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P模型

什麼是CSP

一方是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密爾頓·費里德曼，他代表了經濟學的傳統觀點，即認為企業的唯一責任是為股東創造利潤；而另一方，在沿襲霍華德·博文於1953年在《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中所提出的“企業應該自願地承擔社會責任”的觀點后，學術界和企業界開始接受這種超出經濟責任外的社會責任意識。但究竟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內涵和範圍是什麼，以及如何實施企業社會責任仍存在眾多觀點，一些研究者開始試圖用不同的概念來說明，公共責任、企業社會績效(CSP，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經濟倫理、社會回應(social responsiveness)和議題管理等概念開始出現，但這些不同的概念或觀點僅僅反映了企業社會議題管理或企業與社會關係的某個層面，部分學者認為需要通過發展出一個模型框架來整合上述觀點，以幫助人們全面認識企業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以及如何實施和評價這些責任，企業社會績效理論及其模型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CSP模型的產生：卡羅爾的CSP模型

卡羅爾通常被認為是企業社會績效理論的倡導者，他從九種較具代表性的觀點中，總結出一個三個維度的CSP模型

1.卡羅爾模型的第一個維度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類別

按照卡羅爾的觀點：“企業社會責任包含了在特定時期內，社會對經濟組織經濟上的、法律上的、倫理上的和自由裁量的期望。”卡羅爾並沒有排斥費里德曼的觀點，他認為，作為經濟組織，經濟責任是企業最本質也是最重要的社會責任，但並不是企業唯一的責任；作為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社會賦予並支持企業承擔生產性任務、為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的權力，但同時社會也制訂了企業所應該遵循的法律和法規，並且期望企業在法律要求的框架內實現經濟目標，因此，企業肩負必要的法律責任；雖然企業的經濟和法律責任中都隱含著倫理規範，但公眾社會對企業的期望有時超出了法律要求的範圍，尤其在70年代后，對企業倫理經營行為的期望，使人們認識到企業倫理責任的重要性；除此之外，社會還對企業寄予了一些沒有或無法明確表達的期望，是否承擔或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完全由個人或企業的自由判斷和選擇，這是一類完全自願的行為，例如慈善捐贈、為吸毒者提供住房或為工作的母親提供日托中心等，卡羅爾將此稱為企業的自由裁量責任。圖一所顯示的四種責任的排列次序和所佔比重並不是隨意的，經濟責任處於基礎並占很大比例，其他三種責任依次排序、比例遞減，它們的關係也可以用金字塔型說明，卡羅爾正是用此來說明了各種不同責任對企業而言的重要性以及企業在承擔責任時考慮的優先次序。同時，卡羅爾的闡述尤其強調，四種責任彼此間並不是相互排斥的，也不是固定的，彼此間可能相互轉化，而且任何一個行為中可能同時包含著幾種責任。

2.卡羅爾模型的第二個維度是企業涉及的社會議題

在分析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和類別後，卡羅爾認為有必要進一步探討與這四種責任相聯繫的、企業所必須或可能面臨的各種主要社會議題。雖然每個行業所面臨的社會議題可能不同的(如銀行就不如製造商那麼關心環境或污染問題)，而且不同時期企業所面臨的社會議題也是變化的(如70年代對產品安全、就業歧視等的強調在50年代是少見的)，但總體上，在管理實踐中，一些社會議題總是企業管理者最需要考慮的。卡羅爾認為，企業最需要重視哪些社會議題取決於：

①社會需要與企業需要的吻合程度；

②社會需要的重要程度；

③高層管理人員的興趣；

④社會行動的公共關係價值；

⑤政府的壓力。

如圖一所示，卡羅爾列舉了70年代末企業所面臨的普遍社會議題，包括，消費者主義、環境、歧視、產品安全、職業安全和股東等，卡羅爾在此給企業管理者提供了更具體而實際的思路。

3.卡羅爾模型的第三個維度是企業社會回應的策略

在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定義和界定以及提出企業所可能面臨的社會議題后，卡羅爾從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企業對社會責任和社會議題如何回應的價值觀、模式或戰略。費里德里克認為企業回應是指“企業回應社會壓力的能力”，卡羅爾認為，單純以企業社會回應來代替企業社會責任是不夠的，因為，有回應的企業並不必然是個有責任的企業，所以，他將回應作為企業社會績效模型中的一個層面。企業的社會回應可以有不同戰略和模式，卡羅爾的模型中採用了威爾遜的觀點，如上圖所示，他認為企業對社會所做出的回應可以劃分為：反應性的、防禦性的、適應性的和主動回應的四種模式，這反映了企業對待社會議題可能選擇的從消極到積極的回應態度和策略。

作為第一個較為全面的CSP模型，卡羅爾模型具有兩個基本特徵，一是對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擴展，二是對企業社會責任、有效回應和回應行動的綜合。儘管卡羅爾沒有明確定義什麼是企業社會績效，但其最大貢獻是將以往人們所爭論的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系統化，提出了企業必須承擔的、從經濟到自由判斷的四種不同責任，並將企業在處理企業與社會關係時所應考慮的、以前是分離甚至對立的社會責任、社會有效回應和社會議題觀點進行綜合，模型中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廣義看法、責任/議題/回應之間相互作用的三維空間概念、所蘊含的原則/過程/政策的方法為分析企業與社會關係議題研究引入新視野、構建了一個有價值的理論框架。但卡羅爾雖然提供了一個三維的空間模型，指出了企業社會績效的多重相互聯繫的維度，但這個模型身是靜態的，更多的是對企業社會責任、社會議題或回應過程的描述，而沒有提出如何去解決問題。

企業社會績效模型的發展：沃提克和哥奇蘭的CSP模型

沿著卡羅爾模型的思路，力圖在CSP模型中綜合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不同觀點，沃提克和哥奇蘭提出，企業社會績效是“企業社會責任原則、社會回應過程和解決社會議題政策之間根本的相互關係。”(見表一)。沃提克模型的第一維度是具有哲學傾向的企業社會責任原則，雖然沃提克贊同卡羅爾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金字塔型的界定和分類，即企業包含了經濟的、法律的、倫理的和自由判斷的責任，但他們認為，用“原則”來表述可以更好地說明企業承擔各種責任的動機或基本價值。此外，他們還進一步探討了企業之所以承擔社會責任的兩個基本前提：一是經濟組織(企業)如同政府一樣也具有社會契約，即隱含著社會賦予的一套權力和義務；二是企業是社會中的道德代理人，即具有在決策中使用道德規則的能力，不僅具有控制企業行為，也有控制政治結構和規則的能力，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目的是為了履行社會契約、承擔道德代理人的責任。與卡羅爾模型的第一維度相比，這個模型從哲學的層次上，更好地說明了企業承擔各種社會責任的內在原因。

沃提克的CSP模型，進一步綜合了卡羅爾模型中提出的責任、回應和社會議題的三個維度，用原則、過程和政策的框架進行了重新構建，並且詳細分析了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有效回應之間的關係，使我們認識到模型的層次性、整體性和連續性，擺脫了對社會責任純粹概念上的討論，賦之予更實用的管理意義。但最重要的是，這個模型加入了動態的過程概念，提出了解決問題的過程。但企業社會績效中所包含的“績效”，即對企業實施社會績效管理后可能產生結果的預測及其如何評估，在這個模型中卻被忽略了，因此，這個模型還不是完整的。

企業社會績效模型的修正：伍德的CSP模型

在對CSP概念和模型演變進行回顧時，伍德認為上述兩種模型反映了學者們對企業和社會關係進行思考的發展，但仍不足於全面反映企業社會績效的內涵。首先，企業社會績效的概念更應該關注的是行動和結果，而不是僅僅將企業社會責任的不同概念進行整合；其次，社會回應應該是一系列過程而不是單一的過程；第三，社會議題的政策只是企業行為的一個可能的結果，如果政策沒有存在的話，不會由此可以說沒有社會績效存在，因此，以是否制定政策來作為企業社會績效的反映是不合適的，因為企業社會績效可以有肯定的和否定的結果。考慮到這些問題，伍德模型包含的是企業社會責任、企業回應過程和企業行為結果的三個層面(見下表)。

伍德對CSP模型的修正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社會責任原則在制度、組織和個人層次的闡述，區分了長期以來對社會責任的爭論，並強調了原則對人類和組織行為的推動；

二是對特定回應過程的區別——環境掃描、利益相關者管理和議題管理，表明了企業參與外部環境是通過什麼樣的渠道來實行；

三是將社會影響、政策和計劃作為企業與環境相互影響結果的綜合，使CSP更具有實踐評估的可能；

四是在CSP模式三個層面的聯繫加強了對經濟與社會關係的理解，他提供給管理學的研究者更有用的框架或模板來組織對企業社會績效的研究和理論。但伍德模型的明顯不足在於，它僅僅提出了對企業社會績效管理結果進行評估的概念，而沒有進一步提出如何評估的方法或工具。

對於涉及企業和社會關係領域的人來說，從接觸有關文獻開始，必然會被許多含義相同或相近的各種概念所困惑，如企業社會責任、公共責任、企業社會有效回應、企業社會績效、企業公民、經濟倫理、可持續公司以及三條底線方法等，都是這個領域常見的概念。這些不同概念的產生，有的是由於地域上的差別，如歐洲更多使用的是企業社會責任，美國則更強調經濟倫理；有些是由於企業與社會議題研究領域在不同時代的演進，如企業社會公民和企業可持續發展在20世紀90年代的廣泛出現，是以往時代所沒有的；但最主要的是對企業與社會關係領域從不同角度的探討。

從上述三個主要的CSP模型的完善過程中，儘管各有不足之處，我們看到了研究者們一直在努力通過整合該領域的各種不同的觀點和分析問題的角度來建立一種模型，使之成為一個用來理解和掌握企業與社會關係的知識體系框架，成為幫助企業管理者評估企業所應承擔的責任及其動機、識別企業面臨的各種社會議題、並制定相應的行動和回應戰略的工具，這就是企業社會績效模型最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