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通六君子

1991年下半年，海南的經濟正遭受第一次低潮。由於磚廠停產，潘石屹不得不重回海口。漂泊的歲月中，他結識了漂泊的馮侖、王功權、劉軍、王啟富、易小迪等幾個意氣相投的朋友，他們共同創立了海南萬通，後來人們把他們稱為“萬通六君子”。

在第一次界定合伙人利益關係時，馮侖等人採用的是水泊梁山的模式——“座有序，利無別”。大家雖然職務有差別，但利益是平均分配的。在當時，董事長的位置並不重要，大家關注的焦點是法人代表和總經理。大家一致認為，王功權當法人代表和總經理比較合適，於是，法人代表和總經理就由王功權擔任。馮侖則擔任副董事長（當時董事長職務必須由投資主管單位的人擔任），王啟富、易小迪和劉軍擔任副總。1992年初，潘石屹加入了公司，最初擔任總經理助理兼財務部經理，後來也變成副總。

雖然都是副總，但權力並沒有辦法詳細規定，所有事情都要六個人在場討論。馮侖曾回憶：“這時情況變得比較微妙，最後誰說了算呢？名片、職務不同，但心理是平等的。後來功權說他是法人代表，要承擔責任，得他定，但如果大家不開心，以後可能就沒責任負了，所以多數時候他會妥協。”

1992年，通過運作海口“九都別墅”項目，“農高投”賺得了“第一桶金”。此後，“農高投”用這筆錢去操作“蓮怡廬”等項目，不斷在海口、三亞炒房炒地。公司經濟條件寬裕后，很多老員工都擁有了“四個一”，即一套房子、一萬塊錢存款、一部電話和一部摩托車。

在“農高投”成立之初，人員並不多，除去王功權、馮侖等六個“高層”，只有兩個員工，一個是王功權的老婆，一個是王啟富的哥哥，大家一起幹活、一起吃飯，誰也沒把自己當“幹部”。完成原始積累后，公司開始招聘新人，這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上下級關係。由於王功權、馮侖等人的座次排得很模糊，導致六人權力均等，因而產生了一個問題：下面的員工自覺不自覺地會“站隊”，形成各式各樣的派系，導致組織運行效率低下。

1993年1月18日，“農高投”增資擴股，改製為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的企業集團，即萬通集團，主要股東除馮侖、王功權、劉軍、王啟富、易小迪還有後來加入的潘石屹以及中國華誠財務公司、海南省證券公司等法人股東，由馮侖擔任董事長和法人代表。

在之前，馮侖等人的合伙人關係是虛擬的，沒有股權基礎。通過這次改制，馮侖等人開始建立了財產基礎上的合伙人關係。馮侖提出一個觀點：按照歷史的過程來看，缺了誰都不行，每個人的作用都是百分之百—他在，就是百分之百；不在，就是零。

從這個角度出發，萬通六君子在確定股權時採取了平均分配的辦法。由於是平均分配，大家說話的權利是一樣的，萬通成立了一個常務董事會，重大的決策都是六個人來定。

1993年6月，由萬通集團投資並以定向募集方式發起組建了北京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實收資本金8億元人民幣，成為北京最早成立的以民營資本為主體的大型股份制企業。同年，萬通在北京開發了“新世界廣場”項目。通過和香港利達行主席鄧智仁的合作，萬通新世界廣場大獲成功，賣到了當時市價的三倍。萬通新世界廣場的成功，讓大眾和業界開始關注萬通，同時，也奠定了兩個地產大佬馮侖和潘石屹的“江湖地位”。

1995年3月，六兄弟進行了第一次分手，王啟富、潘石屹和易小迪選擇離開；1998年，劉軍選擇離開；2003年，王功權選擇離開，至此，萬通完成了從六個人到一個人（馮侖）的轉變。

從第一次分手到最後王功權離開，馮侖等人也越來越接受和認可了這種退出機制。馮侖回憶道：“最早潘石屹發給我們律師函，指出不同意就起訴時，我和功權特別彆扭，像傳統中國人一樣認為那叫‘忒不給面子’。但越往後越成熟，最後我和功權分開時只請了田宇一個人，連律師費都省了，一手交支票，一手簽字。”

分手后，萬通六君子都實現了各自的精彩。馮侖、潘石屹和易小迪成為了地產界的大鱷，王功權成為了知名的風險投資家，王啟富和劉軍也在其他領域開創了一番事業。在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商業史上，萬通六君子“以江湖方式進入，以商人方式退出”的事件則成為了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