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lyn waugh

其父阿瑟·沃系英國著名出版商兼文學批評家，也是一位虔誠的英國聖公會教徒。伊夫林·沃從小就受到兩方面的環境薰陶：宗教與書本。沃的父母給孩子讀故事，並與他們一起討論作品。沃在7歲時就寫過一個題為《賽馬的詛咒》的短篇小說，並被收入一個成人作品集中出版。他和他的哥哥長大后都成為作家，與兒時的家庭影響關係頗大。沃上中學時，被父親送到聖公會教會學校，每天早晚兩次禮拜，周末則要去3次。據沃本人回憶，他當時並不覺得這種宗教儀式過於繁瑣。1921年至1924年，沃在牛津大學的赫特福德學院學習，1924年遂轉入希瑟利藝術學校學習繪畫。不久之後，沃便發現繪畫亦非其愛好，又去當中學教員，可兩年之內被開除了3次，從此開始酗酒，並企圖自殺。直到1927年，沃才正視現實，開始從事家人所擅長的文學創作。他先試筆創作了數篇短篇，還寫了傳記文學，1928年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衰落與瓦解》，一舉成名。此後，沃專心寫作，先後出版了長篇小說20餘部，短篇小說集兩部，以及書信集數部，其中被譽為佳作的有：《衰落與瓦解》，《一抔土》（1934）、《舊地重遊》（1945）、《榮譽之劍》（1965）等。沃曾於40年代後期為《舊地重遊》搬上銀幕一事訪問好萊塢，並根據此間搜集的素材創作了《受愛戴的》（1948），這是他最暢銷的長篇小說之一。

出身文學世家的Evelyn Waugh最初表現出叛逆家庭傳統的傾向。20年代早期就讀於牛津大學時，他更感興趣的是裝飾藝術而非文學，但因成績差而被迫離校，轉入一家藝術學校，後來又做過小學校長，兩年內被三個學校辭退。這一連串的挫折最終將waugh撥歸正途，他遲疑地拿起筆，開始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四十年後，這個“英語文學史上最具摧毀力和最有成果的諷刺小說家，以及最偉大的文體家”回首當年，一言以蔽之：“我一開始顯然是個傻瓜。”

Waugh在25歲時結束了他的傻瓜生涯，小說《衰亡》以其諷刺鋒芒和叛逆姿態引起文壇關注。繼之以《邪惡的軀體》和《黑禍》，風格如故，技巧與內涵篇篇推進，奠定了他作為一流諷刺小說家的文學聲名。

《衰亡》是一部帶有喜劇色彩的諷刺小說。描寫天真直率的主人公paul被牛津大學開除后，進入社會開始自立的過程中的離奇遭遇。Paul在一連串混亂而墮落的事件中是一個被動的觀測者和承受者：惡在滋生，善被懲罰，根本沒有行為標準可以遵循；他生活在一個“離道德觀和離童話一樣遙遠的世界中。”他是waugh喜劇中典型的敘事者形象：無所不察，卻又退避中立，被憤怒和荒唐感所圍繞。

由於《衰亡》中的醜聞描寫，waugh的出版商曾要求他刪去某些場面，並在序言中加以否認。確實如Doyle所言，小說粗讀之下，會令人感覺waugh“在以最為輕率的態度，容許七宗罪甚囂塵上，並欣賞邪惡墮落的勝利”。但進一步考察文本，就可以看出“在表面的荒唐和冷漠之下，存在著一個公平與正派的基本準則，與人類的思想與行為偏差形成尖銳對照。”Anthongy Burgess認為小說持續的魅力在於它內在的道德目標。如果不是基於一個西方文學中的大主題——正派的人在世界上尋求正義的權利——的話，很難想象《衰亡》能幾十年來保持新鮮感和活力。

如果說狂野的喧囂充斥了《衰亡》，那麼《邪惡的軀體》卻纏繞著一種無可解釋的悲傷。Waugh 的第二部小說的一個奇特之處是讀者無法在有罪和無辜間作出區分。因為已經丟失了對於傳統價值觀的信仰，《邪惡的軀體》中的adame symes是一個無辜的人，天真地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過。他所處的世界搖擺不定，彷彿在急流中，在飛艇上舉行的狂歡聚會就是這種狀態的象徵。這種不穩定性還表現在小說的敘事中，沒有太多連貫性的情節，從一個場景跳到另一個場景。 Adame的不穩定性也是戰後一代英國青年的普遍特徵，因此，“《邪惡的軀體》和《了不起的蓋茨比》一樣屬於那一類似乎總結並界定了一個時代的小說珍品”。1980年，Clive James在紐約書評上寫道：它依舊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書之一。

Waugh 的第3部小說《黑禍》是以非洲為背景演出的一部鬧劇。Azania 的國王在英國受教育，拿到了牛津大學學位，回國后準備勵精圖治，起用英國紳士seal來把他落後的國家帶向現代文明。Seal 對文明的淺薄理解和Azania追隨seal的指導的盲目熱情最終給他的人民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Waugh 在此並不是要通過azania國建設文明的失敗來表明非洲國家分一杯文明之羹的不可能性，而是對現代性本身的一次狡猾嘲諷。這部狂野喧鬧的喜劇，以更為辛辣的諷刺，貫徹著此前小說的主題：西方文化的淺薄鄙俗，制度的衰敗與崩潰，充斥社會的野蠻。

Waugh的幾部早期小說在Edmund Wilson看來不僅僅是諷刺佳作。他把它們排在20年代最好的小說之列。他說Waugh的小說是英國作品中唯一可以與Fitzgerald和Hemingway的作品相比的：“它們不那麼有詩意，不那麼激烈，但它們屬於一個更古典的傳統。”另一位評論家，Gene Kellog對這幾部作品也給予了特別好評：“它們具有如此生氣，人們一讀到，‘迷惘一代’以及所有困擾著一戰后英國的悲涼空虛便猶如驚夢重現。”

由於waugh把現代社會描繪得混亂而盲目，他經常被認為是一個社會保守主義者。在接受一次採訪時，他闡明了自己的立場。當被問道：“你認為把你稱為反對派合適嗎”時，他回答：“一個藝術家必須是個反對派。他必須站出時代的進程之外，而不是亦步亦趨；他必須作出一些對抗。”

Waugh 與現代社會的疏離導致他在1930年最終皈依了天主教。這在他的一生中是個重要事件。Waugh第一次婚姻的破裂起了刺激作用。他在尋找秩序和穩定性，而這種穩定和秩序曾經為結婚誓言和道德感所強調。

新建立起來的宗教信仰首次反映在1934年出版的《一捧塵土》中。這部帶有較多自傳色彩的小說追溯了Tony和Brenda的婚姻在Brenda與John Beaver通姦后的破裂過程。Brenda的婚外情受到她在倫敦的世故朋友的鼓勵。小說的最後，絕望的Tony為擺脫煩惱到非洲的叢林中旅行，被一個酷愛狄更斯的老人捕獲，從此留在密林中為其誦讀狄更斯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