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根英

1907年出生於上海浦東，9歲起在外商紗廠當童工。

1923年（民國十二年）王根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組織開辦的工人夜校，受到革命的啟蒙教育。

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5年（民國十四年）參加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在鬥爭中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民國十五年）后，王根英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女工部長、上海總工會組織員,參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起義，起義勝利后被工人推舉為上海市政府委員。

1927年（民國十六年）4月下旬作為中共上海代表，赴武漢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隨後出席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同時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代表出席了在漢口召開的國際工人太平洋勞動大會。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女工部部長、中共江蘇省委婦女部部長。擔任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地下聯絡員，協助丈夫陳賡從事中共中央情報工作。在此期間與陳賡相識，並結為夫妻，不久奉命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機關擔任地下交通工作。陳賡也輾轉來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負責領導情報工作。在異常艱險的環境中，在特殊的秘密戰線上，全力掩護和協助陳賡的工作，為黨中央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參與營救了大批被捕的同志，保衛了中共中央和中央領導人的安全。

1931年（民國二十年）底陳賡奉命赴鄂豫皖蘇區工作，王根英繼續留在上海，負責滬東區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的工作。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中，組織滬東工人救護隊、擔架隊開赴前線，運送傷員，籌購藥品等物資，全力支持十九路軍的對日抗戰。

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為支援十九路軍抗戰，在滬東組織了工人救護隊，王根英擔任全國總工會組織委員、女工部部長，積極組織領導上海工人運動，奔赴前線搶救運送傷員。

1933年（民國二十二年）12月由於叛徒的出賣，王根英在上海被捕入獄。在獄中，面對敵人的酷刑和非人的折磨，她堅貞不屈，與帥孟奇等共產黨員一起，同敵人進行了艱苦鬥爭。

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8月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到南京和國民政府和談，並親自到獄中將王根英解救出來，隨後來到延安，進入陝甘寧邊區黨校學習，後到《新中華報》社工作。

1938年（民國二十七年）秋奉命調往抗日前線，任八路軍第129師政治部供給部財經幹部學校政治指導員。

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3月8日八路軍129師供給部和學校駐地遭日軍突襲包圍。在突圍的危急關頭，王根英發覺一個裝有黨內重要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沒有帶出來，毅然沖回村中去取，路上與日軍遭遇，經過了一番與日軍的頑強抵抗，不幸壯烈犧牲，年僅32歲。

8歲隨嫂進紗廠學接頭，11歲進恆豐紗廠做童工。

16歲頂替別人名字進怡和紗廠。

民國13年（1924年）進思恩義務夜校讀書時，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擔任老怡和紗廠第一任團支書。在領導青年工人反對資方剋扣工資的罷工鬥爭中取得勝利。

民國14年（1925年）五卅慘案后，王根英領導工人成立罷工委員會（后改組為工會），響應市總工會要求總同盟罷工鬥爭，提出保障工人權利、增加工資等11項要求，並粉碎資方企圖破壞罷工的陰謀，迫使資方接受全部條件。罷工堅持118天，時間之長，為全市之最。不久，被吸收為中共黨員。

同年12月6日，她帶領部分工人參加上海工人支援北京人民反張（張作霖）倒段（段祺瑞）萬人大會而趕不及上夜班，第二天英大班先以加工資為引誘不成，翻臉將她送上海楊樹浦巡捕房關押。全廠幾千名工人聞訊趕往捕房營救，頂住警方用高壓水槍的掃射，堅持到晚9時，捕房被迫放人。之後她又領導全廠工人抗議吊打童工，懲罰工頭孫富生等鬥爭。

民國15年（1926年）為紀念五卅周年，她率先在怡和紗廠發動罷工，對整個滬東和全市的罷工鬥爭起了推動作用，但她亦因而被迫離廠，在中共楊樹浦部委搞婦女工作。

1924年（民國15年）10月～1925年（民國16年）3月上海三次武裝起義中，她不顧哥哥反對，冒著生命危險，將周恩來送來的槍支和部委秘密購買的彈藥藏在家裡。第三次武裝起義當天，她將武器分發給工人，隨著隊伍向閘北前進。起義期間，她當選為上海市民代表會議執行委員，1927年（民國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她作為上海黨的代表，先後參加在武漢召開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及國際工人太平洋勞動大會。在此期間，由周恩來介紹與陳賡結婚，同年10月回上海在中共中央機關任交通。陳賡因腿負重傷回上海治療，未痊癒就負責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王根英與弟妹等共同組成家庭掩護。後任上海反帝大同盟滬東區分盟負責人。

民國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她組織滬東工人救護隊赴前線搶救傷病員。全國總工會成立女工部時，她任部長。

民國22年（1933年）12月王根英被叛徒出賣而被捕，送到南京老虎橋“江蘇第一模範監獄”關押。在獄中，與帥孟奇等一起堅持鬥爭，並刻苦學習文化。民國25年（1936年）秋她被轉移到南京曉庄“首都反省院”。民國26年（1937年）8月由周恩來、葉劍英保釋出獄，經西安至雲陽八路軍總政治部與陳賡團聚。幾天後即赴延安，進陝甘寧邊區黨校學習。民國27年（1938）秋被調到一二九師供給部財經幹校任指導員，輾轉戰鬥在晉冀魯豫邊區。

早在1923年（民國十二年）認識了此後與她的命運休戚相關的陳賡。當時，陳賡的公開身份是工人夜校教員。課堂上，陳賡的講解深深打動了學員，王根英聽得如痴如醉。課餘時間，陳賡又與學員們打成一片，了解學員們的思想動態。王根英美麗漂亮，舉止灑脫大方，陳賡十分賞識她。他曾大膽地表示對她的好感，還幾次到王根英父母住的破舊棚戶區去看望他們。陳賡聰明過人，來到上海的時間不長，就學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他與上海當地人說話時，一般人很難聽出他是外地人，這對他結交朋友開展工作幫助極大。陳賡用上海話拉家常，王根英的父母很是喜歡他。但當時王根英的心思都撲在工作上，不願考慮個人情感問題。

1927年（民國16年）陳賡和王根英都作為代表出席了在武漢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陳賡決定抓住這次機會向她表白。在一次聽報告的過程中，陳賡拿出一張紙條，寫下：“王根英同志，我愛你！我向你鄭重求婚，希望你嫁給我！陳賡。”寫罷，他把紙條遞給王根英。王根英雖然心裡暗暗喜歡陳賡，但並不認同他這種求愛方式。她把陳賡寫的紙條貼在了身邊的牆上，然後繼續聽報告。陳賡不肯罷休，繼續寫道：“根英，我愛你！我請求你作我的妻子！”王根英如法炮製，又貼到了牆上。陳賡的“調子”越來越高：“根英，我發誓娶你為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陳賡的這張紙條王根英連看都沒看，就直接貼到了牆上。

此時正好休息，大家都圍攏了上來。有人開玩笑說：“王根英，你這樣處理情書，到底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呢？”陳賡頑皮地說：“我看總不是反對吧！她正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陳賡正在向她求婚呢！”王根英“嚴肅”地問陳賡：“你別太自信！我為什麼要嫁給你？”陳賡是一位樂觀幽默的人，無論何時、何地、何事、有何困難、有何險惡，他均笑嘻嘻，樂呵呵，妙語連珠，無拘無束，一言既出，四座生風，人稱“軍中幽默大師”。陳賡這時充分發揮他的幽默才能：“你為什麼要嫁給我？這還不好回答？因為我愛你嘛！再說，我們郎才女貌兼女才郎貌，志同道合且有感情基礎呀！”陳賡求愛這件事轟動了大會，周恩來知道后批評陳賡不懂戀愛的藝術，求愛不講策略。周恩來和鄧穎超親自出面找王根英談話，王根英羞澀地答應了。中共“五大”結束后，經黨組織批准，陳賡和王根英在武漢結婚，成為一對革命夫妻。

他們新婚後，陳賡就與王根英分開了，跟隨周恩來去了江西，籌措和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軍撤出南昌向廣東進軍中。

1927年（民國十六年）8月24日陳賡在會昌戰鬥中負了重傷，左腿中了三顆子彈，脛骨腓骨全被打斷。陳賡歷盡千難萬險，經汕頭、香港到上海。當見到了拖著重傷之軀的丈夫，王根英喜極而泣。王根英還帶來年幼的妹妹王旋梅、弟弟王鑫昌，四人組成一個“像樣”的家庭，以免敵人疑心。王根英的主要工作是協助陳賡開展情報工作。

1929年（民國十八年）王根英在上海生下了兒子陳知非。

1931年（民國二十年）4月中央特科的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陳賡與顧順章的工作關係密切。因此周恩來讓陳賡隱避起來，不久又讓陳賡去天津工作。

1931年（民國二十年）9月陳賡裝作一個病人，帶全家從天津乘火車繞道青島回到上海。陳賡被派往鄂豫皖紅四方面軍工作，王根英帶著兒子留在滬東區工作。

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中共上海黨組織緊急動員起來，全力支持十九路軍。王根英組織了滬東工人救護隊，直接開到前線服務。“一·二八”抗戰結束后，王根英回到工廠做工，她先後在香煙廠、套鞋廠當工人，其間繼續領導和組織工人的鬥爭。此間全國總工會成立女工部，王根英被調任女工部部長。

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秋天陳賡在新集-胡山寨會戰中右腿膝蓋處負重傷，同年10月離開部隊到上海治傷。傷愈后，中共黨組織決定他們夫婦一同回中央蘇區。動身之前的1933年（民國二十二年）12月，由於叛徒出賣，王根英在家裡被捕，被關進了上海提籃橋監獄。王根英被判有期徒刑8年，后被轉送“南京第一模範監獄”，當時這裡關押的還有帥孟奇、夏之栩、何寶珍等“女政治犯”共20餘人。她們在獄中組織了數次絕食鬥爭，王根英表現得堅定勇敢。

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8月周恩來和朱德、葉劍英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國防會議，得知王根英她們還被關押著，於當年8月19日親自與葉劍英、童小鵬到了監獄，點著王根英等3人的名字說：“今天我要見見她們！”王根英她們見到周恩來和葉劍英時，都驚呆了！她們早已做好了犧牲的準備，沒打算活著出去，更沒有想到周恩來和葉劍英親自到監獄來營救她們！

周恩來派車將王根英接到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又親自帶王根英到了西安。

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8月26日王根英又由西安轉雲陽八路軍總政治部和陳賡團聚。陳賡在1937年8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雲陽總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為我們慶賀，並另闢一室使我們做竟夜之談。是晚彼此互訴離情，直達深夜，尚無疲意，其快樂有勝於1927年（民國二十七年）武漢新婚之夕。王根英在獄達4年，艱苦備嘗，在敵威迫利誘下，始終堅持共產黨員的立場，不為動搖，使我對她更加敬佩。”王根英去延安邊區黨校學習。她首先對近4年的監獄鬥爭做了回顧總結，也回顧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她將這些寫成了總結，保留下來的有《王根英自傳》《獄中鬥爭》等數篇文稿。

1938年（民國二十七年）秋中共黨組織批准王根英到一二九師去工作，被分配到供給部辦的財經幹部學校任政治指導員。

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3月8日王根英隨師供給部駐在南宮縣的“前後王家村”。這天敵人進攻冀南軍區駐地，師供給部被敵人包圍，王根英把組織給自己的騾子給傷員騎，自己徒步隨警衛部隊突出重圍。她衝到村外剛喘了口氣，突然發現裝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沒有帶出來，便毅然獨自向村中奔去。大家想攔也沒有攔住。她在駐地將挎包取出，不幸在出村時與敵人遭遇。同志們清楚地看見她在敵人的機槍掃射中倒下了！等大家組織好隊伍衝到村邊來接應她時，她已經壯烈犧牲！她的身上，有彈洞也有多處敵人的刺刀洞痕！汩汩的鮮血，染紅了身下的泥土……

王根英犧牲的時候，陳賡正率三八六旅越平漢線西進。他在當天知道了這個消息。三八六旅的政委看見，陳賡手捏報告妻亡的電報，淚水滾滾而落……有記日記習慣的陳賡，當天在日記中只寫了一句話：“三·八，是我不可忘記的一天，也是我最慘痛的一天。”此後一個多月，他中斷了日記的寫作。還對戰友說：“我要為她守節三年！”果然，陳賡在王根英犧牲三年後才重新考慮再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