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炯
林炯
林炯（1900年—1937年）革命烈士，浙江臨海人。少時曾在回浦學校讀書，1916年9月考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學，因反對校方貪污舞弊，被開除。1919年9月考入上海澄衷中學讀書。1922年9月，進入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任青年團南京地委宣傳委員和訓練委員會委員。是年暑期，發起成立“臨海乙丑讀書社”。10月，轉為中共黨員，並被派往莫斯科，就讀於中山大學。1933年6月，擔任滿洲省委宣傳部長。10月，擔任滿洲省委書記。1937年，在蘇聯的肅反運動中屈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任青年團南京地委宣傳委員和訓練委員會委員。是年暑期回鄉，發起成立“臨海乙丑讀書社”，以“努力讀書，改造社會”為宗旨，組織青年閱讀《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中國青年》、《嚮導》等書籍。 10月，轉為中共黨員，並作為南京的代表，被派往莫斯科，就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
1927年下半年回國，在中共中央上海局任翻譯和同東方各國共產黨的聯絡工作，后又負責主編《中國工人通訊》。
1931年7月被捕，經營救出獄。
1932年春，奉調到湘鄂西省委任宣傳部長，同時任教於省列寧學校，主講《財政經濟》。
同年，因第四次反“圍剿”失利，被圍困在敵占區，歷盡艱辛，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組織局和中央上海局組織部工作。
在此期間，寫了《湘鄂西蘇區的一般情形》的報告，上送中央。
1933年6月，調到哈爾濱，化名馬良，擔任滿洲省委宣傳部長。
10月，擔任滿洲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
12月，他起草了《滿洲省委關於冬荒和年關鬥爭的決議》，明確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擴大人民革命軍、游擊隊和游擊區，要把群眾鬥爭同游擊戰爭配合起來。
1934年9月，調往蘇聯海參崴。
1937年，在蘇聯的肅反運動中，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監獄，后流放到西伯利亞，屈死於異國他鄉。
1922年，林炯從上海澄衷中學畢業后，旋即考入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並於次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常與家鄉同學以臨海同鄉會的形式聚集一起，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與進步學生一起積極開展各類進步活動，如發起工人運動、組織學生運動等。1925年初，林炯擔任青年團南京地委宣傳委員和訓練委員會委員。
同年，林炯到上海，與一些臨海籍旅滬進步學生一起，雲集在上海大廈大學東側的芝蘭室里，醞釀建立“臨海乙丑讀書社”，並草擬讀書社的社章，確定讀書社的宗旨：“努力讀書，改造社會。”規定“紅、青、白”三色旗為社旗，“紅”象徵革命，“青”代表青年，“白”表示心底坦白。
是年暑假，作為讀書社發起人之一的林炯和旅滬寧的同學一起回到家鄉臨海，在城關敬一小學召開讀書社成立會。他們舉辦消夏社，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探索研究，同國家主義派和無政府主義派開展了堅決的鬥爭，並且將從上海帶回去的許多進步書刊，如《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嚮導》等廣泛向家鄉進步青年進行宣講傳播。
他們還舉辦平民夜校，補習文化知識，在家鄉掀起了一股讀書救國、尋求真理的熱潮。在短短的幾個月里，就有40餘名男女青年加入讀書社組織。讀書社在倡導努力讀書的同時，積極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中國革命的思想教育，開展反帝反封建的宣傳，使讀書社成為培養臨海革命青年的搖籃，為中國共產黨組織在臨海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暑假期滿，林炯即返回海河工程學校，繼續投身於革命活動。
1925年10月，林炯轉為中共黨員，並作為南京的代表，被派往莫斯科學習，就讀於中山大學第一班(英語班)，與張聞天、沈澤民、楊放之等同班。林炯在留蘇的兩年大學生涯中，學習刻苦，為人耿直。他明辨是非，堅持原則，與中共旅莫支部中的“左”傾機會主義的代錶王明之流進行了毫不妥協的鬥爭。
1927年下半年，林炯畢業回國，在中共中央上海局擔任翻譯，同時還兼任與東方各國共產黨的聯繫工作，後來又負責主編《中國工人通訊》。由於他精通英、俄兩國語言，大部分譯文和專電都需他動手翻譯和起草，工作十分繁忙，時常顧不上吃飯和睡覺，但他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工作熱情。在這段時期中，他與瞿秋白、楊之華夫婦過從甚密。
1931年7月，因越南同志在上海法租界的住所遭破壞，林炯被誤作越南人而同時被捕。敵人對他進行了嚴厲的審訊，多次實施電刑，他堅不吐實，使法租界捕房未獲任何證據，無可奈何，后經組織營救獲釋。但經過這次鐵窗生涯，他的身體受到了嚴重摧殘。
1932年春，中共中央委派林炯到湘鄂西省委任宣傳部長，同時執教於湘鄂西省列寧學校，主講《財政經濟》。在湘鄂西短短六個月左右時間，他幾乎跑遍了整個湘鄂西地區，深入了解各個方面的情況。同年由於湘鄂西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國民黨軍隊佔據了洪湖革命根據地。林炯等來不及隨軍轉移，被圍在敵占區。他們歷經艱辛，終於脫離虎口，回到上海。在上海，林炯先後在中央組織局和中央上海局工作。在此期間，他曾寫下了《湘鄂西蘇區的一般情形》的近萬言報告，上送黨中央，以表自己真誠坦白的心跡。
林炯平時工作踏實持重，作風機智老練。1933年3月陳賡在上海被叛徒出賣而被捕，他的住所是當時中央局的秘密招待所。當林炯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趕到秘密招待所，通知其他同志迅速轉移。果然，當晚敵人到招待所搜捕，結果撲了個空。
1933年6月，林炯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哈爾濱，擔任滿洲省委宣傳部長，化名馬良。他秘密奔波於東北各地，在南滿等地相繼建立了抗日武裝力量。
1933年10月，林炯擔任滿洲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任務十分繁重，但他照樣“以全副精力投入工作”。12月，他代表省委起草了《滿洲省委關於冬荒和年關鬥爭的決議》，明確指出：要最大限度地擴大人民革命武裝的主張。為了揭露日本侵略者在東北建立所謂“滿蒙國”的陰謀，1934年2月，林炯又率領滿洲省委作出了《關於反對日本強盜“滿蒙國”侵略運動和第二期“討伐”反日游擊戰爭的工作決議》。深刻揭露和強烈抨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強盜邏輯，表明了堅決抗日的決心。
林炯在滿洲省委工作期間，曾在國際反戰、反帝、反法西斯的“三反鬥爭日”這一天，和省委其他同志一起，精心組織了東北境內規模最大的一次反日鬥爭，大批工農群眾在游擊隊的配合下，同時出動，破壞了吉敦的近200公里鐵路線，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
1934年上半年，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和秘書被捕叛變，哈爾濱黨團組織均遭嚴重破壞，在危急時刻，林炯以省委名義，將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調離哈爾濱，而他自己則仍駐留哈堅持鬥爭，他這一舉動，博得了同志們的廣泛敬佩。
林炯平時不善言談，但對同志總是真誠相待。所以當1934年9月，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錶王明之流不經中央批准，擅自將林炯強行調往蘇聯海參崴，曾引起上海中央局同志們的強烈不滿，表示力爭要把他要回來。
林炯與東北人民的抗日事業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他被調離滿洲省委后，仍念念不忘東北的抗日鬥爭。他曾多次寫信給王明，表示“要求去部隊的心思非常迫切和焦急”，但他那熾熱的革命熱情和強烈的抗日之心，卻被王明一夥給強行壓制了。
1935年夏，林炯被調往莫斯科，擔任《救國時報》編輯，化名王德。由於報社事多人少，他經常不分晝夜地工作。他雖然不能回東北游擊隊去，但卻依然惦記著那裡的抗日情況，並且經常撰文宣傳東北的抗日鬥爭，在《救國時報》上時常可見署名“王德”的文章。他還積極參與《雪山草地行軍記》、《甘肅到陝西》等長篇通訊的編輯工作，其中有些篇、段是他親手整理成稿的。
在這裡，他向全世界人民宣傳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偉大創舉，熱情謳歌長征的輝煌業績，他這樣寫道：“在中國史學者尚未發現的地方，或者探險家也未到過的草地，嚴格地說，在中國地圖上尚未列入的地方，而數萬北上抗日紅軍，以冒險的決心，作出驚奇的行動，渡過了草地，衝破了歷史的記錄。這驚天動地的創舉，假如紅軍沒有鋼鐵一般的政治堅定性，沒有頑強不屈不撓的戰鬥意志，萬眾一心的團結精神，怎敢進行這種冒險的嘗試?!”
林炯以他的行動向人們展現了一名優秀共產黨員剛正的氣質和豁達的胸懷。
然而，他萬沒有想到，他會被王明之流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蘇聯塔干卡監獄，而後又被流放至西伯利亞，受盡了非人的待遇。此時，在歷經無情的政治打擊和無休止的刑訊、苦役之後，曾受過電刑摧殘的林炯，身體再也挺不住了。1937年，林炯終於帶著對黨的前途命運的無限憂慮，對災難深重祖國的深深眷戀之情，告別人間，長眠在這塊遠離祖國、荒涼的異國他鄉的土地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