩師慌忙應戰，結果死傷過半，李率殘部連夜倉皇北撤。此次“圍剿”又被徹底粉碎。

1933年10月，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立場，糾集百萬軍隊，組成4路“剿總”，對中共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李延年任東路軍第四縱隊司令官兼九師師長，指揮第九，三十六、三十九、八十、八十三共5個師，為該路軍主力，又參與了這次罪惡的內戰。

其間(11月20日)，原在上海參加“一·二八”抗戰，后被蔣介石調去“剿共”的國民黨十九路軍，因受共產黨合作抗日主張的影響，在蔡廷鍇等率領下，發動福建事變，易幟抗日反蔣。對此，蔣介石大為驚恐，急調嫡11個師入閩圍殲。李玉堂和李延年分別率三、九兩師，由贛東疾馳閩北，很快攻下建甌、延平、古田、水口，又向福州進逼。十九路軍團以上官員由海道乘船去香港，余部退入廣東，被陳濟棠收編。福州、漳州、泉州、廈門遂被蔣軍佔領。

1934年2月解決福建事變后，李延年又奉命率“四縱”從漳州向西進攻蘇區。龍岩州之戰，紅軍頑強苦戰，予敵以有力回擊，堅持數日，始作戰略轉移。 “四縱”佔領龍岩后，李又命三十六師防守，余部在四周“清剿”和“掃蕩”。李兵所至，斷垣殘壁，遍野哀鴻。據李的隨從副官徐連三說，某日李部在曠野就槍殺被俘紅軍500餘人。蔣介石聞之，還哈哈大笑說：“殺得痛快!”李、蔣沆瀣一氣，反共反人民之暴行，可見一斑。

1934年12月，“四縱”建制撤消，東路“剿總”改為綏靖公署，李延年改任第三綏靖區司令兼九師師長，駐軍泉州。1935年7月，又兼福州第四綏靖區司令。

抗戰時期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戰爭爆發。 8月13日，日本侵略軍悍然向上海大舉進攻，嚴重威脅蔣介石的統治和利益，國民黨政府才被迫實行抗戰。李延年奉命率部參加了這場戰鬥，並升任二軍軍長兼九師師長，另轄七十六、一？三兩師。李部官兵前赴後繼，浴血奮戰，堅持3個多月，予敵以重創后，遂作轉移。后經武漢整編，二軍歸屬二十集團軍，李仍任軍長，不再兼師長職務。

1938年5月，李部奉命日夜兼程，趕赴徐州第五戰區，增援台兒庄會戰，負責截擊由海州，魯南調來參戰的兩支日本援軍。李率部奮勇衝殺，將日本援軍擊退，保證了會戰的順利進行。會戰終於連克強敵，全殲日軍兩個王牌師團，名震中外。戰後，二軍集體立功受獎，李升任第十一軍團長兼第二軍軍長。同年夏秋，李部又參加保衛徐州，武漢等戰役，戰事皆不力。李因部署欠當，被撤軍團長職務，后經衡陽整編，取消軍團制，李仍任軍長。

1939年初，二軍奉命移防四川秀山，剿滅酉。秀、黔、彭4縣小股土匪。9月即奉調廣西南寧，與第五軍合編為三十四集團軍，徐庭瑤任總司令，李延年任副總司令兼二軍軍長，參加崑崙關抗戰，並打前鋒。戰鬥異常激烈，相持月余，斃敵3000餘人；李部傷亡也很慘重，九師師長鄭作民壯烈陣亡。戰後的柳州追悼會上，蔣介石特對李部頒發嘉獎令，並將鄭九師改為無名師，以示懷念。

1940年初，二軍奉調第五戰區，在鄂西襄樊、宜昌一線，與日軍展開江防守備戰和陸地攻堅戰。戰鬥持續四五個月之久，雙方互有進退，襄樊、宜昌雖得而復失，但該地日軍從此再未能前進一步。同年8月，二軍調回湖北建始整補月余，擴編為抗戰三大加強軍之一。1941年8月，李曲二軍軍長調任第一戰區三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兼陝東河防總指揮，1943年升任該集團軍總司令。

1944年5月，日軍集結10萬精兵，配以10萬偽軍，由洛陽西犯，妄圖攻取潼關后，再經西安、寶雞直趨四川。蔣介石眼看日軍要挖他的心臟，便從胡宗南裝備最好的王牌部隊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四十集團軍中各抽調兩個軍，又從川軍三十六集團軍李家鈺部抽調4個師，從西北軍四十軍馬法五部抽調兩個師，共30餘萬人，令其開赴豫西前線，並命李延年為抗日前敵總指揮，指揮上述大軍堅守潼關。李接此委令后，當即用電話向蔣請示道：“胡宗南的部隊，有些驕兵悍將，倘有不服從命令的，軍長以上者，請示委座辦理，師長以下者，我就地懲處。這樣我就敢立軍令狀，如果潼關失守，我自刎人頭！”蔣答覆說：“師長級的將領，有不聽指揮打了敗仗者，你可便宜行事。”

不幾日，戰役開始。在第一道防線的胡部官兵，多年養尊處優，缺乏實戰經驗，經不住日軍來勢兇猛的攻擊，很快潰敗下來。特別是幾個師、團長不戰而退，棄陣而逃，致使全線動搖。在如此危機情況下，李延年一面派其特務團堵截潰退官兵，一面下令將部隊撤至第二道防線。隨之，召開檢討大會，把擅退的師長傅維藩和棄陣而逃的兩個團長搶決，把作戰不力的師長戴慕真判處無期徒刑。這一果斷措施，震驚了全部官兵，全軍肅然。隨即定出反攻計劃，嚴明軍紀。旬日後，李親自指揮，向日軍發起反攻，僅4天時間，即收復失去的陣地。從此，日軍龜縮在洛陽附近，再未敢西犯。戰後，蔣賜李抗日一等勳章。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在重慶一次緊急軍事會議上，李升任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山東挺進軍總司令。8月，又兼任山東受降區受降官，負責受理該區日軍投降事宜。

逃台始末

1946年2月，國民黨戰區撤消，李延年調徐州，任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九綏靖區司令官。1947年初，徐州綏署改為徐州“剿總”，李改任副總司令（劉峙任總司令），仍兼第九綏區司令官。其間及之後，他又追隨蔣介石，多次參與反共內戰，但終被人民解放軍所擊敗，潛逃台灣。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戰役拉開序幕。李奉命放棄海州，率部向徐州龜縮，並由黃伯韜第七兵團作掩護。解放軍及時捕捉戰機，將李、黃部隊一舉擊潰，並圍其殘部於碾庄一帶。李見勢不妙，於次日夜，只率司令部人員奔往徐州。11月中旬，李又奉命率司令部人員飛抵蚌埠，設立指揮所，李任主任(不久改編為第六兵團司令部，李任司令官)，指揮第三十九、五十四、九十六和九十九4個軍，負責南線作戰和守備任務。不幾日，解放軍攻佔宿縣，切斷津浦鐵路徐蚌間的交通。11月下旬，李第六兵團即奉命與黃維第十二兵團一起，向宿縣進犯，企圖南北夾擊，以打通徐蚌間鐵路交通。結果，黃維兵團被解放軍圍於雙堆集，李兵團在固鎮遭解放軍強大阻擊。蔣介石為了解黃維兵團之圍，12月初，即命劉汝明第八兵團與第六兵團統歸李延年指揮，並特派其次子蔣緯國率戰車第二團配屬六兵團，進出淮河以北軍王集、看町集之線，策應黃維兵團作戰，又命杜聿明放棄徐州，率邱清泉、孫元良等兵團南下馳援。結果更慘：杜部在陳官莊、青龍集附近被圍，終遭厄運，李兵團在新橋、曹老集以北遭到重創，敗回蚌埠，黃維兵團步黃伯韜兵團之後塵又被全殲。為了垂死掙扎，12月下旬，蔣介石即命李延年、劉汝明兩兵團退守淮河，其餘部隊退守江南。但仍無濟於事。至1949年1月10日，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淮海戰役以蔣軍一敗塗地而告終。李慌忙率其殘部向南京逃竄。

眼看大勢已去，蔣介石便以和談為緩兵之計，趁機商定遷都台灣，並委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以江防重任，命李延年為副總司令兼金華指揮所主任，統一指揮第七、八、十七兵團和第七綏區、第九編練部，以挽敗局。不料1949年4月21日，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一舉摧毀蔣的“長江防線”，23日解放南京，宣告蔣家王朝覆亡。繼之，又乘勝前進，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在各戰場追殲蔣軍之殘部。李延年如喪家之犬，只率少數隨員先後向杭州、福州、平潭逃竄。途中接台北軍事當局急電：令李再兼福州，泉州兩綏區司令，指揮所有南撤入閩之蔣軍，死守福州和平潭。8月中旬，解放軍攻佔福州，進軍平潭島。李見已四面楚歌，陷於絕境，便把兵權交給參謀長任同堂，只帶綏署主任朱紹良等人潛逃台灣。李去台後，即以擅自撤退罪被扣押。當時，陳誠力主處以死刑，終因蔣介石念其反共前功，只判其10年徒刑。他服刑1年被同僚保釋后，即幽居台北郊區，憂鬱成疾，窮途潦倒，直至終了一生。

軼事追補

李延年自從軍至逃台的25年間，由一個見習軍官一直干到中將兵團司令，可謂飛黃騰達，官運亨通。究其原因，除上述者外，尚有為常人所不及之處。

李的最本特點是能容能忍，甘當蔣介石忠實可靠、唯命是從的工具。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要“從一而終”。軍旅期間，蔣對他任用、撤差又任用，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他對蔣只知感恩報德，很少埋怨。在北伐與“剿共”中，他因對蔣執禮甚恭，又肯賣命，得到蔣的特別器重，故在黃埔軍校一期學生中陞官最快和最受蔣的信任。蔣曾在黃埔軍校多期畢業典禮上講：“李延年是黃埔軍校的模範學生，大家要向他學習。”在淮海決戰中，他雖預感蔣的氣數終盡，敗局已定，曾背後發牢騷說：“將帥無才，累死三軍”、 “舉棋不定，亡國之徵”，但卻陷於反動愚忠的泥淖不能自拔，仍表示對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李延年在商專求學時，就有愛看淫穢書刊和吸煙、聚賭的惡習。考入軍校后，略有收斂。但隨著地位的變化，特別是升任師長后，乃舊病複發，生活日趨腐化墮落，女色、大煙、麻將并行。他1918年就跟鄰村於竹卿結為伉儷，1930年又納南京李雲卿為妾，在徐州又與戲妓肖荷花姘居多時，1940年在建始又與畢愛慈勾搭成婚。對此，蔣介石聽之任之，唯對其吸大煙，卻曾嚴加訓斥道；“你如果再吸大煙，我要槍斃你！”李卻不慌不忙地答：“校長槍斃了我，誰替你賣命打仗？”蔣聽后馬上安慰說：“你是我的得意門生，出類拔萃的將才；我是考慮你這樣荒唐下去，有負我的期望，今後務必改過自新，為黨國繼續多建勛績才好。”1935年3月27日，是李延年祖母85歲壽辰。李為了宣揚門第，光宗耀祖，便衣錦還鄉為祖母慶壽。其耗費之多，聲勢之大，場面之隆重，時人為之浩嘆。對此，蔣介石非但不予苛責，反而親筆書寫“延年益壽”匾額，連同銀鼎等物一併相贈。

李延年對蔣介石是如此的忠誠，因之得到蔣如此的器重；而對同僚和部屬也不乏籠絡之法。因而常得同僚的推崇和部屬的擁戴。

國民黨高級將領，大多貪財如命。據說，李延年在接受日軍投降時也曾撈過一把，但此外卻常給人以清正廉潔的印象。1931年李駐軍徐州時，貪官污吏上下勾結，作惡多端，並派人到李的老家行賄說情。時李的胞兄為人情說通，即致書李，李則立書16字回贈：居家勤儉，閑事少管，私利退後，公益向前。隨後，李查清事實，立誅罪魁。一時民心大快。待李離任徐州時，眾多市民曾高擎萬民衣傘相送。1934年李駐軍泉州，獲悉土豪蔡培慶勾結日寇，販賣槍支、煙土，民憤極大，便將其扣押。蔡自知死刑已定，為保全性命，願發九師兩月軍餉作抵押，並託人向李的上司蔣鼎文求情。李拒受賄賂，不徇私情，隨即批令將蔡斬首。此舉人人稱快，一時市秩井然。

李延年早年熟諳經、書，從軍后更愛附庸風雅，弄墨舞文，每言出口成章，並寫得一手漢隸好字。一次同王耀武會餐，王詼諧地說：“你延年末必益壽。”李當即對答：“你耀武何以揚威？”李駐軍建始時，軍部設在一位姓張的花園內。李見園內山水亭台，奇花異草，即書“建軍之始”4個大字，懸於亭上，兩聯條幅掛於左右，上聯為：“建軍建國共扶祖國成雄國”，下聯是：“為亭為榭且把張園做故園”。每天見房東澆水修花，遂揮筆寫道：“愧我年年服兵役，羨君日日為花忙。”因而陳誠曾多次對部將講：“李延年武中透文，頗有大將風度。”

沒見過李延年的人，震於他縱橫南北之聲威，多以為他一定是個形態威猛，聲色粗厲的將軍。其實，他雖身軀修長，但態度恭謹謙和，說話慢條斯理，常給人以和藹可親之感。表面雖如此，但他內在性情卻剛硬不屈，“寧人負我，我不負人”。對於部屬，他寬緩不苛，並注意體貼，常給以小恩小惠。如軍內有一馬排長曾聚眾賭博，被參謀長任同堂發現，任即請示李處決此人。李卻在隨文中批示：“馬某何故？若僅以賭博致命，我軍甚於此者何止馬某一人，望君詳察。”曾有一馬弁班長，娶妻乏資，煩軍需呈文求助，李批示道：“夫家者枷也。既不能娶如何能養？然所需照發。”表面、平常雖如此，但對於作戰，李卻剛愎自恃，一切由自己作主，並注重賞罰。因而部屬多對他懷德而畏威，樂於為之效命。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蔣介石所進行的北伐已失去了革命的意義，成了新舊軍閥權力之爭。這年8月，北伐軍主力沿長江而下，打垮五省聯軍孫傳芳的部隊，南京轉危為安。在龍潭與孫的嫡系部隊決戰中，李延年因作戰不力，受撤職留任處分。

1928年初，北伐軍受阻於臨淮關，因數攻不下，總部正欲命部隊轉移，但李延年堅不撤離，自告奮勇，包打守軍，即率全團發起猛攻。戰前，師長徐庭瑤曾電示李延年：如果戰鬥吃力，部隊宜早撤退。李延年回答說：“要我撤回廣州嗎？打仗可不能婆婆媽媽。”隨之與守軍奮戰多時，守軍不支，棄城而逃，臨淮關為北伐軍佔領。此役因李延年攻城有功，被撤銷處分，官復原職，並記功一次。

同年4月底，北伐軍各路軍隊取齊，向濟南發起總攻。奉系山東督辦張宗昌棄城而逃，日本帝國主義借口保護在濟日僑，又派重兵由青島登陸，乘機搶佔濟南普利門外商埠地區，構築工事，架設電網，斷絕交通，蓄意挑釁，企圖阻撓蔣軍北進。5月1日拂曉，北伐第一集團軍第四軍方振武部和四十軍賀耀祖部，首先進入濟南。後續蔣軍在向城內集結時，不斷遭到日軍的殺害和留難，特別是5月3日一天之內，日軍就殺害我軍民4000餘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三慘案。5月7日，蔣介石召開秘密軍事會議，議決繼續“北伐”，並命李延年和鄧殷藩兩個團留守濟南西門南北兩段，狙擊和牽制日軍，以掩護北伐軍北進。李延年受命后，立誓決一死戰。戰爭打得十分殘酷，血戰48個小時，終於按蔣的部署完成了狙擊和牽制任務，使李宗仁部順利渡過黃河。對此，蔣大為讚賞，曾當眾說道：李延年見危受命，臨難不懼，令人欽佩。

1929年，李延年被升任為國民黨軍少將旅長，駐軍漢口；1930年在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反蔣時，李延年以一旅的兵力，抵擋住了馮部一個師的強攻，隨後被調升為八十八師副師長，駐軍杭州。此後經徐州整編，奉命征討白崇禧、李宗仁，轉戰於河南民權一帶。

1931年李延年奉調徐州任第九師師長兼徐州警備司令。不久即奉命率師參加了對江西中共蘇區的三、四次“圍剿”。國民黨軍從鷹潭沿南城、南丰南下，在廣昌、寧都—線與紅軍展開運動戰。紅軍集中兵力以袋鼠戰術接連吃掉國民黨軍三個多師。最後黃陂一戰，國民黨軍死傷慘重，被迫撤離戰場。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原在上海抗擊日軍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因對國民黨政府與日本 簽訂賣國的《淞滬停戰協定》不滿，與蔣介石分裂，向浙閩方向開拔。蔣介石即急調李延年、李玉堂兩師星夜疾馳閩北，沿建甌、古田公路追擊、堵截蔡廷鍇部。結果十九路軍團以上官員及其家屬從廈門乘船去香港，余皆四散。李延年部駐漳州待命。

1933年夏、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於是集中主力組建四路“剿共”總部。李延年任東路軍第四縱隊司令官兼九師師長，指揮四縱所屬第九、三十六、三十九、八十、八十三共5個師，為東路軍主力，參加對中共蘇區的第五次“圍剿”。是年冬，四縱奉命從漳州西進，分兵兩路，在華安以西與工農紅軍拉開戰幕。龍岩州之戰，紅軍頑強苦戰，予來犯之敵以有力回擊，堅持到最後，因寡不敵眾，始作戰略撤退。國民黨軍佔領龍岩城后，李延年命三十六師防守，其他部隊在四圍清查和“掃蕩”。隨之又率部向古田鎮進逼。該鎮四面環山，不宜防守，紅軍再作戰略撤退。文房大戰，紅軍在山嶺陡坡處築有堅固地堡、掩體，陣前坡地里設有路障，暗埋地雷，居高臨下，防守嚴密。國民黨軍三師師長李玉堂率3個團幾經衝殺，死傷慘重，所剩無幾，便向李延年告急。李延年即命第九師增援，用俄制直射山炮轟擊紅軍陣地。紅軍暫時放棄了文房和長汀，向瑞金作戰略轉移。

1934年12月，“四縱”建制撤銷，東路“剿總”改為綏靖公署，李延年改任第三綏區司令兼九師師長，駐軍閩南泉州。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時李延年已升任第二軍軍長，奉命參加上海的八一三抗戰。日寇仗其海陸空優勢，氣焰十分囂張。中國軍隊以拉鋸式戰術與敵激戰3個多月，達到預期目的，遂作戰略轉移。李部奉命到武漢略事整編，歸屬二二集團軍。

1938年5月，李部奉命日夜兼程，趕赴徐州第五戰區，增援台兒庄會戰。李部的任務是截擊日軍由海州、魯南調來參戰的兩支援軍。此戰連克強敵，全殲日軍兩個號稱王牌的師團，名震中外。戰後，李延年所屬第二軍集體立功受獎，李延年升任第十一軍團長兼第二軍軍長。同年夏秋，李部又參加了保衛徐州、武漢等戰役，戰事皆不力。李延年因部署欠當，被撤軍團長職務，后經湖南衡陽整編，部隊取消了軍團制，李延年仍任第二軍軍長。

1939年李延年奉命移防四川秀山，一方面整補，一方面剿滅地方張少卿、陳國良等小股土匪。同年秋，李延年部奉調廣西南寧，與第五軍合編為三十四集團軍，徐庭瑤任總司令，李延年任副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參加崑崙關抗日戰役，並打前鋒。戰鬥自始至終異常激烈，雙方死傷慘重，副軍長兼九師師長鄭作民壯烈陣亡。戰後的柳州追悼會上，蔣特對李部頒發嘉獎令，表揚該部雖主將陣亡，陣容不亂，集結迅速，且能繼續堅守陣地。

1940年李部進駐湖南省常德稍事整編，先後參加了湖北省宜昌江防守備戰和宜昌攻堅戰。此戰李部與日軍交戰四五個月之久，雙方互有傷亡損失，但直到日本投降，該地日軍終未能前進一步。

同年8月李軍在湖北建始縣整補月余，擴編為加強軍，李仍為軍長。並配備了特務、通訊、搜索、戰防炮等兵種，增加了工兵、輜重、山炮、重炮等兵團，還配備了3個步兵師、5個步兵團的兵員。二軍軍力之大，為抗戰三大加強軍之一。

同年12月，李軍開往四川璧山、永川一帶駐紮。1941年3月，李軍進軍瀘州，驅逐了地方武裝周成虎部。8月李延年脫離二軍，去西安升任第三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為該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所左右，被安置在陝東河防指揮部。1942年鎮守前沿的第一軍軍長李鐵軍無視李延年的領導，私自離開前沿，李延年上書蔣介石，要求按軍法處置李鐵軍。蔣便乘機飛往西北戰場調解人事關係，命胡宗南接任朱紹良的第一戰區司令官，李延年任第三十四集團軍司令官。李延年接任后，即對河防大軍另行整編。

1944年，日寇兵臨李延年所轄的潼關，企圖由關入蜀，先奪成都，后占重慶。李延年識破日寇的陰謀，利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要地形，採取以逸待勞的作戰方針。經多次激烈較量，雖傷亡慘重，但潼關仍堅如磐石。戰後，李延年受到蔣介石嘉獎。

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在重慶的一次緊急軍事會議上，李延年被升任為第十—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山東挺進軍總司令。同年8月李延年為山東地區受降長官，負責受理該區日本侵略軍的投降事宜。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破壞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革命進入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其間，李延年又參加了國共之戰。

1946年2月，戰區撤銷，李延年調徐州綏靖公署任副主任兼第九綏區司令。1947年徐州綏署改為徐州“剿總”，李延年改任副總司令兼第二兵團司令。1948年劉峙總司令去職，李延年為代總司令。淮海戰役前夕，代總一職由杜聿明接任，李仍為副總司令兼第六兵團司令，駐軍蚌埠，負責預備隊任務。淮海戰役開始，李延年在蚌埠l小時內接到蔣3次電報：第一次前進，第二次後退，第三次整裝待命。結果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國民黨軍一敗塗地。眼看大勢已去，蔣介石便以和談為緩兵之計，趁機商定遷都台灣，委親信湯恩伯以守江重任，命李延年為京滬杭警備司令。1949年4月21日一聲令下，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勢如破竹，國民黨軍全線崩潰，李延年率其殘兵敗將向福建省逃竄，途中接到台北軍事當局電報：命李延年為泉州、福州兩綏區司令，指揮所有福建境內的國民黨軍，死守平潭島。同年8月末解放軍解放福州，進軍平潭。李延年指揮失靈，便把兵權交給參謀長任同堂，慌忙帶領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副司令梁棟新等人飛往台灣。

任同堂未及平潭島，就在福清縣率部投降。李延年抵台後，蔣介石以無令撤退問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經國民黨元老蔣鼎文、劉峙及山東老鄉劉安琪等作保，念其有病，服刑1年出獄。后鬱郁成疾，於1974年11月17日病逝，終年7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