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尼亞志

《日耳曼尼亞志》是一部關於日耳曼尼亞地區的民族志，詳細地介紹了羅馬時代日耳曼人的起源和風俗習慣以及日耳曼尼亞各個部落的情況。

《日耳曼尼亞志》共分為四十六節，大體上可分為兩部分：第一節至第二十七節是概括性的描述；自第二十八節起，分別記敘各個不同的部落的情況。

《日耳曼尼亞志》中的史料來源很龐雜，公元89—公元93年，塔西佗在帝國北部行省日耳曼人居住地任職4年，期間對日耳曼人社會生活各方面作了詳盡考察，又精心研究了凱撒的《高盧戰記》、普林尼的《日耳曼戰爭史》，又從曾經在萊茵河、多瑙河邊遠地帶服役過的軍官中得到一些材料。塔西佗對於史料也進行了考證、取捨，對於一些他無法判定的事情，他選擇了存疑抑或護列出各種不同的說法。如日耳曼人的始祖問題，他列出了三種不同的說法，但並未判定哪種說法是真，體現出了一個歷史學家的嚴謹。

《日耳曼尼亞志》中體現了塔西佗的道德史觀。塔西佗筆下的日耳曼尼亞地區自由、民主，民風淳樸。政治上，他們還保留著原始的軍事民主制，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帥們商議；大事則由全部落議決……如果人民不滿意他的意見，就報之以嘖嘖的嘆息聲。婚姻上，他們是一夫一妻制，“有些部落的風俗尤其可嘉，在那兒只有處女可以結婚”。在奴隸制問題上，日耳曼地區也不似羅馬奴隸制那樣嚴格，“他們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個家庭。像我們對待佃農一樣，奴隸主只從奴隸那兒索取一定數量的穀物、牛和衣服；奴隸的屬從關係僅此而已”。軍事上，日耳曼尼亞各部流行尚武之風，“他們還覺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獲取的東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無能了”。表而上看，塔西佗只是在介紹日耳曼尼亞地區的風俗，但實際上塔西佗是想藉此來諷喻羅馬社會風氣的敗壞。塔西佗對於羅馬國家世局的道德審視，深刻影響著他的社會歷史觀，及以懲惡揚善為首要目標的史學價值觀：一方而，毫不留情地揭批時代的醜惡與墮落，即通過懲惡而揚善；另一方面，積極挖掘並大力謳歌時代蘊藏的德行與崇高，即通過揚善而懲惡。總之，塔西佗有著濃厚的道德史觀。

《日耳曼尼亞志》中，塔西佗將日耳曼尼亞的居民視為是一個獨立的民族，“我個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亞的居民視為世界上一種未曾和異族通婚因而保持自己純凈的血統的種族”。塔西佗還盛讚日耳曼人，“他們天性純樸，又沒有感染奸巧機詐”。他還讚揚了日耳曼人的尚武之風，看到了他們對於羅馬帝國的威脅，“但近年以來，只見我們在報捷奏凱，而不見我們真正戰勝他們”。當然，塔西佗作為古羅馬的政治家、歷史學家，還是深愛著自己的祖國，替羅馬著想的，“我默禱著：如果這些部落不能對我們保持友好，但願他們彼此仇視起來；因為我們帝國的隆運已經衰替，幸運所能賜給我們的恩典也就無過於敵人內證的了”。雖然塔西佗仍然站在羅馬帝國的立場上，但他能夠客觀、公允地記述其他民族的歷史、風俗，已屬難能可貴。

在《日耳曼尼亞志》中，塔西佗高度讚美日耳曼人所具有的民主、自由精神和堅貞、純樸的優秀品質。日耳曼人“既不受聲色的蠱惑，也不受飲宴的引誘”，他們“天性純樸”，“沒有感染奸巧機詐”，而且“善待他人”，其社會“優良的風俗習慣，其效力遠勝於別的地方的優良的法律。”處于軍事民主制階段的日耳曼人社會，原始時代的民主遺風尚能在社會生活的諸多方而得以保留，“國王……不能一意孤行”，影響全社會的大事如戰爭等事件，全體公眾都要加入商討。日耳曼人以其古樸的習慣，自願將部分畜群或穀物以禮物贈予酋帥，而後者卻無權要求這些饋贈。因為日爾曼人社會的中心是由自動的團結和自動服從軍事領袖、君主而成立的，其社會的紐帶和口號是“自由”、“忠誠”，“各個人憑著自由的選擇，自動服從某一個人，更無須外在的強迫……這一點無論在希臘人或者羅馬人當中是一概找不到的。”

塔西佗想通過《日耳曼尼亞志》一書中對日耳曼人社會具有的民主、自由精神和日耳曼人純樸品質的描繪，去抨擊羅馬帝國前期國力的衰退、官吏的貪暴、統治者的專橫跋扈，以及由此導致的公民對政治的冷漠和國家意識的渙散；他想通過對日耳曼民族社會生活的描寫喚起羅馬公民的國家意識和要求平等地給予各階層權力的願望，以便使羅馬民族能象日耳曼民族那樣具有一種奮進精神。《日耳曼尼亞志》一書向人們提供了一個新生民族與一個逐漸走向衰亡的民族這樣一幅反差極其強烈的歷史畫卷。

《日耳曼尼亞志》是最早的一部全面記載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獻。因為凱撒的《高盧戰記》只是零星地談到一些日耳曼人的情況。但《日耳曼尼亞志》詳細記載了日耳曼人所居之地和日耳受各部落的分佈情況、經濟生活、政治組織、社會生活、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等等。它的篇幅不大，但材料豐富（許多材料是絕無僅有的），記述簡單扼要，鮮明生動。後世的學者，尤其是歐洲學者十分注重這部作品，對它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論古代日耳曼人的歷史》等著作中，曾大量引用過此書中的材料。

塔西佗（約55—約120），古羅馬歷史學家，出身顯貴，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年輕時就以博學多才而聞名，之後他相繼在三位皇帝手下擔任財務官、行政長官、執政官等職。作為歷史學家，他著作頗豐，保存下來的有：《關於演說家的對話》、《日耳曼尼亞志》、《阿古利可拉傳》、《歷史》、《編年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