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皇律

《讀通鑒論》這樣贊評道：“古肉刑之不復用，漢文之仁也。然漢之刑，多為之制，故五胡以來，獸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慘。至於拓跋、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絞、斬、梟、磔，又有門房之誅焉，皆漢法之不定啟之也。政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絞、曰斬，改鞭為杖，改杖為笞，非謀反大逆無族刑，垂至於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

隋文帝於開皇元年（公元581年）針對北周刑法繁雜苛酷的情況（史稱“內外恐怖，人不自安”），即命高熲、鄭譯、楊素、常明、韓濬、李諤、柳雄亮、裴政等人，於北魏、北周舊律的基礎上改定新律。

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又以“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每年斷獄，猶至萬數”的原因，特敕命蘇威、牛弘等人本著刪繁就簡的原則，修改《新律》，主旨在於“權衡輕重，務求平允，廢除酷刑，疏而不失”，完成了歷史上著名的《開皇律》。

其篇目與基本內容，以北齊律為藍本，所謂“多采后齊之制”，其立法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開皇律》共計十二篇、五百條，其篇目是：名例律、衛禁律、職制律、戶婚律、廄庫律、擅興律、賊盜律、斗訟律、詐偽律、雜律、捕亡律、斷獄律。其中名例制罪名和量刑的通例；衛禁是保護皇帝和國家安全；職制是官員的設置、選任等方面內容；戶婚是關於戶籍、賦稅、家庭和婚姻的法律；廄庫是養護公、私牲畜的規定；擅興是擅權與興兵，保護皇帝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賊盜是指包括十惡在內的犯罪以及殺人罪；斗訟包含了鬥毆和訴訟；詐偽是關於對欺詐和偽造的律條；雜律是不適合其他篇目的內容；捕亡上有關追捕逃犯逃兵等方面的內容；斷獄是審訊、判決、執行和監獄方面的內容。

這種體例主要是仿照北齊律，但又對北齊律作了必要和合理的修改：

1 是修改了北齊律的部分篇名，將“禁衛律”改為“衛禁律”，“婚戶律”改為“戶婚律”，“違制律”改為“職制律”，“廄牧律”改為“廄庫律”，突出了法律調整和保護的對象；

2 是刪降“毀損律”，把“捕斷律”分為“捕亡”和“斷獄”二篇，並置於律典的最後部分，使程序法與實體法有所區別；

3 是按照封建統治的需要，對涉及實體法部分的篇目重新排序。

中國古代刑法典的篇目體例，經過從簡到繁、從繁到簡的發展過程，《開皇律》的十二篇標誌著這一過程的完成，顯示了中國古代立法技術的進步和成熟。這種十二篇的體例，後來被唐律所沿用。

確立封建制五刑

隋朝的刑罰制度在整個中國刑罰制度發展史上可謂簡明寬平，具體表現在：

1 與《新律》相比，刪去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罪一千餘條。比《北齊律》的條數又減少近一半；

2 死刑種類只留斬、絞兩種，廢除了至北齊後期仍然存在的車裂(五馬分屍)、梟首(砍下頭懸掛在旗杆上示眾)等死刑種類； 3 進一步廢除了前代的酷刑如宮刑(破壞生殖器)、鞭刑等，改以笞、杖、徒、流、死五刑為基本的刑罰手段；

4 在繼承北朝刑罰體系的基礎上，對流刑的距離、徒刑的年限及附加刑的數額均作了減輕的規定。

隋朝在《開皇律》中首次正式確立了輕重有序、規範而完備的封建制五刑體系即笞、杖、徒、流、死，其中：

死刑分斬、絞兩種；

流刑自一千里至二千里分為三等，每等以五百里為差；

徒刑自一年至三年分為五等，每等以半年為差；

杖刑自六至一百分為五等，笞刑自十至五十分五等，每等均以十為差，民有枉屈得依次上訴至朝廷。

可見《開皇律》對百姓的壓迫，比前代有所減輕。這種刑罰體系與殘酷的奴隸制五刑相比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順應了中國古代刑罰從野蠻走向文明的發展趨勢。

封建制五刑自此時確立后直至明清，一直為後世歷代封建王朝所繼承，成為其法典中的一項基本制度。

《開皇律》改《北齊律》“重罪十條”為“十惡之條”，使之成為鎮壓被剝削者的法律依據。

“十惡”是指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十種最嚴重的犯罪行為。它直接危害封建皇權、違犯封建禮教，被視為是封建法律首要打擊的對象，因此被單獨列出，置於《名例律》“五刑”條之後；並規定“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十惡”犯罪不得被赦免等等。由於十惡大罪直接危害到地主階級的統治和封建倫常觀念，所以，凡犯十惡和“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十惡”中的謀反、大逆、不道、不敬等罪名在秦漢時早已有之，但其構成要件、量刑標準卻不統一。南北朝時期，法律逐漸明確這些罪名的構成，並以最嚴厲的刑罰對其進行處罰。北齊律首次將其概稱為“重罪十條”。

《開皇律》采北齊之制，將其中的“反逆、大逆、叛、降"改為"謀反、謀大逆、謀叛”，強調將此類犯罪扼殺於謀划階段；又增加了“不睦”一罪，使十種罪名定型化，並正式以“十惡”概稱。

自從《開皇律》創設“十惡”制度以後，歷代封建王朝均予以承襲，將其作為封建法典中的一項重要的核心內容，是有效維護封建統治的有力武器。

“十惡”制度從隋初確立到清末修訂《大清新刑律》時正式廢除，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1300餘年之久，對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貴族官僚特權

《開皇律》通過“議、減、贖、當”制度，為有罪的貴族、官僚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特權。

“議”是指“八議”，即對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八種人犯罪，必須按特別審判程序認定，並依法減免處罰。

“減”是對“八議”人員和七品以上官員犯罪，比照常人減一等處罰。

“贖”是指九品以上官員犯罪，允許以銅贖罪，每等刑罰有固定的贖銅數額。

“當”是“官當”，官員犯罪至徒刑、流刑者，可以"以官當徒"或"以官當流"，就是以官品折抵徒、流刑罰。

按規定，“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

《開皇律》的“議、減、贖、當”制度，是融匯了魏、晉的“八議”、南北朝的“官當”“聽贖”制度，再加上自己所創設的“例減”之制而成的。

這些規定賦予貴族、官員更廣泛的法律特權，使之得以系統而穩定的司法保障；同時也使貴族、官員享有的法律特權固定化、法律化。

隋文帝下令制訂的《開皇律》，對後世律法影響深遠。

隋初制定的《開皇律》代表了隋朝立法的最高成就，它承襲了前朝法制長期發展的經驗，經過刪繁就簡、補充完善，使封建法典的編纂進一步系統化、規範化，為我國封建法律的定型作出了極為寶貴的貢獻。

《開皇律》上承漢律的源流，下開唐律的先河，其中所規定的各項基本制度均被唐律直接繼承，成為唐律的直接藍本，後來又為宋、明、清各朝所沿用，因此，隋朝的《開皇律》在中國法律制度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但制定《開皇律》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和地主階級的利益，所以貴族官僚在法律上享有特權。凡是在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等“八議”之科者和七品以上官吏，犯罪皆減一等；九品以上，聽以銅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