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逃劫數

余華的小說似乎一直與理性無關。這尤其表現在他的前期作品中。包括成名作《十八歲出門遠行》,也包括《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現實一種》、《世事如煙》,等等。不難看出，無論是對於寫作主題的擇取，還是對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態的、毫無理性節制的芸芸眾生，都表徵了這樣一種小說風貌：理性的符合心理邏輯的遠遁與非理性的泛濫匪夷所思。與理性無關的主題擇取，和非常態的、精神亞健康的各色人等及其行為和舉止，共同組成了余華特色的非理性的小說世界。這個遠離理性的區域是余華不動聲色的理性透視，冷靜而殘忍。這種小說風貌為余華帶來了文學上的巨大成就並贏得了眾多好評，但由此也帶來了如何在寫作上繼續前進的諸多瓶頸。余華是一位嚴於律己的作家，他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與修正，見證了他由創作豐產期到數年沉寂的全部過程。而如果允許我們溯本清源的話，那麼這個過程，應當從《難逃劫數》開始。

《難逃劫數》發表於《收穫》1988年第6期。它較好地體現出了余華特色的小說世界的幾個關鍵詞：陰謀與冷漠，死亡與暴力，這些全與理性無關並由此標明了余華冷酷敘事的質地和思路。其實不管是出於自我的喜好，還是出於選擇非常態化后的行文必須，在余華的小說中，陰謀都是重要的命題。只是與余華的其它作品里陰謀是一種被動的后發不同，在《難逃劫數》中，陰謀呈現出了更為積極的主動的姿態。包括老中醫的唆使，沙子與森林的互相告密，以及近乎不可理喻的由露珠一手導致的系列性災難。應當說，余華的這種選擇並非無中生有。他看到了人與人之間的陌生、對立、爾虞我詐，也看到了親人之間的疏遠與隔離，連溫情脈脈的面紗也脫落殆盡，他意在揭示一種精神被扭曲了的人的力量是如何變態與強大。與此相關的是冷漠，作品中的人物對陰謀、暴力、殺戮與死亡之種種的無動於衷。冷漠成為關鍵詞的結果，是使《難逃劫數》具有了更多為人所深思的指涉，也使有關死亡與暴力的圖騰浮出表面。

很少在作品中見到這樣多的死亡：無知少年被廣佛殘忍地踢死，漂亮的女孩子彩蝶居然跳樓；仇恨驅使下的東山對露珠的變態報復,“東山是看著露珠體內的鮮血從頭頂溢盡后才離開的”,以及廣佛的被槍斃……人物紛紛死亡的事實與人物對死亡的漫不經心的態度都一樣令人震驚。余華對死亡的處理是驚心而獨到的。在死亡發生之前死亡已經被預料，被預料到的死亡按照死亡的召喚發生。它不接受調劑，不承認事物發展的變化、逆轉與中斷。死亡就是死亡，而且肯定要有死亡。“內中隱藏著對於生命尊嚴的漠視和對於人性的敵意。存在於社會生活和意識形態中的普遍的暴力傾向，就是在這種敵意的刺激下產生並發展起來的。”因此，與對死亡的從不畏懼的偏執相同，人物對暴力的嗜好沒有任何猶豫。一世的謹慎與英明，抵擋不住情慾的誘使與暴力所帶來的快感。甚至所謂的智慧與洞察，就從來沒有對暴力真正的抵制過。這在小說中有很明顯的表現,“直到多日以後，廣佛的人生之旅行將終止時，他的智慧才恢復了洞察一切的能力，然而那時候，他的智慧只能表現為一種徒有虛表的誇誇其談罷了。”這種行為取向有其一定的歷史文化淵源,“中國人歷來缺乏諸如‘愛’與‘同情’等宗教情懷，也一向對暴力有所偏愛，這樣就自然談不上在文學傳統中形成對暴力的批判能力。”所以在余華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發現暴力正是以暴力的方式無所顧忌。

從根本上來說，試圖窮盡死亡與暴力的種種可能，追尋陰謀與冷漠的精神走向，冷酷敘事，原本無可厚非。但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帶來寫作實踐的難度；人物明顯的非理性化特徵與作者過於獨斷的理性調控之間的對峙。為了達到某種寫作意圖,(在人物塑造上的乏力與敘事品格的雜糅)作者的妥協無可避免。這種妥協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余華取得了他想取得的初始目的，余華風格的冷酷與人性之惡的宣洩撲面而來。“背離了現狀世界提供給我的秩序和邏輯。”但是，問題在於，初始目的的完成只是一個“致命的頂峰”。有妥協所導致的相關硬傷的存在，余華無法更高更遠，也容易冒犯讀者的認可極限。這樣勢必會產生一個向下走的過程。到後來，在充分利用了這一妥協所帶來的益處與初步認識到了這一妥協的不足后，余華就開始面臨如何逐步改變他的寫作思路與逐步邁向完善的寫作困境。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可以把《難逃劫數》看作是余華的寫作風格高度成型的標誌與余華對這一風格暗自修正的開始。當然，與此同時，這一轉向有更為深廣的背景。“在九十年代最初幾年，先鋒派的形式主義實驗就已經大大放低姿態。一方面是形式方向的嘗新經驗已經耗盡了小說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是先鋒派試圖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

於是,“余華的這種和‘現實’,和日常經驗的‘緊張’關係，在90年代初寫作《在細雨中呼喊》開始，有了緩和，或者說，嘗試新的解決方式”。這使余華的小說創作具有了向新寫實主義不斷靠攏的可能與傾向，至少是受到了新寫實主義的影響。在某種角度上，可以把余華對福克納的評價，用於闡釋余華在寫作方面的新的企圖,“他找到了一條溫和的途徑，他開始描寫中間狀態的事物，同時包含了美好和醜惡，他將現實放到了歷史和人文精神中，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現實，因為它連接著過去和將來。”只是創作理念的更新與轉變，並不能與創作實踐等量齊觀。余華的調整在起初是具有一定成效的，產生了諸如《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優秀作品。但是當這種調整一路向下，對人物形象的描繪的熱情空前膨脹與情緒緩和的傾向日益上揚，導致了余華的想象力的匱乏與寫作突破的難以為繼。余華的創作生涯在後來進入到了一個相對沉寂的時期，直到2005年《兄弟》的出版才略有改觀。這一事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創作轉向的艱難在余華寫作實踐中的影響的延續。無可諱言，在如何克服人物形象塑造的乏力與敘事品格的重鑄的同時保持想象力的豐富方面，余華仍然是任重而道遠。