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仲川

（1922——2002）河北保定定興縣人。

1922年2月生。1938年參加革命工作。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6月參加冀中徐淶分區抗日游擊隊，歷任分區3團5連見習排長、冀中軍區司令部1科見習參謀、參謀。1943年2月起在冀中軍區教導隊學習，1944年1月任晉綏軍區作戰參謀。抗戰勝利后赴東北。1945年10月起任東北軍民主聯軍司令部1科參謀。1946年秋起任1科副科長。1949年5月起任中南軍區司令部1科科長。建國后，1950年10月～1952年7月任中南軍區司令部作戰處副處長，1952年7月～1954年6月任作戰處第一副處長1954年6月～1955年6月任陸軍某師第一副師長兼參謀長。1955年5月～1962年9月任廣州軍區司令部作戰處處長。1962年9月～1964年6月任司令部作戰部部長，1964年6月～1967年12月任廣州軍區副參謀長兼軍區司令部作戰部部長（至1964年8月），1967年12月～1969年5月任廣州軍區參謀長。1968年2月～1969年11月任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1969年5月～1971年10月任副總參謀長。

1983年按正兵團職待遇離職休養。中共九屆候補中央委員。1960年12月晉陞為大校軍銜。1988年7月獲獨立功勛榮譽章。2002年6月22日在北京逝世。

2002年6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

1971年的”913事件”之後，林彪一下子從神變成了鬼，他的歷史受到徹底清算，來了個大翻個兒。

閻仲川在”913事件”之前對中央領導集團內部已經出現並急劇發展的反常情況一無所知。中蘇關係雖然已經有所緩和，但作為分管作戰工作的副總長，他滿腦子裝的依然是敵情、我情。戰備工作無盡無休，他也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沒有人跟他“路線交底”，也沒有人給他“透風”。早年在東北戰場，他是直接為林彪服務的精幹指揮班子中的一名工作人員，林彪的指揮藝術和工作作風，都曾使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來到總部工作，他從未懷疑過林彪在政治上會有什麼問題，然而，歷史卻和他開了個大玩笑。

9月13日10時左右，閻仲川和同是副總長的彭紹輝、王新亭、張才千、陳繼德被周恩來召到人民大會堂。一到那裡，就感到氣氛異常。周恩來面帶倦容，但表情嚴肅，坐在沙發上。

見到閻仲川等人，他免除了平時不可少的寒暄，對他們一聳肩，兩手向外一攤，突然說了一句：“哼！副統帥，跑了！”大家全都愣了。閻仲川的腦袋轟的一聲，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周恩來突然用爍人的眼光望著閻仲川，直呼其名：“閻仲川，林彪逃跑以前你聽到點什麼風聲沒有？”問到自己頭上，閻仲川反而冷靜下來。他簡單地搖了搖頭：“沒有。”周恩來沒有再問下去。轉而就總參謀部的當前工作向幾名副總長作了指示，著重要求切實掌握主要敵對國家的政治、軍事動向，嚴格掌握部隊，保證不出亂子。閻仲川陷入迷惘之中。

9月2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任團長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越南訪問。閻仲川是早已確定的代表團成員，並已通知越方，仍隨團出訪。他原定的任務是赴越南南方考察越南軍民抗美救國鬥爭情況。但到9月28日代表團回國前，突然通知他任務有變，要他與代表團一起回國。周恩來、葉劍英、紀登奎、李德生等到機場迎接代表團。代表團成員下飛機后沒有各自回家，卻被引導到貴賓室。大家剛剛坐下，周恩來便態度嚴肅地對閻仲川說：“閻仲川同志，中央已經決定黃永勝離職反省。你是黃永勝的得力助手，你要好好揭發他的問題，首先是政治方面的，還有生活方面的！”然後他向葉劍英等人點了點頭，獨自先行離去。閻仲川思想抵觸：要我當黃永勝的助手，是組織的安排，當助手而“得力”，有什麼錯？葉劍英先講話了：“你還年輕，又有水平，只要好好揭發交代，還有前途嘛！”李先念只說了一句：“好好揭發交代羅！”主講是紀登奎和李德生。他倆介紹了半個月的清查工作，主要是林彪兒子林立果“小艦隊”的一些活動，什麼“五七一工程”紀要，暗害毛澤東的陰謀計劃，等等，希望閻仲川認清形勢，與林彪、黃永勝等人劃清界限，積極揭發他們的罪惡活動。

從此，閻仲川開始了隔離審查的生活。他在總參謀部工作2年零4個月，隔離審查的時間則是7年零6個月。最初的3個月仍在機關駐地，從1972年1月之後，便轉移北京衛戍區3師，由1個武裝班單獨嚴密看管。審查期間不得與外界包括親屬有任何聯繫，連住處的玻璃窗都用黑紙糊得嚴嚴實實。閻仲川認為自己和林彪、黃永勝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關係，沒有什麼可揭發的，更無所謂交代。審查者與被審查者經常出現“頂牛”。總參機關開過幾次處以上幹部參加的批鬥大會，想打打閻仲川的“態度”。揭發批判者都是奉命發言，卻又拿不出真材實料，連會議組織者也覺得尷尬。於是不再開大會，只由專案組和他保持小範圍的接觸。既然閻仲川不肯主動交代，專案組便提出許多認為可疑的問題，要他逐個回答。他全憑記憶筆寫口答，居然對每年的來龍去脈都說得清清楚楚，專案組已經感到沒啥可問的了。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來對閻仲川的問題作了指示，在總參謀部黨委研究一下：是否過去把閻仲川的問題看得太重了？如果不是緊接著張春橋來到總參謀部，“放火燒荒”，說參謀部“批林”不力，包庇林彪死黨，也許閻仲川早就可以“解放”了。

閻仲川的絕大多數問題陸續都排除了，但在“一號號令”問題上卻長期過不了關。閻仲川認為，林彪發布緊急戰備指示，是否別有用心，他不得而知，那是林彪的事；他負責向全軍傳達林彪指示，完全是奉命行事，在組織上符合原則、程序，在政治上他不可能懷疑，因為是軍委辦事處五名成員向他下達任務。如果說自己在承辦此事過程中有錯誤，那麼，第一是編號可以不從頭另編，以免引起誤會，但這只是技術問題；第二是在傳達指示時，沒有提醒下面注意保密，但這屬於考慮不周，是在時間緊迫下的疏忽；第三是沒有向周恩來報告，這確是重大失誤，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是以黃永勝為首的軍委辦事成員應負責任，因為按工作程序，理應由他們向周恩來報告和指示軍委前指報告，他們卻馬虎了，當然，倘若自己想得周到一些，能主動提出建議，也可能就不會有以後的問題了。閻仲川的上述認識被認為沒有抓住要害、實質。1971年底，負責對閻審查工作的副總長張才千、陳繼德同他談話時，鄭重嚴肅地告訴他：“總理已經講了，‘一號號令’是林彪進行反革命政變的預演啊！你要充份認識問題的嚴重性，作深刻的反省交代。”閻仲川問定性的根據何在？“總理親自問過主席：知不知道林彪發過一個‘一號號令’？主席說，什麼‘一號號令’？我沒聽說過。”“這一點也不奇怪，”閻仲川坦然地說：“主席那裡那麼多事情，怎麼會去記一個電話稿的編號？再說林彪向主席那裡的報告根本就沒有編號。別說主席不知道什麼‘一號號令’，就連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等人，開始也不知道這個電話稿的編號。”對閻仲川的答辯提不出新的論據予以批駁，談話無法繼續進行。此後，雙方長期處於頂牛狀態。再往後，專案組人員很長時間都不和閻仲川見一次面。他的問題被吊了起來。

照理，既然立案審查的問題大部份已經排除或查清，剩下的個別問題雖有懷疑但並無充足的證據，就沒有理由繼續隔離審查。但是，立案容易銷案難。“四人幫”橫行時更是如此。直到1979年4月，即“四人幫”垮台一年半之後，閻仲川才被解除監管。但還留了個尾巴，說是回家后還要繼續審查。又過了3年有餘，一位副總長才代表組織向閻仲川宣布了對他的審查結論。結論卻又根本未提“一號號令”問題，只籠統地講閻在總部以及此前在廣州的“支左”工作中犯有錯誤，有的錯誤還是“嚴重的”。這表明對閻仲川隔離審查是有理有據的。閻仲川隨即按大軍區參謀長的待遇離職休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